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周岩
如果知识世界如考古遗址般深埋地下，我们是读者手中的一把探铲。
“三代”的价值11月在西安，《三联生活周刊》办了一场“谁在发掘甲骨文”主题线下分享活动，殷墟考古队负责人何毓灵老师做分享嘉宾。有读者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源远流长。可是秦朝才‘大一统’，秦之前的时期也能算是国家、朝代吗？西方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夏朝不存在。如何理解那段历史和中国文明的关系？”
这是个好问题，我们编辑部此前已经用了几期封面故事尝试去回答。一年多来，《甲骨文：120年的发现史》《寻找夏朝：中国从哪里开始》等专题对早期中国文明做了一番系统考察。它们是周刊编辑部对文化、历史选题的新尝试，不仅“回到”历史现场报道历史，更着重讨论历史被建构的过程和我们面对它的态度，沟通学术话题与公众认知。
若把中国历史分成三大段：上古、中古、近代，人们对后两段有形象认识。近代史的许多事件、人物耳熟能详，中段唐宋之世的图景也异常详细，然而时间跨度两千多年的上古“三代”——夏、商、周，相比起来就虚无缥缈多了。对上古的疏离不仅是今人的感受，孔子都感慨他对七百年前的商代所知不详，“文献不足故也”。不过模糊也是想象诞生的空间，鲁迅先生一生有三部小说集，《彷徨》《呐喊》以外，《故事新编》正是从女娲补天到庄子为止一段时期的历史小说。这样一位大思想家从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寻一处入口以作发挥时，对他构成独特思想和审美吸引力的正是“三代”。
更关键的，对早期历史的“重建”工作意义最为特别，这是百年前学术转型的重大命题，直到今天仍对回答那些大问题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意味着什么。
以甲骨文研究为例，其高潮也正是近代史最动荡的时期，最引人瞩目的殷墟YH127甲骨坑是1936年被发现的——同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对中国渐进蚕食、“西安事变”爆发，为什么如此紧迫情形下，对这些“字骨头”的研究还在如此执着地进行并且激起知识界越来越大的关注？因为这是当时另一条“战线”上一场至关重要的战役：中国历史的可信开端究竟在何处。“什么是中国？什么塑造了它？”对民族主体重新定义，进而创造关于中国的新的共同体叙述，这是变革时代至关重要的一步。这些关乎我们身份认同的重大知识，经历许多纷争、合作，由一位位学人艰难求索创造。
梁思成、梁思永在殷墟发掘现场
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年。6月，我和同事刘畅一起接受报道任务，进入到甲骨文封面的采访，前往安阳——1928年中央研究院就是在那里挖下了大规模系统考古的第一铲，由此，中国的大地从二维变为了三维的，文献中的中国历史也开始被重建。
殷墟博物馆收藏的青铜甗（yǎn），通过对骨质和其他痕迹分析，这颗人头在献祭时被蒸熟
安阳和二里头告诉我们的在安阳的实地探访让我们了解许多最新研究成果。在二十年前才被发现、未知远远多于已知的洹北商城，考古学家何毓灵指着土壤提到一个有趣发现：土壤中铅含量严重超标，热衷于青铜器的商代贵族们很可能都饱受铅中毒困扰而不自知。这让人一下联想起甲骨卜辞中商王对身体病痛的反复占卜、《麦秀歌》中对殷墟被毁的痛哭——强大的商为何被弱小的周打败至今是谜，但罗马帝国的衰亡已被证实和贵族铅中毒有关系。那捧看似平淡无奇的土壤就像一个水晶球，蕴含着一整个世界。
上：今日殷墟发掘现场；下：1928年殷墟发掘现场，那时土匪横行，考古学家们还需军队保护
采访过程中，还有许多这样的“水晶球”——当贞人墓出土的青铜权杖头和一件件占卜用品被从考古队库房取出时，大家下意识和它们保持距离，又久久不愿离开，它们可是最重鬼神的朝代中直接代表神秘力量的东西。
贞人墓中发现的铜制权杖头
古文字学者告知我们一个关键信息：甲骨文存世约十多万片，其中三分之二是一位叫武丁的国王的占卜记录，甲骨文也最早出现在这个时期。这让人产生一个自然而大胆的联想：甲骨文的产生和发展，或许和武丁时代有密切关系。除了从出土材料的物质层面和古文字层面理解甲骨文外，将书写问题视作一种社会实践同样重要：甲骨文的产生动力是什么，它的出现究竟意味着当时的社会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又产生怎样的连锁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收藏的刻辞卜甲
考古现场与卜辞材料，两条交叉的线索逐渐呈现出更为清晰的图景。商王武丁时期出现了文字的整体性大爆发，绿松石镶嵌制品、青铜器等都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文字，青铜冶炼等手工业、宗教祭祀、对外扩张也在武丁时期达到高潮。关于文字起源，又一向有着过程说和突发说两种理论。甲骨文已经高度成熟，不会是中国文字的最初起源，但武丁有没有可能是另一个意义上的仓颉，进行了某种形式的文字改革并以此塑造统治？或许可以如此推论：特殊的机缘使商代晚期开启了系统性大规模书写应用，这种书写传统为周人所继承，“文字中国”就此萌芽，成为文明性格发展演变的基础（例如李泽厚所称的“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
文章完成后，我们请多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进行了审阅，以保证科学事实和逻辑的准确性。但其中提及的推论，并非唯一的可能性，也不是斩钉截铁希望读者接受的“答案”。我们以卜辞分期为线索，将目光聚焦到武丁和他的时期，不只是为了塑造一个“主角”进行戏剧性叙述，更是想通过提出一种具体的历史可能性，去尝试理解商代这个“异质性”朝代，以此触摸中国文明的深层品格。
1937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十五次殷墟考古发掘，在殷墟宫殿宗庙区拍摄殷墓发掘场景。
我个人理解，杂志文章要为读者提供思考的脚手架，最好是看过之后被挑战、被激发，迫不及待找来更多参考书，参与到“对话”之中，而不是认为“看这一本就够了”。如果知识世界如考古遗址般深埋地下，我们是读者手中的一把探铲。
今日安阳，照片中那座教堂就是传教士明义士传教、居住的地方，他是最早收藏、研究甲骨文的外国人之一
留下思考空间，尽可能保持开放性、对话性，同样体现在我参加报道的另一个封面故事《寻找夏朝》中。
关于夏朝的争论持续了数十年，在今天仍激烈地进行。中国考古学界普遍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都”，然而现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就持不同观点，认为夏朝的信史地位仍不确定，还缺少类似商代甲骨文的内证性文字材料，这也是西方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观点。
1978 年二里头2 号宫殿基址发掘现场
我们相对平衡地呈现了不同的观点，还试图理解差异的背后。围绕“夏”而产生的种种纷争，并不只是对材料、方法、理论的不同认识导致的不同结论，冰山之下，还有一个人的身份、史观和对安身立命之所在的不同理解。延续百年的“信”与“疑”争论，无疑是中国人在巨变时代中重新确认历史和身份的一个缩影，包含了我们每个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比如“五四”留给我们的遗产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用“赛先生”去怀疑那些“自古以来”仍是今天的第一任务，也有人认为这一使命已然终结，因为彼时的“破”不过是此时的“立”的预备。至于究竟孰是孰非，我们尽可能提供充分认知，但不替读者包揽判断。
知识的转译《纽约时报》资深记者、《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将自己定位为进行“解释性报道”的记者，和调查记者、行业记者并列，他说：“我进入新闻这个行业，是因为我喜欢做一个将一种英文翻译成另一种英文的人。”在三联写历史题材报道，工作感受多少类似此种知识的翻译。我想这种翻译不是硬译，而是严复翻译《天演论》或林纾翻译外国小说式的“转译”，带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与叙述方式。
例如《寻找夏朝》，几位编辑在记者小组进入采访前就进行了多次选题讨论，他们也曾犹豫这样的话题会不会囿于学术圈，是否适合《三联生活周刊》这样一本面向大众读者的综合性杂志？最终，编辑部认为应当做一次学术与传播的平衡尝试，用我们的方式讲述夏朝故事，因为“认识中国”是属于周刊的贯穿性主题，文明起源问题更与每个渴望完整智识生活的人息息相关。
主编李鸿谷最终把主标题确定为“寻找夏朝”，重在“寻找”的过程。在开始操作之前，我和一起参与这个封面报道的同事陈赛、刘畅等去拜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王巍所长，他对这一思路也很认可并给出许多具体建议。于是我们没有停留在一个时间平面上对几个相关遗址考古学性质的复杂争论，而是一直退回到胡适、顾颉刚的“疑古运动”，以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认识过程作为主线，讲述了一个中国考古学的“弑父-寻父”故事。
在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长许宏（左二）为周刊记者刘周岩、陈赛、刘畅讲解（左至右）。摄影 | 蔡小川
这一略为不同的思路让以往常被一笔带过的徐旭生成为了我们报道的主角，是这位跨越晚清、民国、共和国的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在1950年代末期发现了二里头遗址。我们辗转找到徐先生90岁高龄的子女，他们出乎意料地拿出了父亲尘封数十年但保存完好的日记……徐旭生1959年4月11日日记中对河南考察计划的安排，成为我主文叙述的起点。今年6月，UCLA的李旻教授在业内最重要的学术期刊《考古》上发表文章介绍徐旭生在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贡献，还专门致谢《三联生活周刊》对徐旭生日记这一重要材料的首次使用和介绍。
历史学家徐旭生
家属所藏斯文·赫定赠徐旭生书
徐先生发现的二里头遗址
学者们的帮助也至关重要，每一篇文章我们都尽可能在发表前征询意见，以求准确。记得在《寻找夏朝》中提及地层作用时，我引用参考资料写到古代城市遗存会在侵蚀、沉积等自然作用下“被埋入数米以下”。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老师敏锐地建议替换“数米”一词，因为对二里头而言，根据他的实际发掘经验，有些地方耕土层下即是都邑遗存，距地表尚不足一米。
每当想想自己现在这份工作，我都觉得很幸运。上大学时我没太规划过自己的职业，只是觉得什么有意思就去上上什么课。经过校门口报刊亭，除了《读书》是月刊方便每期都买，最频繁阅读的就是《三联生活周刊》，收敛着只挑感兴趣的封面，两三期里也总会买一本。终于，“You are what you read”，我成为了它的一员。
微信朋友圈曾经流行过一个游戏，大家接龙列出“不考虑现实条件，最想从事的职业是什么”。不止一位亲近的中学好友写了“没出息”的答案：想在学校里读一辈子书。这背后的真正意思是，无论未来名片上的职业标签是什么，总想保有学生、读者的底色，面对无穷的知识世界，像海边拾贝的小孩那样自得其乐。谦逊地学习、快乐地分享，这不也正是我现在的工作吗？
作者档案
刘周岩
《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略有求知欲，比较贪玩，去过了一些地方，还想去更多地方。（照片里前面是我！推秋千的是本刊Dr. 苗千）
个人邮箱：liuzhouyan@lifeweek.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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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析高更名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高更：多悲伤，多绝望，才对生命的反思如此深沉？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是谁提出的？ 苏格拉底之问又是什么？？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最早是由公元前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 苏格拉底之问是他对“美德是什么”的发问。
一个人自呱呱坠地那一刻起，人世间的烦恼便开始包围住了他。襁褓中因饥饿而嗷嗷求饱，因寒冷而哇哇求暖。孩体时起便因要玩具而哭闹，因受不公平对待而委屈，因与伙伴们争吵而伤心，因家贫受侮而难过。
到了青黄不接的少年转青年的阶段，经了些世事，受了些挫折，头脑中的问题一天比一天多，开始质疑友情，怀疑爱情，抨击权力，憎恶金钱，痛恨战争。
由此而引发出一列每个人都在探求、想解决却无处寻找答案的形而上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活着是为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人生终极意义究竟是什么？
扩展资料：
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
柏拉图指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它由现象所组成，而每种现象是因时空等因素而表现出暂时变动等特征。由此出发，柏拉图提出了一种理念论和回忆说的认识论，并将它作为其教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任何一种哲学要能具有普遍性，必须包括一个关于自然和宇宙的学说在内。柏拉图试图掌握有关个人和大自然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发展一种适合并从属于他的政治见解和神学见解的自然哲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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