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导弹和核武器试验基地建设之初，两个基地生活异常困难，加之地处戈壁，没有社会依托，柴米油盐这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无法保障。
在1960年初，部队从河南、山东等地秘密招收大量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前往大西北两个基地，他们中有做酱油、酿醋、做粉条、磨豆腐、掌鞋、修车、养牛羊猪、种菜等各行各业的师傅。
部队通过当地政府，秘密物色人选，进行严格政审考察。这些人严格遵守着“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规定，自己也不清楚要去哪里，去干什么。
这些农民约有一万人，一夜之间，这么多农民从他们几代生活的热土上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至今，他们中很多人的第二代、第三代还生活在那里。
苏联专家选址竟是敦煌
很多观众知道中国原子弹试验场在罗布泊，鲜为人知的是，苏联专家选定的最早的试验场竟是敦煌。
后来中国第一任核试验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实地考察，发现苏联专家采用的敦煌地图都是错的，地图上的几条河100年前都干涸了，并且敦煌土质太松，高空风又是吹向黄河中下游，核试验将影响到内地生活的百姓。
更要命的是试验场离莫高窟太近，只有130公里。
张蕴钰是位儒将，喜欢写诗，专程去莫高窟看了看。他在莫高窟壁画前大气都不敢出，生怕口中的哈气会破坏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多年后谈起此事，张蕴钰还感到后怕，如果当初听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原子弹肯定将毁了敦煌这一伟大的世界文化遗产。
志愿军第20兵团“神秘失踪”
在中国军史上曾经有一大谜团——志愿军第20兵团曾“神秘失踪”了。
当时，根据朝鲜停战协定，志愿军第20兵团一直驻扎在朝鲜。
1958年冬，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20兵团一夜间不见了，引起美军的高度警惕。
当时，20兵团战士正坐在闷罐列车里，一路西行。大家都不知道列车的目的地，所经车站站牌都用草帘子遮住了，官兵们只能根据太阳光的变化，猜测列车是在向西行驶。
目的地终于到了，是一望无际的沙漠。20兵团的任务是在沙漠上修铁路、机场，至于为什么不知道，也不让问。
直到两年后他们才知道，他们是在一个叫额济纳旗的地方，他们正在建设的是中国的首个导弹发射场。
1959年9月28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艾森豪威尔请赫鲁晓夫转告中国领导人，希望释放几名在押的美国战俘，赫鲁晓夫满口答应。9月29日，赫鲁晓夫从美国直飞北京，参加共和国10周年庆典，当晚与毛泽东进行会谈。
因为台湾问题，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干涉中国内政，双方气氛紧张。赫鲁晓夫又替艾森豪威尔转告中方，希望释放美国战俘，毛泽东回答：“你不能替中国做这个决定!”赫鲁晓夫威胁要撤回包括“两弹”在内的苏联专家，会谈不欢而散。
第二天国庆大典，检阅部队前，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内，赫鲁晓夫再次向毛泽东提到释放美国俘虏，毛泽东当时拍了桌子：“我们不需要教师爷!不需要指挥棒!”
1959年10月2日，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再次会谈，一直到晚上还没结束。参加庆典的还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为了招待贵宾，中方安排了两台晚会，一台是怀仁堂的京剧晚会，由梅兰芳演出《穆桂英挂帅》，另一台是文化部礼堂的舞蹈晚会，由苏联着名舞蹈家乌兰诺娃演出《天鹅湖》。由于毛泽东、赫鲁晓夫还在会谈，不能确定两人观看哪场晚会，两场演出都不敢开始，化好妆的梅兰芳、乌兰诺娃只好等在那里。
那天晚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都没去看演出，会谈结束时还在为美国俘虏争吵。
在新中国一千多名开国将军中，坚决要求回乡当农民的不多，甘祖昌就是其中之一。甘祖昌将军是一位对革命有重要贡献的老红军。在他6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有许多传奇的故事。其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要求由将军变成农民的传奇经历。
一
甘祖昌，1905年3月出生在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桥头村(现沿背村)一贫苦家庭。1927年7月经方志敏引领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甘祖昌所在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三五九旅。甘祖昌任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奔赴抗日最前线。
1939年初，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于是，中央将三五九旅从前线调回陕北，一面执行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一面进行大生产。当时，组织上交给甘祖昌的任务是负责领导修械所、纺织厂、鞋袜厂等军需工厂。在一无原料、二无厂房、三无工人的情况下，甘祖昌克服重重困难办起了纺织厂，在短期内解决了全旅l万多人的穿衣问题。由于甘祖昌工作成绩显著，1941年他被提升为三五九旅供给部副部长。
1941年冬，甘祖昌随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开展大生产运动。经过艰苦努力，部队做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7年，他调二纵队后勤部工作，参加了解放大西北战役。1949年调任一兵团后勤部部长，进军新疆。
甘祖昌向王震汇报说：“有办法了，新疆连续3年丰收，群众把粮食埋在地窖中，不给反动派吃。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不收他们的羊毛，牧民们没钱买盐和茶叶。我们可以和苏联大使馆商洽，用牧区的羊毛换日用品，解决牧民的生活困难，粮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王震同意了甘祖昌的意见。经过商谈，苏联方面同意先提供一批茶叶、盐、布等日用品，用羊毛偿还。甘祖昌把后勤人员分成很多小组，用银元、人民币和日用品收购牧民的羊毛。牧民们发现他们用同等羊毛换得的实物，比国民党统治时多一两倍，于是便纷纷拿出粮食来换日用品。这样，不但顺利解决了10万大军的口粮问题，而且密切了人民军队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正当甘祖昌为建设新疆日夜奋战的时候，敌人的魔掌却暗中向他伸了过来。1952年春，他到郊区检查工作，途经一座30余米长的木桥，由于桥板被歹徒锯断，甘祖昌乘坐的车子翻到河里，甘祖昌身负重伤。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他外伤痊愈，却留下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
1953年以后，甘祖昌的脑震荡后遗症越来越严重，经常昏倒，1954年到庐山疗养治病，仍不见好转。
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在授衔仪式上，他穿着将军服，神采奕奕，但回家后却对妻子说：“我做的工作太少了，组织上给我的荣誉和地位太高了!”此后，他不止一次向组织上写报告：“我自1952年跌伤后，患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不能再做领导工作了。但是我的手脚还是好的，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江西农村去，我愿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当时，他的请求没被批准，1957年他又一次写申请，这年恰逢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到新疆检查工作，他当面向萧华提出申请。最终，组织上批准了他的回乡请求。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家属从新疆动身回莲花。临行前，他对家人说：“新疆到莲花，路途遥远，要尽量少带行李，为国家节省点差旅费。”全家大小14人，行李精简成3个箱子，此外就是带了8只笼子，装着6头约克猪、15对安哥拉兔、15只来航鸡。
初冬的一天，甘祖昌把全家人召集到屋后的虎形山上说：“我们队里人多田少，应该扩大耕地面积，把这片荒山开垦出来种上蔬菜，栽上果树多好!”小弟洪昌说:“这片黄泥山不长庄稼，种了也白费力!”甘祖昌摇摇头说：“不是土质不好，而是开垦的方法不对。南泥湾土质比这更差，庄稼同样长得很好。主要是挖得深，水份可渗入底层，不容易被太阳晒蒸发掉。方法是先把表层土挖五六寸深放置一边，再深挖下去一尺，然后把表土覆盖在上面，施上些农家肥，庄稼一定长得好。”大家听他说得有道理，决定试着干。甘祖昌带头干，一个冬天挥汗如雨，挖断了六七把锄头。工夫不负苦心人，第二年春天，在这片用汗水浇灌的土地上，终于长出了半斤多重的大萝卜、十几斤重一兜的大番薯。在甘祖昌的带动下，周围的乡亲也向荒山进军。
甘祖昌所在的坊楼沿背大队有1400亩耕地，其中600多亩是冬水田，常年水汪汪，亩产只有200来斤，因此全大队年年吃国家返销粮。怎样才能改造好冬水田呢?甘祖昌查看了16个垅、60多块冬水田的土质。他想起了城市挖地下水道排除污水的方法，便把队干部召集起来开座谈会，谈自己的想法。生产队长说：“开沟排水的确是个好方法，可以先搞一丘田做试验。”
在甘祖昌的倡导下，队里成立了改造冬水田实验小组。经过试验，开沟排水的方法成功了，当年种的红花草，第二年就获得丰收。接着，就在全大队推广，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亩产提高了300多斤，脱掉了“吃返销粮大队”的帽子。
为了修水库，甘祖昌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吃了早饭就往工地上赶，和青年们一块劳动。大家劝他休息，他却说:“我们得抓紧时间在来年春天雨季前完工，拖延时间一发春雨就糟了。”到10月中旬，陂坝已建至3米多高，突然下了一夜暴雨，河水浊浪翻滚，汹涌而下，3米多高的陂坝被冲垮了，就连基底那块几十吨重的基石也被洪水挪动了位置。
面对这种情况，群众议论纷纷，有人说：“这里地名南陂，就是‘难修陂’的意思，巴蛮要修，老天爷也会冲掉呵!”甘祖昌望着大家发愁的面孔，笑着说：“同志们，大水冲掉了我们修的陂，老天爷毁掉我们3000个工，我们要它赔偿1万个工!”群众听了这话不懂什么意思。甘祖昌又解释说：“我们修陂不是为了引水灌田吗?要灌田就要挖沟修渠。天晴了两个多月，泥巴像石头一样坚硬。开渠费工又费力。现在下了这一场透雨，土质松软，开渠一个工能抵三四个工，这不是老天爷赔偿我们1万个工吗?”甘祖昌的一席话使大家看到了希望，干劲又上来了。
水库刚建成，甘祖昌和技术员王新安又开始研究发电站和水泥厂等配套工程的建设，甘祖昌通过老战友帮忙，从福建购买了一套500千瓦的发电机组设备。王新安没有搞过水电站，不知道如何安装发电机组。甘祖昌就一边鼓励他刻苦钻研，攻关破难，一边派懂技术的人员与他一起到吉安、萍乡等地参观学习。王新安只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将发电机组安装完成。全公社家家户户都装上了电灯，彻底结束了点煤油灯的历史。
1968年冬，因家庭成分而被“清洗”的建筑工程师刘乃基从西藏回来。大队造反派没收了他的存款和贵重衣物，让他在两间危房中居住，以便监督。甘祖昌知道后，立刻找来有关人员，对他们说：“据了解，此人曾在西藏和平建设中立过功，同时有一技之长，应该按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办事。建议安排他在社办企业工作，专门负责全公社的桥梁建筑。”随后，甘祖昌找刘乃基谈话，鼓励他为家乡的建设出力，同时对他的生活也给予适当照顾。刘乃基感动地说：“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报答大家的关怀!”
从1969年开始，甘祖昌和刘乃基冒严寒，顶酷暑，为全社的建桥事业奔忙。短短3年时间里，甘祖昌带领群众修建了12座大小桥梁，改善了全公社的交通条件。为了集体的事业，他捐献了自己的大部分工资和多年的积蓄。他常说：“为人民做有益的事，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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