乱世出英雄，其实三国时期的历史并不算很长，但三国的确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像是一段浓缩成了精华的历史。不过从东汉末年开始，很多人才都出自于同一个地方，就是被称为“名士之乡”的颍川，熟读三国的朋友肯定不会对这个地方感到陌生。当时各方诸侯身边几乎都有一位来自于颍川的谋臣，为什么颍川产能人的几率就这么高呢?这次就来为大家简单讲讲这个问题，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河南省禹州市，位于中原腹地，地势西高东低，箕山和始祖山南北环抱，形成了四周高、中间低的独特地形。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在此建都，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出产于此，明清时期重要的药材集散地之一，因此，禹州有“夏都”、“钧都”和“药都”之称。
禹州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公元前230年，内史腾率秦军灭韩，俘韩王安，因有颍水自东南横贯西北，故名颍川郡，治所为阳翟(今河南禹州)，郡属县二十个。汉末三国时期，颍川郡治所未变，领县十八。颍川人杰地灵，涌现出众多人才，成为当时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是不折不扣的“智库”。
曹操最为倚重的“五大谋士”中，有三位来自颍川。荀彧年轻时，被认为有“王佐之才”。辅佐曹操后，参与统一北方的顶层设计，多次修正曹操的战略方针，在吕布席卷兖州、袁曹官渡激战、南下荆州等事件中，均有出色表现，同时，大力举荐人才，被曹操赞为“吾之子房”。
荀攸是荀彧的侄子。前者灵活多变，后者沉稳老练，贡献奇谋十二计，为曹操诛吕布、战袁绍、平河北做出了非凡的贡献，被曹操视为亲信，称其为“谋主”。建安十九年(214年)，跟随曹操伐吴途中去世，时年五十七岁。
郭嘉最了解曹操，两个关系融洽，行则同车，坐则同席。每次遇到军机大事，曹操都要向郭嘉问计。郭嘉善于从对手性格入手，分析形势，鞭辟入里，算无遗策。他曾准确预言孙策之死，在官渡之战时贡献了“十胜十败”之计，被人称为“鬼才”，是曹操身边第一谋士。坊间流传“郭嘉不死，卧龙不出”。顺便说一句，向曹操推荐郭嘉的戏志才，也是颍川人。
在袁绍阵营中，也有三个颍川人。第一个是郭图。袁绍能成势，郭图功不可没。初平二年(191年)，郭图成功忽悠韩馥让出冀州，为袁绍坐大打下了基础。第二个是辛毗。他初为袁绍谋士，后来成为袁谭的亲信，袁氏集团覆灭后，曹操征召辛毗为议郎，曹丕升任他为卫尉，死后谥肃候。第三个是淳于琼。他与袁绍、曹操一样，是东汉末年西园八校尉之一。在官渡之战中，曹操偷袭乌巢，淳于琼猝不及防，被曹将乐进斩杀。
刘备身边也少不了颍川人的身影。刘备客居荆州，徐庶仰慕其为汉室宗亲，前去投靠。徐庶的最大贡献就是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在《三国演义》中，徐庶见到曹操伪造的徐母书信后，离开了刘备。正史中，曹操奇袭荆州，徐母被曹军所掳，徐庶救母心切，方才离刘投曹。后人一直认为徐庶是汉臣，其实他在曹魏集团中，官至右中郎将、御使中丞，由此可见，他还是有一番作为的，并非“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汉末政坛实力派人物之一的韩馥，出生颍川，是官方认证的冀州牧，坐拥九郡，家底雄厚，是最早参加倒董联军的诸侯之一。被袁绍设计，让出冀州，投靠了陈留太守张邈。不久，他见袁绍派人和张邈联络，忧惧万分，在厕所里用刻书用的小刀自杀了。
三国时期，是中国书法独树一帜的时期。钟繇擅于篆、隶、真、行、草等书体，被后人尊为“楷书鼻祖”，唐代书学理论家张怀瓘将钟繇的书法奉为“神品”。隐士胡昭，字孔明，擅长隶书，后人评价“钟氏小巧，胡氏豪放”，将两人并称“钟胡”。这两位兄台同样是颍川老乡。
除了书法大家，还有当世名士。司马徽出生颍川，隐居襄阳，对道学、奇门、兵法、经学颇有造诣。有一次，有人告诉司马徽自己的儿子死了，司马徽回答：“很好。”司马徽的妻子听闻，骂他：“人家都说你有德行，现在他的儿子死了，你怎么说好呢?”司马徽答道：“你说得也很好。”从此，便有了“好好先生”的成语。
颍川有名士，也有名臣。赵俨，字伯然，官至司空，是曹家三代老臣，深受重用。在官渡之战，袁强曹弱，很多人和袁绍暗通款曲，阳安都尉李通也想和袁绍取得联系，赵俨闻讯，立刻阻止，曹操得知后，对赵俨大为赞赏。此外，还有杜袭、石韬等人，都是曹魏集团的重要成员。
颍川的人才高地，还有家族化的特点。汉晋时期，颍川出现了陈、荀、钟、李四大家族。在三国时期，这四大家族的成员大都为曹魏集团效力。陈氏的代表人物是陈寔、陈纪、陈群、陈泰，陈氏以名士起家，家风世袭，名贯魏晋，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豪门望族。
前文提到的荀彧、荀攸，来自颍川荀氏。荀氏在汉晋时期名人辈出，有史籍记载的一百多人，很多人在朝廷出任文职高官，并且保持着与皇室的姻亲关系，社会关系盘根错节，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是当时一流的名门望族。
钟氏以钟繇、长子钟毓、幼子钟会为代表。钟繇不但书法了得，政治才能同样出色，受到曹操的重用。陈寿评价钟毓“机捷谈笑，有父风。”官至后将军。在三国后期，钟会平定了诸葛诞叛乱，和邓艾合兵灭蜀，立下不世之功。三人均为曹魏集团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膺在汉末是领袖级名士，出自四大家族之一的李氏。能被他接见面试，犹如录取了世界五百强一般。就连自视甚高的孔融也亲自登门求见。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中，李膺受到牵连，被拷打至死，终年六十岁。
颍川智库形成的原因，与其社会背景、地理位置、文化氛围、人才选拔等方面有密切联系：从社会背景看，二次党锢之祸，士宦冲突集中爆发，士大夫受到宦官的压制。很多颍川高级知识分子回到家乡，开设私学，著书立说，此举促进了当地的文化繁荣。此外，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颍川士族，抱团取暖，互有姻亲，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承。
从地理位置看，颍川邻近洛阳，作为东汉国都已有近二百年历史，洛阳始终处于政治核心，颍川属于帝都的辐射卫星城。更重要的是汉献帝迁都的许昌，也在颍川郡境内。很多人慕名而来，产生了集聚效应。
从文化氛围看，先秦时期，颍川是韩国的属地，韩国是法家思想的发源地。秦亡汉兴，法家思想依然对当地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法家以治国济世为己任，催生了很多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随着曹魏势力的不断壮大，颍川的知识分子发挥的作用愈加强大。
从人才选拔看，曹操的用人之道，一向提倡“惟才是举”的原则。对于有才能的人，曹操不以地位高低为标准，不论身处哪个阵营，均能礼贤下士，平等对待，知人善任。他吸纳人才，为曹魏集团提供充足的人才储备。同时，颍川是曹操的势力范围，又有汉献帝的金字招牌。很多人本着为汉室效命的政治理想，名为汉臣，实投曹营，荀彧就是典型的例子。
三国时期，颍川贡献的人才，风格不同，各有所长，曹操“近水楼台先得月”，是最大的受益者。与孙、刘两家人才凋零相比，曹操麾下的颍川谋士集团和谯沛武将集团，一文一武，相得益彰，是他创业成功的重要保障，也是曹魏集团做大做强的坚实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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