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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起美国间谍案 震惊美国朝野
1954年11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开庭审判两起美国间谍案，控诉包括11名美国人在内的22名罪犯。当天，首都各界的数百名群众来到最高人民法院军事审判庭上旁听，罪犯的罪证陈列在一边，手枪、冲锋枪、卡宾枪、收发报机、空取器等赫然在目。
审判长贾潜宣布开庭后，首先受审的是唐奈、费克图的间谍案。11名身穿黑色棉袄、剃着光头的嫌犯在解放军战士的押解下进入法庭，在审判席对面一字排开。审判长一一传讯了各被告的姓名、年龄、国籍、籍贯。通过军事检察员姚伦宣读起诉书，得知：
1952年11月29日夜里，一架美国中央情报局C-47型间谍飞机由美国驻汉城的军事基地起飞，沿着朝鲜的东海岸向北飞行，小心地绕过地面高射炮防空火力网，趁着夜色越过鸭绿江，偷偷进入中国领空，向中国吉林省安图县方向飞去。为掩人耳目，飞机上没有任何标志，机内除两名飞行人员之外，还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24岁的约翰·托马斯·唐奈和27 岁的理查德·乔治·费克图。他们此行的任务极为机密，就是要用空取器接回以前被他们空投到中国东北的间谍李军英，以便从李那里取得所搜集的情报，并听取间谍活动的情况汇报，进而继续对中国空投更多的特务。
深夜，飞机飞抵预定地点吉林省安图县境内，并在上空盘旋，驾驶员在搜寻地上目标，唐奈和费克图则准备操作空取器。所谓空取器实际就是一个升降装置，在飞机不着陆的情况下，利用它可以把地面上的人或物资拉到飞机上。找到目标后，唐奈正准备放下空取器，忽然密集的炮火从地面发射过来，飞机来不及逃跑，已被炮火击中，晃晃悠悠地朝地面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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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奈和费克图见情况不妙，紧急跳伞逃生。随着巨大的爆炸声，飞机落地，两名驾驶员同飞机一起葬身火海。唐奈和费克图捡了条性命，被我公安部队活捉。在打扫战场时，解放军战士从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了卡宾枪、冲锋枪、无线电台、收发报机等武器装备和间谍工具。
审讯时，他们两人承认，此次来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要从空中接走李军英，获取他在中国搜集的情报。
审判长询问之后辩护人发言，为唐奈和费克图担任辩护人的是公设辩护人赵希伦。此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刘度、吴英、马骏三位教师为其他被告担任辩护。
辩护人说：美国侵略集团是专门从事侵略的，被告在这个集团统治下受了反动教育，以至做了特务，许多被告年纪还很轻。被告犯的罪行除被告自己应负的责任外，还应归罪于美国的侵略集团。因而，这些情况请审判长在量刑时参考。
审判长经综合审理，最后宣判：被告唐奈判处无期徒刑，被告费克图判处有期徒刑20年。
接下来审理的是美国间谍阿诺德案。1953年1月12日下午，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五八一空中补给通讯联队上校阿诺德，带领美军第九十一战略侦察中队少校作战官包莫、上尉机长维地等14人，驾驶侦察机从日本横田基地起飞，晚上9时许侵入我安东 (今丹东)地区，进行战略侦察。解放军空军部队发现敌情后，战斗机立即起飞迎敌，在安东西北五龙背火车站附近上空将其击中。
阿诺德等慌忙跳伞，结果有3个人当时就摔死了。阿诺德和其他11个人逃过一死，趁着夜幕躲藏起来。第二天一早，附近的村民发现了挂在树上的降落伞和摔死的美国人尸体，立即组织起来搜山，很快，阿诺德等人被村民抓获。
经审理，军事审判庭最后判处阿诺德徒刑10年。其他罪犯也分别判了不同的徒刑。
中国政府对两起美国间谍案的公开审判通过广播传向世界，美国人得到消息后朝野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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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借联合国对中国施压
11月24日，中国媒体将审判美国间谍的消息发出后，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个抗议声明，声明说：唐奈和费克图是美国陆军部在日本雇佣的“文职人员”，美国方面一直以为他们在1952年11月从朝鲜飞往日本的一次飞行中死亡了。他们如何落入中共手中，美国是不知道的……今天北京的广播是我们第一次听说他们被中共拘留着。
接着，美国国务院指令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戈温约见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沈平，提出口头抗议。当时，美国政府一直坚持不跟中国直接接触，但为了被拘留的美国人，他们不得不破例约见我领事人员。
同时，美国人又请英国政府出面帮忙。11月27日，英国驻华代办杜威廉将美国政府的抗议照会转到我外交部，声称：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判处11名美国武装部队人员及陆军部雇佣的两名美国平民徒刑与道义不符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
美国人还在照会的最后发出威胁道：中共当局应当记住，美国人民迄今一直自制地忍受着中共对美国国民所犯的一大串暴行。其实，真正制造事端的是美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51年到1954年间，美国和国民党特务机关一共向中国大陆派遣了230多名特务，空投各种轻重武器上千件，弹药十几万发。
接下来，美国各方纷纷狡辩。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部发言人说，阿诺德等“从来不曾飞到对方的领土上空”，说他们当时的飞行是“去北朝鲜上空执行散发传单的任务”。至于唐奈和费克图，这个发言人干脆说，“这两人偷乘了一架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的飞机，这架飞机在1952年12月2日在汉城和东京之间上空神秘地失踪了”。
这些人狡辩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否认美国人曾进入过中国的领空。二是说唐奈、费克图等是“平民”，不是特务。
不过，唐奈和费克图被俘之后，从他们身上缴获了一张地图，这是一幅美国军方航空测绘的二十五万分之一的中国吉林省安图县的地图。在地图上面还标有一个箭头，指向安图县老岭区，这正是他们被击落被俘的地方。唐奈自己也承认，这是他们预定接头的地点。
至于唐奈的身份，他自己则供认，他是1951年6月参加美国间谍机关中央情报局的，当年12月被美国中情局派至该局驻日本间谍机关工作，担负训练特务和对中国进行空投特务的任务。
美国人最后知道，他们的所谓“抗议”不可能为中国政府所接受，而且他们的威胁也绝吓不倒中国人。于是，变换手法，准备通过由美国操控的联合国，来对中国实施压力。
美国国务院的计划是通过联合国这个舞台，把间谍案炒作弄大。他们恬不知耻地把这两起间谍案同朝鲜问题、战俘问题扯到一起，然后联络跟美国立场相同的国家，在联合国大闹，提请联合国大会讨论。
于是，美国国务院将其抗议照会的副本递交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要求他向其他会员国散发。美国国防部也发表声明，声称被中方判决的11名美国人“符合日内瓦战俘公约所规定的战俘身份”，“扣留他们的做法是显然违反朝鲜停战协定的”。
针对美国在联合国的炒作，12月1日，我外交部国际司提出了回应美国的意见，周恩来看后指示：我判决美国间谍是我内政，有我们自己的法律尊严，与联合国何干？！如我告到联合国，是我自己套上圈子。至于敌人大骂，我们才不怕！对危害我国家的外侨，要按我国法律办，一定要判刑，对其中表现好的，可另行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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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月2日开始，美国同其他15个“联合国军”成员国多次商谈，两天后，美国代表正式提出议案，要求联合国“采取决定性行动使十一名官兵和所有其他仍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
在美国的操纵下，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对美国的提案进行了表决，以47票赞成，5票反对，7票弃权通过了美国的提案。接下来，美国就借此让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出面“斡旋”。
联合国秘书长连发三封电报
就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美国提案后的当天下午，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连发三封电报给周恩来总理，第一封电报说：联合国大会请我设法使1953年1月12日被中国部队俘获的11名联合国军人员和所有其他仍被拘留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获得释放。考虑到一切事实和情况，在此事上秘书长必须亲自担负起特别的责任。鉴于我对此事的关心，我将欣赏获得机会亲自同您商谈此事。为此理由，我愿意请问，您是否能在北京接见我。我愿建议在12月26日之后不久作一次访问。如您接受我的建议，我愿请问，在哪个时候左右的哪一个日期对您是合适的。
这封电报表示了他急切想来中国跟周恩来总理会晤的愿望。他接着发的第二封电报的意思是试探周恩来，因为他对周恩来是否会很快给予答复心里没底。第三封电报，是想促周恩来尽快答复。
从美国方面来说，他们想让哈马舍尔德来北京，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希望利用哈氏的地位和影响，促使中国政府释放在押的美国间谍，这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其次，美国人知道，由他们直接出面跟中国政府闹，恐怕闹不出什么名堂，所以，把球踢给联合国，使这个问题国际化，同时也可以借此缓解国内各方对政府的压力。第三，如果哈马舍尔德北京之行没有取得什么结果，那么，这也可以成为美国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政策的借口，同时，也可以压英国、法国等跟它采取一致行动。
周恩来看过哈马舍尔德的电报后，口述了一份指示给乔冠华，要他起草一个回电，阐明中方在美国间谍问题上的立场。在电报中要指出：美国间谍案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奇怪联合国为什么不谴责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派遣特务间谍到中国做坏事，反而帮助美国索回它的间谍？！ 联合国这样做使联合国的权威地位更加丧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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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澄清间谍案的真相，周恩来强调，要把事件再叙述一遍，并且把其他许多美国间谍对我国进行的破坏活动也列上去。
周恩来同时指出，美国间谍案与战俘问题无关，不能因为空投下来的是穿联合国军军服的特务，就把间谍案与战俘混淆。几年来我们多次发现美国飞机侵犯我国领空，难道任何一架飞机都跟联合国有关？ 如果你作为主持和平正义的联合国秘书长，你一定能了解我们的愤慨的正义性和理直气壮，你一定不会认为此时来中国和我们谈判此事是适当的。如果你另外表示愿来访问中国，那么我们表示欢迎。
周恩来让乔冠华根据上述意思拟一个电报稿，乔冠华起草好电报稿后让周恩来看。周恩来看过后，斟酌再三，没有立即发出。
中方没有立即回音。对于中方是否同意哈马舍尔德访华，不仅哈马舍尔德自己心里没底，美英等国也没底。
当时，周恩来认为，哈马舍尔德要来中国是美国政府的主意，他来的目的自然是按照美国人的授意，替美国人说话。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联合国秘书长来中国，对中方也有有利的一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更直接地揭露美国的反华罪行，阐明我们的原则立场和观点，特别是可以在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直接做工作。
1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次指示乔冠华重新起草两个电报，一个如前面所说的，阐述中国的立场，并要求哈马舍尔德将这份电报转发除国民党集团代表以外的其他各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另一个电报写三句话：一、收到了你要来中国的电报，我们为了和平，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们准备在我们的首都接待你，和你谈有关中国的和平问题。二、关于你来电所提的美国间谍案，我们的立场已详见另电。三、你何时来中国？我们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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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舍尔德当天就给周恩来回电，表示“我欣待着同您会晤的机会”，并说正将周恩来的电报分发给各国代表。
中方同意哈马舍尔德访问北京，哈马舍尔德心里踏实下来。美国人也高兴，杜勒斯对联合国的同伙们说，大家可以暂时“保持缄默”，给秘书长一个发挥作用的机会。
49岁的哈马舍尔德出生于瑞典贵族家庭，1953年3月25日，法国代表提名哈马舍尔德为联合国秘书长人选，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结果为57票赞成，1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代表投了反对票。在国际事务方面，哈马舍尔德标榜“中立”，表示愿意“充当两大势力间的桥梁”。
对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他原则上表示同意。当时国民党在联合国有不少雇员，有的已到退休年龄，哈马舍尔德表示不再从台湾征聘，以便给以后的中国大陆留有位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当局投他的反对票的原因。
日内瓦会议之后，他曾说：“亚洲的一部分(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中没有代表，是一种反常现象，这是一个弱点。” 但同时，他又强调，即使恢复中国的席位，也不能给中国在安理会的否决权。
哈马舍尔德在京斡旋
1955年1月5日下午，哈马舍尔德一行抵达北京。当天下午4点半，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哈马舍尔德，章汉夫、乔冠华等外交部人员陪同会见。
会谈中，哈马舍尔德很会说话，他首先向周恩来表示敬意，感谢对他的邀请和接待。接着说，由于中国在亚洲的重要性，他很久以来就想跟周恩来建立个人联系。虽然他这次来包含一些复杂的情况，但他深信会谈是会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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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对哈氏的来访表示欢迎，称他为中国人民的新朋友。哈氏听了非常高兴。
从第二天下午开始，双方在中南海西花厅进行正式会谈，双方一共举行了四次会谈。会谈当中，周恩来重申了中国在处理美国间谍案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中国政府对此案的处理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所谓决议案中国是决不能接受的。
周恩来指出，双方应该把会谈的重点放在政治问题上，从政治上寻求缓和紧张局势的办法和措施。他同时谈了台湾问题，揭露了美国制造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图谋，指出联合国在朝鲜问题和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公正的。
哈马舍尔德一边为美国人辩解，一边打着联合国宪章的招牌，拐弯抹角地想把美国间谍案同联合国扯到一起。双方围绕各自的立场你来我往，意见分歧很大，以至于使周恩来在一次会谈时说：“我认为遗憾的是，我们共同的见解竟如此少，不同的意见却比较多。”
1月10日下午双方举行最后一次会谈，同前面相比，这次会谈的气氛显得融洽一些。 会谈中，周恩来表示，可以允许美国犯罪分子的家属来中国探望，具体做法可以交给中美两国驻日内瓦的总领事去谈。
哈马舍尔德提出中方是否可以提供美国间谍的生活照片。周恩来答应可以，因为时间关系，只能交给瑞典驻华使馆，由其转交哈马舍尔德。
哈马舍尔德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一再表示感谢。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有了这个结果，也算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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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上午，哈马舍尔德一行乘专机离开北京。
哈马舍尔德返回美国后，斡旋活动仍没有停止。4月26日，瑞典驻华大使转来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致周恩来的一封信，仍是希望中国政府能够释放在押美国间谍。随信还附了12封美国在华罪犯家属给周恩来的信。这些信实际上是在美国政府的策动下写的。
当时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同时也希望通过让这些罪犯家属亲眼看看我人民政府对美国罪犯的教育改造，揭穿美国政府所谓中国政府虐待美国囚犯的谎言，所以，同意家属来华探视。
美国政府当然不希望这些家属到中国来。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曾写信给每个美国间谍家属，不允许他们到中国去。在美国政府的蒙蔽、压力下，一些原本希望来中国探视的家属改变了计划。在这些信里，美国罪犯的家属一方面感谢中国政府对在押犯人道主义的对待，另一方面，则恳请中国政府能够将他们尽早释放。
信中说：感谢中国政府同意犯人家属来华探访，但来华路途遥远，在监狱会见亲人徒增悲痛，不如把他们早日释放。
中国政府完全看透了美国政府的用意，经过研究，决定以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义给他们回信，信中说：收到你们经哈马舍尔德先生转给周恩来总理的信。周恩来总理对于你和你的家庭困难处境深表同情。你们不能到我国来探访你的儿子(丈夫)，我们感到很遗憾。但是无论你在什么时候能够前来，中国红十字会总是准备帮助你的。
中国政府的策略之举，使美国政府的企图没能实现。那些罪犯家属虽然没能来中国，但是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表示了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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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宣布提前释放11名美国间谍
几乎是同时，中美两国驻日内瓦的总领事关于此事的谈判一直在进行当中，美国方面竭尽全力施压想使中方释放在中国的美国间谍罪犯，中方则要求美国不得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双方针锋相对，谈判异常艰苦，而由于美国人缺乏诚意，会谈成效甚微。
在出席亚非会议，周恩来抵达万隆的同时，中方释放了4名因从事间谍活动被捕获的美国飞行员。
4月23日，周恩来表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跟美国人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当时中美高度敌对的状态下，周恩来这个出人意料的声明，表明了中国政府寻求和平的愿望和诚意，在国际上引起了反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随后也表示，中美坐下来谈判是有可能的。
7月13日，新任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来到外交部，向周恩来总理兼外长递交委任书。在随后的谈话中，欧念儒说，他今天上午接到英国外交部的指令，要他转达美国政府致周恩来的口信：
你们和我们在日内瓦的领事代表们曾经在过去一年中对于愿意回到他们各自国家去的平民的遣返问题有过间断的会谈。结果对我们来说是令人失望的。有人建议，如果这些会谈是在更有权力的一级上进行的话，则将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这也将有利于进一步地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实际问题。如果你对此赞同的话，我们将指定一个大使级的代表在上述基础上同你们相当级别的代表于相互同意的日期在日内瓦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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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念儒转达完口信接着说，英国政府认为这个建议是有用的，英国政府希望中国政府能接受这个建议。
周恩来表示，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建议，中方研究之后会通过英国代办处给予回复。7月15日，周恩来召见欧念儒，对美国的建议给予答复，通过英国政府转达给美国政府的口信：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对于美国在华侨民的情况，曾经向你们作了适时的和具体的通知。但是，关于中国在美国的侨民，特别是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我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和适当的回答。因此，一年来中美双方在日内瓦会谈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更不能满意的。我们认为你们来函中所述及的建议是有用的，即中美在日内瓦的会谈在更有权力的一级进行，以便有助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解决，并且有利于进一步讨论和解决我们双方之间目前有所争执的某些其他的实际问题。我们将按照这个建议派出大使级的代表同你们的相当级别的代表在日内瓦会晤。
中美将举行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传出，世界各国媒体十分关注，各报记者纷纷向中国驻瑞士公使馆和驻日内瓦总领事馆打探消息。
中央对中美大使级会谈很重视，决定由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担任中方谈判代表。而美国派出的谈判代表则是在日内瓦会议上跟王炳南谈判的那位美国驻捷克大使约翰逊。外交部还成立了由章汉夫、乔冠华等参加的会谈指导小组，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制定了会谈方案和对策。当时我方是做好了大使级会谈的基础上，进而举行外长级会谈的准备。
为了争取会谈的主动权，中央决定在会谈开始之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但不包括唐奈和费克图。
7月30日，外交部电告王炳南大使，中央决定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以服刑期间表现较好为理由，由最高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指示王炳南在第一次跟美方会谈时抢先宣布这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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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阅读：毛泽东为何两度剥夺周恩来总理权力
往事导语：其中关于周恩来和毛泽东关系的多次记载显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多次表示对周恩来的不满，不仅出言相讥，甚至两度剥夺他的总理权力
已经逝世的中共元老薄一波，在1988到1993年间写了近八十万字国史性质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由于薄一波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和亲身经历，这部“将个人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是研究1949年中共建政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期间的中国历史比较有价值的著作。其中关于周恩来和毛泽东关系的多次记载显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多次表示对周恩来的不满，不仅出言相讥，甚至两度剥夺他的总理权力，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曾态度强硬地顶撞过一次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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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管外交，一度大权不如高岗
据薄一波的回顾，周恩来虽然在中共建政后一直是中国的大管，但他的总理职务并不是坐得很稳当的。1952年8月，各中央局和大区行政委员会主要领导相继进京任职，当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这当先的一马就是高岗，他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兼任国计划委员会主席进京，计委因此有“经济内阁”之称，不属周恩来的政务院(即国务院)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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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一波1953年春组织财政部出台新税制后，因“事先没有报告中央”等原因而受到严厉批评。不久毛泽东又认为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机关的领导。此后，经济计划工作和八个工业部由高岗负责，周恩来事实上只负责外交事务。在高岗次年初受到整肃后，周恩来的总理权力才又有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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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冒进，被要求写检讨写到白发增多，且不准秘书代笔
周恩来1956年提出“反冒进”再度令毛泽东不快。当时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认为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现象，提出稳健的发展思路，但与毛泽东的意思向左。据薄一波记载，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特别表扬了柯庆施的文章《乘风破浪》，“16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再次拿出柯文，当众对周总理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总理回答：‘我写不出来。’”
从1957到1958的一年半年时间内，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仅薄一波在书中披露的就有：1957年9、10月间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12月的杭州会议，点了周恩来的名;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的成都会议，4月的武汉汇报会，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5月致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信。毛泽东批评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了一泄气不得了。”“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它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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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只得不断检讨，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作了公开检讨。毛泽东不但对周恩来前两次检讨不满意，而且不许周恩来秘书帮助写检讨，以至于周恩来在写检讨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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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失去了经济管理权
中共建政之后，周恩来除了总理一职，还兼任外交部长。到了1958年2月，外长一职由副总理陈毅接任。同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防止闹分裂的话，周恩来便提出要中央考虑他当总理适宜不适宜的问题。在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时，常委们都挽留他，只有毛泽东没有说挽留，也没有说不挽留。事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小组，各有专人负责，周恩来的权力被大大消减。到了大跃进期间，周恩来实际上失去了对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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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分子的说法，周恩来不认错
中共中央1956年1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央发表讲话，强调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之后，在1962年3月的广州会议上，以及人大二届三次会议上，周恩来都认为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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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周恩来的发言是代表中央的，但1956年的中共八大仍然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再次说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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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1962年的报告就被有些人质疑，当周恩来要毛泽东就此表态时，毛泽东没有说话。但是据薄一波记载，在同年10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很不客气地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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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恩来当时也显得比较强硬，薄一波记载，周恩来在1962年10月11日地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对知识分子，说我们提倡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是没阶级分析，我是代表党作报告的，是党批准的，不是我一个人起草的，少奇在宪法报告上讲过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认为我在广州会议上讲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有什么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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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后一次与周恩来握手
1974年5月28日，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来访。次日，周恩来陪同拉扎克接受毛泽东的接见。据在场的摄影记者杜修贤回忆，他拍完了会见的镜头，站在书房门外静候着宾主相送的一刻的到来。
深夜里，毛泽东书房的门悄然打开，短暂而简单的告别之后，邓小平、乔冠华陪同拉扎克走出了毛泽东的书房，但一同进去的周恩来并没有同他们一起与毛泽东告别。杜修贤本能地向门里多看了一眼。只见送走了客人的毛泽东一脸的倦容，当他的目光与守候在门边的周恩来的目光相遇的一刹那，杜修贤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他娴熟地端起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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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周恩来伸出了手，毛泽东不由自主地也伸出了手，而且目光也随之从周恩来的脸上滑落到他的手上。杜修贤没有错过时机，留下了镜头前两位巨人的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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