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是我国最早的考古教学和研究机构，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培养的学生和一起参加北大、国家局和中科院考古所合办的培训班所培训的学员基本构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最主要的生力军。所以可以这样说，天下武功出少林，天下考古出北大，连我这种边缘人上追三代到师爷辈都能和北大联系起来。
前些日子看了一本关于北大考古史的书，这本书以访谈的形式，由17位北大49级到52级老毕业生讲述自己上学的经过、研究的历程以及学习和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有意思的故事。当然这本书中受到采访的都是截止到2010年左右还都建在的，想来当时也差不多80岁了。
书影
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张忠培先生对自己童年的一段回忆：我的童年是在日本铁蹄之下，也是在抗日烈火中渡过来的，“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样的歌词，总在我脑中盘旋。这段民族危亡的经历使我体验到：家、个人与国、民族命运相连，有国才有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情感，这些道理，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朦胧地升起。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我站在欢迎的人群中，看着忠义军接管长沙的队伍从乡下进驻市内之时，我兴奋，我喜悦，我骄傲，我感到中国人站起来了。经过八年抗战，中国成为世界的四强，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从外国侵略下翻身了。中国人扬眉吐气了，作为一头雄狮开始屹立在亚洲的东方了。这令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人感受到了做中国人的骄傲！光复之后，迎来了蒋介石的60华诞。还在读初小的我，在学校的安排之下，积极参加了庆祝蒋介石60岁生日的募捐活动。可是不到一年之后，这位抗日战争领袖的伟人形象，由于他坚持内战，坚持独裁，任腐败横行，贪污猖獗，开始在我心目中渐渐地倒下来了。
张忠培先生
张先生绝对是这批大佬中的杰出代表，小时候就很有想法有领袖气质，后来创立了吉大考古专业，掌管故宫博物院，年近八旬救中国考古学会于危难之际。
王去非
王去非先生算是这批大佬中的大师兄级的人物，先后在敦煌和国家文物局工作过，主要从事古文献和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工作。
吕遵谔
吕遵谔先生应该算是北大自己的旧石器考古的开山鼻祖，当年班里人都不愿意学习旧石器，但吕先生就是不走寻常路，跟随裴文中和贾兰坡学习旧石器。他发现的金牛山人遗址，也是百年考古百大发现啊！
黄展岳
黄展岳先生是北大最先到中科院考古所工作的人，年轻的时候深受夏鼐先生的教导，曾经还考了夏先生的研究生，我很有幸前些年还见过他老人家，他在秦汉考古卓有建树。参与发掘的马王堆汉墓和南越王墓都入选了百大考古。
吴荣曾
吴荣曾先生当年上学就是班里很有文化底子的人，不过后来他从事考古工作不多，被分到了北大历史系，主要专注于魏晋南北朝和古代钱币的教学和研究。
杨建芳
杨建芳先生绝对算是那个年代的富二代，根本不愁钱花，家里在海外的生意相当红火。虽然人家很有个性，很独立，但是华侨的背景还是给他带来了不便。在考古所工作几年后，考了北大的副博士，后来分配到川大，在关键年代又被迫迁徙到香港。杨先生在中国古代玉器研究上还是很厉害的。
郑振香
郑振香老奶奶我们是最熟悉的了，我当年还搀扶过老人家呢！一辈子别的不干，挖个妇好墓就够吹一辈子了，况且人家也不仅仅是挖个妇好墓呀！
赵芝荃
赵先生作为二里头第一任领队，看他的谈话总有一种大哥大侠的风范。除了二里头，赵先生还挖了偃师商城，东周王朝，新密新砦等关键遗址，好几个都是毫无疑问的百大呀！
李家瀚
李家瀚先生是地道的西安人，参与了五十年代创建西北大学考古专业的工作，但是中间经历了那个年代，被迫从教学转移到行政，一直干到了西安的文物局局长，那是个很累的位置呀
高明
高明先生是北大古文字学科的创始人，他编写的教材至今依然是经典是首选。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人家在建国前，在天津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古文的历程，很佩服。
高东陆
高东陆先生是这几批毕业生比较点背的，有军人背景的他被分配到中科院考古所后又被转到青海省所，青海考古各位去打听打听就知道了，即使到现在他们的好评又有多少呢？
徐元邦
徐元邦先生是很稳的，毕业后被分配到中科院考古所，主要在考古杂志社做编辑工作，日子是那样的波澜不惊，岁月静好。
黄景略
黄景略先生，当年江湖人称黄头，主要是人家毕业后在国家文物局掌管考古处工作几十年，各地组织指导工作。当年是学术权威的世道，如果放到现在黄头绝对更加不得了。
叶小燕
叶小燕先生是当年少有的女生，关键人家还是夏鼐先生的小老乡，北大毕业后就去了考古所。夏鼐先生和夫人的温州话在干燥寒冷的北京终于找到了乡音。
耿引曾
耿引曾先生别看是女性，在他们当年那一届觉得算是比较活跃且成绩相当好的一位。当时就是这位出身书香门第，成绩优异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由于各单位行政手续上的问题，弄得几乎没有着落，最后去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后来又去了北大南亚研究所，基本和考古无缘了。
王克林
那个年代还是男性比较受欢迎，王克林先生无论是在考古所，还是后来到山西都是田野考古的一把好手。
王世民
江南地区的人确实家教好，耿引曾和王世民先生都是江南好家庭出来的，从小都接受了较多关于古代文化的知识。当然王世民先生最令大伙儿所熟知的，还是他退休后整理了大量关于夏鼐先生的文献。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名师名家
一个学科是否真正的强大，还有赖人才的聚集。北大考古专业自建立以来，就注重教师队伍的培养，而今考古文博学院师资力量雄厚。50多年来，在考古专业已逐步形成了一支稳定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师资队伍。其中，60岁以上各研究方向的领头人，均属全国该研究方向的顶尖人物，他们分别担任了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和理事长；由他们主编的教材多年来也一直为其他高校所使用；由他们带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已逐渐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并形成了很好的梯次配备，阵容之强大，在全国高校中是仅有的。考古文博学院的学科分布比较齐全，这种情况在国内也不多见。考古文博学院已开出各类课程100多门，在全国高校相关专业中是最多的，其中许多课程是国内首开的新课，具有开创性。一些教材亦为全国各高校相关专业所采用。
50多年来，考古文博学院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已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中、高级专门人才，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建设了一支学有专长且梯次配备的教师队伍，其中有较深造诣的、国内外相关领域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教授就有20多名。这些专家长期在中国考古的第一线，不仅对中国的考古学做出了拓荒的巨大贡献，而且如今已经是桃李满天下了。苏秉琦、宿白、邹衡、严文明、李伯谦等五位先生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苏秉琦先生所创建的学科理论推动了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从1934年起，苏秉琦先生在陕西省的渭河流域从事田野调查，并参加了宝鸡斗鸡台墓地的发掘。在他所著的《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报告中，就周秦文化的面貌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先周、先秦文化的问题。1950年，他参加了河南辉县战国墓的发掘和《辉县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1954年，他主持了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沿线的发掘工作，这对认识洛阳地区的仰韶文化和商殷、两周、汉唐各时期的物质文化面貌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是一项基础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在《洛阳中州路(西工段)》（1959）报告的结语中，他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仰韶文化和商、周、汉、唐几种不同文化遗存的分期和性质进行了理论性探索。其中对东周墓葬的分期研究，为建立中原地区东周墓葬的断代标尺奠定了基础。1957～1960年间，他先后主持了河北省邯郸市涧沟和龟台龙山—商周遗址、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和元君庙墓地以及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这些工作对揭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面貌及其类型划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他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考古类型学的新课题》等学术论文，就一些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发展途径等问题作了尝试性分析，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域分布的格局、系统等问题，提出了创见，并对此赋予研究方法的意义，在考古学界有广泛影响[ ]。
宿白先生是我国历史时期考古和佛教考古的开创者。曾多次主持北京大学石窟寺遗迹的考古实习，对国内主要石窟都作过测绘或部分测绘、记录和研究。1959年，还参加对西藏文物的调查。宿白先生运用类型学方法，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作过全面的分区分期研究，从而为研究这一时期墓葬制度的演变、等级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他结合文献记载，对这个时期城市遗址作了系统的研究。对当时都城格局的发展、演变提出了创见。宿白先生对宋元考古曾作过若干专题研究，其中《白沙宋墓》（1957）一书，成功地运用了文献考据与考古实物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宋元考古学的重要著作。在佛教考古方面，宿白先生开创性地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石窟寺遗迹。宿白先生的主要学术论著还有：《中国石窟寺研究》（专著）、《藏传佛教考古》（专著）、《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专著）；《北魏洛阳城与北邙陵墓》、《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隋唐城址类型初探》等，这些都成为历史时期考古的经典性著述。
邹衡先生素有“商周考古第一人”之称，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1952年，邹衡先生大学毕业后考入考古专业攻读副博士研究生，是新中国第一位考古学研究生。50多年来，他一直从事夏商周考古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商周考古工作有开拓之功，在大量田野考古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夏商周三代考古学的体系和基本框架，提出了一系列在世界考古界和史学界引起震动的学术观点。如提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郑州商城即商汤毫都、先周文化为姬姜二姓文化的融合等论点。他最早提出并论证了河南二里头遗址1至4期均为夏文化，首次对殷墟进行了文化分期，发现了西周燕国与晋国的都城遗址，指导和参与过西周晋侯墓地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主要著作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天马——曲村1980—1989》等，并参与编写了由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其中《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被学术界认为“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夏商周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严文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家。从1958年起长期从事考古教学与研究，并且与田野考古紧密地结合起来。教学方面，他先后开设了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国考古学（上）、田野考古学、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等8门课程，绝大部分为首次开设。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外国留学生，曾获北京市高校教学一等奖。田野考古方面，严文明先生主持或参与主持了河南洛阳王湾、邓州八里岗、山东长岛北庄和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数十处考古发掘项目，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陶器和稻作农业遗存，揭示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多种类型的聚落遗址，为复原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科研方面，首先提出了比较全面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期与分区方案，对农业发生、聚落形态演变、文明起源、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主体文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比较完整的体系。对考古类型学和考古学文化等基础理论也有所充实和发展。先后发表的著作主要有《仰韶文化研究》（1989）、《远古时代》（合著，1994）、《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1997）、《史前考古论集》（1998）、《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2000）和《长江文明的曙光》（2004）等。
李伯谦先生自1961年以来，一直在北大讲授中国考古学课程，参与建立完善了中国考古学相关课程的教学体系，培养了30多位硕士、博士研究生。1993年，获得教育部颁发的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李伯谦先生参加和主持过河南偃师二里头、安阳小屯殷墟、山西曲沃晋侯墓地、江西吴城、湖北盘龙城、青海柳湾等遗址的发掘。30多年来，围绕教学开展科学研究，李伯谦先生累计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对夏文化、先商文化、西周晋文化、燕文化及中国北方与南方地区的青铜文化进行过深入研究。出版有专著《中国青铜器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系统勾划出了以夏商周文化为中心的中国青铜文化网络体系，探讨了中国文明起源、发展的进程。1995年，李伯谦先生提出考古学研究的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广泛应用。同年出任国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2000年又参与主持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重大课题“中国文明探源工程：华夏文明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研究”项目的工作。2000年，出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他们不仅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如今都已桃李满天下。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不但拥有老一辈学者的高山仰止，而且如今中青年教师也已经在各个领域独领风骚或崭露头角。目前，考古文博学院有教授19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6人），副教授12人，讲师9人。另有客座教授2名，兼职教授2名。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在他们身上得到真实的再现。他们通过教学和科研又在实现着中国考古学学脉的传承。
长期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的他们，涌现出不少感人事迹。刘绪、赵化成和王迅等三位教授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们尽管身体有恙，却始终坚持在考古工地指导学生，不仅保障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也屡有重大考古发现。刘绪教授自从1985年毕业留校任教以来负责田野考古实习的课程，累计野外工作时间有10多年。1997年，他主持的北京琉璃河燕国都城考古发掘获国家文物局优秀工地奖；1999年获北京教学成果一等奖。在2002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选举活动中，他以216票高居榜首。2006年，赵化成教授更获得“中国十大教育英才”的至高荣誉。
在田野考古的日子里，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跟当地村民也结下了深情厚谊。2007年暑假期间，学院20余名师生在河北邢台市临城县临城镇补要村发掘。8月26日深夜，某村民家因电线橡胶燃烧而起火，学院师生在领队王迅教授的率领之下，迅速赶到火场，与村民一起分工提水、运水灭火，并数次冲进火海抢救财产。经两个多小时将大火扑灭，保全了该村民的大部分财产，参加救火的村民与师生毫无伤亡。次日，补要村村委会代表全村两千多户村民向考古文博学院考古队赠送一面写有“夜半民宅扑火，村民有口皆碑”的锦旗。临城县政府领导也前往补要村，对考古文博学院师生表示感谢，并为考古队送来了米面粮油等给养表示慰问。考古文博学院师生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得到北京大学的表彰。
北大三老指的是哪三个人 北大三老介绍
1、北大三老指的是张中行、季羡林和金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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