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朝第一都城，即商汤建商之后的都城，《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始居亳”，但“毫”在何处，司马迁没有给出解释，历史上给出的解释是在河南商丘。
《史记·集解》皇甫谧曰：“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史记正义》《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
为了消灭夏朝，商汤在夏桀十五年时，将商国的国都由商丘（今河南商丘商丘古城附近）迁至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附近），史书上的谷熟县，如今是商丘下面的谷熟镇。商汤在此高筑墙、广积粮、拉拢诸侯，最终一举推翻了夏朝。
然而，郑州出土了比殷墟还要早的甲骨文，上面一个文字改写了历史记载，解开商朝重大历史谜团，证实商朝第一都城不在商丘！
殷墟甲骨文之前，西方学者认为商朝不可信，中国只有3000年文明史；殷墟甲骨文出土之后，改口称3300年文明史，甚至国内包括易中天等学者也这么认为。但如此成熟的甲骨文，又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必然有其漫长的演化过程，即便进水的脑袋也能判断出中华文明史不止3300年。果然，在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中，又出土了一些甲骨文，解开了商朝的重大历史疑问。
1950年，郑州一位小学教师韩维周，因为喜欢古迹，闲暇之余就跑到城外工地搞调查。一次，在郑州城南二里岗一带，韩维周发现了一些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感觉这些文物非同小可，立即上报考古部门。经过文物部门鉴定，这是商朝文物，立刻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注意。
随即，考古部门进一步采样调查研究，认为这是比安阳殷墟更早的商朝遗址，对研究商朝历史具有重要作用，不久后考古部门就开始试挖掘二里岗遗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考古的深入，一座大型商朝早期遗迹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撩开了。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二里岗遗址的“夯土层”，考古专家惊讶的发现，整个夯土层与郑州老城西城墙内的夯土相接，组成了一座规模巨大的近似长方形的城垣，合围面积约300万平。发掘者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座庞大的古城，史学界将之命名为“郑州商城”。
此后，郑州商城又有众多重大发现，比如青铜器作坊、制骨作坊、制陶作坊、四处大型墓群、20多处宫殿基址，其中宫殿区约占城内总面积的一半，最有特色的一处宫殿遗址，东西长65米，南北宽13.6米，是一座带有回廊的“四阿重屋”式建筑，与《考古工记》载的“内有九室，九宾居之；外有九室，九师朝焉”的建筑相似。
总之，从郑州商城发现的大型宫殿，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大型青铜方鼎、玉器、象牙器、金器、甲骨文等高规格遗存来看，郑州商朝应该是早于安阳殷墟的一座商朝王都。
问题在于：这会是哪一个商王的都城呢？
《史记·殷本纪》记载“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迁于隞。”而唐代文献《括地志》记载：“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据此，不少学者指出，郑州商朝是商朝第11代商王仲丁所迁的敖都，即认为郑州商城属于商朝中期遗址，其后是安阳殷墟。1959年，郭沫若先生看完郑州商城考古工地后，随即题诗：“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仲丁之所都……”。
但这一观点有个致命缺陷，因为“中丁迁于隞”，期间历时不过20至30年，而考古显示郑州商城至少历时百余年，时间跨度可以包括商汤建商到中丁。况且，郑州商城上层有战国遗址，出土了的战国陶文中有“亳”、“亳丘”（即亳墟）字样，说明战国人认为这里是毫都。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发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指出郑州商朝即为毫都。
尽管郑州商城令人震撼，出土文物数以万计，包括诸多稀世珍宝，但对考古专家而言，更重要的还是要发现文字。有没有文字，对判断遗址历史定位而言至关重要。好在，郑州商朝出土了一些文字，让史学家们可以直接判断郑州商城的历史。
郑州商城发现过不少文字，主要有两种，都非常成熟：一是毛笔蘸朱砂写在陶器上的文字，目前这种朱书文字发现有20多个；二是骨刻文字，即牛肋骨上的刻辞，类似甲骨文，于上世纪50年代发现，尽管只发现两片，但有重大意义，有助于解开商朝第一都谜团。之所以出土文字比较少，或还未发现，或中丁迁都时带走了。
可惜的是，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牛肋骨刻辞，本可解开商朝第一都谜团，却被忽视了。
郑州商朝到底是“隞都”，还是“毫都”？一片被忽略了50余年的甲骨文，揭开了答案。
1953年，在二里岗遗址，考古专家一片牛肋骨，长7.3厘米、宽3.8厘米、厚0.3厘米，上面刻有成行的商朝文字。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因为郑州是中国第二个甲骨文存在的场所，意义非凡，说明甲骨文不局限于殷墟，且为研究殷墟之前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然而可惜的是，当时专家学者认为这片牛肋骨是“习刻”（练习刻字，犹如今天临摹），时代可能属于殷墟时期，加之不同学者解读内容不同，出现6字、7字、10字、11字等不同说法，多数解释内容没有透露什么重要信息，就此没有给予重视。
新世纪之后，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维明教授发现，这片牛肋骨上的文字应该是11个。
又乇土羊，乙丑贞，及孚，七月
与其他版最大的不同是，这一版解释补识出了一个“乇”字。接下来就简单了，“又乇土”这三个字，在殷墟甲骨文中是“又亳土”，因此学者判断“乇”是“亳”的早期写法。结合东周陶文、金文上的“乇”、“宅”、“亳”写法，就可以确定“乇”就是“亳”。这件牛肋骨刻辞中的“乇”字，为确定郑州商城是商朝第一都（乇都，即亳都）增添了文字铁证。
结合考古发现和“乇”字，考古学者判明郑州商城就是商朝第一都城，始于商汤。如今，郑州商城是商汤亳都，已经写入21世纪初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
参考资料：
《一个字中隐藏的王朝都城历史》
《二里岗文化相关资料》
比殷墟还要早的甲骨文出土，揭开了商朝哪些秘密呢？
关于商朝第一都城，即商汤建商之后的都城，《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始居亳”，但“毫”在何处，司马迁没有给出解释，历史上给出的解释是在河南商丘。
《史记·集解》皇甫谧曰：“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史记正义》《括地志》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
为了消灭夏朝，商汤在夏桀十五年时，将商国的国都由商丘（今河南商丘商丘古城附近）迁至亳（今河南商丘虞城县谷熟镇附近），史书上的谷熟县，如今是商丘下面的谷熟镇。商汤在此高筑墙、广积粮、拉拢诸侯，最终一举推翻了夏朝。
然而，郑州出土了比殷墟还要早的甲骨文，上面一个文字改写了历史记载，解开商朝重大历史谜团，证实商朝第一都城不在商丘！
殷墟甲骨文之前，西方学者认为商朝不可信，中国只有3000年文明史；殷墟甲骨文出土之后，改口称3300年文明史，甚至国内包括易中天等学者也这么认为。但如此成熟的甲骨文，又怎么可能突然出现？必然有其漫长的演化过程，即便进水的脑袋也能判断出中华文明史不止3300年。果然，在河南郑州商城遗址中，又出土了一些甲骨文，解开了商朝的重大历史疑问。
1950年，郑州一位小学教师韩维周，因为喜欢古迹，闲暇之余就跑到城外工地搞调查。一次，在郑州城南二里岗一带，韩维周发现了一些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感觉这些文物非同小可，立即上报考古部门。经过文物部门鉴定，这是商朝文物，立刻引起了考古专家的注意。
随即，考古部门进一步采样调查研究，认为这是比安阳殷墟更早的商朝遗址，对研究商朝历史具有重要作用，不久后考古部门就开始试挖掘二里岗遗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考古的深入，一座大型商朝早期遗迹的神秘面纱被慢慢撩开了。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二里岗遗址的“夯土层”，考古专家惊讶的发现，整个夯土层与郑州老城西城墙内的夯土相接，组成了一座规模巨大的近似长方形的城垣，合围面积约300万平。发掘者们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座庞大的古城，史学界将之命名为“郑州商城”。
此后，郑州商城又有众多重大发现，比如青铜器作坊、制骨作坊、制陶作坊、四处大型墓群、20多处宫殿基址，其中宫殿区约占城内总面积的一半，最有特色的一处宫殿遗址，东西长65米，南北宽13.6米，是一座带有回廊的“四阿重屋”式建筑，与《考古工记》载的“内有九室，九宾居之；外有九室，九师朝焉”的建筑相似。
总之，从郑州商城发现的大型宫殿，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大型青铜方鼎、玉器、象牙器、金器、甲骨文等高规格遗存来看，郑州商朝应该是早于安阳殷墟的一座商朝王都。
问题在于：这会是哪一个商王的都城呢？
《史记·殷本纪》记载“中宗崩，子帝中丁立。帝中丁迁于隞。”而唐代文献《括地志》记载：“荥阳故城在郑州荥泽县西南十七里，殷时敖地也”。据此，不少学者指出，郑州商朝是商朝第11代商王仲丁所迁的敖都，即认为郑州商城属于商朝中期遗址，其后是安阳殷墟。1959年，郭沫若先生看完郑州商城考古工地后，随即题诗：“郑州又是一殷墟，疑本仲丁之所都……”。
但这一观点有个致命缺陷，因为“中丁迁于隞”，期间历时不过20至30年，而考古显示郑州商城至少历时百余年，时间跨度可以包括商汤建商到中丁。况且，郑州商城上层有战国遗址，出土了的战国陶文中有“亳”、“亳丘”（即亳墟）字样，说明战国人认为这里是毫都。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大学邹衡教授发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指出郑州商朝即为毫都。
尽管郑州商城令人震撼，出土文物数以万计，包括诸多稀世珍宝，但对考古专家而言，更重要的还是要发现文字。有没有文字，对判断遗址历史定位而言至关重要。好在，郑州商朝出土了一些文字，让史学家们可以直接判断郑州商城的历史。
郑州商城发现过不少文字，主要有两种，都非常成熟：一是毛笔蘸朱砂写在陶器上的文字，目前这种朱书文字发现有20多个；二是骨刻文字，即牛肋骨上的刻辞，类似甲骨文，于上世纪50年代发现，尽管只发现两片，但有重大意义，有助于解开商朝第一都谜团。之所以出土文字比较少，或还未发现，或中丁迁都时带走了。
可惜的是，上世纪50年代发现的牛肋骨刻辞，本可解开商朝第一都谜团，却被忽视了。
郑州商朝到底是“隞都”，还是“毫都”？一片被忽略了50余年的甲骨文，揭开了答案。
1953年，在二里岗遗址，考古专家一片牛肋骨，长7.3厘米、宽3.8厘米、厚0.3厘米，上面刻有成行的商朝文字。这是一个重大发现，因为郑州是中国第二个甲骨文存在的场所，意义非凡，说明甲骨文不局限于殷墟，且为研究殷墟之前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新世纪之后，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维明教授发现，这片牛肋骨上的文字应该是11个。
又乇土羊，乙丑贞，及孚，七月
与其他版最大的不同是，这一版解释补识出了一个“乇”字。接下来就简单了，“又乇土”这三个字，在殷墟甲骨文中是“又亳土”，因此学者判断“乇”是“亳”的早期写法。结合东周陶文、金文上的“乇”、“宅”、“亳”写法，就可以确定“乇”就是“亳”。这件牛肋骨刻辞中的“乇”字，为确定郑州商城是商朝第一都（乇都，即亳都）增添了文字铁证。
比殷墟卜骨早2000多年的筮占文字
青墩麋鹿角刻纹折射青墩古人的智慧之光
王其银
青墩麋鹿角刻纹是青墩遗址出土文物中最具神秘色彩、最吸引考古学家探索，而又最集中折射青墩古人智慧之光的重要文物。很遗憾，由于遗址发现和发掘之初人们未能及时发现刻纹进而仔细辨读，以致许多刻纹麋鹿骨角散佚。然而，即便依据零星收集辨认出的部分麋鹿骨角刻纹，也足以让考古学家、古文字学者和易学家们兴奋不已，他们为之倾注了不少时间和精力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进而取得了璀璨的研究成果……
比殷墟卜骨早2000多年的筮占文字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的甲骨文，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
殷墟甲骨文是商周时代古人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也叫“契文”、“卜辞”、“龟甲文字”。
甲骨本是一味中药。年代久远的甲骨常被人们用作药引。但1899年一位药商在辨识龟甲成色时却在上面发现了刻划符号，于是探寻龟甲的来源，获知甲骨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并最终经专家学者考辩确认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1904年孙诒让著《契文举例》，进行考释；1928年后考古部门又对殷墟进行再发掘，先后出土10多万片甲骨，经专家辨读后识得1700多字（总数4500余字），并确认是商王朝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及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其刻写时代为盘庚迁殷到纣亡273年间的遗物，是研究商周社会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有学者称，甲骨文的文字结构不仅已经由独体趋向合体，而且有了大批的形声字，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但甲骨文多数字的笔划和部位还没有定型。当时许多学者认为，在可识的汉字中，甲骨文是中国最古的文字体系。
然而，青墩遗址的发掘，特别是1983年《考古学报》发表南京博物院撰写的《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后，这种认识被打破了。人们发现，中国还有比殷墟甲骨文更早的文字，而且一早就早了2000多年！
首先确认青墩麋鹿角刻纹为数字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中国易学研究专家张政烺先生。他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中注释了青墩出土的麋鹿角上的刻纹，认为“青墩出土物上的符号是数字”。紧接着，海南大学理工学院的耿济教授和易学研究专家孙振声等，也都同样认定这些“奇字中的数字都是筮数”，为“原始筮占的数字记录”，“其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与前3500年之间，就其使用的筮数来看，在筮占发展史上可能属于早期形态”。另有郑万耕、尉迟台平、罗建中、楼宇烈、曹云起等先生，也都认同这类刻纹是数字。既然是数字，那么就应该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了。
南通大学钱健教授在其《青墩鹿角刻纹的文字确认及遗址地位的探索》一文中，对青墩遗址出土的近20种80多个刻纹进行认真研究后指出：“尽管青墩（鹿角）刻纹的笔划平直，没有弧线，没有后世甲骨文的复杂象形，但两者是属同一个体系的。只不过青墩刻纹比甲骨文更原始罢了。”并认为，“许多青墩刻纹都可在甲骨文中找到相同的字型①”。与此同时，钱教授还在该文中举例指出，“青墩文字很可能不只是数性文字，还当有其他的含义”。在列举河南二里头出土陶器刻纹、高邮龙虬庄陶器刻纹、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刻纹，以及河南舞阳遗址和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的龟甲、陶器刻纹进行比较分析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已知的在青墩刻字之前出世的符号一般都是孤立地刻画在陶器或其它物体上的，并未联缀成文。惟独在甲骨文出现以前2000年就已问世的且联缀成行的青墩文字不仅是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真正的文字，而且能被部分释读。”
很显然，在钱教授看来，“青墩鹿角刻纹的筮占文字早于目前已知的任何中华文字”。这一分析和判断，无疑把青墩遗址出土的麋鹿角刻纹的文字价值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结合仓颉造字的传说（仓颉墓在扬州西仓颉山），人们似乎可以据此探讨中国文字起源的地点问题②。
引发易封初始符号猜想的神秘刻纹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一本书比《周易》更能表述宇宙万物运动、变化规律乃至对后世影响更深远的书籍了。
《周易》是我国3000多年前的一部古典哲学实用著作，集中代表了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我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最早根源。《周易》最显著的特点是实用，对天地宇宙、自然现象、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哲学的高度做了阐述，指明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充满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因而在数千年的封建时代，就被推崇备至，奉为千古不易的经典著作，列为五经之首。而许多激励人奋发努力、充满哲理的警句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诸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等等，说得何等简洁智慧。
至于《周易》中的算卦，是古人阐述事物一般规律指导实际生活的一种方式。卦灵不灵，不是算卦的目的，只是让人们通过这种方式（对卦辞、爻辞的研读），去认识事物发展的规律，解决办事的指导思想，从正反两个方面，提醒人们应该如何，不应该如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算卦是我国古人创造的结合具体事物分析判断事物运动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形式，而不能当成神的谶语，用各种事物现象去附会它，受它的左右，那就成了迷信……
需要说明的是，文王演《周易》是建立在伏羲创八卦的基础之上的。伏羲创八卦又是在远古时代借鉴各部落联盟的筮数占卜方式而形成的。伏羲作八卦以一长横“—”代表阳，以两短横横排“——”代表阴，然后交替变化就得到：一乾 ，二兑 ，三离 ，四震 ，五巽 ，六坎 ，七艮 ，八坤 。奇妙的是，伏羲作八卦的这些符号居然在青墩遗址出土的麋鹿角刻纹中以最原始的形式出现了，这就使人感到万分的惊讶，古书记载的伏羲作八卦、伏羲在东方一一得到印证。当然，易卦刻纹的符号有的在《周易》和周初青铜器铭文中曾被郭沫若、唐兰等考古学家和一些易学专家考识过，比如《周易》筮法中取6、8、9、7四个数决定阴阳爻，青铜器铭文中有1、5、6、7、8。但青墩麋鹿角刻纹中出现的8个易卦刻纹（文），就时间而言要比《周易》和周初青铜器上的刻文早2000多年，而刻纹（文）使用的数目字又多出二、三、四3个数，这就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张政烺先生非常惊奇了，他很快在此前已经发表的《试释周初青铜铭文中的易卦》一文中补记：“1979年江苏海安县青墩遗址发掘，出土骨角木四和麋鹿枝上有易卦刻文八个，例如三五三三六四（艮下、乾上、遁）、六二三五三一（兑下、震上、归妹）。其所使用的数目字有二、三、四，为前举三十二条考古材料所无，说明它的原始性。这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无论其绝对年代早晚如何，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成，可以据此探讨易卦起源地点问题。”
张政烺先生在这段论述中明确肯定青墩麋鹿骨、角上的刻纹是易卦刻文，且指出二、三、四3个数目字具有“原始性”，进而认为这些易卦刻文“在易卦发展史上应属早期形成，可以据此探讨易卦起源地点问题”。
一石激起千层浪。张教授的考证在中国易学界引起极大反响，很快得到众多易学家的认同。于是易卦的初始符号最早见于青墩遗址出土的麋鹿角刻纹在中国易学界形成共识。这是中国易学研究近几十年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昭示江淮东部地区古人大规模生产活动的刻纹印记
青墩麋鹿角刻纹的考证，吸引了众多考古专家、易学家、古文字学家的眼光。他们在对已发现的80多个刻纹（仍有为数不少刻纹散佚）进行不同程度的考证研究后，确认了易卦的初始符号，同时确认不少刻纹是中华最古老的文字──数目字。透过这些易卦刻纹和数目字，以及青墩遗址的其他出土文物，人们有理由相信，远古江淮东部地区存在古人类的大规模的生产生活活动。
首先，刻纹是古人记事、记忆的产物。古人在生产生活活动中，会碰到大量的需要记忆的事情。比如渔猎、采集、制作陶器等。一开始，他们也许会“结绳记事”，但绳结单调，寓意有限，不便于检读。而且江淮东部地区气候潮湿，时间长了绳子会腐烂。于是他们从吃剩的兽骨兽角上找到刻划的办法，并在刻划的过程中发明共通的符号，刻划记事，进而阅读、记忆。这种方式便于收藏，便于传阅。但这些初始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是大部落活动且人口众多已存在初步的人类生产生活分工才可以做到的。
其次，刻纹是古人计数、分配的产物。大量的生产生活活动,特别是统计分配部落成员的劳动成果，以及与其他部落进行交易活动（有人研究青墩古人已使用猪獠牙作为货币③），都必须进行数的运算，而要进行数的运算，就必须有筹码。古人从扳指头计数运算到刻纹计数运算，是一大进步。青墩古人遗留在麋鹿骨角和骨簪上的众多刻纹，都折射着这种智慧。有学者在研究分析青墩麋鹿骨角上出现的锥点纹时曾明确指出：“为了记录猎射成果，打一只锥一个点纹，然后再进行统计分配是最好的办法。因当时古人计数能力所限，用锥点多少来表示猎物的多少比较明白，进而进行公正合理的分配。④”
再则，刻纹是古人占卜祭祀的产物。面对大自然的万千变化，面对突如其来的各种灾难，面对生老病死的人生际遇，古人有许多无法理解明白的事情，于是他们就占卜祭祀，借以预测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一开始，他们攀折草木棍计数占卜，名曰“草筮”，再发展到在兽骨、龟甲上钻孔烧烤占卜，然后再刻划数纹并形成一定的卦画占卜。徐冬昌先生就认为南通博物苑珍藏的两枚刻纹麋鹿角上的刻纹是青墩古人“数卜法”的卦画。且认为这种“数卜法”与四川凉山彝族人至今仍在占卜的“雷夫孜”占卜法相似。但他认为“‘雷夫孜’占卜法只有奇偶数的概念，似尚未形成卦画，而青墩出土的刻纹鹿角，则已形成了卦画”。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早在五六千年前的青墩古人，就通过刻纹计数形式形成了占卜祭祀预测未来、预测吉凶的卦画，这是很了不起的。
可以肯定，在一个地域范围内，只有存在古人类的大规模的生产生活活动，并且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形成这种高智慧的产物。
辉映东夷人原始美学水平的生动符号
青墩遗址出土的T15：41号刻纹麋鹿角（见图）上的刻纹，被许多易学家、考古学家确认为卦画。这卦画系用锋利的东西在坚硬的麋鹿角上刻就。众所周知，在五六千年前，古人还没有冶铸的铜铁类刀具，因此这精美的卦画到底用什么东西刻划而成一直是个谜。
撇开刻划工具不说，那纤细、规整、极富美学欣赏价值的复道人字为何排列得如此整齐？坦白说，笔者曾多次用直尺在白纸上试图描摹这枚麋鹿角枝上的刻纹图案，可怎么细心，画出的卦画都没有麋鹿角枝上的图案匀称、精美。有人或许会说你这人手拙，照着画也画不好。可我得告诉你，本人多少有点美术功底，白描、速写、素描都画过，且出过作品，并非手拙。而是该卦画刻纹细密，既平行，又要错开，还要两两斜位对称，稍有偏移，就不好看。因此笔者有理由惊叹青墩古人在麋鹿角枝上刻划出带有斜度而又互相对称的卦画很不容易──须知那是开创性的，不是照着样子画，而是刻……
国家文物总局原副局长、国务院专家组成员黄景略先生在“江海文明起源──青墩遗址”论坛上曾说过这样的话：“东夷人聪明，英勇顽强，会打仗。古书上记载的黄帝战蚩尤，打了多少回啊，就是打不赢……”
一个聪明、英勇顽强的部落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让我们再看看同为东夷人留下的连云港将军崖岩画（见图 ）。专家、学者们鉴定，这是5000多年前东夷部落的古人在岩石上刻写的带有远古农业文明色彩的岩画。其深刻的涵义与青墩遗址的卦画一样至今无人能够完全破译，于是被人们称为“天书”（连云港市政府曾悬赏百万元邀专家学者破译该“天书”）。这两份“天书”都是用“画”的形式刻写了远古东夷人的审美观念，其构思的奇特，刻写笔划的考究，图案的古朴精美，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有学者指出，连云港与江淮东部地区毗邻，且有绵长的海岸线相连，同样面对大海的诱惑，同样每天迎接初升的太阳，而两地南北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在远古时代，古人追逐猎物或迁徙只有几天的行程，这两份“天书”会不会是同一个部落所为？不管是不是同一个部落，伏羲在东方，少昊在东方，远古东夷人的迁徙生活有分有合，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东夷部落在与黄帝争战时就是一个“整体”，他们为了共同的利益──与中原部落联盟抗衡──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墩卦画与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或许就是一个大部落──蚩尤部落联盟所为，那么卦画、岩画，就是南北相互辉映的远古东夷人聪明才智的象征……
注：① 参见《青墩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第143页。
④ 参见《青墩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第134-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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