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栾吟之
美丽的“中国弧”属于世界。
从1921年发现河南渑池的仰韶村遗址，到2020年发现陕西靖边的清平堡遗址，再到最近陕西江村大墓被确定为汉文帝霸陵，中国考古百年探索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考古中国：15位考古学家说上下五千年》（以下简称《考古中国》）精选14个代表中华文明的大遗址，涵盖都邑、陵墓、水下、高原、沙漠、窑址等众多场景，考古学家们讲述亲历的考古故事，让我们初步掌握中国古代文明的时空分布和谱系脉络，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的大建设、大交流、大梦想。
《考古中国：15位考古学家说上下五千年》
许宏 等著
中信出版集团
“大遗址”实证中国文明史国际上仅承认商代以后的3400年历史，良渚古城的发现实证了中国拥有上下5000年文明史
上书房：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考古中国》的出版适当其时。书中精选14个“大遗址”，涉及中国古代文明的政治、宗教、军事、科技等领域。我们想先弄清楚，究竟什么是“大遗址”？
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大遗址”指的是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和遗址群。书中所选的14个“大遗址”，包括仰韶村、殷墟、三星堆、阿房宫、良渚、石峁、二里头、秦始皇帝陵、南越王墓、法门寺地宫、南海I号、海昏侯墓、后司岙、清平堡，都广受社会关注。
“大遗址”是展现中华文明5000多年连续性的最佳例证，是对中国文明古国、国土大国和文化大国的空间表达，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融共生的例证。它让我们认知中国文化之源的地位，激发人们探索中国国家文明起源的意义。
上书房：曾经，西方只承认中国3000多年文明，考古发现是否颠覆了这个说法？
王宁远（良渚水利系统考古队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我们说中国有上下5000年文明史，一直缺乏考古学支撑。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历史主要基于传说，中国在国际上仅有商代以后的3400年历史是被承认的。但良渚古城的发现，实证了中国5000年文明史。
?今天杭州市区西北20公里的良渚和瓶窑地区，在5000年前是一片河湖遍地的水乡泽国，良渚人来到这里，营建了良渚古城。我们历时数十年考古发现的庞大都邑，具有宫城、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这四重结构，江南地区村落的格局，江南地区的文化、风貌、经济模式，就是良渚人创造的。
比如，我们发现了良渚人的“超级工程”，古城建设之初就统一规划建设的水利系统，共有11条堤坝，水库面积相当于2个西湖，按照现在的水利等级划分已经达到“中大型水库”级别。我们推测，这个系统兼有防洪、调水、运输、灌溉等诸方面用途。
上书房：看来，中国考古成果填补的历史空白、提出新问题和新观点远不止这些。
刘瑞（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队长）：唐代文学家杜牧写的赋作《阿房宫赋》家喻户晓，但考古发现的事实是，这座迄今发现的古代世界最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其实没有建成，也没有发生过“项羽火烧阿房宫”的历史事件。
?《史记》中的大意是，秦始皇在统一全国近10年后，越来越觉得秦孝公时修建的都城咸阳因人多而显得宫廷小，于是在渭南上林苑中选址建造一座作为帝国中心的宫殿——阿房宫。但因为秦始皇的去世以及秦末农民起义等原因，这项工程屡次告停，直至秦亡也没有建成……阿房宫考古工作队在2002年至2004 年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找到了阿房宫前殿遗址，它只建成了夯土台基及其部分墙面，没有遭到大火焚烧。
上书房：我们还知道，修建长城主要出于军事目的，但考古学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近300年，北部长城沿线发生的血腥战争并不是主流，恰恰相反，大部分时间双方和平相处，有各种各样的贸易与交流。
于春雷（清平堡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2020年，我们在陕西榆林地区靖边县发掘“沙漠里的明长城”清平堡遗址，它是明代延绥镇长城沿线三十六营堡之一。位于交通要道上的营堡，本身就是一个市场，是蒙古与明朝之间民间贸易的首选场所，也是一些小规模官方贸易的举行地。长城沿线驻扎着众多将士和他们的家属，士兵的职责是屯守结合，家属从事屯田等生产、生活。
?作为世界上规模、体量最大，修筑使用时间最长的人工构筑物，长城历经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共2000多年修建，至今存留超过2万公里墙体（包括壕堑）遗迹。长城是一处军事设施，更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中心，其沿线成为南北双方接触的场所，和平的交往融合是这一区域的主流形态。清平堡营堡内的格局具有明显的市井生活气息，其中高规格修建的庙宇和营部内的建筑格局、建筑模式反映了当时明朝中原文明向北传播和北方文明向南传播的情况，在长城沿线，温情的生活、频繁的交流才是主要形态。长城，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也参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考古技术革新很“炫酷”考古人从只有探铲、手铲，发展到实际运用海陆空领域的高新科技，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技术飞速发展
上书房：我们阅读“大遗址”的故事时，也深深感受到一百年来考古技术的革新，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不止可以用“炫酷”来形容。
郑建明（上林湖后司岙唐五代秘色瓷窑址发掘领队）：考古人从只有探铲、手铲进行田野考古，发展到实际运用海陆空领域的高新科技，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技术正在飞速发展。
?我们于2015年在浙江慈溪的上林湖中部西岸边发现了后司岙窑址，消失千年的“秘色瓷”现世，中国青瓷的巅峰之作终于被解密。窑址发掘过程中，我们大量使用地面激光扫描、低空无人机遥感等技术手段，全面记录每一层的发掘过程，并依此重建窑场形成过程的三维模型。三维记录的分辨率达到能看清每一件标本器型、胎、釉等特征的清晰度。
我们的田野考古工地还用上了数字化管理平台，引入科技企业开发记录系统，提高信息采集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也让考古工地管理更加规范；此外，我们探索将水陆考古的方法进行结合。我们运用多波束测深仪、探地雷达等多种技术手段，系统地掌握上林湖湖底的地形地貌，以及环湖道路、古湖堤、古水道、古水坝等水下遗存，为内陆浅水水域的水下考古提供经验。
上书房：近年来广受关注的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也是一场“高科技的盛宴”吧？
杨军（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队领队）：汉朝废帝海昏侯刘贺的墓葬，可以用“黄金遍地”来形容，创下了秦汉考古史多个第一，包括发现长江以南唯一的大型真车马陪葬坑，我国最早的孔子像和失传1800年的《齐论语》等。
?我们要感谢高科技的加持。在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过程中，我们广泛采用地球物理探测、GPS定位、电子全站仪布网测绘等。比如，在发掘前对墓园进行全面布网测绘，测控点超过9000个，将调查、勘探和发掘数据完全数字化；在文物清理和保护过程中，使用X光探伤、高光谱、红外扫描、能谱分析等无损或微损分析检测技术。
我们也依靠高科技手段破解了“墓室奇香”之谜。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知道，2000多年前的汉墓一般是不会有异味，只有明清比较晚近的墓葬才会因尸体没有完全腐烂而发出异味。但2011年海昏侯墓刚发现时，我们坐在打井师傅轱辘车的吊篮里下到盗洞内勘察，闻到一阵阵扑鼻而来的奇特香味，直到2015年打开墓葬椁室，这股香味还在。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弄清它来自哪里，请来中国科学院、中国社科院专门研究植物木材的鉴定专家对墓葬椁木的材质进行检测分析。经初步推测，香味应该是来自椁木的香味，其椁木有樟木、杉木、松木、楠木等几种材质。还有一部分香味可能来自博山炉等薰炉里的香料。有关研究还在继续进行，目前尚无定论。
上书房：考古学越来越像一门文理交叉、技术驱动的学科了。
雷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我在三星堆工作近40年，对考古学的发展感受极深。1984年我到三星堆参加发掘的时候，住的是租来的农民房屋，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记得有一次从发掘工地回驻地，过桥时龙头不稳，大冬天的连人带车掉进了冰冷的河中……那时候基本人手一把手铲、一块绘图板、一把钢卷尺和一本笔记本，几个人合用一部照相机。
?如今的考古工作环境、发掘技术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以三星堆祭祀区的第二次发掘来说，考古大棚、恒温恒湿的考古发掘舱、现场实验室、无人机、高频振荡仪等大量先进仪器设备几乎成为标配，电磁探测、古DNA检测、同位素分析、3D打印等高科技被广泛应用，大量理科生在发掘现场从事科技考古的各项工作。考古学以理科的手段来阐释文科的理念，尽可能应用成熟技术去研究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这已经成为考古学这门学科发展的大趋势。
勾勒文明发展“时空脉络”中华文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包括“满天星斗”的邦国（古国）时代、“月明星稀”的王国时代和“皓月凌空”的帝国时代
上书房：读考古学家们亲历的“大遗址”考古故事，中国古代文明的时间分布和空间脉络在脑海中渐渐清晰，这很有意思。
许宏：是的。我们先来说空间，广袤的东亚大陆像一把坐西北朝东南的大座椅，椅背由高原、山岭、戈壁、沙漠等自然屏障组成，这使得古代中国文化形成相对独立发展的特性。但这种屏障又并非不可逾越，从内亚地区到东亚腹地的通道有很多。大航海时代、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前，中国西北地区至大北方地区一直是古代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前沿阵地。
这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又可以被看作一个大盆地。盆地内的两大河流——黄河和长江都大体呈东西向，便于内部的沟通交流。而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因少有大山脉等自然阻隔，成了孕育古代中国的大温床。
上书房：“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可以把异彩纷呈的文化归纳为人类对各种自然环境适应的产物吗？
许宏：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先民赖以生存的东亚大陆大致分为三大板块：中原及左近地区，东南沿海与南方地区，以及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这和14个“大遗址”的分布是一致的。比如，河南渑池的仰韶村遗址、洛阳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等7处，都属于“中原板块”。中原地区是最适合定居农耕的区域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文明发生、发展的腹心地区；浙江杭州的良渚遗址、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等，属于“东南板块”；而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和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等，位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个概念出自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的笔下。他认为，从东北大兴安岭、内蒙古的阴山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青海东北部的祁连山脉，到四川西部通向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一北一南两列山脉及其邻近的高地，在地理上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屏障着祖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在文化上，这一地带自有渊源，特色显著，构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
上书房：那么从时间分布的角度来说，“大遗址”又该如何为中国古代文明史“断代”呢？
许宏：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邦国（古国）时代、王国时代和帝国时代。其中邦国（古国）时代处于新石器时代，如《考古中国》中提到的仰韶文化和石峁文化等，是一种无中心的多元状态，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称其为“满天星斗”的时代；王国时代即夏商周三代的广域王权国家时代，如二里头文化、三星堆文化等，那种有中心的多元状态可谓“月明星稀”；再后来就是秦汉王朝开启的一统化的帝国时代了，如书中选取的唐代法门寺地宫、唐代至北宋后司岙窑址、南海I号南宋沉船遗迹等，都展示了一个“皓月凌空”的时代。只有到了帝国时代，中央集权与郡县制的专制皇权才建立起来，结束了分权代理式的“封建社会”。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大阶段中的两个大的历史节点，就是二里头与秦王朝。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距今3800年到3500多年，是当时发展程度最高的一个实体，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宫城和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所等，二里头非常有可能是夏都；而秦王朝距今22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书同文、车同轨，建长城、修直道、设郡县，许多措施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与铜铃
美丽的“中国弧”属于世界中国从来就不是自外于世界的，我们的祖先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扬弃、创新，生发出自身特色
上书房：您提到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被西方学者提炼成一个更吸引人的人文地理学概念——美丽的“中国弧”，这是否是全球文明史视角下的古代中国的缩影？
许宏：“美丽的‘中国弧’”，是英国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牛津大学教授杰西卡·罗森提出的。她把古代中国的版图分为3个区域，东南的中原地带、西北方的草原地带，以及在它们之间的弯弯的、半月形的区域，就是“中国弧”。
罗森教授认为，在“中国弧”的西侧，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步伐和整个欧亚大陆中心地区同步；在“中国弧”的东侧，古代中国则是另一种独特的面貌，与欧亚草原的发展步伐并不一致。正是这个美丽的“中国弧”，成为东西方交流的纽带和桥梁。“中国弧”是理解欧亚历史长时段效应的一把钥匙，是一个“超稳定结构”。更有学者指出，半月形文化带的形成显然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出现有很大关系。
?贺兰山（新华社图片）
上书房：这让我想起考古学者们的感叹：“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
许宏：的确如此。中国从来就不是自外于世界的，我们的祖先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一直在此基础上扬弃、创新，生发出自身特色。
我们可以从人类经历的几波文明潮中厘清自身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也能从看待这种关系的过程中找到文化自信。第一波文明潮，可以上溯到距今10万年前后、人类走出非洲之时，几万年内，人类的足迹几乎踏遍全球陆地，这或许就是全球化的开端；第二波文明潮，是大约10000年前的“农业潮”，在此之前是数百万年的攫取经济（狩猎和采集），之后人类开启定居的农耕经济。这个时期中亚的锯齿纹彩陶对仰韶文化晚期——马家窑文化有一定影响，而中国的彩陶文化也影响到费尔干纳盆地和克什米尔地区。此外，石峁遗址出土的石人面形象和铜器等，也显现了与欧亚草原地带的某些联系。
上书房：第三波文明潮就是青铜潮了。
许宏：东亚大陆进入青铜时代，东亚最早的成系统的文书是甲骨文，出土地就是在殷墟。考古学观察到的现象是，出土最早的青铜礼器的中原地区，正是东亚大陆最早出现广域王权国家的地区。二里头文化青铜礼器的出现和当时的中原社会，都经历了文化交流中碰撞与裂变的历程，其同步性引人遐思。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是青铜礼器及其铸造术催生了最早的“中国”，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北方式长身战斧和环首刀等，更是中原腹地最早的青铜文明与欧亚草原青铜文明文化交流的力证。至于后来在殷墟时代出现的马拉战车、带有多条斜坡墓道的王陵大墓与大规模的杀殉习俗，以及在波斯帝国之后兴起的秦汉帝国，都应放到欧亚大陆文明交流的大背景下去理解。唐宋时代及其后兴盛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遗存，更表明在“哥伦布大交换”前，全球化的物品与信息“大交换”早已不绝于途。
再后来的距今260年前，人类迎来了第四波文明潮，也就是工业潮。
上书房：似乎能感受到一种加速趋势？
许宏：显然，从狩猎采集时代到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再到互联网时代，有一个加速度的趋势。在这样的加速度中，我们该如何自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技术的关系，都是我们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人跟我们讲的从10万年前到500年前的历史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这也是《考古中国》的意义所在，它可以帮助我们唤起共同的文化记忆。
?古长城上雪茫茫（新华社图片）
14个大遗址见证中华民族灿烂文明仰韶村：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1921）
殷墟：一片甲骨惊天下（1928）
三星堆：青铜时代的奇葩（1929）
阿房宫：华夏民族开始形成的实物标志（1933）
良渚：中华文明 5000 年的实证（1936）
石峁：中华文明的前夜（1958）
二里头：3700 年前的中国第一王都（1959）
秦始皇帝陵：千古一帝的雄心壮志（1962）
南越王墓：岭南文化之光（1983）
法门寺地宫：看得见的大唐盛世（1987）
南海Ⅰ号：南宋的海上文明使者（1987）
海昏侯墓：黄金遍地的废帝刘贺墓（2011）
后司岙：解密中国青瓷的巅峰之作（2015）
清平堡：沙漠里的明长城（2020）
良渚遗址是怎样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的？
2019年7月6日，我国的良渚遗址终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宣告了多年了相关人员的努力成功。
良渚文化村
良渚遗址申遗成功也就意味着中国华夏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主流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从此以后，中华上下五千年不会再有人质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一直以来，中国人对于我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就是从夏商周开始，只是夏朝大概距今四千年，也就是说中华上下五千年，在良渚遗址之前，一直是有一千年时间的空缺的。
良渚文明的发现填上了这段中国断代史的空白，良渚遗址最早被发现是在1936年，后来因为抗战而被迫中断了挖掘与研究，一直到1939年，良渚文明的研究才再次走上正轨。
只是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良渚文明一度都被认为是属于龙山文化，这个结论一直到五十年代末才开始被质疑。1957年，夏鼐先生表示：“浙江（良渚遗址）的黑陶容易干后褪色，没有龙山文化的那种标准的蛋壳瓷。器形除圈足外，也有大量圈底的，山东龙山文化中盛行的平底器却较少。陶鬹发现不多，也不是标准的龙山文化的形式。”
夏鼐先生的这一观点彻底推翻了之前的结论，两年后，他第一次推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将其与龙山文化彻底区分开来。但是对于良渚文明的研究，长期处于小打小闹状态，直到1986年，良渚文化有了自己的标志性特点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1986年，考古人员在良渚遗址附近的反山展开挖掘工作，经过长时间的坚持工作，他们发现了一座全新的良渚大墓——反山12号墓，同时在这处墓穴中发现了国宝级文物——玉琮王，玉琮王的发现令专家们相信这里曾经是一处政治中心，良渚文明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后来，在清理良渚遗址的时候，考古人员与北大碳14研究所合作，对良渚古城的城墙年代进行了测定，得出的结论是，良渚古城的年代在距今4300到4500年前，这样，良渚文明与夏朝的历史就正式对接上了，中华五千年历史也得到了证明。
为什么说良渚遗址能证明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良渚遗址有多少年的历史？
良渚文化的发觉惊呆了全球，但很多人不知道，为了能挖出来这枚封尘了80多年来的天然珍珠，良渚是指5300至4300年前，在中国南方地区长江中下游的太湖河段存在过文明。以良渚古都为中心的遗迹是良渚文化的核心。它发觉能够上溯到1936年。那时候，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史新庚，在考古发现过程中发现了一件黑陶器。他感觉在他故乡良渚也发现了过相似的黑陶器。于是他就迅速返回良渚，开展珍贵文物调查。在他监督下，良渚发掘出了数百件黑陶、石器时代、翡翠等珍贵文物。这一“小”发觉，宣布揭开良渚遗址的一角。但是，伴随着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良渚遗址的挖掘和科研工作迫不得已终断。
更糟糕的是，抗战期间，石欣随西湖博物馆北迁。他欠缺医生和药品，最后生病，丧生于27岁。文化的火把发送给了考古学组织梁思勇、董佐斌，梁思勇和董佐斌应史新耕之邀，前去挖掘现场考察良渚遗址，充分肯定了这一发觉其价值。一九三九年，梁思永老先生视查良渚遗址，经对比研究，觉得良渚遗址出土陶瓷器通常是类似龙山文化的黑陶，并给出良渚遗址归属于杭州湾龙山文化。
这个观点执政了考古学家近20年，直至20个世纪50年代。直至1957年，中国近现代考据学的奠基者之一夏鼐才明确提出:“浙江黑陶易干易褪，山东并没有标准化的龙山文化鸡蛋壳陶瓷器。数控刀片样子除开圆脚外，还有许多的圆底。在山东龙山文化，极少有厚底容器。陶桂发觉非常少，也不是一个标准化的龙山文化。”刚彻底改变了以前的论点论据。2年后，他首次指出“良渚文化艺术”这一新名字，说明良渚是一个拥有本身演化发展顺序的考古学文化，彻底有别于龙山文化，明确提出这一概念后，专家学者逐渐调查其发源，并且于1975年和1979年明确提出“马家浜文化”和“宋泽文化”的名字。
最终，考古工作者根据吴县(现苏州吴中区)草月山积累，确认了三大文化的特点次序:马家浜文化——嵩泽文化艺术——良渚文化。但是，虽然也有一些珍贵文物在良渚文化艺术发掘出，但“十大考古发现”中并没什么巨大成就，这一时期的探索停留在并对文化底蕴的认知上。最后，在1986年，局势打破，良渚文化艺术拥有自己的“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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