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海战简介：崖山海战背景过程及结果影响
名称:崖山海战
时间:1279年3月19日（夏历二月初六）
地点:崖山（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南）
参战方:宋朝，元朝
主要指挥官:张世杰，张弘范
结果:蒙元获胜
崖山海战，又称崖门战役、崖门之役、崖山之战、宋元崖门海战等，是1279年（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宋朝军队与蒙古军队在崖山进行的大规模海战，也是古代中国少见的大海战。此次战役之后，赵宋皇朝的陨落，同时也意味着南宋残余势力的彻底灭亡，蒙元最终统一整个中国。中国第一次整体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征服。南宋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古典时代的终结，部分人认为这场海战标志着古典意义华夏文明的衰败与陨落。
1277年，福州沦陷，宋端宗的南宋流亡小朝廷直奔泉州。张世杰要求借船，却遭到泉州市舶司、阿拉伯裔商人蒲寿庚拒绝，随即早有异心的蒲耿寿庚投降元朝。张世杰抢夺船只出海﹐南宋流亡朝廷只好去广东。宋端宗准备逃到雷州，不料遇到台风，帝舟倾覆，宋端宗差点溺死并因此得病。
宋端宗因落水染病，不久崩逝，由弟弟7岁的卫王赵昺登基，年号祥兴。赵昺登基以后，左丞相陆秀夫和太傅（太子的老师）张世杰护卫著赵昺逃到崖山山，在当地成立据点，准备继续抗元。不久﹐在现时广东和江西二省抗元的文天祥得不到流亡朝廷的支援，被张弘范部将王惟义在海丰县的五坡岭生擒，在陆地的抗元势力覆灭。
过程
1279年正月，降元之将张弘范率元军攻至崖门，元军浩浩荡荡陆续抵达崖山，对南宋形成三面包围之势。
1279年二月六日，张弘范预备猛攻，元军中有建议先用火炮，弘范认为火炮打乱宋军的一字阵型，令其容易撤退。
1279年二月七日，张弘范将其军分成四份，宋军的东、南、北三面皆驻一军；弘范自领一军与宋军相去里余，并以奏乐为以总攻讯号。
首先北军乘潮进攻宋军北边失败，李恒等顺潮而退。
元军假装奏乐，宋军听后以为元军正在宴会，稍微松懈了。
1279年二月七日正午时段，张弘范的水师于是正面进攻，接著用布遮蔽预先建成并埋下伏兵的船楼，以鸣金为进攻讯号。
各伏兵负盾俯伏，在矢雨下驶近宋船。两边船舰接近，元军鸣金撤布交战，一时间连破七艘宋船。宋师大败，元军一路打到宋军中央。
这时张世杰早见大势已去，抽调精兵，并已经预先和苏刘义带领余部十余只船舰斩断大索突围而去。
赵昺的船在军队中间，四十三岁的陆秀夫见无法突围，便背着八岁的赵昺投海，随行十多万军民亦相继跳海。战后，十余万具尸体浮海。
结果
1279年3月19日（夏历二月初六），崖山海战结束，大宋王朝宣告灭亡。
影响
一：元朝的大统一结束了唐末以来国内分裂割据和几个政权并立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元、明、清六百多年国家长期统一的政治局面；它促进了国内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二：元朝的统一，还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交通的发展；从蒙古族的历史发展角度来看，统一的过程就是蒙古族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程。
三：崖山海战颠覆了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国皇统断绝，夷狄成为统治者，沉重打击了中国人的自尊心。宋朝的灭亡，绝对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第一次亡国。不少外国的史学家将宋朝灭亡视为古典意义中国的结束，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华”。
四：崖山之战后汉族整体被奴役，汉文明的发展与传承受到史无前例的打击和破坏。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管理的朝代，中国文化巅峰的时代，这些都随着宋的灭亡而凋残。
五：崖山之后宋朝的户籍簿上3/4的汉人都被屠杀。当时的汉人的社会精英要么隐居海外，要么投海自尽。蒙古军队占领中国北方时，其种族灭绝手段极为恶劣。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屠城记录。蒙古屠杀造成了中国北方人口大量减少，其程度令人触目惊心。
六：崖山海战之后，旧有的纲纪、伦常、道德标准都被打破了，金钱和暴力是社会大众追求的。民众的道德水平迅速滑落，社会风气持续恶化，而元杂剧中的泼皮无赖，贪官污吏，地痞流氓成为剧中主角。而经历元朝残暴统治之后，整个中国社会逐步流氓化了。
公元12 79年，南宋守军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最后一个据点崖山（今天广东江门一带），与蒙元追军展开了一场生死战，战斗结果：宋军覆灭，十万军民殉国，丞相陆秀夫背着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八岁的宋少帝赵昺投海自尽。
这场战役，史书称为“崖山海战”。“崖山海战”不仅是宋亡标志，而且还被很多国外史学家视为“华夏陆沉”“中国古代历史的终结”。即“崖山之后，再无中国”。
依我看来，作为一个地域，中国何时都客观存在，无论统治者是谁，称“宋”抑或称“元”，不能说元不是中国，即便是中国被征服史，也是中国历史。但对中国主体民族华夏族即汉族而言，元灭宋，确是亡种危机，准确地说，是“崖山之后，第二纪华夏人亡（注：第一纪是先秦远古华夏人，第二纪就是以汉唐宋为代表的中古华夏人）”。
关于这场改变中国历史的海战，日本作家田中芳树的历史小说《海啸》描述得惊心动魄：
公元1279年，人类古代史上规模最为宏大、战局最为惨烈的一场海战不可避免的在新会崖门海域爆发。交战的双方一方是由草原兴起的强大蒙古帝国，它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踏遍亚欧大陆，集中全力准备给敌人最后致命的一击。另一方是国力衰落的南宋帝国，积弱不振的它已经苦苦抵抗了近半个世纪。这是两个民族之间异常残酷的一场绝世之战，对垒双方共投入兵力50余万，动用战船2600多艘。蒙古帝国已经吞并了大陆上若干个咤叱风云的国家，意图借这场战争彻底消灭这片广袤土地上最后的强劲敌人。而南宋帝国在蒙古铁骑的大举入侵之下, 一批忠贞的大臣拥立幼帝从杭州退到福建，再退至崖山建立起海山朝廷，捍卫着保卫江山的最后一丝希望。
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以“宋末三杰”为代表的壮士们，慷慨赴国难，踏上了历史留给他们的最后舞台。一群宋王朝仅存的精英，就这样置身于这天涯海角的一隅，保卫着风雨中飘摇不定的流亡政权。
然而勇气终究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英雄壮志亦不能阻挡波涛般的蒙古铁骑。宋军在初次交锋得胜后，其被动的战术使自己陷入了敌军的围困。数日后，在滔天的巨浪中，缺乏补给的宋军在蒙古军团强劲的攻势下兵败如山倒，全军覆没，结束了这场持续二十多天的海战。
落日的余晖是何其悲壮！“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被囚禁在元军船中的文天祥，目睹了崖山海战中最惨烈的一幕——无力回天的丞相陆秀夫背负着年幼的皇帝，背负着他为之坚持的沉重理想投海而亡。其余宋朝军民也纷纷投海殉国，七日后，海上浮尸十余万，山河为之变色。
……
田中芳树的这段描述十分生动，但忽略了一个关键因素：灭宋的元军，主力不是蒙古铁骑，而多为汉人水军。因为蒙古军队不善水战，所以，这一次是原为宋将的汉人“带路党”张弘范领军主攻。灭宋后，张在崖山石上大书“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字。后来有人在这十二字前加了“宋”字，成为“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表达了“汉人灭汉人”的千古悲愤——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蒙古灭宋，开启了少数民族统治全中国的先河。汉民族遭受了第二次亡种危机，甚至可以说是“亡种之难”。
在宋朝之前，汉民族从来没有被外族征服过，游牧民族虽在汉朝时就很强大，但充其量与华夏并立平行。“五胡乱华”虽然征服了中原，但不足以征服全中国。而崖山海战这一仗，导致南宋政权灭亡，则是中国全境再无一个汉族政权，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彻底成为被征服者，史学界所言的“华夏陆沉”盖因如此。
据吕思勉《中国通史》记录，蒙古帝国太宗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当初进占中国北方的时候，本打算是想将北方汉人全部杀掉，因为他的近臣别迭说：“汉人无益于国，不如空其人，以其地为牧地。”汉人没有任何用，不如杀光他们，把地空出来，变成我们的牧场，让我们这里放牛马羊。但窝阔台的另一个近臣，契丹人耶律楚材出来劝阻，说不可，汉人有用，可以给我们种粮纳税。你杀了汉人，谁给你当牛做马？于是，窝阔台打消此念，将汉人当作农奴使用。
史料显示，蒙古人征服前的南宋，人口约6500万，基本全为汉族；北方汉族人口1000万，而蒙古总人口约100万。
也就是说，总人口不足100万的蒙古人，征服并统治了7000多万的汉人，人数对比超过1：70。无疑，这是继“靖康之耻”后的又一次巨大民族耻辱。华夏的两次灭顶之灾，旷世之耻，俱为两宋创造。
为什么唐朝创造了汉民族无尚荣光，宋朝却两次把汉民族送入羔羊境地？
这里从政治层面做个小结：
比之大唐总结两宋，至少有国家政治方面的“三大失策”：
其一，保皇权之至高无上，不受“有动手能力者”威胁。就像2013年新编历史剧《精忠岳飞》中，秦桧在宋高宗赵构面前，给出杀岳飞理由的经典台词——“不在于他想不想反，而在于他有没有造反的能力。”此言一语中的，赵宋皇室搞崇文抑武，就是要彻底扼杀国民“尚武精神”及“造反能力”。
其二，保皇权之高度统一，思想收紧、儒家接受理学改造。宋朝臣民不仅统一受教儒学，还要戴上更加趋于保守的理学紧箍咒——存天理、灭人欲。
这是比“崇文抑武”更具杀伤力的洗脑运动，令宋版汉人失去“人之本能”，无欲无力，日渐衰萎。对于游牧军队，北宋军队尚有还手之力，南宋军队却已无招架之功。南宋一降，塞外铁骑南下攻城掳掠犹如探囊取物。原因就是“以儒立国”的副作用到了南宋已经积重难返，经过“理学”洗礼的儒教嬗变为“阉割文化”，儒家文化“刚”的一面消失，原来的兵家文化不见了，刚柔相济的华夏文明变成了阴柔见长的雌化物，南宋军民已整体雌化。宋军的功能主要不是抵御外敌而是吓唬国内百姓。
其三，中原文化与胡人文化的融合被割断。大唐中国，奉行对外开放式的“海纳百川”“胡汉合流”，而两宋中国，却奉行自成一统的内敛“小国策”，对于游牧民族部落国，宋人是鄙视加卑微——“牛并孙子着”。
例如，宋人当时对女真统帅的称谓是“狼主”，如果以“狼主”称中原将帅，那可能是一件大不敬的事。中原大臣谁与“狼”粘上干系，那就难逃奸逆贰臣。而在游牧民族当中，“狼主”可以成为尊称，比如在传统评书《岳飞传》中，岳飞老对手完颜宗弼的帐下汉人，便人以“狼主”称之，如此称谓女真统帅，除了表面的“尊重”，不能排除其中暗含对敌首的讥讽。
对于这一点，完颜宗弼可能也心知肚明。不知“狼主”这个称呼是从中原而来还是塞外叫起的，他不拒而笑纳。汉人的嘲讽称谓，丝毫没影响到牧马人的自信心。
而历史反复证明：你怎么称呼对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否在实力上真正藐视对手。以称呼之污，掩盖现实之怯，其实是一种弱者文化的表征。宋朝由君及臣，既不能战胜敌人，又不想学敌人之强悍精神，只想花钱买和平，在文化上藐视对方，所以最后只能沦为野蛮人的“战俘”。
关于精神，美国作家海明威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会被打败。对应海明威这句的，是中国一句古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
这一中一外的两句话，都在说明一个道理：一个民族真正的失败，首先不是经济崩溃、军事失败，甚至不是文化落后，而是精神上的消亡。
此言可基本概述出两宋亡因，以及宋版汉民族出了什么问题。宋朝时的华夏文化登峰造极，但却开启了华夏被征服的历史，乃至古华夏人的被灭，正是政治保守、精神衰败、血性消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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