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日报新媒体记者侯琎报道 6月的清晨，一道耀眼的晨光从塔尔山方向而来，穿过夯土柱之间第12个狭缝，此时晋南大地的新麦已经成熟，农民收起镰刀，准备回家给孩子们做一碗清凉的面，迎接最长的白昼。人们知道，这一年“夏”又如约而“至”。
每一年，太阳轮流经过观测台13根夯土柱间的12道缝隙，便是春夏秋冬的轮回交替。关于一年四季的秘密，早在4000余年前就写在山西临汾，这片叫做陶寺的土地上。
中华文明5000年，探源之旅从这里出发。
观象台与远处的塔尔山
方寸之间窥日月星辰，这是中国人的智慧
《尚书·尧典》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2003年，襄汾陶寺古观象台的发现有力印证了《尧典》中的记载。
尧舜禹是古代中国历史中黄河流域先后出现的三位部落联盟首领。而传说中的尧，其发祥地就在今天山西汾河流域的运城和临汾，古称河东地区。
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在陶寺遗址考古时，发现了一座古观象台，其位于陶寺古城遗址东南方向，有3个圈层的夯土结构。第一圈内的11座夯土柱由西向东方向呈扇状辐射排列。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的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尔山日出的上切与下切，以此来确定当时的节气，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最基本的服务。这与《尚书·尧典》中“观象授时”的记载恰好相符。
在陶寺观象台，从观测点望向8号缝中的太阳。
按照考古专家和天文学家的初步结论，该观象台形成于公元前2100年的原始社会末期，比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观测台还要早近500年，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
4000多年后，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再次将中国古老节气的神奇展现给世界，中国古人顺应自然、遵循四季变化规律的理念在世界舞台大放光彩。
原来古人的这份智慧，从陶寺开始，滋养华夏儿女。
华夏主脉从此延续，这里是“最早中国”
“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重点遗址之一，是研究中国历史和古代文化，感知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必经之地，不仅展示了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也呈现出古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
陶寺城址的彩图
在280万平方米面积的遗址中，空前规模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墙、布局规整的墓地、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迄今为止最早的文字、成组成套的礼器、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种种考古迹象足以表明，陶寺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早期国家的形态，迈入了文明社会，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初级文明阶段的都邑性城址。
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曾将中华文明比作一条长河，“要知道她源于何处，才能知道她流向何方。”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立足于考古学文化谱系区系类型分析提出，大致在距今5000至4000年间，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三个根在晋南结合，这就是陶寺。“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
这是考古学家根据文化谱系研究，首次提出晋南为最早“中国”的观点。
陶寺遗址中期大墓MM22中发现的圭尺，是中国古代天文测量使用的圭表仪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队长何驽博士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都有所变化，然而不变的基因是对地中、中土以及“地中之都”“中土之国”的观念认同。因此，判断最早中国的标准，应当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观念的出现。
“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认为，只有陶寺是有物证来证明陶寺就是最早‘中国’。”何驽说。
上有“羲和”下有陶寺，这是一场古今对话
去年10月，我国成功发射首颗太阳探测卫星“羲和号”。“嫦娥”奔月、“祝融”探火、“羲和”探日、中国人“天宫”逐梦。当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的完美融合，中国人的浪漫情怀让自古而来的梦想照亮了现实。
其实，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不是浪漫想象、凭空虚构，是有据可查的。在陶寺这片黄土地，千百年前的古人脚踏实地，更仰望星空，与宇宙尝试对话。从1978年开始，陶寺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玉器等文物。2021年3月，陶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开工建设，一土一垒均严格按照原貌进行修建。在不久之后，陶寺宫城将借助实体模型，规制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古老的陶寺即将穿越时空，焕发新的活力。
陶寺盘龙，已非常接近后代夏商周及后世之龙的形象，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龙。
今年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立项20周年，目前已实施完成4个阶段的研究工作，第五期正在进行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博士表示：“陶寺遗址在2002年作为首批都邑性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近年来其所呈现出来的图景越来越全面清晰。经过44年的挖掘，我们深刻感受到，陶寺创造的文明就是中华文明的最主要来源，被我们后世所传承，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特点正是陶寺遗址所体现的。”
陶寺遗址博物馆规划效果图
夏至已过，气温渐升。陶寺观象台附近生长出一片金黄色的花海。艳丽的葵花花瓣、翠绿的叶子装点了古老的观象台，数千年的文明再次焕发生机。孩子们跟随父母也遥望着远方的塔尔山，学着唱起二十四节气歌。
“用不了多久，陶寺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将会展现给全世界，会有更多人有机会走进陶寺，回到4000年前，感受我们的中华文明。作为考古人，我们非常期待那一天。”高江涛说。
视频：杨昊
图片提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领队高江涛博士
编辑：杨智伟
校对：许瑞峰
(责编：马云梅)
4000年前的上古时代，为何只有华夏文明传承下来了？
若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上古时代，在东亚这片广袤的大陆上，分布着各种形态的古文明。它们在同一块大陆上彼此交流，彼此融合，无论是辽河平原还是黄河长江流域，都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古文明。在当时的时代，这些古文明甚至比传承至今的华夏文明更古老，更发达，更繁荣，但为何在大约4000年前的时候，这些古文明消失了，而此时的华夏文明异军突起，传承至今，这是为什么？
第一部分：上古时代的东亚大陆分布着群星闪耀的各种古文明。
在东亚这片广袤的大陆上，在距今4到5千年前的时候，这里气候适宜，水土条件非常好，因此诞生了各种繁荣的古文明。各种古文明分布在东亚各流域旁，呈现出欣欣向荣之态。
在东北辽河流域，以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辽河地区，这里可能是拥有广袤的草原。在古代时期，这里属于草原民族的天下，在中国人的印象中，这里是荒蛮之地，殊不知4到5千年前的这里，气候适宜，是水草丰美的地方，在这里诞生了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似乎后来的小河沿文化是对红山文化的继承。红山文化是玉的文化，这里出土了很多精美的玉器，众所周知的玉猪龙就是这种文化的产物，有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龙最早的原型是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我认为古代中国历代历朝对玉的推崇，最早源头或许得追溯到红山文化。
白玉猪龙
现在很多历史学家都认为中华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在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中，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古文明。在黄河中游的龙山文化，这里的古代文明可以制造轻薄而坚硬的黑陶。除此之外，还有最为著名，位于黄土高原上山西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据考古学家研究，这里拥有过巨大的城市以及众多的人口，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文物来看，似乎这一文明吸收了来自各地区的文化，形成了一种融合文化，古代发达的制造陶瓷技术得追溯到古老的黄河流域文明。
咱们再将目光转向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古文明区，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古代中国在经济重心未南移之前，南方是比较荒凉的，有大量的山越等少数民族，跟上古发达的古文明根本就沾不上边。但事实上，长江中下游的古文明不比黄河流域的古文明差，相反还更胜一筹。
在长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可能会吓你一大跳。它位于太湖流域，总面积约为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古城中有一套不亚于历代王朝城市规划的系统，拥有着良好的水利系统，宫殿以及祭坛。或许良渚文化早已进入奴隶社会，在良渚古城中，市民住在类似城墙的环形区域之上，而贵族居住在人工堆积而成的土台之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住在城外的村落中。显然，这已形成了鲜明的城乡分割，从良渚古城的发掘来看，城内有相当多的居民从事手工业，不管是玉器，漆器，还是陶器，象牙制品以及比较粗糙的丝绸制品，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这些东西的发展不能不说长江流域没有发达的古文明。
第二部分：上古中华古文明，从群星闪耀到月明星稀
很令人惊奇的是，距今在4000到3500年前之间，在整个东亚大陆上，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中华大地上的许多古文明都消失了。在东北的小河沿文化，在距今3500年前走向了衰亡。在将目光投入到黄河流域，黄河上游曾经有过一个发达的齐家文化，这个文明以畜牧业最为发达，饲养着各种家畜，尤其是养猪业。不光畜牧业发达，而且在手工制造方面也不错，在制陶、纺织以及冶铜等方面都有不小的成就，很可惜的是，在距今3700年前，齐家文化走向了衰落。
不光北方如此，南方也亦如此，前面提到的良渚文化在5300年前兴起，很奇怪的是，也是在距今4000多年前衰落。从长江下游一直延伸到上游，这些古文明一一衰落，在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以及在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均在距今约4000年前衰落。
上古中华文明正是从群星闪耀转向月明星稀，在其他古文明衰落的同时，神奇的是有一处古文明，不仅没有走向衰落，反而越来越繁荣，这个就是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文明，其代表便是著名的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兴盛大约在3750年前左右，从这个推断，这一时期大约是夏朝中晚期。它分布在黄河中游偏下地区，以河南西部为中心向四周扩展，其实传承至今的中华文明，其源头要追溯到以二里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这一地区的文明肯定或多或少地吸收了来自周边的古文化，在二里头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了一座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城市，还发现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随葬品，甚至还有考古学家推断，这是夏朝的首都。至此，以二里头为代表的中原文明传承至今。
第三部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上古文明的衰落？
随着考古进一步的发现，在这些古文明衰落的时期，这些文明由定居生活慢慢走向了半定居或者游牧生活。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衰落之后，后来的文化抛弃了原来的养殖牲畜以及种粮，慢慢转向了渔猎生活，说明良渚文化正在倒退。
无独有偶，黄河中游的齐家文化也在衰落，前面介绍过的齐家文化的畜牧业很发达，尤其是养猪，养殖牲畜就代表有多余的粮食以及定居生活。反而后来出现的文化不怎么养猪，说明后者更容易迁移。不光光是这两个文化，在东亚大陆上，很多的文化都开始从定居转向游牧或半定居，这到底出现了什么？
依据现代文明的技术，可以确定的是在4000年前的时候，这一时期在东亚大陆上正在遭遇气候变化，或许是气候才是罪魁祸首。当考古学家研究古文化衰落时期的气候时，得到了不同的变化趋势。东北的辽河流域，一开始气候适宜，温暖湿润，这时候就出现人类活动加大的情况，气候变暖，使得当地的农业比较繁荣，其代表就是红山文化，但在4000年后的时期，气候突然变得寒冷，这里不适合农耕了，大量的部落离开了众多的农业聚集地，开始向游牧生活的转移，其代表就是夏家店文化。
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与辽河地区的文化恰好相反，原来的长江下游是比较干旱，有大量裸露的土地可供耕种，但在距今约4000年前走向了崩溃，这一时期，由于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降雨量增大，太湖的水域增大，各种植被面积增大，可供人类耕种土地下降，这才出现了文明的衰落。究其原因，与西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有关，如果它要是在偏北方的话，北方的降雨量会增多，南方的降雨量会减少，4000年前的时期是如此。而4000年之后的时期，却是另一种情况，副热带高压偏向了南方，结果恰好相反。
然而，在距今4000年前的时期，副热带高压开始偏向南方，于是东亚大陆气候彻底地发生了改变，东北、华北、黄河中下游的降雨量开始减少，反而长江流域在增多。然而，黄河流域就恰好在这两者之间，那处于这一地区的文明开始蓬勃发展，中原的二里头文化便是其一。从原来的洪水泛滥，到现在的风调雨顺，农业、手工业便开始发展，这种气候一直持续了1600年之久，以二里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开始扩展，成长为现在的中华文明。
总结：
在上古时代，人类抵抗气候风险的能力很弱，当气候大变，便有很多文明在变迁中衰弱，而在其中的中原文化地区受到了不少的好处，在接下来的时日中，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东亚地区的古文明由群星闪耀到最终的月明星稀。回顾到当时的情境中，或许会有不少的惋惜。
参考资料：《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
为什么会有中国5千年历史看山西，3千年则看河南的说法？
文明是历史的传承，是一种创新的智慧。纵观历史可以知晓，人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大约两百万年前，然而中华民族的祖先成为真正的文明人却只能从四千七百多年前算起，彼时正是公元2000多年前的黄帝时代，这就有了老百姓口耳相传的“中华上下五千年”。
从时间线来看，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上下五千年”，从地理来看，也有一句常见的俗语：“五千年的历史看山西，三千年历史看河南。”
五千年历史看山西
关于山西，许多人都知道这里是座历史古城，随随便便就能举出一些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人和事情，比如秦、赵两国之间的战略决战——长平之战；比如赵氏孤儿；比如满门忠烈杨家将……但山西的历史其实远不止此。这里不仅是经济政治的重要盘踞点，更有可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始源地。
看山西的历史，不可避免会看到在这里，帝都皇城曾风云变幻。据有限的资料记载，在公元前两千多年的尧舜禹时期，山西就承担起了它不可多得的历史作用。相传山西临汾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伟人尧的发祥地，因此陶寺遗址被后世称“尧都”，舜出生于诸冯（今山西运城），而另一个伟人禹则是建都于山西运城。
过了很多很多年，“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让世界知道山西曾经经历了距今三、四千年的两个朝代——夏、商的兴起与灭亡。时光不停更迭，周武王伐商建周，无论是同室近亲还是有功之臣皆得到了自己的封地，从此掀起了弱肉强食之争战乱不断，形成了春秋早期割据的局面，其中当时称为晋国的山西为领导一方诸侯国的霸主国家，实力十分雄厚，它的腹地也可以说是都城就是如今的运城。
政治、经济总是相辅相成，政治的发达，也带来了经济的发展。
几千年来，山西巨贾地位恒然。山西这座城，从秦、汉、魏、晋到后面的五代十国，朝代更迭，不变的是它在统治者心中关于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山西一度成为了宋元明清经济的命脉。
宋辽时期山西的经济就进入了繁荣的阶段，山西境内生产的铁煤、丝绸、盐等物件儿更是名扬天下。到了元朝，山西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重要的军事政治关隘，发达的经济文化成为了与山东、河北齐名的元朝腹地。明清时期，这种现象更盛，通过当时山西诸多巨贾晋商的努力，中国的商品名扬海外，享誉亚洲，为巩固当时的封建统治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说到这里，经济、政治还是不能完全体现山西的地位，要真正了解山西的历史地位，就必须看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美丽的汾河河畔的丁村在1953年之前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农村，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里竟然是含有古人类化石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根据后来的考古学家证实，在丁村遗址的九龙洞遗址里发现了属于十七万年前的石器加工厂。在此之前的新中国关于探索旧石器时代的成果仅限于“北京周口店人”，而如今发现的“丁村人”无疑是考古旧时代遗址上的重大突破，直接填补了对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研究上四十万年至一万两千多年的空白。
除去旧石器时代遗址，山西省陶寺遗址也因此被视为“华夏五千年，放眼看山西”的重要佐证。山西省陶寺遗址的发掘表明，距今4300年至4000年，陶寺遗址就已经进入了早期文明时代，要比此前被推测为中华文明始源的二里头文化时期还要早几百年。
三千年历史看河南
另一边三千年历史看河南也不是浪得虚名，光是神龙文化、汉字文化和姓氏文化就够研究人员吃一壶了。但为什么河南的历史地位能够得到如此之高的认可，还得看华夏同源。
河南位于黄河的中下游，也同样是华夏五千年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五十多万年前就有人类在此进行生息繁衍，也是在这里最早进入了石、铜器时代，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的萌芽。河南地势平坦辽阔，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因此放眼四千年前，这里就有许多祖辈居住，也是今天许多华夏儿女的祖居之地。无论是龙山文化遗址还是人祖伏羲陵，河南都记录着人类祖先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证据。
人类在这里繁衍，朝代在这里更迭，历史便这般推进着。
春秋晚期三分晋国代表着春秋时期的结束和战国时期的开始。从三分晋国开始，政治军事的主要中心就逐渐转移到了地理位置更加优渥的河南。沧海桑田间，从三皇五帝到后来商朝覆灭建立西周，从晋国建立“成王桐叶封弟，叔虞入主唐国”到春秋晚期三分晋国，历史的焦点逐渐从山西转移到了被称为中原之土的河南，之后的许多年里在此建都的朝代更是数不胜数，这才成就了“三千年历史看河南”的美名。
不忘来处，方有归途
古话说：“读史使人明智。”许多人读历史，就将历史看作智慧的源泉。但其实历史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民族的过去，是民族的来处。勿忘来处，方有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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