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自序》中写道：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存稿两套，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但对照检视，缺少十篇，有录无书。据《汉书》注中张晏说散逸的十篇为：《孝景本纪》《孝武本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录》《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傅靳蒯成列传》。但后人亦增补一些。
司马迁是严谨的史学家，不乱编故事，荦荦大端者比较可信。那是怎么获得相对真实的素材呢？一是使用确实史料。如编撰《秦始皇本纪》，主要使用秦国政府的纪录、奏事章和石刻等材料。二是他父亲司马谈留下的历史素材。三是实地采风和考证。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开始壮游，先到江淮（江苏和安徽北部），又到江西庐山，再到楚国故地、齐鲁地区，最后到河南，采风和实地考察。在朝廷做郎中后，又随汉武帝踏遍陕西、甘肃、巴蜀、西垂和西南，为写《史记》增添了详实素材。
即使《史记》中好像文学故事的事件，也有其真实的基础。比如，司马迁写项羽乌江自刎，描写细腻，生动形象，但不是凭空想象。为何这样说呢？杨敞官至丞相，是司马迁的女婿，杨恽是是杨敞的中子，曾封平通侯。司马迁把《史记》副本留在杨敞家中，可见交往密切，相互信任。而杨家父子会把先辈参与垓下之战的情况讲给司马迁。项羽战败于垓下，冲出重围，一支汉军骑兵紧追不舍，无颜见江东父老的项羽拔剑自刎。当时有五位骑兵在场，各得其遗体一部分，刘邦按照事先的承诺，封他们为列侯。这五位骑兵，有一个叫杨喜的，他的第五代孙子就是杨敞。家族的荣耀和不平凡历程，是杨家人不能忘记的，其事迹代代相传。
但由于诸多原因，《史记》也有失真之处，其原因比较复杂，比如缺少确实史料、笔误以及主观价值偏好影响，等等。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史记》每一篇中都不免有点假，但每一篇也都有一部分真。它像陈年的古董一样，修补和锈蚀是不免的，但原物的神态却也始终古意盎然，流动在每一部分里。
随着考古的发现，已证明《史记》中的某些记载与史实不符，特举三例：
一、岳麓简记载：秦始皇喜爱湘山一带树木野美而将其列入禁苑，禁止伐木；而不是《史记》记载的“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
据介绍，岳麓书院藏秦简，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购藏的秦代简牍，于2007年12月从香港古董市场购藏2098枚。其后，2008年8月，由香港一收藏家捐赠76枚。竹质墨迹，少量为木质墨迹，书体为秦隶。岳麓简内容分为《质日》《为吏治官及黔首》《占梦书》《数书》《奏谳书》《秦律杂抄》和《秦令杂抄》七大类。对于研究中国数学史、科技史、法律史以及了解秦代历史地理和郡县研究、占梦习俗等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岳麓书院藏秦简（五）》第56—58簡：廿六年四月己卯，丞相臣狀、臣綰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親撫晦（海）內，南至蒼梧，凌涉洞庭之水，登相（湘）山、屏山，其樹木野美，望駱翠山以南樹木□見亦美，其皆禁勿伐。臣狀、臣綰請：其禁樹木盡如禁苑樹木，而令蒼梧謹明為駱翠山以南所封刊。制曰：可。
整理者认为，从《史记》记载和字的形体看，“廿六年四月己卯”应为“廿八年四月己卯”。
《秦始皇禁湘山》诏令，内容涉及秦始皇巡游湘山时，因喜爱湘山一带树木野美而将湘山列入禁苑，归属苍梧郡管辖。
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始皇还，过彭城，斋戒祷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关归。
始皇二十八年，巡游天下后，返回京城，路经彭城，斋戒祈祷，想要从泗水中打捞出那只落水的周鼎。派了一千人潜入水底寻找，没有找到。于是向西南渡过淮河，前往衡山、南郡。乘船顺江而下，来到湘山祠。遇上了大风，几乎不能渡河。始皇问博士说：“湘君是什么神？”博士回答说：“听说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埋葬在这里。”始皇非常生气，就派了三千服刑役的罪犯，把湘山上的树全部砍光，因为当地是红土，所以使山变成了赭红色。皇上从南郡经由武关回到京城。
经过深入研究，专家认为岳麓秦简比《史记·秦始皇本纪》更为可信：
专家指出，根据简文中有官员出使的记载，以及出现在简文中湖北境内的古地名判断，竹简可能在湖北出土。 胡平生认为，"初步推测，当初拥有这批秦简的主人，也就是墓葬的主人，应该是当地的一名从事法律工作的官吏。后来这批秦简被盗墓分子发现，而后很可能经过走私等途径辗转流失到香港。
该岳麓简是秦代的，且秦简主人是一名法律工作者，这是他的私人笔记，其历史信息比汉武帝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更为真实。秦国对法律工作者要求极严，不掌握律令而错判，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秦代法律将官吏断狱责任分为“不直”“纵囚”和“失刑”三种情况。凡断狱时故意从重或从轻判刑的，称为“不直”；应当判有罪而故意不判，或故意减轻案情，使之够不上判刑标准的，称为“纵囚”；因过失而出入人罪的，称为“失刑”。秦始皇时就曾将一批治狱不直的官吏发配岭南及修筑长城。对于故纵死刑犯的，也要反坐处以死刑。故此，秦国法律工作者努力专研秦国法律，极力避免出现“不直”“纵囚”“失刑”问题。既然是一种纯粹的法律研习和私人笔记，就无需作伪或掩饰秦始皇巡游湘山的事实。司马迁著《史记》则存在着史料不足不真实或受意识形态所囿的问题，其真实性必然打折扣。
秦简的真实性也得到证明。秦简的真伪鉴定，由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专家主持，对秦简的真伪进行了对比性检测，分别从长沙走马楼汉简、荆州谢家桥汉简和这批秦简中提取样品，然后附上新竹标本，送武汉大学测试中心进行竹简老化程度和竹质降解度的对比性分析检测，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衍射仪、红外光谱仪、差热分析仪等设备的检测分析，结论是竹简与新竹相比，有明显的降解，可判断为早期竹材。
从文字形体看，有的字体端庄，书写规整，有篆书意味；有的书写率意，字势向右下倾斜，点画有粗细变化，为秦隶特征;有的介于两者之间，或形体古拙，或字体秀逸。
从语言上看，秦桦林指出——岳麓书院藏秦简“丞相臣狀、臣綰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似亦可斷為：“丞相臣狀、臣綰受制相（湘）山，上：自吾以天下已并”。其中“上”指今上，後省略“曰”字。《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二十六年，“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與博士議曰：……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称曰‘朕’”“制曰：‘可’” 。將岳麓书院藏秦简简文与之對照，有关制书的体例若合符契。但简文中秦始皇自称“吾”，而不称“朕”，与制度不合，恐为傳抄之误。
秦桦林对岳麓简之是与《史记》之非做了阐释：
1、秦始皇二十八年的巡狩，除了宣示秦王朝的威嚴，以鞏固統一外，還有一個重要的目的，便是到各地的名山進行祠禱活動。因此，秦始皇此行的末尾，專程渡江遠赴湘山，偏偏因為“逢大風，幾不得渡”的原因，便下令“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明顯與這一年整個巡狩活動的主旨不符，存在矛盾。
2、秦簡為律文，且節録自秦始皇制書原文，二者體裁同屬公文書。此條秦律如此鄭重其事地頒行天下，如果存在“伐湘山樹”的事件，等於欲蓋彌彰，自毀形像。因此，揆之事理，可知《史記》的相關記載不能成立，當是採録自漢代民間流傳的帶有明顯貶損傾向的傳说。
3、簡文中“臣狀、臣綰請：其禁樹木盡如禁苑樹木”，有其他秦律可以佐證。龍崗秦簡中保存有不少《禁苑律》的條文，比如：“諸取禁苑中柞、棫、楢産葉及皮。”秦律細緻到“葉及皮”都要作出詳細規定，不難想見，禁苑中的樹木自然應在禁止砍伐之列。綜上所述，秦簡中記載的秦始皇下令湘山等處“皆禁勿伐”一事當屬可信。
史记秦始皇巡游途中，在泰山“风雨暴至，休于树下”；由南郡到湘山祠，浮江而行，遭遇大风，险些败溺；至阳武博浪沙“为盗所惊”，大索无果；从咸阳到碣石，城郭阻塞，水患漫漫；临浙江，“水波恶”，只得“西百二十里”渡水，上会稽山，祭祀大禹，等等。可见，秦始皇巡游天下虽车驾浩荡、阵容豪华、威风凛凛，但也是长途跋涉，曲折辗转，一路颠簸，备尝艰辛，还有生命之虞。难道秦始皇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五次巡行天下，仅仅是为了游山玩水，炫耀皇威，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吗？其实不尽然。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个人的原因，秦始皇有诸多为人诟病之处，但不可否认秦始皇是一位意志坚定、勤于政事、勇于变革、追寻梦想的杰出帝王。
从秦统一天下至秦始皇离世，除了祭祖告庙、拜神封禅外，秦帝国的治国方略、经济建设、改革措施、开疆拓土、教化黔首等，几乎都是在秦始皇巡行天下，也就是调查研究、集体会商、现场办公的基础上制定和展开的。如建立郡、县、乡、亭四级行政组织，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建设全国道路交通网络，颁布保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驱逐匈奴，修筑长城，移民实边，等等。
宣扬秦政权的合法性和教化天下，是秦始皇巡游的目的之一。在巡游途中，秦始皇主要通过石刻的形式，颂秦德、罪六国、明律令、正风俗。《史记》一书所载东巡刻石共7块，实际收文6则：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之罘刻石并附《东观》一则、碣石门刻石、会稽刻石颂。
颂秦德、罪六国，如峄山石刻文："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攻战日作，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弛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梁父山石刻文：“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琅邪台石刻文：“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明律令、正风俗，如刻石文：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六亲相保，终无贼寇等。会稽石刻中，针对当地经济、文化和风俗较为落后，男女关系较乱情况，特别指出：“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可见，秦始皇也十分注意改变落后的风俗习惯，并力图用严厉的制裁匡正风气、改变习俗。
秦始皇巡游天下本是为了颂秦德、罪六国、明法令、正风俗，应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行事给人看，却因为迷信大肆破坏环境，“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这绝对是不可信的。
秦始皇伐赭湘山，是来自东方被征服地区民众的集体想象，是对征服者灭其国、制其民的对抗式反应。司马迁采信记入《史记》，谬种流传至今。
二、《史记》记载的张仪连横、苏秦合纵，两大高手对决，超级谍战风雷激荡，乃子虚乌有。专家指出，苏秦的故事实际上寄托着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之感和生死观、价值观。
《史记》《资治通鉴》说张仪和苏秦是同学，跟鬼谷子一起学过纵横术。苏秦主张诸国联合以抗强秦，合众弱以攻一强，即合纵；张仪则主张强国拉拢一些弱国进攻另一些弱国，事一强以攻众弱，即连横。由此，两大策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纵横捭阖，各显神通，玩弄列国诸侯于股掌之间，并在博弈中平步青云，致位富贵，使天下人争相羡慕效仿。甚至有人从《史记》《资治通鉴》中读到苏秦资助张仪西行入秦之记载，突发奇想，认为这是张仪苏秦两位同学共同编排好的超级间谍之间的博弈，以智诈实现共同富贵的绝世好戏。然而，这却是令人大跌眼镜的神奇杜撰。事实上，张仪比苏秦早死25年之久。
张仪和苏秦有很多相同之处。比如都酷爱学习，发奋读书，故有张仪折竹、苏秦刺股之典故。比如都有不堪的经历，张仪困于楚，不招人待见，蹭顿吃喝还因其寒酸猥琐而被诬陷为私怀价值连城的和氏璧的盗贼，遭到毒打，致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所幸三寸不烂之舌安然健在；苏秦外出游历多年，潦倒而归，狼狈而回，家人都私下讥笑他不治生产而逞口舌之利，舍本逐末，使其羞愧难当。比如后来两人都有了用武之地，并有上乘表演，声名远播，位高权重，达到了“苏秦为纵，张仪为横，横则秦帝，纵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的地步。
苏秦游说列国，被燕昭王赏识，出使赵国。苏秦到赵国后，提出合纵六国以抗秦的战略思想，并最终组建合纵联盟，任"从约长"，兼佩六国相印（即各国外交联络官，类如外相、外交部长级，并不是丞相），使秦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联盟解散后，齐国攻打燕国，苏秦说齐归还燕国城池。后自燕至齐，从事反间活动，使齐吞宋、疏赵、恶秦，四面树敌，致燕昭王离间齐国的外交方略大功告成，最终因间谍行为败露被齐湣王车裂而惨死。
张仪的智诈、行事方式比苏秦更下作，“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秦惠王封张仪为相，张仪出使游说各诸侯国，以"横"破"纵"，“为魏相，拆散魏齐联盟，为楚相破坏楚、齐联盟”，使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张仪也因此被秦王封为武信君。秦惠王死后，因为即位的秦武王重武好战，不喜智诈，多数大臣也对张仪没好印象，张仪被迫出走至魏国，并出任魏相，一年后去世。
钱穆在20世纪20年代就指出：“所谓苏秦张仪一纵一横，其说皆子虚，由后之好事者附会为之也。”根据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一批帛书，尤其是《战国纵横家书》，战国史专家研究后得出三个结论：
一是苏秦比张仪的政治生涯晚25年左右，苏秦是张仪死后才步入政坛，他们两人的政治活动没有交集。苏秦的真实活动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12年至前284年。
二是《史记》《战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苏秦、苏代、苏厉兄弟的事迹混淆，甚至连他们兄弟的辈分都搞混了。苏秦兄弟五人，他应该排行最小。《史记》记载：“苏秦约从山东六国攻秦”，这里苏秦乃公孙衍之误，因为此时苏秦尚未登上政治舞台。《战国策》记载，燕昭王派苏代于公元前300年入齐进行反间活动之事，乃是苏秦所为，不能记入苏代名下。
三是苏秦确是燕国间谍，但从来没有身佩六国相印。
司马迁也知道自己笔下的苏秦并不真实，但为什么还要如此行事？太史公曰：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勿令独蒙恶声焉。司马迁因为苏秦成长不容易，有过人之处，不想让他再蒙受嘲讽谩骂的坏名声，故成《苏秦列传》。韩兆琦教授主编的《史记笺证》认为，司马迁所写的《苏秦列传》尽管不能当作信史看待，但这篇传记是司马迁的社会理想与其价值观、审美观的集中体现。苏秦的故事实际上寄托着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之感和生死观、价值观。
三、秦昭襄王尊宠范雎，称之是寡人叔父，但最终还是处死了范雎，而不是《史记》所称的范雎病退，寿终正寝。
有人认为，史书和电视剧都表明范雎是病死的，而不是被处死的。认为范雎是病死的，主要是根据《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范雎最后主动将相位让给蔡泽，其让位的原因是由于蔡泽对他陈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的道理，并且用商鞅、吴起、大夫种等人功成不知身退而遭祸的事例，劝说他“以此时归相印，让贤者而授之，退而岩居川观，必有伯夷之廉，长为迎候，世世称孤，而有许由、延陵季子之让，乔松之寿”。范雎听了这番话，就称：“善。吾闻欲而知不足，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故范雎主动向秦昭襄王提出：“客新有从山东来者曰蔡泽，其人辩士，明于三王之事，五伯之业，世俗之变，足以寄秦国之政。臣之见人甚众，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闻。”昭襄王经过与蔡泽谈话，很赏识蔡泽，拜为客卿，迎候因病请归相印。昭王强起应侯，应侯遂称病笃。范雎免相，昭王新说蔡泽计划，遂拜为秦相。
范雎即张禄。战国时魏人，他是秦国历史上智谋深远、继往开来的一代名相，也是我国古代在政治、外交等方面极有建树的著名政治家、军事谋略家。公元前266年范雎拜为丞相，封之于应城(今河南鲁山之东)，故号为应侯。范雎当初想为魏国建立功业，早年家境贫寒，后随魏中大夫须贾出使齐国，为其所诬，受尽相国魏齐摧残，历经磨难后辗转入秦。范雎设法跻身于秦廷后，开始施展他的全部谋略和才干，辅佐秦昭襄王，因深得赏识和器重，出任秦相。他对秦国有巨大贡献，为秦统一天下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张禄和范雎为何是同一人？范雎因家贫无法得见魏王，投在中大夫须贾门下当门客。魏昭王使须贾出使齐国，范雎随往，凭雄辩之才深得齐襄王敬重。齐王欲留他任客卿，并赠黄金十斤，牛、酒等物，均谢绝。须贾回国，不仅不赞扬他的高风亮节，反向相国魏齐诬告他私受贿赂，出卖情报。魏齐将他拷打得肋折齿落，体无完肤，又用席裹弃于茅厕，让宾客往上撒尿。范雎装死，被抛于郊外。返家后即托好友郑安平将自己藏匿，化名张禄，并让家人举丧，使魏齐深信自己已死不疑。半年后，秦昭王派使臣王稽访魏。郑安平设法让范雎暗同王稽会面。经交谈，王稽发现范雎是难得之才，将他和郑平安带回秦国，范雎得以脱险。
范雎最后怎么死的？秦攻打邯郸失败，河东和太原郡失守，与范雎任用私党有很大关系。郑安平、王稽都是范雎保任，郑安平为将军，王稽为河东守。按照秦律“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王稽私通外敌，郑安平率部投降，都是死罪。因此，在公元前255年，范雎就同王稽一起被处以死刑。最有说服力的是出土的睡虎地简（竹质）记载：（秦昭襄王）五十二年，王稽、张禄死。（藏于湖北博物馆）
按道理以范雎之大名，其被处死，当时不可能不引起轰动，谁人不知？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感情用事的地方。范雎被拷打得肋折齿落，体无完肤，又用席裹弃于茅厕，其不幸遭遇与司马迁被处以宫刑同样不堪，司马迁乐于塑造身残志坚的形象。
有哪些考古发现证明了二十四史是不可质疑的信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由于《史记》的写法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式的历史写作手法，故将和《史记》一样用纪传体写作的史书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按照各史所记朝代的先后排列，分别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共计3217卷（《汉书》《后汉书》《魏书》和两《唐书》有复卷，实际为3300卷），约4700万字（以中华书局点校本统计）。记述的范围，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明末崇祯皇帝止，涵盖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十四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同时又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点校本“二十四史”，是毛泽东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传统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在1997年谈到中华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时候指出：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处，近代商务印书馆搜求各时代的善本，编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校订，加上标点，是为标点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有哪些考古发现证明了二十四史是不可质疑的信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由于《史记》的写法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式的历史写作手法，故将和《史记》一样用纪传体写作的史书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按照各史所记朝代的先后排列，分别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共计3217卷（《汉书》《后汉书》《魏书》和两《唐书》有复卷，实际为3300卷），约4700万字（以中华书局点校本统计）。记述的范围，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明末崇祯皇帝止，涵盖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十四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同时又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点校本“二十四史”，是毛泽东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传统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在1997年谈到中华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时候指出：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处，近代商务印书馆搜求各时代的善本，编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校订，加上标点，是为标点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有哪些考古发现证明了二十四史是不可质疑的信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由于《史记》的写法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式的历史写作手法，故将和《史记》一样用纪传体写作的史书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前2550年），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24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按照各史所记朝代的先后排列，分别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二十四史”共计3217卷（《汉书》《后汉书》《魏书》和两《唐书》有复卷，实际为3300卷），约4700万字（以中华书局点校本统计）。记述的范围，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到明末崇祯皇帝止，涵盖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
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纪传体史书，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二十四史”以本纪、列传、表、志等形式，纵横交错，脉络贯通，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历史概貌；同时又以中国历代王朝的兴亡更替为框架，反映了中国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使中国和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近四千年连贯、完整历史记载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并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宝贵历史文化遗产。
点校本“二十四史”，是毛泽东主席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部署，由中华书局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历时二十年完成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代表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最高成就的标志性成果。“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传统文献的整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籍整理的基本范式和标准，为古籍整理学科的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已故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在1997年谈到中华版点校本“二十四史”的时候指出：
乾隆时代武英殿本“二十四史”在当时是标准本，但是武英殿本仍有不足之处，近代商务印书馆搜求各时代的善本，编成“百衲本二十四史”，当时可谓“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但是传统的“二十四史”没有标点，没有断句，读起来仍有一定困难。五十年代，由国家领导建议，集中当时全国史家，对“二十四史”进行校订，加上标点，是为标点本“二十四史”，实为“二十四史”的最佳版本。
项羽火烧阿房宫的原因？
原因：
项羽本人厌恶秦朝统治者的暴虐、奢侈。阿房宫农民苦难象征，秦朝奢华象征，烧阿房宫才能体现项羽反秦朝残暴统治·决心，才能换取广民支持。
最新考古证明 项羽从未“火烧阿房宫”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组建的阿房宫考古工作队，历经两年多时间，对现存的秦代阿房宫前殿遗址进行了“地毯式”的全面考古勘探，结果并没有发现秦代宫殿建筑的遗迹，更没有发现被大火焚烧的建筑遗存。
据此，阿房宫考古队提出：阿房宫并没有建成，它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火烧阿房宫”事件也并不存在。
扩展资料
历史价值
秦阿房宫不仅是秦代建筑中最宏伟壮丽的宫殿群，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代表作，更记载着中华民族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历史，承载着华夏文明的辉煌记忆。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地考察，确认秦阿房宫遗址建筑规模和保存完整程度在世界古建筑中名列第一，属世界奇迹和著名遗址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宫”。
同时，某种意义上说，劳民伤财的阿房宫也是秦灭亡的一个象征物。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前陕西省博物馆馆长周天游认为，阿房宫是秦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和儒家的内敛不同，秦的价值观是外扩的，什么都追求极致，宫室要大，都城要大，疆域要大，而且要调动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来集中力量办大事。秦帝国确实在短时间内奠定了很多历代延续的制度，但同时也超越了当时的社会承受能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阿房宫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
小麦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 历史 ，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关于考古发现中的小麦你又知道多少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考古发现中的小麦，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引言
小麦是旱地高产作物，也是中国北方地区现今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小麦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这不仅因为其在农业史研究方面的意义，而且还在于在考古学 文化 研究中的重要意义。随着古代文明化进程研究的深入，对史前时代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已经成为考古学家关注的 热点 问题。现有的考古学资料显示，正是在文明化进程的关键时期—㎜龙山时代，考古遗址中小麦遗存普遍出现，这可能暗示当时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与农业特别是小麦 种植 有某种关联(1)。关于农业对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直接作用，在北美东部的史前文化中也有明显的表现(2)。由于受到考古资料的局限，至今仍然对小麦这种重要粮食作物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有很多模糊的认识。本文通过系统 收集 已经发表的考古资料，对中国先秦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小麦遗存(3)进行系统总结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小麦产生与发展历史过程，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一些设想。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中国早期小麦遗存的考古发现
根据学术界的一般观点，西汉以后，小麦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广大地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从新石器时代到秦以前的时期，是探讨小麦这种作物在中国出现和早期发展的关键时期。所以，本文中的“早期”就是指秦及其以前的时期。关于中国早期小麦的研究，一直受到 植物 学家、农学家、古文字学家的重视，而从考古学角度进行探讨的工作很欠缺。事实上，研究这个问题，考古学资料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系统检索公开报道的小麦考古遗存资料后发现，到目前为止，小麦考古遗存的相关报道不仅数量少，而且有些资料的可靠性比较低。我们将所收集到的相关材料分为两类，一类是正式的考古 报告 中公布的材料，另一类是转载或者是非考古报告中公布的材料。第一类资料，还可以根据标本是否经过专业人员鉴定细分为两类。
从表中可以看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是河南陕县庙底沟距今7000年前后的麦类植物印痕。这个资料未见正式报告中报道，只是在论述性文章中提到;认为是“麦类印痕”，没有明确是小麦还是大麦，亦或是其它麦类。山西保德王家湾出土的史前时代“麦粒印痕”，既不曾见于正式报告，也没有明确小麦还是大麦(23)。20世纪60年代报道的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乡土墩遗址发现的遗存，也是“麦”，没有明确是否为小麦或大麦。鉴于上述，我们暂时对这三个材料存疑，就是我们在分析中国早期小麦遗存的时空分布时不采用这些数据。此外，文献20中提到的几个遗存资料，都没有给出参考文献，其中除山东日照两城镇、河南洛阳皂角树、陕西周原和安徽亳县 钓鱼 台以外，我们都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资料， 自然 也不能将河南新密新砦、偃师商城商代早期、殷墟商代晚期的发现作为正式资料来引用。关于遗存的年代，我们优先选择那些炭化麦测年结果，但对于炭化遗存自身进行测年只是最近才被重视的，我们所见到的绝大多数报道都没有对炭化遗存自身进行测年;所以，如果麦类遗存与明确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共存关系是确定的，就采信其年代;而象新疆发现的三处遗存资料，其年代是根据与其共存的考古学文化遗存的年代判定的，但问题是考古学文化的年代也是不确定的，例如，对于新疆“含彩陶类型”的年代，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孔雀河下游墓葬的年代也只是推测，对于这三个遗存的年代，本文也存疑，最起码有待新的资料来证实。
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前面提到的存疑的麦类遗存资料，就可以做出图l。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就是龙山时代，空间分布上从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年代是距今4800年)、甘肃民乐东灰山(距今5000—4000年)、陕西武功赵家来(4400—4000)、歧山周原，到山东(24)茌平教场铺、胶州赵家庄和日照两城镇;此后的夏商周时期，不仅有小麦遗存，还有大麦遗存，有二里头文化的河南登封王城岗、洛阳皂角树、偃师二里头(二里头文化三期)，商代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陕西歧山周原、西藏昌果沟，周代的安徽亳县钓鱼台、青海丰台。
上述资料显示，在龙山时代，似乎小麦突然在中国黄河流域大范围出现，而且从胶州赵家庄等遗址中出土的炭化小麦形态看，显然已经是完全驯化成熟的小麦，已经远远脱离了小麦种植活动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现，在河南省范围内，没有发现龙山时代的小麦遗存。而此后的夏商周时期，小麦遗存分布空间范围扩大了;如果将这种考古发现状况与文献记载的商代小麦生产情况对比分析，发现两者之间是极不相称的;同时，夏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公认的，这与考古发现的小麦遗存数量少也是不相符合的。据此我们推测，考古发现的龙山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小麦遗存现存在很大偏差，就是河南境内的龙山时代考古遗址中也会比较普遍地存在小麦遗存(25)，而夏商周时期小麦遗存的数量和分布范围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目前的发现。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中国早期小麦的研究现状
关于小麦在中国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感 兴趣 的话题。一般来讲，探讨一个国家或者区域某种农作物栽培起源和发展，首先要弄清其发展的时空范围。出现最早的地点或者区域往往被认为是起源地，而那个地点的时代就是起源的时间。中国古代种植的是普通六倍体小麦，关于中国早期小麦来源问题，学术界有两种基本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早期小麦是由西亚经过中亚传播过来的(26)，另一种关观点认为，中国小麦是本地起源的，有人主张是在黄河中上游及其高原地区起源(27)，有的人主张是从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起源的(28)。
主张普通小麦是从西亚传播过来的观点，其主要依据是在中国没有形成普通小麦的物种条件，普通小麦(即六倍体小麦)是由栽培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Aegilops quarrosa)天然杂交、杂种染色体自然加倍而形成的一个物种(29)。中国历史上从未种植过二粒小麦，自然界也不存在野生二粒小麦，所以，虽然作为自然植被成分的粗山羊草分布在新疆伊犁河谷、作为多年连作麦田中的杂草存在于黄河中游的陕西和河南等省的若干县，由于上述两个区域都没有二粒小麦，中国不具备粗山羊草与二粒小麦自然杂交的客观条件，也就是不具备形成普通小麦物种的条件。而目前的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中、东欧洲的很多考古遗址中都出土了普通小麦的一种(Hulled spelta wheat)，公元前4000年左右，在中亚、安那托里亚高原中部、印度和中东欧洲普遍出现了普通小麦的另一个种，而这种小麦可能就是后来传播到中国的小麦物种(30)，中国的普通小麦在距今5000年前后才出现。当然，事实上，虽然普通小麦作为一个物种，不是在中国形成的，但传播到中国后出现了很多变异，这是适应环境的结果，这些变异包括“云南小麦”(T.aestivum ssp.Yunnanense King)、“西藏半野生小麦”(田间杂草)(T.aesfivum ssp. Tibetanum Shao)、“新疆小麦”(T.aestivum ssp.Petropavlovshyi Dong)等。物种的起源中心和变异中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起源中心是指物种形成的地方，而当一个物种在新的环境条件下、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栽培，可能会形成很多新的变异，产生一些新的物种，这种变异性十分丰富的地方，被称为变异性中心，也叫多样性中心或者是次生起源中心。中国普通小麦的变种也是世界之最，中国是普通小麦的变异中心、多样性中心和次生起源中心。
主张普通小麦起源于黄河中上游及其高原地区的学者的主要根据是，20世纪50年代，在我国黄河流域的河南省卢氏县、三门峡、洛阳和陕西宝鸡、西安等许多地区都发现了与六倍体普通小麦有亲缘关系的小麦草(Aegilops quarrosa)，70年代在西藏发现六倍体野生小麦(Tfiticum xizangense Li，ssp.nov)(31)，根据这些发现，有学者提出普通小麦中国起源的观点，甚至主张中国小麦是由东向西传的(32)，直到欧洲(33)。但是，在不能证明中国曾经存在过栽培二粒小麦、且六倍体普通小麦是由栽培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杂交而来的结论没有被修改的情况下，即使在中国找到粗山羊草，也不能证明普通小麦可能是中国起源的。至于“从中国特有的‘云南小麦’等普通小麦中‘不难找到六倍体普通小麦由野生型转变成栽培类型的类似自然进化系谱”的说法，不仅不符合目前关于普通小麦形成条件的认识(六倍体普通小麦是由栽培二粒小麦与粗山羊草杂交而来)，而且单就这个命题也是需要证明的，只有通过实验的方法在云南小麦等普通小麦中找到六倍体普通小麦由野生型转变成栽培类型的类似自然进化系谱，我们才能进一步推测普通小麦可能起源于中国，在这样的基础上，还需要有考古学证据。而事实上，考古发现的炭化小麦遗存并不支持这个观点，目前发现的早期炭化小麦遗存，黄河中上游和下游地区的年代基本一致，黄河中上游地区并没有时代很早的炭化小麦证据。
主张小麦在山东起源然后向周围地区传播的观点，主要依据是古代文献。关于古代文献可信性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目前的考古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炭化小麦遗存分布最密集的地方在山东，这可能暗示着龙山文化时期山东地区小麦种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从炭化小麦遗存的形态特征看，山东地区龙山文化时期的炭化小麦遗存已经远远脱离了栽培小麦起源阶段，是有一定发展阶段的特征。所以，如果只依据古代文献和考古学资料就断定普通小麦起源于中国的东方—山东地区，证据显然不充分，况且某种作物起源的研究是不能没有现代 生物 学研究参与的，目前我们不仅没有在山东地区发现任何与栽培二粒小麦有关的遗存，即使是黄河中游地区存在的粗山羊草，在山东也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综合来看，上面的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就是都没能证明小麦的确实来源。如果我们再看一下图和表中所列的考古发现的炭化麦遗存，我们会发现这个情况是合乎逻辑的，就是目前的考古发现以及相关的研究(指的是与小麦等遗存相关的古植物学方面的分析等)都不能支持我们对中国早期小麦的历史做一个科学结论，只能是根据一些资料进行推测，换句话就是说，现在远不到对中国早期小麦来源下结论的时候。参照西亚地区小麦起源和东亚地区水稻起源研究的历史过程，我们认为关于中国早期小麦历史的研究，还需要积累大量的考古学资料，同时要开展野生植物资源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考古发现中的小麦：关于中国早期小麦研究的几点思考
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早期小麦种植的研究，应当从考古发现、种植的环境条件、野生植物资源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34)。
1.关于小麦遗存的考古发现
关于中国小麦起源的两种观点，都需要通过系统分析现代植物和考古遗存来完善。我们的研究工作需要积累资料、探讨方法。我们同意采取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思路(35)。考古遗存首先要积累数据，然后进行形态学上的综合研究。
前文已经对目前发现的小麦遗存进行梳理和分析，结果显示，在那些可靠的资料中，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属于龙山时代早期阶段，就是距今4800年前后，此后的夏商周时期，都发现了数量不等的小麦遗存资料。从龙山时代开始，小麦就广布黄河流域，在上游、下游都有发现。黄河中游的河南没有发现，可能是工作的原因。事实上，中国小麦的考古发现，还有很大局限性，首先是已经调查和发掘的遗址数量与实际上存在的考古遗址数量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在空间上还有很多空白区域，尽管目前不能预测如果对更多的遗址进行植物遗存提取能够找到多少有小麦遗存的遗址，但至少会有一些突破性的发现，否则无法解释龙山文化时期小麦普遍性的突然出现;其次，就是已经调查和发掘的遗址中，只有极少部分经过了浮选，假设已经发掘的遗址中有50%以上的经过浮选和科学采样，我们发现小麦遗存的数量也会成倍增长。在积累小麦遗存资料的同时，还必须关注相关遗存资料，包括与小麦早期栽培相关的杂草、农田等遗存，小麦耕种和收割相关的工具的研究，灌溉系统的发现与研究等。在上述研究工作中，要综合利用植物大遗存(炭化植物种子、植株残骸等)、微体遗存(花粉、植硅体和淀粉粒等)分析等植物考古手段。
探讨中国麦作农业与西亚地区的关系，新疆和西藏等地区是必须加以关注的区域。新疆地区新石器时代或者先秦时期炭化小麦，需要系统采样分析，西北地区系统的植物考古采样分析与研究，可能是廓清中国小麦种植历史的一个必由之路。
根据山东近年来植物考古发现的情况分析(36)，经过系统浮选的遗址中多数有小麦。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在黄河流域进行系统的植物考古分析，可能会在整个黄河流域乃至中国北方古代遗址中获得更多、时代更早的麦类遗存资料，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探讨中国早期小麦的起源与发展问题，我们必然会获得更多的可靠证据。当然，我们现在也需要根据国内外研究和发现，从理论和模式上进行思考，为综合研究做准备。如果小麦是从西北地区传播到山东地区，我们需要从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方面找到更多的证据，因为这种农业技术的传播应该是通过人员的交流实现的。
此外，我们还需要对不同时空范围内在小麦遗存进行更详细的分析与研究。目前只有陕西周原王家嘴地点出土的炭化小麦进行了测量分析，其结果是小麦121粒，其中1粒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小麦特征很典型，圆柱状，背部隆起，腹沟很深，其中随机抽取20粒进行测量长宽平均值为3.39、2.61毫米，比现代小麦稍小。新疆孔雀河下游北岸墓葬中出土的距今4000多年的小麦遗存，其籽粒明显小于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乡土墩遗址所出(37)。
2.种植条件分析
农学家或者农业气候专家多数主张在没有灌溉系统的情况下，华北地区没有种植小麦的条件(38)。主要原因是小麦种植需要冬春雪水保墒，华北地区的气候条件不能满足这个需求，如果没有灌溉系统，种植小麦很难。那么，我们就需要回答两个问题：(1)龙山时代或者更早阶段，气候条件与现在的差别多大?这个问题需要进行古气候环境研究，目前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已经发表的关于全新世气候的研究结果显示，从全新世开始到仰韶时代，气候比现在温暖湿润得多，而龙山时代则经历了气候变冷和干的过程(39)，而现有的考古发现显示，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仍然比较普遍的种植水稻(40)，可能表明即使在龙山时代，气温和降水条件也好于现代。所以，全新世早期阶段，黄河流域可能具备种植小麦的气温和降水条件。(2)龙山时代或者更早阶段，黄河流域是否存在灌溉系统，或者存在灌溉系统的可能性?对于这个问题，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仰韶时代已经普遍种植水稻，而水稻种植是需要灌溉系统的，所以，从客观上，具备修建小麦灌溉设施的条件;其次，距今7000年前后已经出现、龙山时代更加普遍的水井，可能与灌溉系统有关(41)。所以，尽管目前尚没有发现灌溉系统的考古遗存，但龙山文化乃至早些时候有灌溉系统，应没有太大疑问。这里我们还要考虑到史前时代灌溉系统保存的困难程度之大，因为中国是农业古国，世世代代从事农耕活动，后代破坏或者改造前代灌溉系统，客观上造成了我们发现史前时代灌溉系统的困难。
上述分析表明，龙山时代甚至更早阶段，黄河流域具备种植小麦的气候条件，也可能存在灌溉系统，所以，从客观条件方面，能够满足小麦种植。
4.野生植物资源研究
农业就是人类与植物关系问题。关于某种作物栽培的起源，只有在这种作物野生祖本分布地区才有可能。野生祖本多样性中心才有可能是起源中心，从水稻起源地、西亚小麦起源地等的研究都证实这一点。所以，研究中国早期小麦种植历史，除了对考古遗址进行系统的植物考古遗存提取和分析以外，我们还需要开展植物生态学等方面的研究，首要的任务就是进行植物学调查。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基础。20世纪50年代，在河南陕县三门峡和卢氏县首次发现山羊草属中的粗山羊草，后来发现其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许多地方，甚至到新疆新源牧区，实验证明其为合成六倍体普通小麦的亲本之一，被称为“中国小麦草”(42);相继在云南发现的“铁壳小麦”(Triticum yunnanense K.ssp.nov.)是由野生种向合成六倍体小麦之间的一个过渡类型。
进一步的调查与研究，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开展工作并有可能实现突破。第一，在发现最早的小麦遗存的区域(43)，系统调查野生植物资源，同时对小麦种子形态、可能的农耕区等进行分析，探讨其与西亚最早的普通小麦遗存之间的关系。这个研究结果将成为我们认识中国早期小麦来源的重要参考材料。第二，系统分析中国现存小麦野生祖本的生态环境特点，并在其周围地区进行全新世以来植被重建研究，寻找新石器时代早期与小麦驯化有关的植物资源，这个结果将成为前面的第一项研究的重要补充。
五 先秦时期是中国小麦种植的初期发展阶段
现有的考古资料显示，从龙山时代开始，黄河流域的小麦种植活动就已经比较普遍了，二里头文化、商周时期，小麦种植可能保持了一个持续发展的势头，而文献记载则可以证明西汉以后小麦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十分重要的一种粮食作物了(44)。
传统观点认为，商周时期黄河下游地区才有小麦(45)，现在看来，这个观点肯定需要修改了。龙山文化时期，黄河下游的山东地区不仅有了小麦种植，而且很可能已经比较普遍了，小麦在农作物中的地位可能仅次于水稻或者谷子和黍子，但肯定比大豆类更受重视。在山东已经进行系统浮选的四个龙山文化时期遗址中，全部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这可能表明小麦种植在当时当地是相当普遍的，当然，我们要证明这个问题，还需要对更多的龙山文化遗址进行植物考古研究。在黄河中上游的情况也如此。目前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是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距今4600年，在甘肃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的炭化小麦，年代为距今5000—4000年。这个年代数据是否说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小麦种植比黄河下游早出现，目前还不能下结论，要等待更多的考古遗存证据。
目前发现的相当于夏代时期的与小麦相关的遗存资料数量比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河南洛阳，这可能与夏代延续时间短而且没有对考古遗址进行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有关。现在已经发现的与小麦相关的遗存有登封王城岗二里头文化时期炭化小麦、洛阳皂角树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炭化小麦、大麦等、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三期的刻有麦穗的陶尊残片，麦粒饱满芒较长(另有一个稻穗残片)。
商周时期考古遗址中的与小麦有关的遗存数量增加，而且分布空问范围明显扩大。主要有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商代晚期的炭化小麦;西藏昌果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公元前1370年(距今3500年)前后的青稞(Hordeum velgare L.vat nudum)、普通小麦(Triticum aestivum L.)、谷子(Setaria italica L.Beauv)、裸燕麦(Avera nuda L.)、豌豆(Pisum sativum L.)等(48)，其中，青稞和谷子数量最多;青海丰台卡约文化遗址中浮选得到2000余粒炭化植物种子，其中以大麦(H. vulgate)、小麦(T.aestivum)和粟(S.italica)为主，大麦占90%以上，农田杂草种子数量也比较多，可能表明当地农耕活动规模比较大(49)。安徽省毫县钓鱼台遗址的西周时期陶鬲 内存 有炭化小麦(50)。周原小麦数量占出土谷物数量的1.7%，没有公布出土概率;先周时期小麦数量占同时期出土谷物数量的13%;可能说明周人已经规模性地种植小麦了。
根据现有的考古学资料来分析我国先秦农作物的比例，条件还欠成熟，主要是因为经过系统植物考古分析的遗址数量太少，结果不具有 统计学 上的意义，而那些偶然发现的各类农作物遗存由于其偶然性，其统计学上的意义更是值得怀疑。但我们在山东龙山文化遗址中的发现却能给一些启示，因为在经过系统植物考古研究的四个遗址中，都发现了谷子、黍子、水稻、麦类这四种农作物，发现的豆类植物，虽然无法确定其是否为栽培，但其普遍性则暗示了栽培的可能性非常大，至少在当时人的食物中占了比较重要的地位。我们也注意到，即使在山东地区，不同遗址中各类粮食作物比例也不同(51)，这可能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环境对农作物构成的影响。因为即使是农业 科技 高度发展的今天，农业的 地理 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出土的小麦遗存，是否就说明小麦是当地种植的?严文明先生认为，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大溪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薛家岗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长江中下游各大文化区的生业经济中农业大概已经占主导地位，同时，贸易活动在经济活动中也非常活跃(52)。如果我们承认在黄河流域也具有同样的发展水平的话，那么，考古遗址中的小麦遗存就不一定是反映了小麦种植活动。这里提出来的问题就是，在对古代麦作农业活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对麦田的寻找和证实。当然，对于水稻和谷子等其他农作物的研究也如此。对于古代农田的研究，是古代农业研究中的关键步骤。
综观上述，尽管在中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具备小麦种植的自然条件，而且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小麦遗存是龙山时代，但是，中国的小麦是否为本地起源，仍然是一个需要多 学科 合作进行证明的科学问题。不仅如此，关于中国古代小麦种植状况的研究，也将成为考古学、农学共同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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