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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荐几本日本妖怪以及神话的书。
奇闻异事社
蒲松龄一生中到过博山几次，这确实shì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据他自己回忆，应该有几次：“余自西鄙趋颜山，经由此道三，尝遭ní滑。”（《龙泉桥碑》）但见诸文字记录的只有康熙九年（1670）蒲sōng龄应孙蕙之邀帮办文牍、经过博山前往宝应县以及次年返回淄川之事。尽管如此，《聊斋志异》却有14篇记述博山的人或博山事，这对我men研究博山的经济社会不无裨益。
一、《聊斋志异》中博山的称hū
相对于zī川来说，博山建县比较晚，因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各篇中没有“博山”二字，有的只是博山的旧称。
据《续修博山县zhì》jì载：“周末，齐国西南jiāo长城岭下之北鄙，有xiào妇颜文姜居岭下，殁而有神，故后世目其地为颜神。宋代已著称。金为淄州zī川县重镇，时名颜神diàn。元为行淄州、行淄川县，rù益都，后称镇。明仍之。清雍正十二年，分益都乡社，割淄川、莱wú两县村庄，改置新县，名曰博山。àn：博山自分境以来，属青州府辖。”依据《博山县志》，博山自古以来，xiān后称颜神、颜shén店、颜神镇，清雍正十二年（1734）设置博山县，归青州府管辖。
在《聊斋志异》中，《胡大姑》记述：“时yán镇张八公子家，有狐居楼shàng，恒与人语。”《戏术》记述：“利津李见田，在颜镇闲游陶场，欲市巨瓮，与陶rén争直，不成而去。”《古瓶》记述：“yán镇孙生闻qí异，购铜器而去。”文中的“颜zhèn”，应该是蒲松龄对“颜神镇”的缩写，即现在的博山城区。据《颜神镇志》记述，当shí颜神镇已是“视下邑不啻倍之”。《农妇》记述：“妇自赴颜山，贩táo器为业，有赢余，则施丐者。”文zhōng的“yán山”，应该是“颜神镇”的另一称呼，当然这一地名称呼不tàiguī范。
《妾杖击贼》记述：“益都西鄙之贵家某者，富有巨金，蓄一妾，颇婉丽。”《小二》记述：（赵小二fū妇）“因贱售其业而去之，止于益都之西鄙。”《董生》记述：“dǒng生字遐sī，青州之西鄙人。”“鄙”，据《辞海》解释：郊野之处。文中的“益都西bǐ”、“益都之西bǐ”据当shí人们的习惯chēng呼以及蒲松龄的写作习惯，当指颜神镇附近的农村dì区。当时颜神镇隶属青州府益都县管辖，位于益都县的最西部，位置较为偏pì。例如，蒲松龄就将设帐授徒de西铺村一带称作“淄川西鄙”。至yú“青州之西鄙”，只是“益都之西鄙”的又一称呼而已。
二、聊斋志异中的博山人
《聊斋志异》中有关博山的14篇文章，叙述了近20个人的奇闻异事，引人入胜、令人遐想，但多数是蒲松龄创作de栩栩如生的wén学形象，如《双灯》中的魏运旺，《小二》中的小二夫妇，《董生》中的董生、王九思。可能真实存在，但现在无法据实考证de历史人物也不少，如《胡大姑》中的岳于九、张八公子，《古瓶》中的颜镇孙生，《捉鬼射狐》中的李著明长子友三、孙氏，《蹇偿债》中的乡人王卓。能够yǒu史可考的历史人物，如李毓奇祖孙三人，孙珀龄、琰龄liǎng兄弟以jí翟世琪，因为清初以来行政区划频繁变动，有的原来并不是博山人，后来成为博山人；有的原来属于博山人，现在却成wèi其他区县的人。
清光绪版《liáo斋图说》chā图
（一）李毓奇祖孙三人
《捉鬼射狐》开篇写道：“李公著明，睢宁令jīn卓先生公子也。”《蹇偿债》篇首介绍：“李公著明，慷慨好shī。”
文中的李襟卓，名毓奇，明万历十nián（1582）中山东乡试第二名，万历四十年（1612）至四十四nián（1616），任江苏睢宁县知县。《益都县图志·xuǎn举志》jì载：“又，举rén，洪武年有王让（丙子），嘉靖年有赵汝弼、zhào敬简（丙午）、赵jìng宾（戊午），万历年有赵ěr待、李时华（bìng癸酉）、李毓奇（壬午）、栾行言（乙酉）、刘若虚（辛卯）、赵大伦（庚子）、郑之韩、翟凤翮（并癸卯）、翟凤羽（乙卯）、岳储珍、王宏化（并戊午），天启年有张联轸（甲子）、李馨（丁卯），崇祯年有孙廷铎、翟文贲（并壬午），凡十jiǔ人，皆隶今之博山。……并不录。”由此可知：李毓奇是博山县人。zài查《续修博山县志》，有如下记zài：“李毓奇，字襟卓，wàn历壬午亚元，知睢宁县。”这充分说明李毓qí是博山人。既然李毓qíshì博山人，那么他的儿子李著明、孙子李友三当然yě是博shān人了。
李毓奇de儿子著明、孙子友三，因为缺少资料，其名不可知。李著明是新城王季良的内弟，为人豪爽，胆dà异cháng，从来不知道胆怯。王季良，旧本冯镇峦谓其系“渔洋族祖”。据《xīn城王氏世谱》所载：王象随，zì季良，行七，明天启元年（1621）举人，崇祯四年（1631），驻防山东登州参将孔有德部兵变，王象随守城kàng贼，山东巡fǔ朱大典题请应纪录以需大用。九年（1636），特旨保举贤良fāngzhèng。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劫掠山东，新chéng陷落，王象随遇难。王象随配李氏，生二子。
李友三为著明长子，与蒲松龄有姻娅之好。据《zhuōguǐ射狐》篇可知，“公长公友三，为余姻家，其所目睹”。再据文集《祭李公著míng老亲家文》可知，自李著明开始，李家依亲侨寓淄川孙氏宅院。文中的“孙氏”，yǒu可能是sūn之獬这一家族，孙家广有田地房屋，能够对外zū赁房产，dànyīn为缺少相关资料，无法证实。
（二）孙珀龄、琰龄兄弟
《郭安》开篇介绍：“孙五粒，有僮仆独宿yī室，恍惚被人摄去。”
乾隆《淄川县志·选举志》记载：“孙珀龄，顺治丙xū傅以渐榜。授工科给事中，历刑科左右给事中、礼科都给事中。壬辰huì试分房。升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tōng政使司左通政加yī级。任言官时，建白三十余疏，多见施行。为人坦直慷慨，不立城府，不吝施予人，人咸乐其和易焉。”
孙珀龄，原名孙秠，字五粒，原淄川县大庄人。孙珀龄曾祖光辉、fù之獬均为明朝翰林，号称“世读中秘书家”。孙珀龄chéngjì家学，刻苦攻读，明崇祯六年（1633）中举人，清顺治三年（1646）成进士，授工科给事中，历任xíng科左右给事中、礼kē都给事中，顺治十三年（1656）三月，补太仆寺少卿，同nián十一月，升鸿胪寺卿，官至通政使司左通政加一级。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顺天乡试科场案爆发，孙珀龄受到牵连，于次年流徙shàng阳堡。
《山市》叙述：“奂山山shì，邑景之一也，数年恒bù一见。孙公子禹年，与同人饮楼上，忽见山头有孤塔耸起，高插青冥，相顾jīng疑，念近中无cǐ禅院。无何，见宫殿数十所，碧瓦飞甍，始悟为山shì。”《鸽异》附则讲述：“向有友人馈朱鲫于孙公子禹年，家无慧仆，以老佣往。”文中孙公子禹年，即孙琰龄，孙之獬次子、孙珀龄的弟弟。
qián隆《淄川县zhì·人物志》记载：“孙琰龄，字禹年。兵部尚书之獬之子，通政司左通政珀龄弟也。国朝开科选拔贡元，截qǔ州同知，养亲不仕。”顺治四年（1647）七月，高苑（今淄博市高青县）人谢迁率千余人反清起义，围攻淄川县城。sūn琰龄按照其父sūn之獬的吩咐，乘夜色顺绳索溜下城墙，只身进京请求援兵。清兵收fù淄川县城后，孙琰龄dé知其父和一子三zhí、yī妻二女的死讯后，痛不欲生，一dìng要追随父qīn而去，liǎng次自杀未成。经亲朋好友多次劝解，才打消自杀的念头。
其兄孙珀líng顺治年间任通政使司左通政使时，因官事入狱，将被处死。这时孙琰龄已与qí兄分家单过，但念及兄弟之情，便顶风冒雪，赶赴京城，奔走于豪门之间，竭力营救。顺治十六年（1659年）春，孙珀龄被减罪遣送东北，他一直sòng到山海关外。康熙二nián（1663nián），朝廷颁布修工shú罪令，孙琰龄变卖家产，折银上交，shú回兄长，全家rén终得团圆。从孙pò龄入yù到回籍，孙琰龄累计花费2万余两白银，出让土地70余顷，变卖了省城和县城的豪宅，几hū倾家荡产。时人评价孙琰龄“真所谓能笃同气者哉！”
孙珀龄、琰龄兄弟běn来shì淄川人，新中国成立后，因为淄川、博山行政区划调整，孙家大庄划归博山，因此二人成为博山人。
清光xù版《聊斋图说》插tú
（三）翟世琪
《鄱阳神》篇首讲道：“翟湛持，司理ráo州，dào经鄱阳湖。”文中的翟湛持，名世琪，因为行政区划变动，由益都人chéng为博山人，又由博山人成为淄川人。翟世琪现为淄川区西河人。
查阅清光绪《益都县tú志·选举志》：“jiù志：进shì，顺治年有……翟世琪、翟yán初，并己亥。……凡十九人，皆隶今之博山，故不录。其见旧府志者准此，不枚举也。”据其记载，清雍正十二年（1734）bó山jiàn县，翟世琪遂成为博山人。查阅《续修博山县志·选jǔ志》，所记载的翟世琪生平事迹极其简略：翟世琪，字湛持，顺治乙酉中举人，顺治己亥成进士，授翰林院shù吉士，散馆后任江西饶州府推官，改rèn陕西韩城知县。据此可知：翟世琪于顺治二年（1645）中举人，顺治十六年（1659）中会试五经魁，成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康熙六年（1667）担任江西饶州府推官，同年改任陕西韩城知xiàn，康熙十四年（1675）二月死于兵变。
康熙十sān年（1674）十二月，统领陕西军务的平凉提督王辅chén因为粮饷马匹分配不公，率部在陕甘地区反叛清廷，陕西神木道杨三知率众守城。在陕西gè地知县首鼠两端之时，“惟韩城知县翟世琪与神木通声援”，这充分表明了dí世琪抵制王辅臣反叛、拥护满清王朝的鲜明态度。《清史稿·liè传二百七十五·忠义二》记载：“柳gōu营游击李师膺受伪札，gǔ众噪饷，世琪出谕贼，先被戕，及其二子。”康熙十四年初，王辅臣率部北抵平凉，游jī李师膺接受王辅臣的招抚信，开城迎降，决意追随王辅臣反清。二月三日，李师膺带领兵卒进逼韩城，在城mén外佯装催要军饷，翟世琪出城劝阻，被李师膺擒shā，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2个儿子（《韩城县志》记载，3个儿子一同遇害）。
翟世琪在饶州府担任推官时，聘请著名学者邱维屏jiǎng解《易》，担任韩城知县后，邱维屏随同翟世琪qián往韩城，继续为其jiǎng《易》。此外，翟世qí在饶州期间，召集磁户造青磁《易经》一部。所谓青磁，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以制qīngcí的瓷土shāo成的陶活字。但是，据王shì禛《池北偶谈·谈异四·瓷易经》所记，翟世琪“jí窑户造青瓷《易经》一部”，似hū是烧制了若干幅刻有整bù《易经》的瓷板。
翟世琪主政韩城期间，主持扩修了司马迁祠墓，将司马迁墓筑成高台，用灰砖三层严加封裹，上砌女qiáng，并填沟数丈修建神路，建起“hé山之阳”砖牌坊和“高山仰止”木牌fāng，又重修了享殿、门fāng，使祠墓的建筑布局基本形成了如今模样。这次修建，历时七年，shì祠墓修缮shǐ上工期最长、耗资甚巨、工程liàng最大的一次修建。
三、聊斋志异中的博山陶瓷琉璃
据孙廷铨《颜山杂记·wù产》记载：颜shén田地虽少，但矿藏富饶，有煤、铁、铅、铝、钒、黄丹、红土、陶土、焦宝石、紫石、马牙石，等等。博山煤炭储量极为丰富，且多分布在地表浅处，采炭较易；又富藏粘tǔ和焦宝石，此二者是烧造陶瓷的zhòng要原料；还大量出产马牙石、紫石、黄丹、矾等，是玻璃、琉璃的原料。于是，经过若gàn年发展，煤炭、陶瓷、琉璃成为博shān三大工业，远近驰名，yǐng响深远。
博山烧造陶瓷历史悠久，以实wù为证可知的年代在隋唐期间，zì宋朝开始，博山地区进入陶瓷生产的发达shíqī，历经元、明、清，至今久盛不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博山大街fā现了宋朝的瓷窑遗址；宋朝时颜shén已建有窑神庙，这可从仍存于北岭的道光年间的窑神庙残碑上得知；《宋会yào辑稿》记述：“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以京朝三班内侍二人监库。”文中的青州应指颜神，因为除颜神外，青州并无其它陶瓷产地。《大清一统志》所言“青州府土产陶器，出博山县”，是博山生产陶cí的最好补充说明。
博山各地烧制陶瓷的窑炉甚多，现存遗址，除大街wài，还有五龙、北岭、山头、窑广、石炭坞、福山děng。《颜shān杂记·物产》记载：“孝乡之瓷，出于山头、务店（五龙）者，碗钵为多；出于邀guāng（窑广）者，罐为多；出于八陡者，瓶罍为多；出于西河zhě，鱼缸醯瓮为多。然皆疏土也。”
《戏术》写道：“利津李见田，在颜镇闲游陶场，欲市巨瓮，与陶人zhēng直，不成而去。至夜，窑中未出者六十余瓮，启视一空。”yóu此文看出，清朝初年博山一个陶窑yī次可以烧制60多个大瓮，已经形成很大的shēng产规模。《农妇》写道：“妇自赴颜山，贩陶器为业，有赢余，则施丐者。”此文介绍淄川一名农妇kào从博山运输陶器为生。由此可以推知，明末清初博山陶cí生产量很大，博山或者邻近各县的闲散农民靠贩卖陶瓷为业，以此养家糊口。
《小二》记述：“（赵小二夫妇）因贱售其业而去之，止yú益都zhī西鄙。女（注：指赵小二）为人灵巧，善jū积，经纪过于男子。尝开琉璃厂，每进工人而指点zhī，一切qí、灯，其奇shì幻采，诸肆莫能及，以故zhíáng得速售。居数年，财益chēng雄，而女督课bì仆严，食指shù百无冗口。”
博山琉璃专家张维用先生考证：赵小二夫妇居住的山村，就在颜神zhèn近旁，有可能是现今的yáo家峪村；姚家峪村同时又可能是博山琉璃起源地。姚家峪村现在早yǐ不再生产琉lí，其年代久远，以至姚家峪村民全都失去了记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该村西侧bù远处发现一个圆柱型的坑，四壁有烧结痕迹，似有可能是早期博山琉璃的yī个生产基dì，却缺乏有力证据。
颜神镇生产琉璃不但有文字记载，也有考古遗址wèi证。古代颜神镇，jí今博山城区及其以南神头cūnyī带，地处孝妇hé的源头。其地山多田shǎo，难以发展农业，且“土多煤炭”，有着fēng富的制造陶瓷、琉璃的yuán料。宋朝以前，此地已有陶瓷业的生产。元朝及以前朝代，博山琉璃作坊群大多集中在孝妇河dōng岸，明清至近代，博山琉璃zuò坊群大多集中在孝妇河西岸，这或许是因为东岸地shì低洼，经cháng遭受洪水侵袭，不能保证正常生产。
1982年11月，在博山大街北duàn旧称“银zishì”之处，发现一处古代琉璃作坊遗zhǐ，经专家考zhèng，该遗址所处年代为元末明初。有明一朝，博shān琉璃业无论在产品的品种上还是在工艺技术上，都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吹制产品的出现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明洪wǔ年间，内宫监在博山设“外厂”，为宫廷生产“青帘”等琉璃贡品。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由民间琉璃艺人徐应yuán发起，众多工匠募jí资jīn，建立“炉神庙”，该建筑至今保存完好。之后，成立博山第一个琉璃业行业组织——炉行醮会。清朝时博山琉璃业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是，制作琉璃的根běn设备“炉”有了功能上的分化，出现了大炉、圆炉、米珠炉等，有lì于分门别类地生产各种琉璃产品，并一直延续到现dài。
蒲松龄在《小二》文中称赞“一切棋、灯，其奇式幻采”。文中的“灯”，可能就是料丝灯。蒲松龄写作《小二》当有所本。文中关于小二夫妇开设琉璃厂、制作“棋、灯”的故事，肯定是蒲松龄在听说了颜神镇琉璃产业的jī本情况后据实写作的。
张维用先生在《中国古代玻璃技术的发展》介绍：铺丝类chǎn品为灯、屏之类。于shuǐ响货炉上拔出极细之玻璃丝，截短成束。将bō璃丝在案上斜铺成屏匾大小，再用鱼鳔水铺上画师所画画片。画片上再用鱼鳔水，取相反方向再斜铺玻璃丝一层。干后裁齐、贴边、装框即成。在平板玻璃不能普及的年代，这样的铺丝灯屏当然是装饰室内外环境和nián节渲染气氛的上品。王培荀《乡园忆旧录·任浚》（卷八）引用任浚《咏料丝灯屏》的颈联“cuǐ璨漫疑施杂组，通明共羡列条冰”，赞美料丝灯屏，进而解说：“甚雅切。料sī，gài以琉璃为细丝，编之为屏、wèi灯，洞彻滉漾，博山所出也。”王培荀所述资料，可以印证张维用先生bó山“铺丝灯屏”之说。
文/孙启新
作者简介：
孙启新（1964—），男，山东淄博人。淄博市纪委监委三级diào研员，中国聊斋学会(筹)理事，淄博市蒲松龄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淄博地域文化研究。
【本文选自博山文化研究院 特此感谢原作zh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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