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猪啥时候出现的、先民咋养猪、古时候猪除了吃还有啥用
猪年尾声，去古代看看猪啥待遇
很多人知道炒房、炒股、炒币，甚至是炒鞋。最近在云南，由于当地生猪价格处于全国价格的洼地，一些不法商贩，竟然组成“炒猪团”，想尽办法跨省收猪、贩猪、炒猪。由于十分金贵，一些地方的猪甚至过上了“吹空调、住楼房、坐电梯”的生活，成了名副其实的“金猪”。
现代猪如此享福，古代的猪又当如何呢？会不会同猪不同命？在猪年的尾声，就让我们跟随科技日报记者的笔触，回顾一下几千年来人类与猪同行的历史吧。
各地区独立驯化本地野猪 中国最早的家猪发现于河南
家猪的野生祖先是野猪。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罗运兵介绍，目前国际上一般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家猪发现于土耳其的卡耀努等遗址，年代约为距今9000年前。
中国是欧亚大陆家猪6个独立起源中心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和罗运兵，通过对中国考古遗址出土的猪骨材料进行骨骼形态的观察和测量、病理学研究、数量分析、年龄结构统计、考古背景解读、食性分析、古DNA分析等，确认中国最早的家猪出土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年代为距今9000年左右。
“我国猪类资源十分丰富，其系统演化也相当完整，多学科的证据表明我国家猪是由全新世的野猪驯化而来的。”罗运兵指出，国际动物考古学界研究初步显示，猪类驯化有一个跨越上千年的漫长过程。
距今7000年以前，家猪已出现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量的考古遗址当中。比较研究表明，前仰韶时期，各地区考古遗址的猪群显现出较鲜明的地域差异，至少整体上可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大类群。这为我国家猪多中心起源提供了较确凿的动物考古学证据。
罗运兵认为，结合考古学和分子生物学方面的证据，我国猪类驯化可用“本土多中心起源”来概括。它既是本土起源的，同时又是多中心起源的。对我国大部分地区而言，家猪起源道路应该是独立驯化本地的野猪，但也不排除一些地区直接从外地引进家猪。
5000年前已有猪圈出现 为省饲料古人春夏时节尽量牧猪
猪的饲养方式，一般有放养、圈养以及圈养与放养相结合3种方式。罗运兵认为，驯化初期，估计主要是以放养为主，完全的圈养可能出现较晚。甲骨文中的“家”字，从字形上看，像是房屋下面有一头猪，其本义可能为饲养家猪的稳定居所，也极可能与专门豢养猪牲有关。
圈养方式起源于何时何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吕鹏介绍，陕西姜寨、半坡，河南西坡，山东北辛、三里河，浙江河姆渡，江苏龙南等遗址据称都有圈栏遗迹出土。
考古学家通过对这些圈栏遗迹的大小、结构、包含遗存等进行分析，认为陕西姜寨和半坡遗址的圈栏作为猪圈的可能性较大。这表明猪的圈养方式至晚在距今7000年到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时期已经出现。
汉代，家猪饲养业得到快速发展。汉阳陵东侧的丛葬坑中出土了排列密集的彩绘陶猪俑，有公猪和母猪，还有阉割的猪，表征了家猪饲养规模的扩大和选育技术的进步。
吕鹏认为，汉代明显存在家猪放养和圈养两种方式。譬如，汉代陶猪圈生动展现了圈养猪的情形，而《史记?平津侯传》中则记载了汉武帝丞相公孙弘曾“牧豕海上”。
在圈养的情况下，养猪需要饲料，往往与人争食。所以，古人为了节省饲料，尽量放牧，北魏的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养猪篇中说：“春夏草生，随时放牧”。同时，尽量利用人所不能利用的农副产品，特别是残羹冷炙。除了农产品及副产品可以用作饲料之外，野生的植物也可作为饲料，正所谓“猪吃百样草，饲料不难找”。
除文献记载之外，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的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人是如何饲养家猪的。吕鹏介绍，研究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至商周时期，华北与华南地区的古代居民分别把小米的秸秆、谷糠这类谷草和稻米的秸秆、谷糠这类稻草作为家猪的主要饲料，华中地区家猪则既吃谷草又吃稻草。这三个地区家猪的食物来源恰好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粟作、稻作、粟稻混作农业区区划一致。
中原地区最爱吃猪肉 猪在商代中期以前是主要祭祀用牲
国人对猪肉的青睐不仅限于今日，而是源远流长。据吕鹏介绍，贾湖遗址当中猪骨破碎而且数量众多，佐证了当时人类对猪肉的大量食用。破碎的猪骨，很可能是古人敲骨吸髓所致。大量碎骨的出现，则说明食用量大。
就整个史前时期而言，猪被广为食用，这在考古上有明显的体现。“比如，我们对全国300处考古遗址进行统计，均发现有猪骨遗存，猪骨破碎且有明显的加工和食用的痕迹。”吕鹏说。
猪肉消费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中原地区以猪为主要的肉食资源，随着家养黄牛和绵羊的传入，在距今5000—4000年，形成了以猪为主，包括多种家畜的局面，奠定了该地区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生业基础。西北地区的肉食资源，在距今4000年左右齐家文化时期开始了从“以猪为主”向“以绵羊为主”的转化，草原畜牧和游牧生业方式最终在此地生根发芽。南方地区的古代先民由于优越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因此家猪的饲养规模一直保持较低水平。
“养猪两头利，吃肉又肥田”。这句农谚告诉我们，养猪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还能为农业提供肥料。猪粪中氮、磷、钾含量高且比例适中，肥效全面。而且猪粪是速效肥，可以直接施到地里，适用于各种土壤和作物，不像牛、马粪要经过发酵才能施用。
“猪身全是宝，一样扔不了”。在中国古代，猪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肉食、肥料，还有更为深刻的仪式性使用和文化内涵。
“在驯养之初，家猪已在祭祀活动中发挥作用。”吕鹏指出，贾湖遗址中已用家猪下颌作为随葬品。因其“常畜而易得”“故因其便以尊之”，猪在祭祀当中的“优位”现象一直延续到商代早期的河南偃师商城遗址。
罗运兵对中国史前遗址出土的祭祀用牲的骨骼遗存进行详细统计发现，猪是史前动物牺牲中出现频率最高、数量最大的一种动物，这表明猪被广泛地运用于仪式性活动中，成为献祭的主要祭品。
商代中期，开始大规模用牛祭祀且多用牛头，从而完成祭祀用牲由猪优位向牛优位的转化。至迟到春秋时期，“太牢”(牛、羊、猪的组合)成为官方宗教和仪礼活动中的固定用牲制度，并沿用至清代。
随着古代经济的发展，猪的文化内涵日益世俗化。“梳理‘与猪同行’的历史进程，不难发现，人们的生产技能、生活水平在不断进步和提高，风俗习惯和文化知识也逐渐变化和丰富。”吕鹏表示。
责编：秦璐敏
猪是“六畜”中最先被驯化的吗，古代人是怎么驯化猪的？
纵观古今老百姓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衣、食、住、行。无论哪一项都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在这四件人生大事之中，唯有“食”最值得老百姓关注。正所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只有丰衣足食才能安居乐业。
古代老百姓最期待的事情就是风调雨顺，因为只有气候条件适宜才能有好收成。进而过上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好日子。“五谷丰登”很好理解就是粮食丰收，一般“五谷”泛指稻、黍、稷、麦、菽。
而“六畜兴旺”中的“六畜”，恐怕很多人都不知所云。据《管子·牧民》记载：“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这段话中的“养桑麻”泛指栽种农作物，而“六畜”则是指代，“马、牛、羊、鸡、猪、狗”。
这六种动物在现代社会中十分普遍，并且都是人们餐桌上的主要肉食。如果将“六畜”与“兴旺”联系在一起，则寓意牲畜、家禽繁衍兴旺，社会经济逐渐向繁荣发展。笔者认为通过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可以窥探出古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六畜”起源及驯化历史
关于“六畜”的起源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生活在远古时期的古代先民，主要以采集、狩猎、渔猎作为生存方式。他们在狩猎的过程中发现，如果能够将自然界中的动物驯服，那么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而且也可以保障基本生活需求。
笔者认为这其实也是古代先民，根据自身生活经验、实际需求，以及对大自然的认知与探索，最终形成的一种原始饲养经济模式。但按照现代经济思维去分析，可以发现这其实就是以生存为契机，而衍生出来的一种自然驯养方式。
“马、牛、羊、鸡、狗、猪”，被称为“六畜”的历史十分漫长。而且古代先民驯化“六畜”的时间，也至少有几千年的岁月痕迹了。“六畜”在经过不断驯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原始野性并最终成为家畜。
一、有记载的“六畜”起源历史
1.“周礼”中记载的“六畜”
《周礼·夏官·职方氏》中曾记载：“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扰”。“扰”在这里表达的是驯服之意，也就是说“六畜”早在商周时期，就已经成为了妇孺皆知的家畜。如果按照这个角度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古代先民驯化“六畜”的过程，其实也是生产力与生产技术逐步提升的过程。
《周礼·天官·庖人》云：“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笔者认为首先这段寥寥数语的史料，向后人展示了西周时期的动物种类。同时，也写出了时人餐桌上的肉食样式，而畜、兽、禽皆以“六”为泛指。
“六禽”一般专指“雁﹑鹑﹑鷃﹑雉﹑鸠﹑鸽”；而“六兽”则是“麋、鹿、熊、麕、野豕、兔”。“庖人”就是现代社会中的厨师，从“庖丁解牛”成语中可以知其意。西周时期的“庖人”就已经掌握了，六畜、六兽、六禽的分辨以及烹饪方法。
笔者认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六畜”一定是在西周之前就已经出现。并且成为了当时老百姓家中的必备之物，“六畜”中的马、牛可以充当劳动力，而“羊、鸡、狗、猪”则是人们餐桌上的美食。
2.春秋战国时的“六畜”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六畜”的说法已经广为流传，并且还发展出了“五牲”、“三牺”。据《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五牲”一般指牛、羊、猪、犬、鸡；“三牺”则专指牛、羊、豕。
从这句史料中可以分析出，当时社会在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时，“六畜、五牲、三牺”都会被作为祭品。而唯一能以“六畜”为祭的仅有周天子。“五牲”与“六畜”仅相差了“牛”，这说明“牛”在社会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六畜、五牲、三牺”既是重要的祭祀用品，同时，也可以为时人提供“五味”，即甜、酸、苦、辣、咸，在这里主要是泛指各种味道。从这一点来看可以得知，“六畜”的主要作用就是祭祀与食用。
笔者认为古代社会的幸福标准，一般都以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为基础。《六韬·龙韬·立将》中曾言：“是故风雨时节，五谷丰熟，社稷安度宁”，只要老百姓丰衣足食江山社稷才能长治久安。
3.《三字经》中的“六畜”
《三字经》是南宋时期王应麟编写的，是一部具有启蒙和教化意义的儿童读物。直到现代社会依然被奉为教育儿童的经典教材。《三字经》中曾写道“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大意为“六畜”皆由人驯化并饲养。
这十二字不仅写出了“六畜”的具体种类，同时也道出了“六畜”的来历。“六畜”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动物，而是由远古时期的先民扑捉并驯化而来。至此之后“六畜”就一直参与到，祭祀或古人日常饮食之中。现代社会中的“六畜”，依然是人们喜闻乐见的美食。
笔者认为“六畜”从野生动物，变成被人类驯化的家畜之后，历经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早已经失去了其原本的面貌。所以大家现在看到了“六畜”模样，实际上应该是进化之后的结果。虽然现在早都已经废弃了，“五牲”、“三牲”祭祀制度。
但是这些曾作为祭品的牲畜或家禽，在现代社会中却变成了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不同地域制作出来的美食，其味道、口感也各有特色。但笔者认为大家在大快朵颐之时，也应该多理解一些有关“六畜”的驯化历史。
“六畜”的驯化历史之“豕”
一、第一个被驯化的“豕”
猪又称为“豕”，是人类历史上最早驯化的“六畜”之一。现代社会中饲养的家猪主要是由，远古时期的野猪经过驯化而形成。作为一种杂食类哺乳动物，猪的身体较为肥壮、四肢短小、鼻子较长，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适应能力强，以及繁殖速度特别快。
远古时期的先民之所以会驯养“六畜”，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填饱肚子。但是随着时间不断的推移饲养家畜的作用，越来越倾向于提供经济盈余。并且在饲养家猪的过程中，人们也形成了一些比较独特的习俗。
现代社会中“杀年猪”习俗，就是在野猪被驯化为家猪之后的事情。事实上古代先民在驯化“六畜”之时，不仅经历了一段十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困难，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六畜”被驯化之后，也可以证明人类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二、“养猪致富”之“汤盎”
相信很多人一听到养猪致富四个字，都会条件反射一般想到现代社会，广大农村地区所从事的一种经济手段。事实上在野猪被驯化为家猪之后，除了可以为古代先民提供肉类食物之外。同时，也萌芽出了较为先进的经济思维。
如果从历史角度去分析可以发现，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已经开始饲养猪、狗等家畜。但猪最为第一批被驯化的家畜，最早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在当时就已经掌握了饲养家猪的技术，并且从此之后家猪的繁殖也走上正轨。
大约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以卖猪肉为生的商贩。虽然看起来规模比较小，但基本的商业模式已经形成。也就是说早在3000多年之前，养猪致富就已经被提上日程。并且经过不断发展最终在唐朝时期，形成了较为专业的“汤盎”买卖产业。
唐代《云仙杂记》中曾有：“黑面郎，谓猪也”的说法，而《朝野佥载》中将猪称为“汤盎”。唐代洪州地区以养猪而扬名四海，在当地不仅行程了专业的养猪基地。而且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猪肉贩卖集市，产供销一条龙商业模式初具规模。
这也是古代历史中有记载的，关于养猪致富的最早记录。但大家应该了解养猪致富并非唐朝人首创，早在野猪被驯化之时就已经出现了，小规模的私人贩卖猪肉的行为。但由于并未形成比较专业的商业体系，所以直到唐朝时而最终被提上日程。
三、饲养猪的历史
在很多现代人的眼中，古代先民一直都生活在蒙昧无知之中，事实上纵观历史发展古代先民的智慧，不仅要远远超出大家的想象。而且在某些方面就连现代人也无法达到，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舍饲”，也就是专门养猪的猪圈。
商、周时代的“舍饲” 虽然十分简陋，但是也可以证明野猪已经被驯化为家猪。并且古代先民已经掌握了养猪技术，并且随着生产力不断提升，猪的种类也开始不断增加。白煮、黑猪等品种开始逐渐出现，并且还发明了养猪技术上“阉猪”。
按照这个规律发展下去养猪致富，几乎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笔者认为从野猪被驯化之后，古代人的餐桌上就开始出现了，以猪肉、排骨、猪头、猪耳朵，以及血肠、猪蹄、猪尾巴等为主的肉食生活。
即使是在现代社会猪肉也是人们，最难以割舍的日常美食之一。猪肉千层饼、红烧肉、野菜猪肉丸子，脆皮猪肉、猪排、猪皮冻等，都是人们餐桌上的家常菜。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猪”或者猪肉，一直都伴随人类历史发展与进步。
唐代以胖为美可能与猪肉有关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帝国之一，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都曾一度超越了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并且因为军事实力相对比较强大，所以还出现过“万邦来朝”的重要政治局面。
相信对唐朝历史比较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唐朝政治方面不仅特别开明，而且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有很大提升。在当时社会女性不仅可以抛头露面，而且也可以自由选择恋爱或婚姻。再加上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所以也形成了“以胖为美”的风潮。
关于唐朝女性“以胖为美”的特点，有很多历史学家都提出了个人观点。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与唐朝人的易胖体质有关系；或者是生活条件已经达到了小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缺乏锻炼所以才会长胖。
但是笔者却认为“以胖为美”只是一种托辞，唐朝时丰富多彩的美食，才是唐朝女性身体肥胖的根本原因。尤其是唐朝时期出现了养猪致富的经济现象，所以一时间全国上下的餐桌上，基本上都出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全猪宴”。
现代人吃猪肉讲究区分部位，但是唐朝人就特别喜欢吃烤全猪。简单说就是将一头猪处理干净之后，直接放在炭火上面炙烤。完全烤熟之后人们就会大快朵颐，经年累月的吃猪肉想不胖都难。
结 语
“六畜”作为古代中国饮食基础，从驯化野生动物开始就已经被提上日程。虽然马、牛等大牲畜只用来祭祀，但羊、猪鸡、狗却变成了餐桌上的美食。猪肉、狗肉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肉食，而且从先秦时期开始就形成了吃狗肉的食俗。
“六畜”中食用率最高的家猪，自商周时期开始就已经形成圈养模式。并且在这种模式的基础之上，又发明了很多与养猪有关的技术。笔者认为从古代人驯化“六畜”，再到以“六畜”祭祀或食用，这其实也是古代生产力进步的一种表现。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古代先民，既是历史参与者同时也是创造者。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他们的勤劳勇敢，为后世朝代发展奠定了重要历史契机。同时也为华夏文明逐渐成熟，提供了十分必要的客观条件。“六畜”既是一种生活动力，同时也是一种时代鉴证。
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饲养猪的？
猪是大家及其熟悉的动物，为六畜之首，十二生肖属相中作为压阵排在最后，可见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历代流传下来的有关猪的文献典籍浩如烟海，如《泛胜之书》、《齐民要术》、《三农纪》、《本草纲目》等都有涉及猪与神话传说、语言文字、民俗风情以及饮食文化的关系。
家猪是由野猪驯化而来，目前所知的中国最早的家猪出自距今大约7000年左右的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当时中原地区可能已出现规模养猪。
商、周时代养猪技术型性革新是猪的阉割手术，《易经》记载：“豶豕之牙吉”，即阉割了的猪性子就会变得驯顺，虽有犀利的牙也不足为害。《礼记》上说：“豕曰刚鬣，豚日腯肥”，即未阉割的猪皮厚毛粗，叫“豕”，阉割后的猪长得膘满臀圆，叫“豚”。阉割术这是养猪史上的一件大事，表明古代人对于猪睾丸的功能和生理作用有了突破性认知。而后阉割技术广泛流传于古代民间，深受农民的欢迎。
原始养猪业不同于现代，以放牧为主。史料记载秦汉时期有“牧豕人”，即放猪者，古代粮食比较匮乏，但荒地多，适合放牧猪这种杂食动物。另古代养猪并非全部阉割，未阉割的猪味道较大，只有底层农民才会经常食用。到宋代苏东坡对猪肉做法进行了改良，加入作料经久炖而成东坡肉，成为一绝才被广泛接受。
古代养猪业伴随着农业生产而发达起来，不仅为了食肉，也为积肥。汉代人们对肥料与土壤的关系已有相当的认识。经对汉墓出土的陶猪圈的考证，证明某些地区已出现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养殖方式。为了积肥，设计了各种形式的猪圈：独立式猪圈、与厕所相连的连茅圈以及与作坊相连的猪圈等。汉代在猪种选育方面也有相当发展，方以智所著《物理小识》中提到“短项无柔毛者良，一厢有三牙者难留。”说明当时已掌握了猪机能与形态的关系，对猪种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魏、晋、南北朝以后，群众养猪的经验日益积累．并用文字记载下来。北魏的《齐民要术》中载有：“圈不厌小，圈小肥疾；处不厌秽，泥秽的避暑。春夏草生，随时放牧，八九十月放而不饲，所有糟糠，则畜待穹冬春初。”说明当时人们已注意到放牧与舍饲的结合、因季节而实行不同的饲养方式、利用放牧节约饲料等重要观念。
隋、唐以来，随着生产力不断发展，养猪已成为农民增加收益的一种重要手段。《朝野佥载》中载：“唐洪州有人畜猪以致富，因号猪为乌金。”即古代养猪专业户。又据《新唐书·卢杞传》记载当时官办养猪场数目有数千头，可见唐代我国养猪业的规模。
到了宋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对人们对饲养以及猪肉的质量提出较高的要求。苏东坡游历民间，因此尝过各地的猪肉，“熳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他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是东坡肉做法最真实的写照。《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北宋末年京都开封每天从南薰门赶进猪只的情况：“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头者。”说明当时城市发展对猪肉的需求程度和宋代养猪业发展的情况。
元代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强调“以农桑为急务”，因此养猪业也得到长足发展。王桢的《农书》在养猪技术方面创造发明一些可贵经验，书中提及：“江南水得多湖泊，取萍藻及近水诸物，可饲之。”把生长速度很快水草用来喂猪，扩大了饲料来源。《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提到我国浙江省衢州的农牧情景：“在这个地区，看不到绵阳，但有许多公牛、母牛、水牛和山羊，至于猪的数目则特别的多。”这都反映元代重视农区猪的饲养，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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