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学课堂上学到汉朝的历史，必然讲到丝绸之路和西域，而现在我们讲开发西部，也必然重视丝绸之路沿线的经济发展。
可见，无论古今，西域都有着重要的地理、经济地位。
讲到这里，我的问题来了：
你知道西域到底在哪里吗？
清代在乾隆时期撰修的《西域图志》中，对“西域”的范围做了解释：“其地在肃州嘉峪关外，东南接肃州，东北至喀尔喀（今蒙古国）、西接葱岭，北抵俄罗斯、南接蕃藏，轮广二万余里”。
西域在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它曾经是古代中亚地区的重要贸易中转站点，也曾经是文明传播的中心。
正是由于西域的特殊地位，奥雷尔·斯坦因在年间，三次赴中亚探险考古，记录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和珍惜的考古实体图片，并撰写了多篇考古报告，其中，很多内容被收录在《西域探险记》一书中。
西域广袤无垠的土地，孕育着很多你不知道的秘密。
你知道尼雅遗址木简封泥上的凹雕印戳印记代表什么意义吗？
你知道尼雅人果园中常见的果树是哪一种吗？
你知道古长城通向罗布泊腹地的古代道路是做什么用的吗？
你知道突厥士兵使用的公文文书是用哪一种字体写就的吗？
奥雷尔·斯坦因的《西域探险记》中，简明扼要地记述了斯坦因长达7年的三次中亚探险考古的主要过程和重要收获，复原了中西多元文化交融的西域历史图景。
《西域探险记》中，通过真实的考古经历的记录，将考古团队的工作见闻传递给读者。
全书辅以100多幅珍稀考古实景图片、文物图片和遗址平面图，图文并茂，贯通了遗迹和历史的文明脉络，揭开了引人入胜的古迹神秘面纱，其中蕴含的考古学知识，对普通读者来说很涨见识。
书中内容较为专业，但是因为采用奥雷尔·斯坦因的的视角，所以在阅读时很容易产生代入感，沉浸其中，时不时会有种身临其境之感。这也让考古报告变得通俗易懂、生动有趣。
阅读的过程中，考古严谨的治学态度贯穿始终，比如：处理木牍文书，整理成档案的过程，以及对历史的解读与还原，读者就可以看到他们对文物的珍视和对考古的严谨态度。
本书中，诸多基于事实的叙述，以及结合现代知识对西域历史的回顾，都有助于帮助读者客观理解西域探险的经过，并加深对西域相关知识点的印象。
同时，又因为书中提到了一些特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将历史与现代人的认知相结合，并成为艺术创作的参考资料。
书中记载了斯坦因考古工作的过程，并记录了发掘遗址的细节，其中有一些文字记载，与我之前看过的一部考古题材的小说中讲述历史的部分内容高度一致，可见艺术创作来源于现实。不同来源的信息，居然能在这里相互印证，真有意思！
这本书中内容专业，蕴含一定的考古学知识，读来很涨见识。同时，它又因为选取了有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将历史与现代人的认知相结合。总体来说，做到了知识性和趣味性兼顾，对专业人士做研究有助益，更能帮助普通读者了解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大赞！
本书的另一个亮点是巫新华的翻译功底，这也为这本书增加了可读性，读不懂斯坦因考古报告的人，可以读这本书，来了解斯坦因考古的历程。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我们现代人应当如何客观看待斯坦因的考古行为？
本书的记录并不能完全概括斯坦因的考古行为。书中记录的仅仅是斯坦因愿意给后人看到的，至于他的考古行为给我国的文物带来了什么样的破坏，他完全没有提及。因此，在阅读本书之余，我们也应当意识到斯坦因的考古对我们主权的侵犯的事实。
总体来说，做到了知识性和趣味性兼顾，对专业人士做研究有助益，更能帮助普通读者了解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
如果以后有人问我有什么考古类的书籍推荐，这本《西域探险记》一定在推荐之列。
沸腾的泡沫红茶：2021年读了222本书的头条文章作者、读物博主，优质文化领域创作者，家有二娃的宝妈，行动踏实的实践者，思绪天马行空的思想家。
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怎么样
在书店无意发现了这本书，不过没在书店买，因为书店不打折，于是在当当下单，八折优惠。作为二十世纪叱咤中亚考古探险的诸多大师中，斯坦因和赫定应该是其中傲视群雄的两大“天皇巨星”，不过在国人眼中，一个等同诸葛亮，另一个则是曹操。 斯坦因在中国西部作了四次考察，其中第四次被礼送出境外，第一次也仅限于新疆和阗地区，而第二次和第三次考察跨度最大且成果最为辉煌。第一次在和阗地区的考察写出了《古代和田》，第二次在新疆甘肃考察写出了《西域考古图记》，第三次在新疆甘肃内蒙考察完成了《亚洲腹地考古图记》，这些丛书内容浩大，专业性较强，因此斯坦因也写了几本通俗读本 —— 第一次在和阗考察完成了《沙埋和阗废墟记》，第二次考察后完成了《沙埋契丹废墟记》，而《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则是斯坦因回顾自己三次中亚探险的经历和成果浓缩版的通俗读本，不过书中对于第一次考察经历记述很少一笔带过，而集中讲述他在中亚最辉煌的两次经历，尤其是第二次。 《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是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还出版了记述斯坦因第二次考察经历的《西域考古图记》，共六分册，我买到五册，独缺丛书中的《从罗布泊沙漠到敦煌》。对比宏大的《西域考古图记》，《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摒弃了报告中过多的文物专业成果记述，而是侧重于他考察的经历，很适合考古旅游爱好者，激发这些爱好者探寻热情。和回顾浓缩同期另一位大师赫定探险经历的《亚洲腹地旅行记》相比，本书更侧重考古经历，而赫定偏重于人文风情的记述。如果你被《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一书中内容吸引住的话，那么等着你的将是完整版的考察记述《西域考古图记》和《亚洲腹地考古图记》两大丛书。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文物被盗
第一个来敦煌窃取藏经洞文物的是英国人斯坦因。斯坦因原为匈牙利人，1862年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里，后加入英国籍。作为一名考古学家，斯坦因曾先后四次来我国西北考察。第二次中亚考察时，斯坦因来到甘肃河西，以不正当手段非法从王道士手中骗取大量敦煌藏经洞文物，成为劫掠敦煌文物的始作俑者。
早在1879年，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LajosLoczy)参加塞琴尼伯爵探险队到过敦煌。1902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洛克齐报告了敦煌莫高窟保存的精美壁画和雕塑。斯坦因也正是从他的朋友洛克齐那里听到了莫高窟的情况，这就更进一步刺激了斯坦因到敦煌考察的欲望，所以，在1904年，他在向英国政府提交的第二次中亚探险计划书中，就将考察的地区扩大到甘肃敦煌。1906年4月，斯坦因踏上征途，开始第二次中亚探险。1907年2月，斯坦因从楼兰遗址出发，沿罗布泊南的丝路古道，经过阳关，3月12日早晨，斯坦因一行到达敦煌。此前，斯坦因在喀什聘请了一个中国师爷—蒋孝琬，作为他的翻译和助手。斯坦因初到敦煌时，并不知道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事，原准备在敦煌稍事停留，考察莫高窟，补充一些粮食和饮水后，前往罗布泊进行考古发掘。但不几天就从一位定居敦煌的乌鲁木齐商人那里听到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情况，斯坦因当即改变注意，动身前往莫高窟。
3月16日，斯坦因来到莫高窟，这时候，王道士已在藏经洞门上装上门锁，并亲自掌管着门锁的钥匙。斯坦因到来时，碰巧王道士外出化缘未归，但他仍从一个小和尚手里看到一卷精美的写本，这使斯坦因欣喜若狂。他决心留在敦煌，等待王道士的归来。这期间，斯坦因返回敦煌县城，雇了一批工人，考察并发掘了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遗址，获得大量汉代简牍。
5月21日，斯坦因返回莫高窟，此时，王道士也已化缘归来。由于前几天莫高窟正在举行庙会，往来香客很多，为防止好奇的善男信女可能进入藏经洞，王道士用砖块代替木门，堵住了藏经洞的入口，这使斯坦因非常失望。于是，斯坦因说他是来莫高窟拍摄壁画照片的，只字不提藏经洞之事，而是通过蒋师爷和王道士进行了初次接触。蒋师爷向王道士表示斯坦因愿意提供一笔捐款帮助他修理洞窟，希望能看到一些写卷，王表示同意，但当蒋师爷表示斯坦因实际上想购买一些写卷时，王道士立刻警惕起来。一方面藩台衙门有封存藏经洞的禁令，另一方面王道士也怕这样做会被别人发现，对他本人和他所做的“功德”不利，因此，王道士拒绝了斯坦因的要求。接着，他提出请王道士领他参观洞窟内正在进行的修建工程，王欣然同意。在参观过程中，斯坦因虽然对王道士的新塑像极为鄙夷，但他却从中发现了王道士对宗教的虔诚，因而借机表示对王道士的敬佩，王道士对斯坦因渐渐有了好感。接着，斯坦因又向王道士吹嘘说，他是玄奘的忠实信徒，又娓娓动听地向王道士述说自己是如何追寻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历经千难万险而来到敦煌的。这番话果然打动了王道士的心。当夜，王道士悄悄地将一捆经卷交给蒋师爷拿给斯坦因进行研究。说来也巧，这些经卷的题记表明，佛经是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从梵文译为汉文的。这个偶然的巧合，给斯坦因带来新的希望。第二天，斯坦因对王道士说他之所以能在这一天看到由玄奘带回并翻译的佛经，完全是圣人玄奘在冥冥间作的安排，目的是让他把这些来自遥远的印度的佛经送回原来的地方。王道士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斯坦因这番话使他感到这一巧合的确是神的召示。入夜，王道士拆除了封堵藏经洞的砖墙，向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之门。
进洞之后，在昏暗的油灯下，斯坦因看到“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算的结果，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藏经洞的面积大约有9平方英尺，剩下的空间仅能勉强容得下两个人。”由于洞窟太小，光线又暗，不便阅读，王道士就允许斯坦因把几捆卷子移到洞窟前室的一间小屋。为了防止被别人发现，又将窗户用纸糊上。之后，每天夜里，由王道士入洞，取出一捆捆写本，拿到小屋里让斯坦因研究。由于写卷越来越多，斯坦因放弃了原来准备叫蒋孝琬给每个写本都编出目录的打算，只是从他的考古学标准出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好地选择写本和绢、纸绘画。最后斯坦因捐出一笔钱作为酬劳，送给王道士，并约定在离开中国之前，除他们三人外，不向任何人透露这些写本、绘画的来源。对这笔交易，1921年，斯坦因在其出版的考古报告里写道：“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6月中旬，斯坦因带着从王道士手中获得的藏经洞文物，前往安西“探险”。四个月后，斯坦因在返回敦煌附近时，给王道士写了一张字条，蒋孝琬拿着字条又秘密去了一次莫高窟，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了230捆文书。16个月后，装满24箱经卷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绢画、刺绣等艺术品，便平安地存在伦敦的英国博物馆里了。
第二次中亚探险结束后，斯坦因于1911年写出了此次考察的个人笔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两卷本），1912年在伦敦出版。1921年，斯坦因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Serindia，又译塞林提亚）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西域考古图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发行。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来中国进行考古“探险”时，再次来到敦煌，又通过王道士等获得了5大箱写本文书。虽然，大部分文献已被伯希和探险队、大谷探险队及北京政府运走，但斯坦因此次所得，大部分是王道士早已取出并转移到安全地点秘藏起来的，少部分则是当地官僚所有和散佚在民间的。由此，斯坦因成为获得藏经洞文献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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