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阴遗址
顾颉刚打破了三皇五帝的旧史学传统，开启了中国科学史学的新纪元。但如何重建上古史，却面临着重重困境。正在古史辨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1923年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李济（1896-1979），在南开大学教务长、克拉克大学学长凌冰的推荐下，就任南开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教授。在津期间，李济结识了回国之后第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丁文江。正是在丁文江的鼓励之下，李济得以第一次去做他的考古工作，并由此结识了之后给予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全额资助的美国史密森研究院驻华代表、考古学者、探险家、古物收藏家毕士博（1881-1942），完成了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的嬗变。
毕士博服务的美国史密森研究院是个什么机构？他到中国究竟想进行什么活动？有必要将史密森研究院和毕士博的情况介绍一二。
1846年，史密森研究院在英国绅士史密森（1765-1829）捐赠给美国政府的一笔遗产上成立，其宗旨是促进“人类之间的知识增进与散播”。史密森研究院之所以在20世纪决定涉足中国考古学，得益于底特律富商与艺术品收藏家弗利尔（1854-1919）所赐。1906年，弗利尔决定死后将其艺术收藏品捐给国家（1906年时已逾两千件，至1919年已累积至三万件，其中以东亚和中国古物以及元代之前的艺术品为大宗），由史密森研究院负责管理。由于史密森研究院自设立以来的研究重心是博物学，弗利尔又允诺将协助该院建立一座能与波士顿美术馆、纽约大都会美术馆等收藏展览机构比肩齐驱的艺术馆。至其1919年过世之际，弗利尔前后捐了150万美元以为该艺术馆之建造经费，并在遗嘱中详列“弗利尔艺术馆”的使命，除了系统地展示其收藏，让美国民众能体会东亚艺术之美外，还规定，该馆每年得自其遗产中取出十万美元以为该馆“远东文明”的研究经费，透过具体的研究、调查与出版，以促进美国民众关于“美的高度理想”的理解。
1915-1917年以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的身份领导过在中国考古的毕士博，于1921年转投弗利尔艺术馆并任副馆长。而史密森研究院聘任毕士博的首要任务便是组织并主持该院1846年成立以来的首次中国考古探险，让弗利尔艺术馆能在“对远东具有高昂兴趣的美国博物馆圈中”不至于落后，甚至取得领先。1922年，毕士博加盟史密森研究院的第二年，该院正式涉足考古、美术、汉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欲在“中国”这个场域中，与波士顿美术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宾大博物馆等在“美国之东亚艺术收藏的黄金时代”取得先机的机构，一较长短。
考古学家李济
毕士博在与李济的交往中，深知丁文江所评价的“拥有今日中国最佳的心灵”之李济对于落实史密森研究院计划的重要性，认为目前李济所缺乏的只是“更广阔的经验”，只要弗利尔艺术馆能把这一弱项补上，有朝一日他势必会成为中国考古界的领袖人物。于是，毕士博决定招募李济加入自己的团队。1925年3月2日，毕士博与李济在天津相遇。3月12日，返回北京的毕士博给李济捎去一信，正式提出加入其团队的邀请。3月16日，李济回信毕士博：“对于未来的工作与更多关于这个计划的合理性，我需要跟你多加讨论细节，我理解这是一个可以实现我计划的有利的机会；然而，我们在进入这个讨论前，我应该让这个计划更为清晰。”李济之所以没有立即答应加入毕士博的团队，与弗利尔艺术馆要将发掘出的部分艺术品运回美国，由弗利尔艺术馆典藏有极大的关系；也与坊间传说的“昭陵六骏”之“飒露紫”和“拳毛騧”在1914年时被毕士博盗走有关，但从典藏于宾大博物馆的毕士博相关史料来看，尽管毕士博于1915-1917年的确以宾州大学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之身份前往中国考察与收购文物，但他与两骏的流失毫无关联，只不是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这批宾大博物馆的一批藏品购自卢芹斋手中而已。
很踌躇的李济经与丁文江交谈后，给毕士博正式回了一封信，确认他将加入弗利尔艺术馆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古的这个团队，但有两个前提：一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进行合作；二是在中国发掘出来的文物，必须留在中国。差不多隔了两个多月后，李济才收到毕士博的回信。信中说：“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这个答复令李济很满意。经与毕士博协商，李济于1925年6月16日起正式成为史密森研究院之中国考古团队的一员，月薪300墨西哥银圆。为了工作近便，李济辞去了在南开的教职，改以兼任的身份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考古学。李济之所以加入毕士博的团队，还有一个他自己的观察：毕士博不是那个已死去的寻常的古董收集者弗利尔，他注重的是科学的考古；而他所代表的美国史密森研究院的那句格言的真精神——“为了知识的增进”，也打动了李济。
李济的加盟，给了业绩乏善可陈的毕士博以极大的信心。
1926年1月21日的午餐会中，李济和毕士博交谈，觉得前往汾河流域探勘的时机已然成熟。与此同时，恰巧中国地质调查所正要派袁复礼到山西进行地质学的田野调查工作。而袁对史前考古学极感兴趣，他们就决定结伴同行。
西阴村遗址发掘现场图
1926年3月17日，李济和袁复礼到达运城，22日到达传说中的夏朝王都夏县。24日，在寻访夏代帝王陵墓的途中意外地发现了西阴村史前遗址，共采集了84片陶片，其中带彩的14片。这些陶片的发现令李济兴奋不已，遂决定把陶片带回北京研究，并将西阴村定为考古的发掘地。为什么要选择西阴村为发掘地点？李济在《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报告中说：“……选择西阴村这个史前遗址，主要是因为覆盖的面积比交头河遗址为大；部分地也是由于它的位置正处在传说中夏王朝——中国历史的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当然，随着田野调查的发现和发掘，李济也有了以西阴村发现的这些彩陶，验证一下安特生的中国文化“西来说”是否确立的想法。
李济和袁复礼于4月15日返回北京。不过，正当毕士博准备与李济面谈时，李济却因伤寒与肺炎，卧床不起。经过一个多月的医治，李济逐渐康复。5月26日，随即在医院中给毕士博写了封信，表示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到夏县，开挖深具学术价值的西阴村考古遗址。毕士博在看到李济的信和《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后，他坚信，如果在中国，要找到一个能全心认同、且愿意实践史密森研究院之“为了知识的增进”座右铭的学者，这个人非李济莫属！
李济和袁复礼沿汾河流域所进行的考古调查，直接催生的果实便是史密森研究院对西阴村发掘项目资金的落实。当李济觉得自己可以再出门的时候，即与毕士博商量与清华学校合作进行这件事。最终，毕士博代表弗利尔艺术馆同清华校长曹云祥达成了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合作条约。尽管与清华的条件并没有史密森研究院所期待的平分发掘所得，但毕士博认为，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他所在意的是西阴村的发掘可以显示北京学术社团，足以接受这样一个纯科学、与经济无涉的研究活动。
西阴村遗址出土西阴文化典型陶器
9月26日，李济和袁复礼再出发。10月10日到达夏县，拜会县长后，县长通知镇长和村长。到达西阴村后，他们即“相当舒适地驻扎在西阴村长的办公室中”。李济在给毕士博的一封信中写道：“到目前它是个平顺的航行……我也感觉不到未来会有什么风暴……我希望，如果每件事都没出差错的话，几天后我们应该可以动手发掘。”原本计划到宜昌开挖大型古墓的毕士博，由于“新的独裁者蒋介石领军”的“广东势力”拿下汉阳与汉口，往南的火车随即停驶，宜昌的挖掘计划只得暂且搁置。于是，毕士博决定前往西阴村，以便“紧跟上李博士的脚步”。
10月15日，李济挖下了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科学考古的第一锹。这一锹落在了山西，落在了离“禹都安邑”的禹王城仅仅十六里的西阴村。毕士博没赶上李济挖下的这第一锹。当他抵达西阴村的时候，李济已经发掘出似乎是“旧石器起源”的彩陶，毕士博十分激动。他在给弗利尔艺术馆馆长罗纪的信中写道：“至目前为止，彩陶出土的时代均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或说‘铜石并用时代’，如果西阴村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这意味着彩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且在最复杂的地形、气候与无疑的异族影响下，未经历多少变化。”
11月初，因瑞典王储、东亚考古和艺术鉴赏家古斯塔夫·阿道夫（1882-1973）及王妃刘易斯将到太原访问，毕士博离开了西阴村，返回太原参加迎接及陪同参观活动。离开西阴村后，他仍密切关注着李济的发掘情况。11月13日，李济致信毕士博：“自你离开后，我们日复一日地发掘——仅有几天的干扰。我们掘出的陶片目前已累积到超过20箱，但还没找到任何完整的陶罐。石器也相当丰富。我已经做了一张清单，列明精确的水平、位置与发现时间，数目已经超过600件……”
11月19日，毕士博从北京回信再次勉励李济：“……我的倾向是持续在你的‘中国的美索不达米亚’进行考古发掘，且把我们的经费与努力集中在那里。”
西阴村是“中国的美索不达米亚”，这是多么富有刺激性的一个类比！毕士博的这种比附，给了李济团队极大的鼓励。12月6日，西阴村的考古工作结束，一周后李济和袁复礼乘坐太原英国浸礼教会博爱医院达特的汽车返回到太原。第二天，李济致信毕士博，说准备给他一个惊喜：“我们在发掘期间度过了许多让人发颤的时刻，简直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惊喜，我相信我已经有了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我跟你保证，你会是第一个知道这发现到底是什么的人。但我希望把这个惊喜留到圣诞节——也就是我回到北京的时点——再跟你说……十天后见！”
1926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一天，李济与袁复礼回到北京。毕士博如愿收到了李济给他的“圣诞礼物”——“一枚被切成两半的蚕茧”。李济说：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搅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要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没有找着第二个……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
西阴村遗址出土的半个蚕茧
1927年1月10日晚，清华国学院专门为从夏县西阴村考古归来的李济、袁复礼举行了一个茶话会，以庆祝由中国学者独立进行、清华国学院与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进行的第一次考古发掘。清华大学教务长梅贻琦，出资方毕士博，四大教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和全院师生都参加了这场庆功活动，唯吴宓因回西安探亲，恰巧是1月10日起程，没有参加。
欢迎茶话会先由李济和袁复礼作了报告演说，后由助教王庸（1900-1956，江苏无锡人，后以《中国地理学史》闻名）端了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一个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们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王国维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这时，李济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可以刻的。”王国维又说：“我主张找一个有历史根据的地方进行发掘，一层层掘下去，看它的文化堆积好吗？”陈寅恪见无人回应好还是不好，于是提议，请李济弹一阙古琴作为余兴。还开玩笑说：“赵元任是带着钢琴去美国的，李济是带着古琴去的。”陈寅恪这样说并不是开玩笑，李济当年赴美真是带了古琴去的。这时，王庸拿了一张琴来，李济也不知弹的什么曲子，同学们听他弹完之后，只看见李济的额头直冒汗。
这次茶话会，最高兴的该是梁启超。晚上11点回到寓所，就给在美国哈佛大学读考古学的次子梁思永写信说李济考古回来的事。刚写了一页，清华园的电灯就停止了供电，他又秉烛接着写，一直写完四页，2000多字才搁笔。
1月11日，为展示西阴村考古成就，扩大弗利尔艺术馆在北京学术社团的影响力，毕士博在大羊宜宾胡同总部举办了晚宴。晚宴后，毕士博请在场宾客移驾到图书室，由李济和袁复礼进行演讲。在讨论告一段落后，毕士博宣读了时任美国国务卿凯洛格给他的一封贺电：“政策禁止购买铜器。恭喜山西。”“政策禁止购买铜器”，是说1926年12月初，北京城内口耳相传，吴佩孚有意出售新郑铜器，以补军费。毕士博给罗纪发去电报，请示买不买，出乎毕士博意外的是，凯洛格竟然亲自回电给他，表明了政府的态度；“恭喜山西”，就是指李济成功进行的夏县西阴村考古。历史上山西被外国国家元首、政人“恭喜”的事不多，西阴村考古发掘被“恭喜”是为数不多中的之一。
无论夏县是不是禹都，但通过夏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发掘，所发现的半个蚕茧已成为驳斥中国文化或文明全部来自西方说的一件不容置辩的实证。西阴村的考古，不但标志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建立，而且奠定了李济的“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的历史地位，西阴村也因此被载入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现场的史册。
（本文节选自《大夏禹都》）
《大夏禹都》
苏 华著
作家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
大禹是中国远古史真实的存在，还是汉儒编造出来的界于人神之间的偶像？大禹治水是神话传说，还是前夏真实的水利工程以及由此而来的井田沟池之制创立的时代？大禹的都城在哪里？大夏之墟在何地？这是探索夏文化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和必须要给出的答案。
本书以历史大视野对夏朝第一都进行全新诠释。作者没有纠缠于人人均可立论的某几条历史文献，也没有陷入何地是夏都的争论漩涡，而是以考古学家李济选择古河东地区进行探索华夏文明的调查首选之地为开端，利用大量的图典和相关通志、府志、县志，通过历史逻辑学的比勘、对照、分析，为河东大地上诞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作了学术和文学相结合的完美叙事。
作者：苏华
编辑：袁琭璐
李济在山西发掘了什么遗址
李济在山西发现了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遗物包括石、骨、蚌、陶等类，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是中国考古学者主持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1926年,中国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夏县发掘
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夏县发掘出了西阴新石器遗址。
李济1924年开始从事田野考古，赴河南新郑对春秋铜器出土地点进行调查清理。1926年，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李济沿着汾河行走，到山西南部考古，并完成了对西阴村史前遗址的科学发掘。
这是中国人主持考古发掘的第一次，因而载入史册。李济因此被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光直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意义
1926年李济先生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就整个工作过程来说，此次发掘最突出的特点在于精细，最突出的成就也在于精细，体现在田野发掘、记录、测量、采样等各个方面，堪称中国精细化考古的典范。
李济所选定的发掘区位于遗址南部边缘，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东西长8米，南北宽4～6米，面积约40平方米。大部分区域发掘深度为1.7～3米，最浅1.49米，最深4.61米。
发掘工作从1926年10月15日开始，至12月初结束，中间除下雨停工5天，实际发掘时间超过40天，平均每天仅发掘1平方米。这样小的发掘面积和这样慢的发掘进度，即使在今天的新石器时代及历史时期考古发掘中，都是不寻常的。对此，李济是经过充分考量的。
首先，此次发掘的目的“是在最详细的研究”，所以“动手挖掘的时候，就没有想把这遗址完全掘开”，而是“把精力集中在一段很小的面积”。其次，这样做可以尽可能减少对遗址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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