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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口地区史前文化聚落遗址综述报告,周口遗址

历史趣闻2023-7-18阅读:375

周口境内地势平坦,河流交错,土地肥沃,气候适中,很适宜人类居住和生活。史前时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广阔的平原上,茂密的原始森林里,生长着众多的动植物。这里发现有几千万年前的琥珀化石和几百万年前的象牙、古树与鸵鸟蛋、鹿角等许多动植物的化石。到了新石器时代,众多的原始部落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裴李岗、仰韶、大汶口、屈家岭、龙山等诸多文化。原始社会晚期,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阶级开始分化,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先民们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从早期的二里头文化一直延续到商、周和春秋文化。

境内已查出古文化遗址200余处,其中新石器时代遗址152处,包括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距今7000~6000年的仰韶文化,距今6000-5000年的大汶口文化和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这些遗址遍布全境,反映了原始社会时期的兴旺景象。商水、项城、扶沟、西华、太康和鹿邑等县发现了裴李岗文化的遗物和遗迹。仰韶文化遗址共发现21处,早期遗存属庙底沟类型,晚期遗存属秦王寨类型。大汶口文化遗址共发现25处,这些遗址中都包含有其他文化遗存,地方特色较为浓厚,同典型的大汶口文化有一定的差别,显示出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相互吸收、融合的特征。龙山文化遗址共发现79处,早期同大汶口文化共存,中、晚期属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部分遗址含有较多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境内共发现22处,此类遗址在西部、北部分布较多,东部、南部分布较少,且一般与龙山文化晚期和早商遗存有直接的叠压关系。最近,在太康、淮阳和鹿邑等县发现了5处岳石文化遗址,这里的岳石文化含有较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与山东境内的岳石文化有很大的差别,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商代遗址共发现43处,周代遗址共发现67处,多数遗址是商、周文化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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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蚌红陶鼎(仰韶文化)

鹿邑县武庄遗址出土。夹蚌红褐陶。现藏周口市博物馆。

一、史前聚落遗迹的分布概述

周口市郊、鹿邑县、郸城县、沈丘县均未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太康县有一处裴李岗、仰韶文化共存的遗址。淮阳县有一处仰韶文化遗址,其面积仅0.96万平方米。扶沟县有三处裴李岗文化遗址,有一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共存的遗址,其面积1.5万平方米。

1.商水、项城汾河聚落群属三级聚落群,共八处,面积约9万平方米以下。项城县有两处仰韶文化遗址:一处与裴李岗文化共存,面积约4万平方米;一处与龙山文化共存,面积1.3万平方米。商水县有六处仰韶文化遗址,其中三处与大汶口,龙山文化并存。这六处仰韶文化遗址沿汾河由西北到东南分布,从谭庄镇到胡吉乡约四十公里。汾河流入项城县,有两处仰韶文化遗址,最远一处是新桥乡的骆驼岭遗址,距商水县的胡吉遗址约三十公里。商水县与项城县这八处遗址沿汾河而下总长七十多公里,可以说属于一条龙式的聚落群,仰韶文化的特点,多与屈家岭或龙山文化层相叠压。

2.西华聚落群共十三处,其中二级聚落三处:奉母乡小白庄遗址24万平方米;奉母乡养马岗遗址17.5万平方米;田口乡陵西遗址12.5万平方米。三级聚落十处,面积均在9万平方米以下。西华县境内沙河流长69公里,颍河流长65公里,贾鲁河流长32公里,辖19个乡镇,其中9个乡镇有聚落遗址。遗址的特点是,不少都是仰韶、大汶口、龙山文化共存,或大汶口、龙山文化共存,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共存,也有纯龙山文化遗址。凡与龙山文化共存的遗址都被视为龙山遗存。

3.商水聚落群(含市郊)共二十八处,属三级聚落,面积均在9万平方米以下,最大的聚落遗址只有6万平方米。商水县辖22个乡镇,沙颖河从北境流过。遗址分布在15个乡镇内,共26处。部分龙山文化遗址有仰韶或大汶口文化遗存。周口市郊蔬菜乡有两处遗址,距商水汤庄乡约10公里,可以划归商水聚落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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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陶三足钵(仰韶文化)

鹿邑武庄遗址出土。泥质红陶。现藏周口市博物馆。

4.淮阳聚落群(含郸城县)共19处皆属三级聚落。面积均在9万平方米以下。值得注意的是聚落群中的平粮台遗址发现一座古城址,当是这一聚落群的中心。淮阳县境内沙颍河流长50公里。在九个乡镇内有14处遗址,部分龙山文化遗址有大汶口文化遗存。遗址主要分布在淮阳县的东境。郸城县有5处龙山文化遗址,分布在郸城县西境的5个乡镇内,正好与淮阳东境的遗址形成一个群体。

5.太康——柘城(属商丘辖区)聚落群共15处:二级聚落2处,柘城城关镇旧北门遗址15万平方米;柘城陈青集乡高庄遗址10万平方米。三级聚落13处,面积均在9万平方米以下。太康县境内涡河流长55公里。在 7个乡镇内分布9处遗址,基本上都在县境的东部。商丘辖区的柘城西部的城关镇、申桥乡、伯岗乡、张桥、牛城乡以及陈青集等6处遗址。柘城的伯岗乡距太康马头镇直线只有10公里,柘城的申桥乡与太康临界,故柘城遗址可与太康遗址合群。

6.项城——沈丘聚落群共17处,二级聚落1处,项城孙店乡毛家遗址21万平方米。三级聚落16处,面积均在9万平方米以下。鹿邑县有三处遗址,其中两处是大汶口与龙山文化并存。不能构成聚落群,也不能与其他聚落联合。项城县辖18个乡镇,有8个乡镇分布10处龙山文化遗址,有些遗址有二里头文化遗存。沈丘县辖21个乡镇,其中有4个乡镇分布7处龙山文化遗址。总体上说这两个县的遗址比较分散,有些遗址都在两县临界处,不能截然划开,只有把两县遗址合并为一个较分散的聚落群。

7.扶沟聚落群共十六处,皆属三级聚落群,面积在9万平方米以下。扶沟县境内贾鲁河流长47.2公里。在10个乡镇内分布16处龙山文化遗址,有的遗址中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或二里头文化遗存。遗址比较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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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陶折腹罐(大汶口文化)

1982年周口烟草公司仓库出土。泥质红陶。现藏周口市博物馆。

二、裴李岗文化遗址

裴李岗文化因1977年发现于新郑裴李岗而得名,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9000年左右,其分布范围主要在黄河南岸的豫中、豫西一带。在周口市的项城、商水、扶沟、西华、太康、鹿邑都有发现。扶沟的前闸遗址位于扶沟县城东北30公里处前闸村东的高台地上。面积约1.8万平方米,文化层厚2米左右,可分上、中、下三层,分别属于西周、仰韶和裴李岗文化。村民在此取土时曾发现人骨、夹砂陶壶、陶罐、石磨盘等物,应是墓中随葬品,估计这一带应有裴李岗文化墓地。陶器被村民打碎,石磨盘被扶沟县博物馆征集。项城的后高老家遗址位于项城市南25公里处的高寺镇后高老家村西北隅。遗址东靠后高老家村,西靠老城至高寺镇的乡村柏油路,北店寺遗址2公里。遗址略高于周围地面,交于古蚕丝河的东岸。文化层厚1.8~5米。中间有一东西向农田路、沟,将遗址分为南、北两部分。遗址南北长370米,东西宽184米,总面积为68080平方米。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此进行考古调査时发现石磨盘和残陶器。1977年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发掘后,1979年安志敏先生确定该遗址为裴李岗文化。1977、1991、2000年,市、县文物部门多次来此地进行文物普查和专题调查,从路旁的断壁上发现有不同时代文化层,上层属仰韶文化,下层为裴李岗文化,遗址还见有较多龙山文化遗存和少量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遗存。暴露出的遗址和遗物有不规则的圆形灰坑,大的红烧土块,从灰坑内发现有骨镞、石斧、骨锥、靴形器、小石器和大量陶器残片,遗物较为丰富。特别是2009年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査时,周口市文物普查队、项城市文物普查队在对该遗址进行联合调查时发现了江淮地区最早的史前文化之一——安徽双墩文化的遗存。

长期以来,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中国腹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被分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地域系统。而介于二者之间的淮河流域则被一分为二,淮河以北称为黄淮,归人黄河流域,淮河以南称为江淮,归人长江流域,这就制约了淮河流域考古研究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苏秉琦先生的倡导下,苏鲁豫皖考古学者联手,提出了淮河流域独立考古研究的大课题,这大大加强了淮河流域遗址在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中的地位。项城后高老家遗址就是淮河流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

后高老家遗址面积较大,堆积较厚,延续时间又长,目前是周口市域内保存最好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大遗址,其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早在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曾在这里进行了考古调查。其后又历经多次全国和全省文物普查及专题文物的调查,发现有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锯齿石镰等石器,骨锥、骨镞、靴形器等骨器,还有红陶钵、灰陶罐等陶器和不少陶片夹砂或孱蚌屑,陶色以红、棕色为大宗。遗址中包含了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的内容,还有少量安徽双墩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遗物。这前后延续4000年之久的遗址,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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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磨盘(裴李岗文化)

现藏周口市民俗博物馆。

后高老家遗址地处豫东平原与豫西山地丘陵边缘的交会地带,处于先民们从山地丘陵向平原徙居生活的过渡阶段。这种生活的空间和条件,反映了古代人类居住的地域特点,为我们提供了一处典型的古代环境考古研究的实例。

裴李岗文化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史前文化,距今9000~8000年。后高老家遗址是裴李岗文化的最东沿,其文化层丰厚、遗迹遗物丰富,具有独特的文化面貌,对解决豫皖边界的考古学关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又是裴李岗文化影响东渐和传播的一个重要的接点。一些专家认为裴李岗文化晚期,由舞阳贾湖经周口地区向东到淮南丘陵地区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发展为双墩文化(又称侯家寨文化)。再向东到达江苏中部的高邮一带,发展成为龙虬庄文化,从而彰显了周口地区后高老家裴李岗文化遗址在文化交流与传播上的重要学术价值。

后高老家遗址自身涵盖裴李岗文化、双墩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这种集多种文化因素于一体的大型遗址十分罕见。而其周边也分布有多处同时期或晚一些的遗址,这对研究豫东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序列和传承关系,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截至目前,后高老家遗址仅进行了简单的考古调査和试掘,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神秘面纱尚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该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包括石磨盘、石斧及多种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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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陶带流罐(大汶口文化)

泥质灰陶。现藏周口关帝庙民俗博物馆。

石磨盘:体呈椭圆形,长100厘米,宽22~44厘米,厚3.5厘米。用整块砂岩磨制而成,制作规整。器面平坦,两边呈直线,另两边略呈弧形,器底平整,底部有四圆柱状足,足高4.5~5厘米,足径4.5~5厘米。此器为扶沟前闸遗址出土,是目前全国发现最大的裴李岗文化石磨盘。另外一件为麻石质地,盘面中部稍厚于两端,一端微残,一端呈三角形,面平较光,足呈梯形,是商水县文管所在文物普査中征集而来。

石斧:刃部磨光,器体凿制痕明显,刃部稍宽,形体粗笨。

陶器以夹蚌粉褐陶、夹砂红陶为多,泥质红陶次之,泥质褐陶少见。夹蚌粉者多鼎、罐等炊器,而含蚌粉量较大,质地松软,手触即碎。夹砂红陶质地稍硬,多用于钵、壶等器。器表以素面和磨光为主,纹饰仅见弦纹、指甲纹。常见器型有罐形鼎、双耳壶、大口深腹罐、圆肩罐,平底碗等。罐形鼎敞口,鼓腹,圆锥形足;双耳壶小口,矮领,双耳呈半月状,耳上有一小圆孔。深腹罐口呈喇叭状,直腹。

后高老家遗址上部文化层中出土的陶器,除红褐陶外,出现了部分磨光黑陶和磨光灰陶,用于杯、壶等小型器物。鼎足可分两式, 一式圆锥状,足跟有一道刻画印的附加堆纹,有些足跟要有两个指窝。 二式呈宽扁形,正面中部有凹槽。彩陶发现有红彩,图案不清。这些器物同下层所出土的器物有所区别,应为晚于裴李岗文化而早于下面所谈的仰韶文化的早期遗物。

这里发现的石磨盘同郑州南阳寨的石磨盘一致。小口双耳壶同新郑裴李岗一式壶相同。大口深腹罐同裴李岗二式接近。罐形鼎同裴李岗一式鼎比较相似,应属于裴李岗文化。后高老家遗址裴李岗文化压在仰韶文化之下,证明裴李岗文化早于仰韶文化,也表明了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

其他在最近几年新发现的有:西华泥土店遗址,早期地层中出土有夹砂関褐陶片、夹蚌灰陶片、石盘磨、石磨棒、鞋底形石铲等器物。商周高速公路周口段商水张庄乡河湾村附近,通过文物勘探发现有一裴李岗文化遗址,距现地表面2米左右,文化层厚度2.5~4米不等,上层为商周文化,中层为仰韶文化下层为裴李岗文化。下层出土夹砂、夹蚌褐陶片、红陶鼎足等,陶片块小。火候极低,具有典型的裴李岗文化特征。其他像郸城、淮阳、太康、鹿邑等地也偶尔发现有裴李岗文化特征的陶片等,由于没有进行详细的调查,具体范围文化层厚度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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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陶背壶(大汶囗文化)

泥质灰陶。现藏周口关帝庙民俗博物馆。

周口市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在商水、西华、扶沟、太康、项城一带,其他如郸城、鹿邑也有迹象存在。从简单的材料看,与周边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特色,如陶质火候普遍不高,制作粗糙,陶器颜色也不够鲜亮,器型一般较大、笨重等。由于目前考古工作做得不够扎实,仅限于少量的调查或基建偶尔出土,没有进行大规模有系统的考古发掘,其发展脉络、文化内涵不是十分清楚。如扶沟的前闸遗址,发现有裴李岗文化墓葬,如果进行有系统的科学发掘,肯定会有不少收获。

三、仰韶文化遗址

目前,全市共发现仰韶文化遗址21处。赵芝荃先生把这些遗址划分为早、晚两期。属于早期遗址的也有9处,有西华商高宗陵、小白庄、泥土店,商水马村、良台寺、河湾,扶沟支亭,太康方城,周口市烟草公司仓库。属于晚期遗址的也有9处,有西华商高宗陵、南柳城、小白庄、瓦屋赵、榆树王,商水范台庙、胡庄,淮阳王禅冢和郸城段寨。西华的小白庄、瓦屋赵遗址和太康方城同上述晚期遗址有所不同,含较多的其他文化因素。上述遗址除周口市烟草公司仓库进行简单的试掘外,其他都进行了考古调査。

早期遗址。这里仰韶文化早期的遗址均靠近河流,附近地势较高,为岗丘形状。有的除了包括仰韶文化的遗存以外,还有其他时代的文化遗存。这种岗丘形状的遗址是当时人们长期居住为防御洪水泛滥所选择的高岗住址。一般昭高于地面,文化层1~2米,有些遗址人为破坏严重,仅剩一小部分或仅能在地面采集一些遗物。方城和马村遗址发现有房基、圆形和不规则形灰坑、大量的烧土块。发现的动物骨骼种类有马、猪、狗、鸡骨和鹿角等。鹿角数量众多且每个遗址都有发现。生产工具以石斧常见,石铲较少。石斧形制相同,大小不一,刃部较宽且磨光。

早期的陶器,正如《河南周口地区考古调查简报》一文中所描述,“陶质分夹蚌屑褐陶、夹砂褐陶、泥质橙黄陶、磨光红陶、泥质红黄褐陶、泥质红黄陶和泥质夹砂陶等,夹蚌屑或褐陶为土褐色,包含蚌屑或砂粒较多,用于炊器类,泥质橙黄陶数量较多,制陶火候较低,陶片易粉碎,磨光红陶用于壶、盉器类” 。这些器物以素面和磨光为多,纹饰有弦纹、麻点纹和附加堆纹。彩陶少见,一般多棕红彩和白衣褐彩。纹饰有网纹、圆点纹和弧线三角纹,常施于壶、盆等泥质陶的外壁上部,有的钵口沿施一周红彩。常见的器物有鼎、罐、钵、盆、壶、盘、岙、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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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陶三足杯(大汶口文化)

泥质黑陶。现藏周口关帝庙民俗博物馆。

鼎分罐形和釜形,鼎足有锥状和圆柱状。锥状足剖面为椭圆形,正面有凹槽,圆柱状足顶端有一周辐射状长指甲纹,或施一条附加堆纹;深腹罐有敞口直壁或敛口圆腹,有的小口圆肩;盆皆大口,分两式,一式为宽平沿,浅腹,一式为窄沿,深腹直壁;钵分直口和敛口,大小不一;盘大浅腹,高柄盉鼓腹,肩有篦点纹。

仰韶早期的罐形鼎与淅川下王岗早ニ期鼎相同”。釜形鼎与庙底沟仰韶文化陶鼎、郑州大河村二期 一式鼎相似。常见的圆锥状外刻凹槽、断面为椭圆形的鼎足与大河村一期、荥阳点军台遗址的鼎足完全相同。敛口钵接近下王岗早一期的陶钵。主要纹饰为绘于盆、壶上部的白衣黑彩或棕色的弧线、圆点纹。彩陶花纹同大河村一、二期情况相同,钵口沿施一周红彩,这也是大河村一、二期常见的现象。因此,这里的仰韶早期遗址相当于大河村一、二期或下王岗早一、二期,应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晚期遗址中发现有房基、灰坑等,生产工具发现不多,大体与早期相同,唯陶纺轮数量增加。采集的陶器与早期相比,夹砂和夹蚌屑红陶减少,泥质和夹砂灰陶数量较多,泥质黑陶占一定比例,也有一部分褐陶和黄陶。夹蚌屑陶,所夹蚌屑少于早期,且质地较硬。灰陶有深浅之分,陶质坚硬,器壁较薄。除素面和磨光者外,纹饰以篮纹为主,弦纹、附加堆纹较少,篮纹横施,纹理不齐。彩陶数量增加,有褐、白、朱等彩,也有白衣彩陶,纹饰简单,以网纹、平行线纹为多,有些彩绘容易脱落的为烧后所绘。器型有鼎、碗、盆、杯、高领罐、豆、觚、尖底瓶、壶、缸、瓮、器盖等。

鼎类皆为罐形鼎,器表为素面或饰横篮纹,鼎足为扁三角形或鸭嘴形;罐可分深腹罐、圆腹罐、大口罐、敛口罐等,其中高领罐为小口,肩部磨光,上施弦纹;盆,平沿深腹;碗,平底斜壁;觚,高柄平底;豆,分长柄和短柄;缸,折沿深腹,颈部施一周附加堆纹;瓮,直口小领;器盖种类较多,常见假圈足碗状器盖;器座形似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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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陶折腹杯(大汶口文化)

泥质白陶。现藏周口关帝庙民俗博物馆。

仰韶晚期陶器,大多数与郑州大河村遗址四期和禹州市谷水河二、三期相同或接近,深腹罐与谷水河二期 一式罐相近,高领罐、瓮也接近谷水河三期同类器物;敛口罐与大河村四期 二式罐相同、圆腹罐和大河村四期相同。这用仰韶晚期遗存应属于大河村类型的后段,时间上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具有向河南龙山文化过渡的性质。

西华的小白庄和瓦屋赵遗址同上述仰韶晚期遗址不尽相同。两遗址皆位于西华县西部,相距甚近。陶器以夹砂红陶、夹蚌屑褐陶为多,泥质灰陶次之也有部分泥质红、黄陶。红陶一般呈红灰色,纹饰有斜篮纹或上部横施、下部竖施的篮纹,以及方格纹、弦纹。彩陶为白衣红彩,器型有鼎、罐、豆、壶、盆器座等。鼎最常见,一般呈褐色,有盆形、罐形,足可分三式, 一式较多,宽扁状,内凹外凸,正面有几道划槽, 二 式为扁三角形,三式为鸭嘴形;豆为圈足镂空,高领罐,肩部磨光。圈足器较多,有圈足杯和高圈足壶等。上述器物中一部分在本地仰韶晚期常见,应属于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但有相当数量的器物则含有屈家岭文化因素,如 一式足鼎、圈足镂空豆、圈足杯和圈足壶等器物的形制和湖北京山屈家岭、淅川下王岗中期的器物相同或相似。 三式足鼎、高领罐则与大汶口晚期同类器物相同。这两处遗址对研究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提供了资料。

太康方城遗址位于太康县城西北7.25公里处,属王集乡所辖。这里是个慢圆的高岗地段,南北长2~2.5公里,东西宽2公里,附近地势较四周高4~5米。遗址东西长约700米,南北宽500米,方城村坐落在遗址上面。文化层堆积厚10余米,包含物十分丰富,主要有裴李岗、仰韶、二里头、商、春秋等文化遗物,一直延续到汉代。裴李岗文化陶片发现不多。仰韶文化遗存分布在遗址的东南部分,暴露有房基、灰坑、红烧土和石斧、陶片等。在二里头文化遗存中发现不少有典型岳石文化风格的陶片,说明该遗存也存在着岳石文化因素。

周口市的仰韶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西部的西华、商水,北部的太康、扶沟中部的发现较少。东部仅发现郸城段寨一处,且属于仰韶晚期。各种家畜骨骼的发现,反映了仰韶时期人们除进行农业生产外,养殖业也占一定比重。远川中蚌壳的大量存在和很多陶器中的屢蚌屑,表明当时这里气候温和湿润,河湖泊密布。生产工具发现较少,种类仅见斧、铲、陶纺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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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陶背壶(大汶口文化)

泥质灰陶。现藏周口关帝庙民俗博物馆。

陶器陶色不纯,纹饰少而单纯,素面和磨光陶居多,器物形体较小。大生器物少见。彩陶数量小,彩绘简单。早期陶器皆手制,除部分泥质红陶质地较硬外,一般火候偏低。陶色以红、褐为主。纹饰以弦纹常见,彩陶花纹为烧前所绘,不易脱落。器物种类较少。晚期出现轮制,陶质较硬,灰、黑陶数量增加。纹饰以弦纹常见,纹饰中新出现篮纹并成为主要纹饰,彩陶花纹为烧后所绘,极易脱落。器物种类由早期的深腹罐、敛口罐、罐形鼎、浅腹盆、深腹盆、大口浅腹盆、高柄杯、篦点纹盉,发展到晚期的深腹罐、敛口罐、高领罐、圆腹罐、大口罐、罐形鼎、盆形鼎、浅腹盆、深腹盆、斜壁碗、高柄觚、长柄豆、短柄豆、深腹缸、直口瓮、器盖、器座,等等。从器形而言,早期不甚规整,器物多窄沿敞口。晚期口沿变宽,折沿较多,领口增高,形制规整。如,鼎由早期的窄平沿垂肩圆腹发展到晚期的方唇折沿鼓腹和直口束颈深圆腹,鼎足由早期的圆锥形、圆柱形演变到晚期的扁三角形、鸭嘴形。又如,早期的敛口曲壁钵发展到晚期的敞口斜壁钵。

这里的仰韶文化遗存都比较丰富,往往不单纯是一种文化,其中含有不少屈家岭文化的因素,反映了当时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与周边地区其他文化进行交流融合。但由于这里的遗址没有进行系统的、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其内涵和发展脉络并不是十分清楚。希望有志者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使周口市仰韶文化的发展状况和清晰脉络早日呈现出来。

四、大汶口文化遗址

近年来河南省境内发现不少显示大汶口文化特征的墓葬和遗物。在周口市截至目前这种遗存共发现25处。我们暂将其分为早、晚两期。早期有7处:西华商高宗陵、小白庄、瓦屋赵、南柳城,郸城展庄户,扶沟王岗,周口市烟草公司仓库;晚期有18处:西华陆城,郸城段寨、丁寨、汲冢,淮阳范丹寺、三里堂、磨旗店、平粮台,扶沟梅桥,太康槐寺,沈丘黄花城,鹿邑栾台,商水章华台、大邵、宋王,川汇区水灌台,项城高寺等。这些遗址的特点是:第一,分布广。全市七县一市二区都有发现。第二,无单独的大汶口文化层,遗物皆存在于仰韶或龙山文化遗址,晚期常见于龙山早期遗址的文化层中。一般是早期常见于仰韶晚期遗址。晚期见于龙山早期遗址(早期大汶口文化大部分分布在西部,以西华为多,逐渐向东扩展)。第三,典型的大汶口遗物多发现于墓葬中。第四,同山东大汶口文化有一定差异,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大汶口早期遗存,以周口市烟草公司仓库的墓葬为代表,1984年在这里清理墓葬4座,1997年清理1座。方向皆略偏西,其中仰身直肢葬4座,二次葬1座。5座墓深浅不一,前4座互相打破。经鉴定,死者有的切齿牙被拔,有的枕骨人为变形。随葬品多寡不同,多者6件,少者2件,二次葬者无随葬品。墓葬中死者切齿牙被拔、枕骨人为变形。与山东大汶口的葬俗及随葬品相同或近似。如石铲与大汶口 二式石铲近似且放置腰间。 二式背壶与大汶口 三 式无鼻壶近似, 二式杯与大河村第三期 二式杯相同,鼎与大河村三期罐形鼎接近。因此,这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大汶口中期或仰韶文化大河村第三期。需要指出的是,文化层中出土的陶片,以夹蚌屑棕陶、泥质红陶为大多数,无黑灰陶。纹饰有指甲纹、附加堆纹。彩绘为白衣褐彩,烧前所绘。器型有鼎、钵、盆、罐等。鼎足有圆锥状,一面有沟槽,另一种为扁凿形,上有指窝,与大河村一、二期同类器相同,应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而折腹圈足豆,三矮圈足杯和高领圈足壶则是大汶口文化所有,表现了浓厚的地方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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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空白陶豆(大汶口文化)

1975年商水章华台遗址出土。泥质白陶。现藏商水县文物管理所。

早期的陶器,以褐、灰陶为多,红陶次之,黑陶较少。褐陶夹蚌屑,用于炊具,灰陶以泥质居多,个别夹细砂,红陶胎质较硬,表面磨光;黑陶泥质居多,制作精细,有的陶胎极薄。彩陶少,白衣棕彩,易脱落。纹饰为圆点弧线三角纹,仅见于壶肩。器类有鼎、壶、背壶、豆、钵、罐、杯等。鼎,圆唇,平底白衣棕彩,饰同心圆纹和弧线三角纹。 二式直口,圆腹,平底,颈部饰红彩。三式为磨光黑陶,高领圆底,制作精细。背壶为直口,双耳,平底,腹一面平直,一面有乳突。杯分二式, 一式为敞口,鼓腹,下有三个已磨平的矮足; 二式为敞口,折腹,圈足。豆为卷沿,折腹,高圈足。钵为直口,斜壁平底足。罐很小,为明器。

晚期,以郸城段寨遗址和商水章华台遗址为代表。章华台是一处龙山文化遗址,1975年在此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出土随葬器皆陶器。段寨遗址上层为龙山文化,下层为仰韶文化晚期。1976年在此发现墓葬及随葬陶器。1979年河南省博物馆进行了试掘,共发掘属于大汶口的墓葬两座,灰坑11个,并出土了石器、骨器和陶器。大汶口晚期的灰坑以圆形居多、椭圆形次之,皆口大底小。墓葬分长方形土坑和圆形土坑两种,葬式为仰身直肢和二次葬,有的随葬猪牙,有的死者切齿牙被拔。陶器以灰陶为多,其次是棕陶、黑陶,也有白陶。灰陶有浅、深之分,浅灰陶细泥坚硬,外表磨光,深灰陶质地稍软,器壁较厚,部分磨光。棕陶分泥质和夹蚌,多为炊器,内呈黑色而外呈棕色。白陶含少重细沙,质地坚硬,器表多素面或磨光。纹饰有宽篮纹和指窝压印纹。彩陶多见于罐肩,有朱色、褐色和白色纹饰,以网纹为多,还有平行线纹和盘纹。主要器型有釜形鼎、盆形鼎、罐形鼎、高领罐、镂空豆、背壶、宽肩壶、高柄杯、圈足杯、器盖等。陶器以高领罐为最多,分三式: 一式直长颈,圆肩,平底; 二式口微侈,圆肩,斜腹; 三式侈口,束颈,鼓腹、圜底内凹。釜形鼎高领,圆肩折腹,圜底,鸭嘴鼎足;盆形鼎侈口,直腹圜底,瓦形足;罐形鼎,敞ロ深腹,凿形足。镂空豆有盘形、罐形之分。盘为浅盘,镂空为三角形或圆形,有的豆沿下有一对鸟嘴形泥突,深腹,宽平沿,广腹。背壶高领,双耳斜腹平底,腹部一面平直;宽肩壶平沿长颈,广肩瘦腹,小平底。高柄杯分二式, 一式侈ロ高圈足,圈足上部有对称圆孔和长方形镂空; 二式平沿,长柄圈足。筒形杯大口,深腹平底,长颈、广肩瘦腰,肩部有一长流。簋形器宽沿广腹,圆足锥形镂空;白陶袋形足,腹部有一周附加堆纹,益形鼎短流单耳,凿形足。器盖,形似小盘,正中有钮。

曹桂岑在《郸城段寨遗址试掘》一文中指出:“段寨早期(即这里的晚期——引者译)出土的背水壶,镂空黑陶杯,M1的女性拔掉外侧门齿,M2随葬猪牙等,均系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器物及葬俗。陶鼎与禹州市谷水河三期 一式高领罐相似。出土的彩陶花纹如网纹,平行线纹,在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郑州大河村第四期文化中均有发现。因此,段寨遗址早期文化的时代与大汶口文化晚期相近,也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相当。”上述论证是正确的,但周口市的大汶口晚期文化一般是在龙山早期文化遗址发现的,时间上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转变这一时期。商水章华台的大汶口文化器物,同偃师古滑城出土的大汶口墓葬中器物更为接近,而偃师大汶口墓葬中同时又出土有龙山早期文化器物,故它们的时代应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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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陶杯(大汶口文化)

商水舒庄乡扶苏村出土。泥质灰陶。现藏商水县文物管理所。

五、龙山文化遗址

周口市目前共发现龙山文化遗址79处,大致可分早、中、晚三期。

龙山文化早期遗址

早期遗址主要有项城高寺寨,沈丘东冢,郸城段寨、汲冢,淮阳蒋台,扶沟支亭等16处。

该期陶器有夹蚌屑褐陶,夹砂褐陶,泥质褐陶和磨光红陶等。夹蚌褐陶的外壁为棕褐色,内壁为深灰色。泥质褐陶的颜色,一种是与夹蚌屑褐陶相同,内外颜色还不一样;一种是内外颜色相同,均为棕褐色。前者用于炊器类,后者用于饮食器类。泥质灰陶陶质的种类较多,有的是深灰色,用于浅器体,一般器壁较薄,陶质坚硬,用于器体较小的器物。夹砂灰陶含砂量少,仅用于炊器类。磨光黑陶用于盘、豆器类,数量较多;磨光红陶数量较小,用于壶类。陶器的纹饰以篮纹为主,大多用于炊器类。正规的方格纹较少见,拍打较深纹理清晰,多作菱形。阴线纹和附加堆纹的数量更少,制法是普遍采用轮制,器壁较薄。主要器型有鼎、深腹罐、圈足罐、小口罐、大口罐、盆、豆、筒形杯、圈足盘、高柄杯、直壁碗、壶、缸和器盖。

鼎,窄领外折,束颈,圆腹,镂空。鼎足有鸭嘴形、扁柱形、宽带形、扁叶形。深腹罐分两式, 一式为夹蚌褐陶,沿平,长颈,垂肩,壁饰横篮纹; 二式为泥质褐陶,宽沿较厚,口微敛,腹壁平直,壁饰垂直的粗篮纹。豆为磨光黑陶,口沿平,腹部呈浅锅底形,器柄较粗,有的豆座有各式圆形镂空。高柄杯分两式, 一式为泥质黄陶,薄唇外卷,圆腹,壁厚; 二式为夹砂褐陶,腹壁平直似筒形,下部向外突出一周,粗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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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砂黑陶鬶(大汶口文化)

1975年商水章华台遗址出土。夹砂泥质灰陶。现藏商水县文物管理所。

该期的鼎,鼎足与谷水河三期接近。深腹罐与庙底沟一期和郑州大河村五期 二式罐相似,其他如圈足盘、浅腹豆、直壁碗、筒形杯和器盖均为河南龙山文化常见器物。这里出土的横篮纹圈足罐,过去在河南龙山文化中不多见,近年来在登封、禹州市早期龙山文化遗址中屡见不鲜,成为本期典型陶器。另外,这里出土的镂空粗柄豆,带有明显大汶口文化的特征。

龙山文化中期址

中期遗址主要有商水章华台、良台寺、栾香寺,淮阳双冢、平粮台、试剑家、朱丘寺、青杨堌堆,扶沟雁周等29处。

该期陶器,陶质有夹砂灰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和磨光黑陶等五种。其中,泥质灰陶为最多,磨光黑陶次之。纹饰以篮纹为主,方格纹、绳纹和弦纹均不多见。鼎,口沿较窄、沿边为方形,沿面上有凹槽,内侧有折角,小口肩,腹壁饰方格纹或篮纹。鼎足有两种,一种为宽带状,顶部有两个圆窝,表面有两条垂直线纹;一种为扁锥状,顶部有两个凹进去的折边。深腹罐,宽平沿,内侧有折角,束颈,圆肩。其他器物有甑、圆腹罐、敛口罐、大口罐、高颈罐、盆形钵、圈足盘、圈足皿、豆、直壁碗、瓮、器盖、器座等。

本期陶器与一般河南龙山文化的陶器相同,其主要特点是磨光黑陶和磨光灰陶较多,篮纹和方格纹为主要纹饰。一般器壁较薄,器形规整,制作相当精细,其中大部分器类与洛阳、郑州一带的相同或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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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领黑陶壶(大汶口文化)

1976年郸城段寨遗址出土。泥质黑陶。现藏郸城县博物馆。

龙山文化晚期遗址

晚期遗址主要有商水范台庙,项城毛冢、骨头冢、刘冢、高寺,沈丘乳香台、青堌堆,太康槐寺、陶母岗,鹿邑太清宫,郸城丁寨、段寨,淮阳双家、平粮台、蒋台、范丹寺、五谷台,西华段庄、陆城、斧柯,扶沟支亭、林寨等34处,遍及全市,数量居于首位。

本期陶质有夹砂灰陶、夹砂红陶、夹蚌灰陶、泥质灰陶、磨光黑陶五种。泥质灰陶为主,磨光黑陶次之。纹饰以篮纹为主。

鼎分三式: 一式口沿外折,圆腹,器壁较薄,饰粗大方格纹; 二式窄沿外折,腹壁较厚,中部有弦纹数周; 三式口沿微敞,大口,器壁较厚。鼎足多样,有宽带状鼎足,有的表面饰附加堆纹或刻画竖线,顶端有三个圆点纹。鼎足有圆柱状鼎足、扁三角状鼎足、圆锥状鼎足、乳头形鼎足。深腹罐分三式: 一式大口外侈,深腹,小平底内凹,器壁较薄,外饰垂直篮纹; 二式口沿外卷,短颈,素面; 三 式大口,沿外侈,腹平直,素面。刻槽盆,窄沿内卷,大口,瘦腹,器外饰篮纹,内壁有刻槽。其他主要器物有甑、圆腹罐、大口罐、敛口罐、高颈罐、壶、小高颈罐、折腹盆、刻槽器、钵形圆足器、豆、直壁碗、杵形杯、瓮、缸、器座等。本期另一个特点是北部遗址和南部遗址存在一些差别,主要表现为南部夹砂陶类较多,泥质陶类较少,陶器质地较为粗糙,表面多不磨光;有些器物形制较为特殊,与北部遗址出土的同类器大不相同。

综上所述,周口市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既与其他地区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有相同之处,也有自己的地方特色。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都包含有其他文化遗存。地方特色尤为浓厚,同典型大汶口文化有一定差别,显示出中原文化与东夷文化相互吸收、融合的特征。龙山文化早期同大汶口文化共存,中晚期属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两地陶器相似,都没有发现陶斝。与豫西地区龙山文化不同,周口市龙山文化晚期出土了下部为简形的刻槽器,王油坊龙山文化中就没有发现这种器物,而在煤山和豫南地区却是屡见不鲜的。晚期鼎足种类繁多,与煤山和王油坊文化都不相同,而与豫南的鼎足十分相似。部分龙山文化遗址含有较多的山东龙山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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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领白陶壶(大汶口文化)

1976年郸城段寨遗址出土。泥质白陶。现藏郸城县博物馆。

周口市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鹿邑栾台遗址的发掘证明了这一点。鹿邑栾台遗址共有六期文化层:一期为大汶口文化;二期为龙山文化;三期为岳石文化;四期为商文化;五期为西周文化;六期为春秋末战国初期文化。这些文化层叠压是连续堆积而没有间隔的,这说明此处的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发展和继续。

周口市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目前仅限于遗址的调查和少量的试掘,材料极其有限,其丰富的内涵尚待大规模科学发掘来揭示。希望有志者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使周口市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展概况和清晰脉络早日呈现出来。

六、二里头文化遗址

目前,周口市共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依据豫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标尺,我们将这些遗址大致分为三期,略述如下:

二里头文化一期遗址

本期遗址有商水朱集、良台寺(阎庄),太康方城,项城高寺砦、骨头冢,沈丘东冢,淮阳范丹寺、双冢,西华陆城、后于王庄和扶沟林砦等11处,以西华的陆城为代表。

陆城遗址位于西华县西南16公里处的陆城村北面。这里是一个方形高土台,长宽各110余米,四周有方形壕沟相围,沟宽约30米、深4米余。在东面沟壁上露出两层房基,上层房基是红烧土,下层房基是用白灰面铺地。整个文化层厚6米。采集的标本主要是二里头一期的,另外有些是二里头二、三期和春秋时代的文化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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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口镂空灰陶豆(大汶口文化)

1976年郸城段寨遗址出土。泥质灰陶。现藏郸城县博物馆。

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不多,磨光黑陶比较少见。泥质灰陶有的外涂黑衣,有的为黄灰色;夹砂灰陶多为黑灰色,黄灰色的数量较少;磨光黑陶仅用于盘、豆之类。纹饰以篮纹为主,有的粗稀,有的细密,纹理不甚清晰,方格纹有的细密紧凑,有的松散呈菱形,仅用于鼎、罐等炊器类,数量不多。细绳纹偶有发现,弦纹数量也不多。

鼎:分二式。 一式2件。一件为夹砂灰陶,黑灰色,宽沿外折,敛口,圆腹,素面,肩部饰有弦纹;另一件壁饰斜篮纹,棕灰色。 二式为夹砂灰陶,褐灰色,窄沿外折,腹部较圆,壁饰篮纹。鼎足有乳头形的和扁三角形的。

深腹罐:分四式。 一式为夹砂灰陶,黑灰色,宽沿外折,腹壁饰斜篮纹,器体较大。 二式为夹砂灰陶,灰色,侈沿,短颈,瘦腹,壁饰长方格纹或素面。三式2件。一件为夹砂灰陶,灰色,窄沿,腹壁平直,器壁较厚,饰斜篮纹;另一件腹壁平直,外饰直篮纹。

圆腹罐:分二式。 一式为夹砂灰陶,外涂黑衣,宽沿,垂肩,壁饰粗稀的篮纹。 二式为夹砂灰陶,外涂黑衣,沿外折,圆肩,腹壁饰方格纹。另一件饰篮纹。

平底盆:泥质灰陶,表面略磨光,腹壁微内曲,大平底。盆分三式。 一式为泥质灰陶,黄灰色,大口,腹壁较平直,素面。 二式为泥质黑陶,略磨光,平沿,鼓腹,素面。 三式为泥质灰陶,外壁磨光,肩部有一周凸弦纹。腹壁平直,壁饰篮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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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口镂空白陶圈足豆(大汶口文化)

1976年郸城段寨出土。泥质白陶。现藏郸城县博物馆。

小盆:泥质灰陶,外涂黑衣,沿外卷,大口,颈部微束。

高领罐:分二式。 一式为泥质灰陶,深灰色,直领较高,壁饰篮纹,肩部有一周附加堆纹。 二式为泥质灰陶,浅灰色,沿外卷,直领,壁饰篮纹。

甑:夹砂灰陶,黄灰色,仅存底部,甑孔作三角形。三足盘:磨光黑陶,腹壁平直,大平底。

豆:磨光黑陶,沿外折,深腹,下残。

二里头一期陶器制作比较精细,器形规整,有的口沿为圆唇,内侧折棱不甚突出。有的器ロ下部略有短肩,器腹较深,一般器形较龙山文化的同类器小些,纹饰较为平圆,棱角多不突起,有的粗疏,有的细密,篮纹多为上左下右,方格纹有的呈菱形。其中三角形甑孔、 三式深腹罐、平底盆、三足盆、豆与二里头遗址一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 一式、 二式鼎足呈乳头状或三角形状,这些在临汝煤山二里头一期遗址中都有发现。此外,出土器物中保留有若干龙山文化的色彩,表现为一些器壁较薄,表面留有旋痕,一部分纹饰整齐清晰,棱角突起,特别是 一式深腹罐与龙山晚期的同类器比较相似,其时代应较一般二里头一期略早。这里出土的 一式深腹罐, 一式、 二式圆腹罐, 一式盆与豫西地区的同类器不大相同,可能是地域方面的特色。

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址

本期遗址是项城骆驼岭,西华后于王庄、泥土店、陆城,太康方城和淮阳双家等6处,以后于王庄为代表。

后于王庄遗址位于后于王庄的东面,属奉母镇,东距县城约32.5公里。遗址为圆丘形的高台地,与四周地势相差2~3米,还有一些春秋和汉代的遗物。

主要遗物为陶器,有夹砂灰陶、泥质灰陶、泥质黑陶和磨光黑陶数种。出土陶片不多,器物种类也较少。本期陶器制作精细,器形尚规整,纹饰是以较细的绳纹为主,篮纹尚有一定数量,弦纹似乎较前期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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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领黑陶壶(大汶口文化)

1976年郸城段寨遗址出土。泥质黑陶。现藏郸城县博物馆。

深腹罐:分三式。 一式为夹砂灰陶,外涂黑衣,窄沿,颈部微敛,壁饰横篮公纹。二式为夹砂灰陶,黑灰色,平沿外卷,束颈,瘦腹,腹壁绳纹较细。其中似腹部涂裹一层烧过的泥土皮;另一件外涂黑衣,绳纹略粗。三式为夹砂灰陶外涂黑衣。其中一件沿外折,束颈,壁饰细绳纹;另一件口沿较平,腹部较瘦颈部有一道弦纹。

圆腹罐:夹砂灰陶,浅灰色,直口微敞,外附一周弦纹,颈下饰细绳纹。大口罐:分二式。 一式为夹砂灰陶,褐灰色,口沿外侈,颈部较长,广肩壁饰细绳纹。 I二式为泥质灰陶,黄灰色,窄沿,长颈微内曲,圆腹,壁饰细绳纹。

高领瓮:泥质灰陶,外涂黑衣,直领,小口,广肩,肩部有线纹两周。

该遗址器物的主要特点是:夹砂深腹罐和圆腹罐为主要炊器,纹饰以绳纹为主,较一期的为粗,较三期的为细,排列整齐,纹理清楚。圆腹罐口沿外侧附近一道花边,深腹罐口沿有的是卷沿有的是折沿,与一、三期的口沿有别。因此,我们把这些器物定为二期。二里头二期的遗址发现不多,出土陶器也较少,目前尚不能进行深人分析。

二里头文化三期遗址

本期遗址有商水王田寺,项城骆驼岭,沈丘东家,太康方城,淮阳双家,西华后段庄、后于王庄、泥土店、商高宗冢、陆城,共10处,其中以骆驼岭遗址为代表。

骆驼岭在项城市新桥乡朱大庄的北面,东面是泥河,西南是洪河,两河之间地势较高。在高地中部,有两个南北毗连的大土堆,形似驼峰,故名骆驼岭。在南岭下面主要是龙山文化的遗存,在北岭下面除仰韶文化遗存外,还有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和商代二里岗的遗物,另外还有一些火候较低、易于破碎的小块红陶片,时代可能更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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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陶罐(大汶口文化)

泥质红陶。现藏淮阳县博物馆。

二里头三期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泥质黑陶占一部分。泥质胀陶有的外表涂黑衣,有的器壁呈棕灰色,有的是深灰色,陶色比较杂。夹砂胀陶有的是深灰色,有的是浅灰色,陶色不尽相同。纹饰是以粗绳纹为主,附加堆纹比较粗糙;其次如编织纹和弦纹也有一些。泥质黑陶的器壁略磨光,数量也较少。

深腹罐:分二式。 一式其中一件为夹砂灰陶,侈口,束颈,壁饰粗绳纹,器壁较厚;另一件腹壁平直。 二式为夹砂灰陶,口沿外侈,沿边较厚,器壁较薄,

圆腹罐:夹砂灰陶,外涂黑衣,沿外侈,壁饰粗绳纹。

大口罐:泥质灰陶,青灰色,口微外侈,沿边较厚,粗颈,壁饰较粗的绳纹。

盆:分二式。 一式为泥质灰陶,敞口,浅腹,壁饰数周附加堆纹。 二式为泥质灰陶,黄灰色,口沿外侈,深腹,壁较平直,表面饰绳纹,两侧附近鸡冠形器耳一对。

大口尊:分三式。 一式为泥质灰陶,略磨光,大口,颈部和肩部饰弦纹,口径稍大于肩径。 二式为泥质灰陶,大口外敞,束颈,腹壁平直,外饰多层附加堆纹,间有绳纹,口径大于肩径。 三式其中一件为磨光黑陶,大口外侈,束颈,圆肩,肩部有弦纹;另一件为夹砂灰陶,浅灰色,壁饰绳纹。

簋:泥质灰陶,外涂黑衣,宽沿外侈,束颈,圆肩,底部已残,素面。

豆:泥质灰陶,略磨光,宽沿较平,斜壁,浅腹,细柄。

瓮:泥质灰陶,略磨光,小口,广肩,肩部有编织纹一周。

二里头三期陶器的器类比二期多些,其主要特点是:夹砂深腹罐和圆腹罐为主要炊器;纹饰是以粗绳纹为主,二期的绳纹很少见;出土有较多的大口尊。因此,这批陶器可定为二里头三期,与豫西的二里头三期较为接近。其中 一式、 二式深腹罐、大口罐、 一式大口尊与豫西地区二里头三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陶豆和豫西的陶豆有别。 二式大口尊器身布满附加堆纹,与豫西地区的深腹瓮相似。 一式、 二式盆则与豫西的陶盆不同,器形比较新颖。其中 二式盆、三式大口尊、簋和小罐的时代可能要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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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纹灰陶石鬲(西周)

项城李寨小朱庄遗址出土。夹砂黑陶。现藏项城市博物馆。

七、商代文化遗址

商代文化遗址有商水朱集、王田寺、马村,项城毛冢、骆驼岭、南顿城,鹿邑栾香寺,太康槐寺、陶母岗、刘庄、方城,郸城汲冢,淮阳双冢、平粮台、试剑冢、蒋台、范丹寺,西华后于王庄、商高宗陵等19处。这些遗址往往与龙山文化或二里头文化遗址共存,有的甚至延续到西周时代,采集的陶器有鬲、大口罐、盆、簋、豆、大口尊等。

鬲:分二式。 一式为夹砂灰陶,口沿外折,沿边较宽,腹壁平直,壁饰绳纹,颈部饰重圆纹或较宽的附加堆纹。另一件器体较小,颈部饰重圆纹。 二式为夹砂灰陶,口沿微敛,壁饰较细绳纹。

大口罐:泥质灰陶,口沿外侈,饰较细绳纹。

盆:分三式。 一式为泥质灰陶,黄灰色,沿外侈,束颈,鼓腹,壁饰粗绳纹肩部有一周弦纹。 二式为泥质灰陶,外涂黑衣,敞口,束颈,肩部饰附加堆纹一周,腹壁饰粗绳纹。 三式为泥质灰陶,略磨光,宽沿,边沿有折梭,腹壁平直素面有弦纹。

簋:泥质灰陶,略磨光,大口,厚沿外卷,圆腹,小圈足,素面。豆:泥质灰陶,略磨光,平沿,直壁,腹较深。

大口尊:分二式。 一式为泥质灰陶,深灰色,略磨光,大口外侈,束颈,肩部有附加堆纹一周,壁饰粗绳纹。 二式为泥质灰陶,外涂黑衣,敞口,腹壁平直,壁饰粗绳纹,肩部和腹部饰附加堆纹。

商代的陶器主要有夹砂灰陶和泥质灰陶两种。制陶火候较高,陶质相当坚硬,多为深灰色,陶器的器壁都比较厚,器形也比较规整。一部分器形的口沿直立,内侧有沟槽,一部分器形口沿较宽,略呈 T 字形。炊器类的腹部较深,容器类腹部较圆,纹饰以粗绳类为主,另有附加堆纹、重圆纹和弦纹,云雷纹较少。采集的陶器大多与郑州二里岗期的同类器相似。例如 一式鬲,大口罐, 一式盆、 二式盆、 三式盆、 四式盆, 一式、 二式大口尊,豆,簋,分别与二里岗的 I四式鬲(H1:20)、 二式罐(T4:18)、七式盆(H22:207)、 一 式盆(H15:14)(H9:354)、 二式盆(T21:1)、 三式大口尊(H22:199)、(H1:4)、 二式豆(T1:24)、三式豆(H22:217)等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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绳纹黑陶罐(西周)

1987年沈丘乳香台遗址出土。泥质黑陶。现藏沈丘县文物馆理所。

八、西周文化遗址

西周文化遗址有商水范台庙、朱集,项城刘冢,鹿邑栾香寺,郸城段、丁砦,太康陶母岗,扶沟雁周,淮阳平粮台等12处,以沈丘县东冢遗址为代表。

东冢遗址位于沈丘县白集镇孙岩村东面。原来是个4~5米高的台地,现在已平去了3~4米,保留高度有1米余。遗址东西长约200米,地面暴露有龙山、二里头、西周和汉代文化遗物,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鬲:分三式。 一式为夹砂灰陶,大口,浅腹,裆部较平,短袋足,壁饰细绳纹。 二式为夹砂灰陶,黑灰色,折沿,敛口,深腹,裆部较平,短袋足,壁饰粗绳纹。 三式为夹砂灰陶,卷沿,浅腹,底较平,尖足,绳纹稍粗,肩部有弦纹一周。

罐:分二式。 一式其中一件为泥质灰陶,黑灰色,平沿,颈部短粗,壁饰绳纹;另一件棕灰色,折沿,绳纹较粗。二式其中一件为泥质灰陶,黑灰色,口微侈,颈细长,圆肩,素面,肩部饰弦纹;另一件颈部较粗,壁饰绳纹。

簋:分二式。 一式为泥质灰陶,灰色,口沿外侈,直腹,壁饰垂直细绳纹。二式为泥质灰陶,黑灰色,沿外卷,腹部较瘦,壁饰一周卷云纹。

小罐:泥质灰陶,直口,平沿,壁饰细绳纹。

小盆:泥质灰陶,壁磨光,口沿较平,圆腹较深,素面。

盆:泥质灰陶,褐灰色,折沿,圆腹较深,壁饰绳纹。

豆:泥质灰陶,青灰色,直口,腹较深,柄残。

罐:泥质灰陶,深灰色,口微敞,圆腹,壁饰较细绳纹。

壶:泥质灰陶,直口,长颈,器两侧有耳。

西周文化陶器是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火候较高,器壁很厚,多为深灰色,一部分为黑灰色,一部分为红黑色。纹饰仍以绳纹为主,有的粗疏,有的细密,其他纹饰很少见。鬲、罐、盆、疊、簋和豆的形状与陕西沣西的同类器相似,譬如 一式簋与张家坡早期 一式簋(H301)相似, 一式~ 三式鬲与张家坡晚期六式鬲(H410)、 六式鬲(H401:14)、四式鬲(T134:4C)相似, 一式 、 二式罐的口沿与张家坡晚期 二式瓮(H104)的口沿样式类同,而罍和豆则与张家坡瓮棺葬M151的葬具和西周墓四式豆(147:1)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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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陶扁壶(秦)

70年代沈丘县北郊窑厂出土。泥质灰陶。现藏周口市博物馆。

九、春秋文化遗址

春秋文化遗址有商水郝岗、马村、良台寺(阎庄)、王田寺、范台庙、朱集,项城南顿城、骆驼岭,太康槐寺、方城、扶乐城,郸城段寨,西华陆城、泥土店、白店,扶沟支亭、高集,淮阳范丹寺等18处,以范丹寺为代表。

范丹寺遗址位于淮阳刘振屯乡,西北距县城约20公里。遗址是个方形台地,较四周高2~3米。遗址上面是学校,在遗址东面有一大土坑,在台地断崖和坑壁上均露出灰坑和文化层。遗址范围不大,长、宽各约100米,出土有龙山文化和春秋时代的遗物。

鬲:分二式。 一式、 二式都为夹砂灰陶,口沿较平,壁饰粗绳纹。

罐:分二式。 一式为泥质灰陶,黄灰色,口沿外卷,壁饰较细绳纹。 二式为夹砂灰陶,青灰色,口沿较平,沿边较厚,壁饰细绳纹。

盆:分二式。 一式为夹砂灰陶,青灰色,平沿,壁饰细绳纹。 二式为泥质灰陶。其中一件为青灰色,平沿外折,口微敛,壁饰较细绳纹;另一件为深灰色,口沿外卷,圆腹,腹下部饰较细绳纹,口沿部分有暗纹。

周口市春秋时期的遗址是比较多的有的与其他早期遗址共存,如商水的朱集、项城的南顿城、郸城的段寨、大康的方城和西华的陆城等,均包含有几个时代的文化遗存,是古代人们长期居住的地点。有的只包含有春秋时期的文化遗存,没有其他早期的文化遗物,说明这类遗址是春秋时期人们才开始活动的。例郝岗遗址,这里春秋时期遗址的范围都比较大些,包含物是比较丰富的。这里出土的陶器大致与洛阳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由于采集的标本不多,目前还没有全面的比较分析。

参考资料:

李全立《周口文物大观》2013年12月 中州古籍出版社

李全立《周口古陶瓷》2013年12月 中州古籍出版社

周口地区史前文化聚落遗址综述报告,周口遗址

周口店的遗址简介

中文名称:周口店遗址
英文名称:Peking Man Site at Zhoukoudian
国家:中国
1987年根据文化遗产遴选标准C(III) (VI)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周口店遗址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北京市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北部,是世界上材料最丰富、最系统、最有价值的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遗址。1921年至1927年,考古学家先后三次在“北京人”洞穴遗址外发现三枚人类牙齿化石,1929年,又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人工制作的工具和用火遗迹,遂成为震惊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1930年在周口店遗址还发现距今约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化石和文化遗物。但随之而来的连年战乱,遗失了自1927年以来发现的全部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化石标本,迄今下落不明,这一事件成为20世纪考古史上的世界之谜。新中国成立后,恢复了对周口店遗址的发掘研究,获取了大量的宝贵资料,迄今为止,考古学家们已经发掘出代表40多个尸体的头盖骨、下颌骨、牙齿等化石和丰富的石器、骨器、角器与用火遗迹。
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距北京城区约50公里。发现了距今约60万年前的一个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周口店是“北京人”的故乡,最初形成村落约在元代,其得名一是说因村子位于“周”字形的山口处,而称“周口店”。二是说因有周姓人家最早在此开店,其位置处于山口处而得地名。很久以前,这里只是一个并不知名的小山村。1929年12月2日,考古学家裴文中在附近的龙骨山上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在这里沉睡了50万年的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马上轰动了世界,使“周口店”这个名字名扬中外。
“北京人”的发现
震惊中外的发现“北京人”的发现,为人类起源提供了大量的、富有说服力的证据。
北京人及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代,从体质形态,文化性质到让会组织等方面。

周口地区史前文化聚落遗址综述报告,周口遗址

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历程

根据出土物可以证明,北京猿人在大约距今70~20万年的时期内居住于周口店地区,过着以采集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其早期为距今70~40万年,中期为距今40~30万年,晚期为距今30~20万年。北京人是属于从古猿进化到智人的中间环节的原始人类,这一发现在生物学、历史学和人类发展史研究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北京人
周口店遗址第1地点——猿人洞,”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出土点。位于龙骨山的东北坡,是周口店遗址中最重要的一处地点。自1921年发掘以来,共发现“北京人”化石200余件,分属于40余个男女老幼个体;出土石器近10万件;发现哺乳动物化石98种、鸟类化石62种,在国际古人类学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馆长董翠平说,目前,猿人洞还保留有三分之一的原始堆积,是华北中更新世标准剖面,对进一步研究古人类、古地质、古环境具有重要作用。
第四地点
周口店遗址第四地点:位于龙骨山南坡,距周口店第1地点西约70米(北纬39°41′14.54302″,东经115°55′29.54308″),该地点高出周口店河46米,洞口向南,发现时洞顶已经大部分塌落,基本上属于露天堆积。
1927年,在第4地点试掘,发现了一些哺乳动物和少量石器和十多种哺乳动物化石。1937年,正式发掘时发现了一枚人牙、用火遗迹、数十件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用火遗迹有灰烬层,见于底部。石器数10件,原料基本上是石英,打片方法有锤击法和砸击法,石片长度多在30一40毫米,工具有刮削器和尖状器,其中以1938年发现的一件喙形尖状器最精致。这个地点的哺乳动物组合有33个属40个种,其中现生种占82.5%,绝灭种占17.5% 1973年,人牙化石发现于第5水平层,是一枚左上第一前臼齿,与“北京人”同一牙齿比较,有明显的不同,是“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的代表。
田园洞人
田园洞,第27地点,发现的人类化石的解剖部位包括:下颌骨(附多枚牙齿)、锁骨、肱骨、桡骨、脊椎骨、股骨、腓骨、跟骨、趾骨。此外还有几枚零散的牙齿,属另外个体。
动物化石
还有一批古动物化石,已鉴定出哺乳动物化石26种,其中以鹿类化石为主,并有大量的豪猪化石。田园洞中出现的猕猴、猪獾、原麝等,是山顶洞动物群中所缺乏的。少量化石上有黑褐色斑块,疑为火烧所致。
山顶洞出土文物
山顶洞的石器数量很少﹐总共25件﹐都不具代表性。砍斫器只有3件﹐用砂岩砾石打制而成。刮削器都是用燧石或脉石英石片制成的﹐其中一件凹刃刮削器制作较精致。两极石片(或称两端刃器)多为脉石英﹐两端有石屑剥落的痕迹。这种石片在北京人遗址中发现很多﹐山顶洞人沿用了同样的方法制作工具。还有1件赤鹿角枝叉被截去,表面经过刮磨﹐尖头残缺。 挖掘地点包括:第4地点、第13地点、第14地点。
骨针
山顶洞出土的骨角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骨针﹐针身保存完好﹐仅针孔残缺﹐残长82毫米﹐针身微弯﹐刮磨得很光滑﹐针孔是用小而细锐的尖状器挖成的﹐它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缝纫工具。
遗址第二十六地点
周口店遗址第二十六地点(山顶洞):第26地点即山顶洞(北纬39°41′16.90513″东经115°55′28.51044″),这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山顶洞的地点是1930年核查第1地点的边界时,在它的南面发现的,原来洞口为浮土所掩盖。在1933年—1934年进行了系统发掘,共挖去堆积物900立方米,发现包括3个头骨在内的代表至少8个山顶洞人个体的化石材料,在石制品方面,目前已经发现人工性质明确的石核5件、石片37件、石锤5件、刮削器5件、砍砸器2件、断块6件以及疑似石制品118件。“这表明我们的祖先已经熟练掌握了制造工具的工艺,并在生产生活中使用这些工具。”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出土的猿人化石、石制品、哺乳动物化石种类数量之多以及用火遗迹之丰富,都是同时代其它遗址所无法相比的 。
文化体系
山顶洞人处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的作用,按母系血统确立亲属关系。他们使用共有的工具,共同劳动,共同分配食物,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山顶洞人仍用打制石器,但已掌握磨光和钻孔技术。他们已会人工取火,靠采集、狩猎为生,还会捕鱼。他们能走到很远的地方同别的原始人群交换生活用品。山顶洞人已用骨针缝制衣服,懂得爱美。他们死后还要埋葬。在山顶洞人的洞穴里还发现了一些有孔的兽牙,海钳壳和磨光的石珠,大概是他们佩戴的装饰品。
第二地点
周口店遗址第2地点(北纬39°41′19.76431″,东经115°55′19.81092″)是安特生、葛兰阶和师丹斯基于1921年发现的,也是周口店遗址最早发现的两个地点之一。周口店遗址第2地点距离第1地点大约200米,初见时像一条南北向的堤,高度大约15米,厚2米,为斜倚龙骨山山体的斜坡,地层为棕红色粘土层,原是一片烧石灰的山。杨钟健先生最先作了研究,编为周口店第2地点。出土的动物化石有中国鬣狗、肿骨鹿、犀牛、野猪、鼠类等,共发现哺乳动物化石22种,其中食虫目2种、啮齿目8种、兔形目2种、灵长目1种、食肉目2种、奇蹄目1种、偶蹄目6种;此外,还有爬行类和鸟类各1种,时代是中更新世。所发现的动物化石颜色呈浅黄白色,大多数材料为破碎的肢骨,但化石的石化程度很高;其次为各种动物的单个的牙齿,还有一些对研究有较大意义的下颌骨(包括完整的和破碎的)近40件和几件残破的头骨。根据黄万波研究员描述,这个地点是因当时挖石灰时把石头挖走后,留下了这些堆积物,堆积的上方是钙质胶结粘土结核。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
第38届世界文化遗产大会宣布,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周口店遗址位于北京西南48公里处,遗址的科学考察工作仍然在进行中。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中国猿人属北京人的遗迹,他们大约生活在中更新世时代,同时发现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物品,以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000年到11000年的新人类的遗迹。周口店遗址不仅是有关远古时期亚洲大陆人类社会的一个罕见的历史证据,而且也阐明了人类进化的进程。 北京人及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解决了19纪爪哇人发现以来围绕科学界
近半个世纪的“直立人”究竟是猿还是人的争论。事实表明,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代,从体质形态,文化性质到让会组织等方面,的确有过“直立人”阶段,他们是“南猿”的后代,也是以后出现的“智人”的祖先。“直立人”处于从猿到进人进化序列中重要的中间环节。到目前为止,“直立人”的典型形态仍然是以周口店北京人为准则,周口店遗址依然是世界同期古人类遗址中材料最丰富、最系统、最有价值的一个。周口店遗址是当之无愧的人类远古文化的宝库。
“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使周口店成为世界闻名的早期人类发祥地。经过近几十年的发掘,共发现不同时期的各类化石和文化遗物地点27,发掘出土代表40个北京人的化石遗骸,10万件石器,大量的用火遗迹及上百种动物化石等,是世界上同时期中内涵最丰富、材料最齐全和最有科研价值的古人类及古生物遗址,是我国古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基地。1987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揭开人类历史的序幕
早在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北京人”已懂得选取岩石,制作石器,用它作为武器或原始的生产工具,在与大自然进行斗争中改造自己,表明“北京人”已经学会使用原始的工具从事劳动,这是人和猿的根本区别所在。
把人类用火的历史又提前了几十万年
在“北京人”居住过的洞穴里,在第3层和第4层上部,考古人员发现了灰烬、烧骨、炭屑等一些可能的文化遗物、遗迹,这些材料将为“‘北京人’具备用火能力”这一科学论断提供新的线索。
“北京人”已懂得:使用火、支配火、学会保存火种的方法,是人类由动物界跨入文明世界的重要标志。
为研究北京生态环境变迁史提供依据
通过对“北京人”及其周围自然环境的研究,表明50年前北京的地质地貌与现在基本相似,在丘陵山地上分布有茂密的森林群落,其中栖息着种类丰富的动物种群。但也曾出现过面积广阔的草原和沙漠,其中有鸵鸟和骆驼栖息的遗迹,表明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北京曾出现过温暖湿润和寒冷干燥的气候状况。 中国人的直系祖先---田园洞人
周口店遗址群中的“田园洞遗址”发现于2001年,位于北京市房山区,距离著名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约6公里。是周口店遗址群中的第27个地点。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一直在这里进行发掘和研究,发现了包括下颌骨和部分肢骨在内的古人类遗骸和丰富的哺乳动物骨骼,并确定该古人类个体生存的时代为4万年前。
据悉,中科院周口店古人类学研究中心,田园洞考古队,将按照原发掘计划继续开展该洞穴遗址的发掘工作,以获取更多和更完整的科学资料,尤其致力于寻找古人类生存与行为信息。同时将采集沉积学、环境学和年代学样品,进行一系列关于遗址年代、生态环境、沉积动力、埋藏条件的分析和测试。 由我国科学家带领的国际团队成功提取到田园洞人的核DNA和线粒体DNA。
分析表明,田园洞人只携带着少量古老型人类——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DNA,更多表现的是早期现代人的基因特征,且与当今亚洲人和美洲土著人(蒙古人种)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而与现代欧洲人(欧罗巴人种)的祖先在遗传上已经分开,分属不同的人群。该成果发表在日前出版的《美国科学院院刊》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说:“以前通过考古学研究判断,现代人种在4-5万年前已经形成。但这一结论在分子层面缺乏证据。田园洞人DNA的测序分析显示,现生本土人群的直系祖先可以追溯到4万年前的北京地区。”  考古人员介绍,第27地点-----田园洞遗址,目前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之中,遗址并未被全部揭露,洞穴的延伸范围、全部地层的厚度等诸多方面还不清楚。此外,由于出土化石数量有限,目前还未有石器出土,人类化石及其层位的年龄尚需进一步的测试。但是,根据已有资料并结合周口店遗址的古人类和旧石器发现,专家认为此次发现已经具备了三大科学价值。
1 增加了新的古人类遗址地点 该地点是建国后在周口店遗址周边地区发现的一个新的古人类化石地点,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和国际知名的重要的古人类研究基地—周口店遗址增加了一个新的地点。 2 弥补了山顶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 同位素初步测年结果表明该人类化石的时代约与周口店山顶洞人同期。由于山顶洞人化石在抗战时期全部丢失,建国后虽经多次调查、发掘也未在周口店发现同期人类化石,此次发现弥补了山顶洞人化石丢失的缺憾。此次新发现的材料成为北京地区山顶洞人时期仅存的人类化石实证。 3 东亚现代人类演化的重要时期 距今2至10万年的古人类化石弥足珍贵。这一阶段是现代人类,尤其是东亚现代人类演化的重要时期,是目前国际学术界研究与争论的热点;该处遗址及其古人类遗存的发现对东亚地区现代人演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为研究晚更新世晚期周口店乃至华北地区的古环境提供重要的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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