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无数西方学者质疑中国的“上下5000年文明史”，甚至不少国内学者赞同西方观点，认为中国只有自商朝开始的3000多年文明史。
20世纪初，西方世界无比强势，中国学者没什么话语权，而仅靠史书文献记载，的确无法证明中国5000年文明史，甚至商朝存不存在，都被广泛质疑。一时之间，中国人陷入了极度自卑，极度不自信，由此“中华文明西来说”大行其道。
然而，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挺身而出，考古不断挖出的史前遗址，却或慢慢揭开了真相，中华文明史不仅有5000年，而且可能超出了想象。
1934年，在山东日照市，考古专家发现了两城镇遗址，总面积高达112万平方米。英国牛津大学《世界史便览》中记载：公元前2800年—前2000年的两城镇为亚洲最早的城市。在这座遗址中，除了石器、骨器之外，更有大量精美的玉器、陶器，器具造型多种多种，令人惊叹。
1936年，在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镇，考古专家发现良渚遗址，距今大约5300-4300年。今年，良渚遗址申遗成功之后，官方报道中有这么一句话：良渚古城遗址是人类早期城市文明的范例，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1987年，在山东济南焦家村附近，考古专家发现了一座上古遗址，这就是“焦家遗址”，距今5000余年。山东大学路国权教授指出，这是“一座王者之城......有十分严格的礼仪制度，以及大量的精美玉器”。
诸如此类的或大或小史前遗址，中国还发现不少。从考古发现来看，完全可以说明当时中国人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然而为何西方学界普遍不承认呢？即便著名的良渚遗址，从发现到今年，经历了80多年，西方学界才勉强承认这是文明遗址。
其实，这与西方学术界对文明标准的定义有关。
西方文明的四项标准：城市、文字、青铜、神庙和祭坛。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中国文明史的确不算长，应该很难达到5000年。原因很简单，在距今5000余年的马家窑遗址（属于仰韶文化）中，考古专家挖出了一把青铜刀，这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器。
换言之，中国最早的青铜器才5000余年，如果再严格衡量城市、文字、神庙和祭坛这三者，那么符合标准的遗址，只能是殷商遗址了。
然而，商朝时期的中国，已经是高度成熟的文明社会了，总不能中国从原始社会一步跳到商朝这个成熟文明社会吧，这不符合常理和逻辑。因此，按照常理推测，在商朝之前，中国肯定有比较发达的文明，但按照西方文明标准，商朝之前中国却又是原始野蛮社会。
显然，西方学术界定义的文明标准，肯定存在问题。
原因很简单，这一标准是按照西方文明定义的，而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未必一样，用这一标准衡量中国文明史，自然很容易出现偏差，比如文字与青铜。
一，中国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是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国史前遗址中的刻符，尤其是连字成句的刻符（比如浙江庄桥坟遗址），完全可以说明汉字的起源，但却得不到西方学者的认可。
二，东方文明重视精神，而玉器是精神表达的最关键一种，犹如西方文明标准中的青铜。因此，尽管中国挖出很多史前精美玉器，西方学者却不认为玉器是文明的象征。
因此，不少中国学者提出，不同地区的文明有所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应该调整为：国家政府（帝王）、文书记录（图文徽章）、礼仪规范（礼制玉器）、历法或法规。
或许，正因用西方文明标准衡量中华文明，实在难以自圆其说，所以西方学界才勉强认可良渚遗址是一座文明遗址。因为良渚遗址出土文物实在太辉煌了，即便缺少青铜与成熟系统性的文字，也不能掩盖其进入文明社会的事实。
如果按照东方文明的特性，来重新定义文明标准，那么中华文明史不仅有5000年，而且可能远远超过5000年，甚至可能高达8000年。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依然有不少中国学者，对西方学界的文明标准坚信不疑，死硬照搬西方标准，认为中华文明史只有3300余年（殷墟考古为证，商朝迁都于殷开始），而忽视了东西方文明的巨大不同，以及诸多考古事实。
考古实证中华文明有5000年了吗？
5000年前的中国什么样？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发布最新成果：在距今5000年前，我国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已进入文明阶段，出现了国家，进入“古国时代”。据此发现，我国的历史教科书也将修改。
“探源工程”起于2001年，已实施4个阶段的研究工作，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结项。研究团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国内近70家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参与。
多处巨城遗址还原“古国文明”
文明起源与国家产生，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关于文明起源，国际学术界很早就开始关注，提出许多观点和理论，但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既缺乏资料，也缺乏系统的认识。
“探源工程”逐渐揭开了中国上古史的神秘面纱。
截至目前，“探源工程”已取得多方面重要进展：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前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透露，中华文明探源实施的十几年里，研究人员在距今5500—3500年的都邑性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调查和发掘，这些重要遗址分别是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和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
其中位于浙江北部的良渚遗址修建于大约5000年前，该遗址是在沼泽上修建的，为了防止北边山洪对城的侵害，在修建之前先动员人力修了一个长3.5公里、宽达10多米的巨型水坝，或叫水利工程。据水利专家研究，这个水坝除了具有防洪的功能外，因为有高坝、低坝，还有的是根据不同水位蓄水灌溉，是一个水利工程。后来，在作为城的中心部位修建了一个630米长、450米宽、10多米高的大型土台，土方量大约200多万立方米，都是用草包泥从别的地方运来修建的。同时，围绕这个高台又修建了长1900米、宽1700米的大型城址，面积大约300万平方米。
由于建在沼泽上，先要从别的地方运来大量石块作为基础，然后从别的地方运来黄土进行修建。“我们最新发现表明，在内城外面又有一个更大规模的城址。这样总的工程量，据初步估算是1200万立方米，如果动用1万个劳动力也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完成。能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人力，来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工程，如果仅仅是一个部落或者一个联盟是不可想象的，应该是动员了相当广阔地方的人力。”王巍说。
除了高等级的宫殿之外，高等级的墓葬也在祭坛上修建。一座墓里往往有上百件随葬品，尤其是有制作精良的玉琮玉璧这样和宗教有关的玉器和制作非常精致的武器——玉钺，甚至有的短柄钺上还有玉质装饰，显然是军事指挥权力的象征。所以说这是一个阶级分化相当严重的社会，是一个产生了权力、王权的社会。以这个为代表，在长江下游地区，距今5000年前后，已经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另外，在中原地区，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分别发现了面积在280万乃至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这些城址内社会分化严重，高等级的建筑周围有高高的围墙围绕。像石峁高等级的建筑区皇城台城墙高达9米，军事防御色彩浓厚，高等级建筑中不仅规模大，而且制作非常精致。陶寺的宫殿还有可能用了陶制的建筑材料，相当于后世的瓦之类。这一时期，墓葬当中反映的阶级分化非常明显，小墓一无所有，或仅有一两件武器、陶器；但是大型墓葬，随葬上百件随葬品，不仅制作精美，而且有表明等级身份的随葬品。
王巍称，像这样的社会，显然不再是原来我们认为的部落联盟，应该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而且，陶寺遗址发现了冶金术应用的实例、最早的空腔铜器以及能够确定为文字的材料。虽然只是少数人拥有，但是说明这些先进因素已在当时被使用。“所以我们觉得，中原地区在这个时期已经进入到初级文明的阶段。依据这几个巨型的城址，以及他们稳定的控制范围，相互之间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我们认为当时的社会整体上虽然还没有形成王朝，但是应该进入了王朝之前的‘古国文明’的阶段。”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包括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比较快的区域，已经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王巍称。
“古国时代”文明填补历史空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另一重要成果是丰富了对人类文明起源的认知。对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表示，中国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段没有被文字直接记录下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是传说时代有些古人对更古时代的传说，这个传说有的不那么牢靠，有的有历史真实的影子，而且数量不多。经过“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此前多年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积累，到现在，终于可以对这段历史做出一番描述了，从而填补了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空白。
赵辉指出，“探源工程”启动至今，已经确认，在距今5000年前后，以良渚文明为代表，中国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这个大范围里面，一些地方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有了自己的国家。而以此为起点，一直到距今3800年左右，在1000多年的时段里，各个地方的社会分别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步入了文明。这种诸多地方文明并立的现象有点像我们传说中所描述的，那个时代是天下万国、天下万邦的情景相吻合，所以我们借用这个意境，把这个时代叫做“古国时代”。
总结“古国时代”各个地方文明特征，赵辉称，这些文明都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发展的基础之上；社会阶层、社会成员、阶级的明显分化现象，如出现了专门为贵族服务的、由贵族专享的手工业生产，以及由大型建筑或不同丧葬行为所表现出的社会等级制度；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城市里面不光是人口多，城市里面居民的构成也不像一个普通的以血缘、氏族为主的农业村落，而是按照行业、按照不同的功能组织居民，还有最高等级的统治阶层等。这样就出现了明显的城乡分化，城和乡之间又有明确的隶属关系，这个社会在宏观结构上也不再是一个平等、平均的现象。另外，在这些城市，特别是中心性城市这样的大型遗址里，可以看到，大型建筑是需要动员很多社会资源修建的。而这些大型建筑以及由战争、暴力来褫夺人的生命等现象，背后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着一个强制性的权威，换句话说就是王权，以及中心城市和附近的区域性隶属关系。
“探源工程”最近十来年最新的发现表明，尽管中国文明的起源、早期形成和发展过程由于地理的原因处在东亚地区，是相对独立、自己摸索向前发展的，但是在“古国时代”的晚期，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和其他外来文明有了接触，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炼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这说明，中华文明在起源与早期发展阶段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兼容革新能力，成为了其长期生长的起点，从中孕育出的共同文化积淀、心理认同、礼制传统，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发展的基础。
昨天，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彬透露，“探源工程”中，新技术发挥了很多关键作用，比如将遥感、空间地理信息系统、移动实验室等现代科学技术广泛运用到空间数据的采集、遗址的寻找发现、现场文物信息的提取等工作中。
举例来说，发现良渚文化5000年前大型水坝遗址，就和遥感技术的应用非常密切，应该说是遥感技术助力发现了这样一个大的历史遗迹。
在研究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年代的测定问题，碳十四测年技术就可以进行比较准确的年代测定，所测定的年代对初步建立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和都邑性遗址及其考古学文化兴衰的绝对年代，发挥了支撑作用。
另外，现代生物技术在生物物种的起源测定上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小麦、黄牛、绵羊从何而来，主要依靠的就是现代生物技术。
“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我们国家是水稻和粟、黍的发源地。这也是‘探源工程’一个重要内容。大约在一万年前，南方已经开始种植水稻，北方开始种植粟、黍，就是小米和黏的黄米，我们应该把这样的知识也加入到课本当中。”王巍说，“要让学生知道，我们的祖先为人类作出了怎样的贡献。”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的发布、发表，我们也在积极对接，把这些新的成果及时反映到教科书里面。”教育部教材局巡视员申继亮透露，现在初中用的历史教科书对照“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修改方案已经确定，内容也基本确定下来了。
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根据工程新成果，增补一些过去教科书中没有的知识，比如像石峁文化、屈家岭文化、宝墩遗址等；对原有的表述进行细化，如良渚遗址中发现的大型水坝、古城遗址等内容；更新教科书里的一些图表。“原来有一些遗址图里没有，现在做了修改补充，有些照片采用新的考古照片。”据介绍，目前初中教科书已经修改完成，高中历史必修教科书关于中国史这部分也编完了，也对照研究成果进行了充实，高校《考古学概论》教材也做了适当的调整。
将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积极与科技部等部门协商，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续研究工作列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尽快完成指南的编制、发布，精心组织实施。并积极配合教育部和相关部门，加强成果整理与宣传。同时，继续对相关重要遗址有重点地进行系统考古发掘和有效保护，积极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力做好良渚等重要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发挥古遗址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据了解，目前国家文物局已经公布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还有若干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在建设中，像良渚遗址就是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很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经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比如安阳殷墟、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
“今后我们将积极推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表示。
“探源工程”揭秘中国上古史
1 距今5800年前后
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
2 距今5300年前后
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
3 距今3800年前后
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为何这么说？
良渚文明的发现震惊了全世界，但很少有人知道，为了挖出这颗尘封了80多年的珍珠，良渚指的是5300至4300年前，在中国南方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曾经存在的文明。 以良渚古城为核心的遗址是良渚文明的中心。 它的发现可以追溯到1936年。 当时，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史新庚，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件黑陶器。 他觉得在他的家乡良渚也发现过类似的黑陶器。 于是他很快回到良渚，进行文物考察。 在他的监督下，良渚出土了数百件黑陶、石器、玉器等文物。 这个“小”发现，正式揭开了良渚遗址的一角。 然而，随着第二年抗战的爆发，良渚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不得不中断。
更糟糕的是，抗战期间，石欣随西湖博物馆南迁。 他缺乏医生和药物，最终病倒，死于27岁。 文明的火炬传给了考古机构梁思勇、董佐斌，梁思勇和董佐斌应史新耕的邀请，前往发掘现场考察良渚遗址，高度肯定了这一发现的价值。 一九三九年，梁思永先生视察良渚遗址，经比较研究，认为良渚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是类似龙山文化的黑陶，并提出良渚遗址属于杭州湾龙山文化。
这个结论统治了考古界近20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 直到1957年，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夏鼐才提出: “浙江黑陶易干易褪，山东没有标准的龙山文化蛋壳陶器。 刀具形状除了圆脚外，还有大量的圆底。 在山东龙山文化，很少有平底器皿。 陶桂发现很少，也不是一个标准的龙山文化。” 刚刚完全颠覆了之前的论点。 两年后，他正式提出“良渚文化”这一新名称，表明良渚是一个有着自身演变发展顺序的考古学文化，完全区别于龙山文化，提出这一概念后，专家们开始考察其起源，并于1975年和1979年提出“马家浜文化”和“宋泽文化”的名称。
最后，考古学家通过吴县(现苏州吴中区)草月山的积累，确定了三大文化的发展顺序: 马家浜文化——嵩泽文化——良渚文化。 然而，虽然有一些文物在良渚文化出土，但“十大考古发现”中并没有什么重大成就，这一时期的研究只停留在对其文化内涵的认识上。 最终，在1986年，形势被打破，良渚文化有了自己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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