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玉门市文物工作人员在赤金镇境内新发现一处清光绪时期石刻遗迹，为研究当地历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和依据。
据玉门市博物馆工作人员王璞介绍，该处遗迹位于丝路古道河西走廊西部重要的驿站——赤峡驿站附近的小墩山山崖上，是赤金峡峡口。赤金峡位于古玉门县（今玉门市赤金镇）北5公里处，石油河从中穿过，石刻内容综合各家认定从右至左初步判断为：竖排“光绪戊寅”；横排“候远人”；竖排“江右张汝學重刻，関中王珪题”。重刻时间是1878年，“江右”应为“江西”之意。在对横排“X远人”的认定上看法较多，甘肃省榜书协会会长赵烈东认为“候”的行书有石刻中的写法，故而判断为“候远人”。似乎意思为“迎候远方的客人”。其意完全符合一个关口的提法。
据悉，赤金峡被台湾历史学家劳干《两关遗址考》（《敦煌汉代玉门关》第8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一些学者认定为西汉最早玉门关的设置之处，为河西走廊最早设置的古玉门县境地。清代设有驿站和军塘，历来是丝路古道必经之地和兵家必争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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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寺雕刻艺术，一般简称为石窟艺术。这里所讲的石窟，是指在河畔山崖等处开凿出来的佛教寺庙。我国佛教石窟造像在三国两晋时随佛教的广泛传播而盛行，隋唐时与日俱增，一直持续到13世纪，这时期是中国造像艺术的黄金时代。石窟艺术包括石雕、泥彩塑和壁画等内容，从今天遗存的窟群看，其风格可分三个时期：早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期历隋唐，晚期是晚唐至两宋，而我国石窟艺术的发展是沿着由西而东的路线进行的，西起新疆，中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复从四川到云南、广西，可谓遍布华夏。
就现在所知，我国石窟分布在西起昆仑，东至东海，南抵吴越，北达幽燕的广大的区域内。按洞窟形制和主要造像的差异，可将全国石窟划分为新疆、中原北方和南方三大地区。
新疆地区。主要分布在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路线上，其集中的地点又可归结为三个小区：1、古龟兹区，在今库车、拜城一带。主要石窟有拜城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库车境内的克孜尔朵哈、库木吐喇和森木塞姆石窟；2、古焉耆区，在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七个星一带；3、古高昌区，在今吐鲁番一带，主要石窟有吐峪沟和柏孜克里克石窟。
中原北方地区即新疆以东，黄河流域以北，至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多，内容多样，是中国石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下面又可分为四个小区：1、河西区，指甘肃黄河以西各县的石窟，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玉门昌马窟，酒泉文殊山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2、甘肃黄河以东地区，主要有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平定川石窟和庆阳南北石窟寺；3、陕西区，主要有彬县大佛寺石窟，耀县药王洞石窟，富县石泓寺石窟，黄陵万佛寺石窟，延安万佛洞石窟和志丹县城台石窟等，陕西是中原北方地区晚期石窟较集中之地；4、晋豫及其以东区，主要包括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巩县石窟，邯郸响堂山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义县万佛堂石窟，渑池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岩石窟，安阳宝山石窟，益都云门山与驼山石窟，内蒙巴林左旗洞山石窟，前后昭庙石窟，鄂托克旗百眼石窟，平顺宝顶寺石窟等。
南方地区，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这个地区石窟数量不多，分布也比较分散，除个别地点外，摩崖龛雕像多于开洞窟造像。主要有南京栖霞山千佛岩石窟，杭州西湖附近窟龛，新昌宝相寺大像和广元皇泽寺、千佛崖窟龛，以及大足龙岗山石窟、佛湾石窟，大理剑川石钟山石窟等。
这些石窟造像中，最著名的有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川大足石刻。
大同云冈石窟 坐落在大同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峡谷北岸的断崖上。它依山开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分成东、中、西三区共45个。此外还有许多小型洞窟，共计1100多个，大小造像5.1万余尊。主要造像是昙曜王造像，是北魏前期的代表作品，这尊造像躯体伟岸，气魄深厚，已成为云冈石窟的象征。昙曜王造像的风格仍有着犍陀罗式、中印度样式和西域样式的气息。云冈石窟是中国北方地区开凿年代较早，又是以北魏石窟群为主体的石窟，为中国石窟造像的早期代表，因此，它对周围各地区石窟有很大影响。与龙门石窟、敦煌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窟”。
洛阳龙门石窟 位于洛阳城南13公里的伊水两岸，南北长约一公里许，现存窟龛2100多个，其中大型窟29个，造像10万多尊，题记碑刻3600多件，佛塔50多座。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后来的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北宋等朝代都继续有所雕凿。龙门石窟的开窟造像可分北朝和隋唐五代两个时期。造像连续时间最长、造像规模最大、题材内容最丰富的时期是唐朝。这时的造像佛像仪态端庄，雍容安详，菩萨神态潇洒飘逸，风格已接近南方汉民族的审美形态了。龙门石窟的特点是洞窟多、雕像多、题记多，堪称河洛瑰宝，中原一绝。
敦煌莫高窟 包括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以莫高窟为主。莫高窟位于敦煌县东南约25公里的鸣沙山。据史记载，始建于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公元366年），经过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诸代1600余年的不断开凿，方才建成了留传至今的巨大窟群，在莫高窟的数百石窟中，共有造像2400余尊，大的高达16米以上，小的仅有几厘米。隋唐时期是莫高窟的全盛时期，现在留存下来的隋唐时期洞窟多达300多个，占洞窟总数60%以上。其中隋代达七八十个，比以前200年开窟总数还多一倍，可见隋时佛教兴盛情况。隋唐时期，尤其到初唐盛世，莫高窟壁画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划时代的变化。这时壁画的题材丰富，场面宏伟，色泽绚丽。各类人物造型、敷彩晕染、线描技巧等，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隋唐时代的敦煌彩塑代表着中国彩塑造像的最高成就。隋代以来，佛像的塑造手法向写实化的方向发展，脱俗的气氛有所淡化。唐代的彩塑菩萨被表现为美丽动人的女子形象，造型富丽典雅，体现了唐代的时代精神。
在西夏、元近300年间，莫高窟虽处在衰微时期，新开窟较少，但修建、重修活动一直未断。这时期莫高窟修建洞窟约80多个，其中有70余个是旧洞窟，其壁画（局部或全部）在西夏时被重新描绘，因而遗存的西夏壁画数量十分可观。敦煌莫高窟遗存除了洞窟、塑像、壁画外，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藏经洞及其文书。这个藏经洞是在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由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的，这个洞编号为17洞。洞中藏有大量写经、文书和文物，共计约五万余件。
四川大足石刻和乐山大佛 “安史之乱”后，佛教艺术中心渐从洛阳、长安向南方转移，四川遂成为佛教造像活动最活跃的地区。其中大足北山石刻造像技法灵活多变，标志中国造像技法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大足石刻在题材上有明显变化，菩萨造像数量很多，其风格含着更多的世俗成分，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我国佛教题材的石雕造像，除了石窟而外，单体石雕也有很突出的成就，而乐山大佛可谓佛雕之最。乐山大佛刻于四川省乐山市南岷江东岸凌云山西壁，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汇合处。大佛是利用凌云山栖鸾峰断崖开凿成的一尊弥勒坐佛，所以，又称之为凌云大佛。大佛始凿于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完成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历时近90年。佛像顶上覆盖有13层重楼。名曰“大像阁”，改名为“天宁阁”，明朝末年毁坏。大佛头部与山顶齐，脚踏大江，从头顶到脚底的高度为58.85米。仅头上的发髻就有1200多个。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最高的石刻佛像。“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雍容大度，气魄雄伟。
《锦江街巷》32：唐宋时街坊遗址
（本文经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何锟宇审读）
在大科甲巷以东，穿过红星路步行街，正对的是江南馆街，唐宋时期街坊遗址就在江南馆街以北。该遗址西邻红星路三段步行街，东隔中纱帽街与大慈寺相望，南至江南馆街，北为蜀都大道。2008年10月考古发现了唐宋街坊遗址， 2009年3月31日被国家文物局评为“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都考古专家王毅、何锟宇等评价遗址区域面积达5万平方米，这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心地带发现如此大规模的唐宋时期重要遗存堪称世所罕见、独一无二。这条距今一千多年前的繁华古街，见证了成都最辉煌的唐宋时期，为成都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提供了更丰富的考古佐证。
该遗址因位于江南馆街，故称江南馆街唐宋街坊遗址。江南馆街是因清朝年间，苏、皖两省等长江以南客居成都的人士联合在此修建江南会馆而得街名。2007年10月，香港九龙仓集团拟在此修建国际金融中心。随及，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文物勘探工作，触摸到古成都城市繁华一角：发现大量唐宋时期遗迹、遗存和遗物。发现的纵横交错长达数十余米的铺砖街道这在中国城市考古史上十分罕见，较之以前广州和杭州发现的街坊遗址更为珍贵和有价值，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城市规划等方面提供了宝贵材料，在成都目前最繁华的街道发现了一千多年前的唐宋街坊遗址，可见成都历史文化之悠久，商业之繁华。专家推测，在红星路下面可能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古街，也许就是马可·波罗见过的“美丽大城”。遗址见证了唐、宋时期的成都城社会经济繁荣发达，享有“扬一益二”“天下繁侈”美誉的繁华景象。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资料，唐宋时期主次街道、房址和与其配套的地下排水系统是这次发掘的重大发现：唐、宋时期泥土支路4条、铺砖路面4条，明、清时期道路1条、房址8座、古井3口。铺砖街道4条，其中2条呈南北走向，两路基本平行，相距约50米。另2条呈东西走向，与其中南北走向的1条垂直交叉连接形成十字街口。路面用特制的细长条形砖竖砌而成，有 “人字形”“回字形”，路面中间略高于两侧，路面有明显的车轮碾压痕和使用损坏后的修补痕迹。中国古时城市道路，在南宋以前全是土路，这4条铺砖街道建造时期是南宋，可见古成都当时的城市经济实力。与街道、房址相配套的大小排水道16条，其中主排水道4条。其它水道均为房址周边或与房址小天井连接的小水道，或道路两侧的排水道。特别有意思的是，发现这些砌排水道的砖除了唐宋时期的薄砖外，还有汉代的花纹砖，推测这些花纹砖可能是从城外的古墓中取来的。街道两侧有唐宋时期房址21间（套），房址大小不一，开门面向街道，房址修建方式基本相同，部份房屋地面有平铺的砖。墙体应多为木或竹，立柱处下垫红砂石柱础，一千多年前唐宋时期的生活场景尤如眼前。
这么繁华的城市街道为什么消失，又留下保存完好的遗迹呢？原来专家在发掘过程中，发现大量的火烧痕迹，估计这些房屋应毁于火灾，或者可能与大慈寺及其它古街道一样，毁于历次战火中。
从发现的街道、房址、水沟来看，遗址所处位置应该是成都城唐宋里坊内的一部分。在清光绪五年（1879年）《成都街道图》中有与里坊有关的“大十字”“小十字”等名称，在明、清至国民时期的成都街道图中还可以看到唐宋以降成都里坊布局的残迹。专家考证，唐宋时期的成都城市呈“里坊制”的规划，城内划分为十六坊，里坊四周建有坊墙，里坊里面又分许多“大区”，类似于今天的大型社区。这个遗址应是唐宋时期成都罗城内富春坊的东北隅“大区”内，应属于繁华的中心城区附近的区域。
遗址同时出土了大量瓷器，以本地的邛窑和青羊宫窑的产品为主，还有龙泉窑、定窑等外地产品，其外来品的数量、质量明显多于成都其他同时期的遗址，器形以一般生活用具碗、盘、盏等为主。还出土了唐代晚期的佛像和一些佛经石刻的残片。这些与佛教相关的器物可能与唐、宋时期大慈寺有关联。因为唐宋时期大慈寺区域是这一带很大的庙会和集市地，表明这一地带商业发达、集贸繁荣、商贾云集。
特别让人浮想联翩的是，遗址中的这些大街小巷在唐宋时期叫什么街名？有哪些人文逸事和历史渊源？这些都有待于新的发现。而遗址怎么保护？有专家建议用玻璃将原址古街罩起来。也许将来我们在九龙仓修建的国际金融中心能够鸟瞰到那一千多年前盛唐时期的街巷美景（注：本文作于2009年）。
（下篇：《流光溢彩蓉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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