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古发现概述
陶寺文化以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而命名。1958年，新中国成立后晋南文物普查中，丁来普首先发现陶寺遗址，当时确认的范围仅限于陶寺村南南沟与赵王沟之间，约数万平方米。1959~1963年秋冬，张彦煌带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在晋南地区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调查，重新认定陶寺遗址范围包括陶寺村南、李庄、中梁村、沟西村。自1978年4月至1985年6月，陶寺遗址经历了15个发掘季7年半时间，发掘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在普通居址和早期王族墓地这两个区域有了重大收获，发掘报告于2015年出版。在20世纪80年代，陶寺遗址的文化面貌先被称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后定名为陶寺文化。在陶寺遗址发掘期间，为了了解陶寺遗址周边其他陶寺文化遗址，考古所山西队还对曲沃方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确定该遗址为陶寺文化中晚期的大型遗址。198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翼城县南石遗址进行调查，认为与曲沃方城遗址连为一体，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试掘结果表明也为陶寺文化中晚期遗存。
1986、199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山西曲沃东许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认为这是一处陶寺文化中晚期（以中期为主）的200万平方米的大型遗址。通过试掘，襄汾丁村（曲舌头）遗址，也属于陶寺文化。这些遗址的发掘，大致确定了陶寺文化核心区的分布范围。临汾下靳墓地的两次发掘清理，中小型墓葬随葬玉石器比较常见，表明陶寺文化在临汾盆地内，除了陶寺遗址，还应有次级中心聚落。1986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洪洞侯村遗址进行调查与试掘，认为该遗址面积约40万平方米，文化属性为陶寺文化中晚期，融合了部分晋中的杏花村类型文化因素，可以称为“陶寺文化侯村类型”，大致确定了陶寺文化分布的最北线，也表明陶寺文化与晋中杏花村文化类型接壤。
1999年至2001年，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在外郭城方面有突破性进展，终于确定陶寺城址的存在，并初步确定陶寺中期城址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包括东南部小城约10万平方米。2002至2012年，陶寺城址发掘采取洛阳铲普探结合重点区域发掘解剖的方法，大致确定了陶寺城址内部的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仓储区、中期王族墓地、观象授时及祭天礼制建筑区、泽中方丘礼制建筑区、工官管理手工业区、普通居民区等都城功能区划，并提出早期城址面积约56万平方米。
2013年开始，在宫殿区的周围发现陶寺宫城城墙。至2017年，经发掘和解剖，确定了陶寺宫城形制、面积、兴废年代、城门结构、给排水系统线索。陶寺宫城平面呈长方形，面积约13万平方米，兴建于陶寺早期，陶寺中期沿用，陶寺中晚期之际曾遭平毁，陶寺晚期偏晚曾经复建，并增建带有双阙的南东门。不久再次被彻底平毁。在本阶段发掘和判定陶寺宫城的过程中，再次研判陶寺外郭城西墙Q3和北墙Q4西段的年代，否定了原来为陶寺早期城墙的判断，判定为陶寺中期。因而纠正了原来陶寺早期56万平方米城址的错误判断，重新认定陶寺早期城址仅由宫城及其南侧外城即下层贵族居住区构成，约20万平方米。但是，早期聚落的总面积约为160万平方米，仍然是一座超大型聚落。
2018年至2019年，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集中在宫城内的最大核心建筑IFJT3夯土基址的全面揭露上，旨在全面完整地认识陶寺宫城内最大的核心建筑的结构、范围、年代、功能、性质、建筑技术等等一系列问题，以期对陶寺宫室制度考古探索，起到新的重大的推进作用。目前考古发掘工作尚未全面完成，大致廓清了这个近8000平方米的夯土基址的东南角、南边缘中东部、东边缘的中南部，西边和北边尚未发掘到。该基址上，中部有前后两座柱网结构的殿堂，仅有柱础网络残留。“前殿”于2007年已经完整揭露，面积约286平方米，可分三开间。“前殿”南侧为前广场，北侧为后广场。后广场北侧为“后殿”柱网范围，已遭到严重破坏，可明确的柱础石仅剩两个了，但距离进深同“前殿”，推测规模大致与“前殿”相同。中部的“前殿”、广场和“后殿”的年代，大约为陶寺中期。中部建筑以东的基址发现三间相对独立、以厚墙承重的“大房子”，编号IF37、IF38、IF39，面积均在90平方米左右，年代可晚至陶寺晚期，结构类似陕西延安芦山峁夯土墙“大房子”，与中期柱网结构的“前殿”和后殿大为异趣。IF37出土了一件石峁类型的石臼和较多的盖豆。IF38地面出土一件铜璧形器。IF39地面出土一件小铜片。总之，IFJT3仍有很多的谜待解。陶寺宫城内的布局，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进入21世纪，陶寺遗址考古发掘自2002年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后，至2015年探源工程结项，一直得到“探源工程三大都邑课题”的支撑。2013年以来，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则得到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考古“陶寺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之“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专项”的支持。
这一阶段，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集中发掘陶寺遗址的同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配合基建的考古工作中，也发掘了部分陶寺文化遗址。2003年发掘了吉县西村穆家嘴遗址，其中有陶寺文化早、中期遗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H23①层属于陶寺文化早期，出土了陶鼓残片。尽管穆家嘴陶寺早中期文化面貌同陶寺遗址文化面貌还存在一些差异，有一些地方特色，但是它能够证明陶寺文化向西的分布范围可以覆盖吕梁山区，至抵黄河东岸。2004年，发掘了新绛县孝陵陶窑遗址，其中包括陶寺中晚期文化房子、灰坑和两座陶窑，表明陶寺文化在侯马以东还有分布。2010~2011年，在曲沃东许遗址的东北部，又发掘了靳庄遗址，出土了典型的陶寺文化中晚期遗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H1出土有陶板，可能与陶寺遗址宫城内出土陶板瓦类似；H1:66石厨刀，系陶寺中期王墓IIM22出土横柄厨刀的变体。2007至2017年，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在绛县周家庄遗址连续考古发掘，大致判定面积约400万平方米的环壕聚落，属于陶寺文化中晚期，将陶寺文化分布的南界推进到运城盆地北部，突破了以往认为“陶寺文化分布不过侯马峨嵋岭”的传统看法。
二、研究历程
陶寺遗址的发掘奠定了陶寺文化在学术界的共识，因此陶寺遗址研究与陶寺文化研究相辅相成，一路走来，至今大致共同经历了三个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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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阶段（1982~1998）：文化谱系研究阶段
1）文化谱系研究
第一阶段，陶寺遗址的研究首先是解决遗址的考古学年代、分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性质等文化谱系问题，这是该阶段研究的主旋律。早在陶寺遗址发掘期间，发掘者们就已经开始了相关的研究探索。1982年徐殿魁先生发表了《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初探》一文，是第一篇专题研究陶寺文化谱系的文章，指出陶寺早期就是从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来的，并暗示陶寺类型可能与文献记载的唐尧或夏禹有关。1984年，高天麟、张岱海、高炜先生合著的《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年代与分期》一文，全面论述了陶寺文化谱系，提出陶寺遗址早、中、晚三期是同一文化共同体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陶寺遗址上限约为公元前2500~前2400年，下限为公元前1900年。1989年，张岱海先生发表了《陶寺文化与龙山时代》，正式将陶寺类型定名为陶寺文化。考古所山西队的学者，坚持认为陶寺文化早中晚三期是一个整体的考古学文化。由此引发学术界对陶寺遗址和陶寺文化研究讨论的第一次热潮。
关于陶寺文化谱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陶寺文化早期的文化性质归属上。张德光、卜工、罗新、田建文、董琦诸位先生则认为，所谓陶寺文化早期应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所谓陶寺中晚期文化才是陶寺文化。
两种对立的观点，分歧在于对陶寺文化早期中，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的比重，存在不同的认识，认为陶寺文化自身因素占主导地位者，认为陶寺文化三期一体；认为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占主导地位者，则认为应当归入庙底沟二期文化。
在探索陶寺遗址文化谱系的主旋律之外，陶寺的发掘者也开始关注社会组织。1983年发表的《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则根据墓葬规模、随葬品组合、葬具等标准，对大、中、小型墓葬进行了细分：9座大墓分为甲、乙两种，80余座中型分为甲、乙、丙三种，610余座小型墓分为甲、乙两种，表明陶寺早期，氏族内部就已经呈现出金字塔式社会组织结构，极少数氏族贵族占有大量财富和拥有权力，90%的墓主很可能是氏族一般成员，甚至是奴隶，没有任何随葬品，这就是阶级对立。文章断言，陶寺早期墓地揭示出当时可能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但也有可能进入了阶级社会，以礼制和城池为表象的国家或国家的雏形已经产生。这一判断，后来被证明是非常有见地的，也成为1999年陶寺遗址第二阶段都城考古探索启动的内动因。
2）族属分析
在第一阶段，已经有学者试图对陶寺遗址的文化族属提出历史语境的判断，这是因为1978年开始的陶寺遗址发掘，明确带有寻找早期夏王朝都城和早期夏文化的学术目的。
1985年，李民先生发表了《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一文，从尧舜时代的社会状况、尧舜部落活动的地域、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的关系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首次明确尧舜与陶寺遗存的关系，而与夏文化无关。随后刘绪先生也提出陶寺文化不是夏文化，二里头文化更符合夏文化时代与社会特征。许宏与安也致则认为陶寺文化是有虞氏遗存。王文清、田昌五、罗新、田建文等诸位先生，也都认为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唐尧文化遗存。
以山西队发掘者为代表的观点认为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夏文化，在当时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89年，张德光先生发表了《对探索夏文化的一点看法》，进一步认为陶寺类型文化可能是夏代早期文化，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代中晚期文化，并且认为陶寺类型文化遗址中可能有较大的城防设施。张长寿和王克林先生都认为陶寺龙盘很可能与夏人密切的关系。何建安、刘起釪、黄石林也认同陶寺文化很可能是夏文化。
3）多学科合作研究
在第一阶段，陶寺遗址的考古研究就比较注重自然科技在考古中的应用，如碳十四年代方法测定陶寺遗址的绝对年代，陶寺遗址及其周边地区的古地磁分析，孢粉分析，陶片理化测试分析，陶器和木器上彩绘颜料鉴定等。在陶寺遗址出土文物研究方面，有关于陶寺遗址木器研究、玉器研究、有关陶鼓研究。在陶寺生业研究方面有关于陶寺的农业、制陶技术等研究。
4）文明化研究
诚然，在第一研究阶段，陶寺遗址凸显的社会复杂化特征，也引导学者们从文明化的角度，探索陶寺文化。1989年，高炜先生发表了《陶寺考古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意义》，比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陶寺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的地位与作用。严文明先生则认为，陶寺发掘的大墓标志着中国史前的王墓的出现。1996年，高炜先生继续重申陶寺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与此同时，高炜先生还以陶寺遗址出土资料为基础，探讨龙山时代的礼制与葬制等意识形态问题。就陶寺遗址的社会组织形态，王震中先生则提出了“都邑国家”的观点，陶寺大墓墓主是阶级社会里早期国家的统治者，是强制性权力体系与父权家族-宗族结构结合的产物。这种认识，在当时是很超前的。当时苏秉琦先生提出的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理论，对中国考古学界影响极大，苏公将陶寺判定为“次生型‘古国’的典型实例”，是“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社会，苏公并未明言。套用苏秉琦先生的“三部曲”理论，高炜先生则认为陶寺文化，不仅内部出现了阶级对立，而且区域内存在着巨大的中心聚落及其网络多层次聚落结构，礼制趋于成熟，因此陶寺文化社会形态属于比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更高层次的“方国”。而谢维扬先生接受了西方早期国家形成的“酋邦”理论模式，将陶寺文化作为中原地区“酋邦”的典型例证。第一阶段研究，对于陶寺文化社会形态多种不同的认识，是由于当时有关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的理论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成熟的理论和认识论，不论是苏秉琦先生基于中国考古资料和古代文献创建的“三部曲”理论模式，还是从西方引进的“酋邦”理论，都在中国考古实践检验的过程中，于是形成多种不同的认识。
5）陶寺遗址与早期“中国”的关系分析
在第一阶段，苏秉琦先生独具慧眼地指出，陶寺遗址与“中国”的关系。他认为：“从中原区系的酉瓶和河曲地区的三袋足斝的又一次南北不同文化传统共同体的结合所留下的中国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到陶寺遗址所具有的从燕山北侧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域的综合体性质，表现出晋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正是由于这个直根系在中华民族总根系中的重要地位，所以，90年代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系统完整的论证也是以这一地带为主要依据提出的。”苏公认为，华山一个根、泰山一个根、北方一个根，在晋南结合，形成了陶寺文化，同中国历史相结合，就是夏以前的尧舜禹活动中心在晋南，尧舜时代万邦林立，由四面八方“之中国”，出现了最初的“中国”概念，是“共识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无疑是“陶寺最早中国”观点的启蒙者。
2. 第二阶段（1999年至今）：聚落形态与社会考古、精神文化考古研究阶段
随着1999年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进入都城聚落考古的新纪元，陶寺文化研究的主旋律从第一阶段的文化谱系研究，转入到聚落考古研究和社会考古研究方面。同时由于新世纪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陶寺发掘团队注重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因而带动了陶寺文化精神文化考古的相关研究，在第二阶段显得尤为突出。
1）文化谱系研究
2004年，《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的发表，标志着陶寺文化谱系研究阶段的结束，从此陶寺文化谱系研究不再作为研究的主旋律。对于以往陶寺早期文化性质的争讼分歧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何驽根据陶寺文化早期文化因素量化分析，认为陶寺文化早期遗存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典型类型相比，的确是小同大异，相似性仅占21.91%，相异性可达78.09%，应属于陶寺文化，而不属于庙底沟二期文化范畴。陶寺文化早期遗存是从庙底沟二期文化母体中分离出来并结合其他文化因素而独立发展的一个新文化。高天麟先生赞同何驽的看法，申论垣曲东关遗址考古资料为寻找陶寺文化的源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也开始涉足于陶寺文化研究，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现象。2008年，久保田慎二在日文《中国考古学》上刊文，从陶器分析的角度，探讨陶寺文化发源的大背景。
近来关于陶寺文化谱系的讨论，集中在陶寺中期墓葬的年代分歧上。田建文先生认为陶寺中期王墓IIM22年代为陶寺晚期。由于IIM22陶器资料并未发表，这一问题无法展开讨论与正面回应，何驽撰写了《关于陶寺早期王族墓地的几点思考》，通过对已发表的陶寺早期王族墓地所谓“晚期墓葬”的分析，间接回应了对于陶寺中期墓葬年代的不同看法，坚持陶寺中期墓葬的看法。
2）聚落考古研究
本阶段，陶寺遗址考古研究以聚落形象研究为主，考古工作围绕陶寺遗址的聚落形态研究展开，注重发掘简报的跟进报道，刊布了一系列发掘简报，每年年终还有当年的考古进展简讯公布，涉及到宫殿区、普通居民区、中期王族墓地、祭天礼制建筑区、手工业区，有力地推动了陶寺遗址聚落形态研究。2015年，陶寺遗址1978~1985年发掘报告的面世，更加助推了陶寺遗址和陶寺文化的进一步研究。
2004年，何驽发表了《陶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一文，提出了当时对陶寺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认识，包括所谓的早期城址、中期城址、“宫殿区”、仓储区、郊天祭日和观象授时礼制建筑区、手工业区和普通居民区大致位置。在此基础上，高江涛先生提出了对陶寺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认识。随后，何驽在《都城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一文中，在都城考古理论的指导下，对陶寺遗址都城聚落形态，做了系统的阐述，并提出陶寺都城“君、鬼、工、农四大板块”规划理念，其中也存在一些错误认识，比如56万平方米的早期城址判断有误，后来2014年再次发掘解剖外郭城北墙Q4西段和西墙Q3，证明其年代均为陶寺中期；认为宫殿区为空白地带阻隔，没有宫城城墙，后于2013年发现宫城；原以为宫殿区IY7为熔铜炉，后经2010年全面发掘清理，判定为烘焙肉的窑炉。随后，高江涛也将陶寺遗址同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进行了对比研究。牛世山对陶寺遗址的城市布局，也提出过自己的看法。
在陶寺遗址都城聚落形态研究的探索的同时，考古所山西队还利用2009至2010年陶寺遗址考古发掘的间歇期，会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开展了以陶寺都城遗址为中心、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临汾盆地区域考古调查，发现和确定仰韶文化至汉代遗址或遗存点128处，其中陶寺文化遗址54处，陶寺文化遗址群以陶寺京畿为核心，南北各有两大遗址群，分别有县底和南柴两大派出地方中心聚落统领，并存在周庄驿站遗址、东邓水口遗址、大崮堆山采石场、古署专业制陶遗址等特殊遗址，陶寺文化聚落等级制大致分为四个层级组织五个等级。这批区域调查资料，成为学界探索陶寺文化社会组织结构“都鄙关系”、邦国社会形态的重要资料。
3）遗迹和遗物具体研究
与此同时，学者们对于陶寺遗迹和遗物的研究也有所推进。高炜先生对陶寺早期贵族墓葬出土的组合头饰、乐器进行了分析研究。卫斯先生提出陶寺早期王墓出土的木质仓形器为纺织器械。何驽、李健民对陶寺出土玉器进行过分析。高江涛先生认为陶寺出土的联璜璧是本地创新，向齐家文化和清凉寺传播。何驽分析了陶寺出土的红铜器，提出了陶寺铜器代表着中国青铜文明的肇端——红铜铸造礼器时代；何驽还推测陶寺出土的铜齿轮形器的功能有可能用于配置阴阳合历的朔望月小轮，这一推测还有待更多的新发现证据来验证。何驽分析认为陶寺宫殿区出土的陶板为板瓦，刘军社先生则认为是砖。2018年，何驽发表了《陶寺遗址出土器物综论》，对陶寺遗址出土遗物，做了比较系统和总体评述，提出了一些新认识，质疑陶铃的乐器功能，提出一些穿孔圆陶片、小陀螺、小陶球等陶筹功能，玉石梳很可能是削发工具，木胎高柄豆形器有可能用于捆扎“祼禘礼”的祖先神“草藉人偶像”以便“缩酒”，木仓形器或许就是国库窖穴守卫哨棚的模型，IIM22大漆箱内的5件漆漏斗形器可做“盘古沙漏”等等。邓玲玲也质疑陶寺遗址出土陶铃的乐器功能，她认为应为制陶负责人佩戴标志身份的物件。
4）多学科合作研究
第二阶段，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究中，多学科合作与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更加广泛而深入。在陶寺古环境方面，李拓宇、莫多闻先生对陶寺遗址的地质、地貌进行了实地踏勘，解读陶寺都城选址的环境与文化背景。姚大力先生试图寻找陶寺遗址变形遗迹与地震的关联。
在材料学方面，李乃胜测试分析了陶寺宫殿区出土的白灰皮，认为是人工烧制的石灰；宫殿区出土的陶板理化分析指数都胜任板瓦功能；陶寺彩绘陶器上的白彩颜料为熟石灰，红色颜料为人工加工的朱砂。
陶器研究方面，鲁晓珂分析认为，陶寺黑皮陶外表是人工合成的黑色涂层；王小娟博士做过陶土成分分析；王增林先生做过中子活化分析。
植物利用方面，姚政权和吴妍经植硅石采样分析认为，陶寺遗址的粟黍农田和水稻田大致位于城外南部宋村和西部中梁村一带；赵志军先生通过浮选获得的种子分析陶寺主要农作物为粟黍，有极少量的水稻，疑似大麦后证实为碳化苍耳；王树芝研究员对陶寺碳化树种进行分析，提出陶寺遗址利用树木的主要种类，且宫殿区以柏木和松木为主，其他功能区以栎木等杂木为主。
陶寺动物资源利用方面，博凯龄提出陶寺遗址不仅存在养猪业，而且存在获取羊毛和羊奶目的的养羊业，野生动物利用比例不高；陈相龙利用碳、氮稳定同位素的证据来分析陶寺家畜饲养策略。
陶寺石器研究方面，严志斌先生曾做过工艺流程方面的探索；蔡明做过微痕分析；唯有翟少冬博士，致力于陶寺石器的系统研究，从专项调查入手，通过实验考古探索陶寺石器工业的工艺，再到探索陶寺石器工业的商品型产能分析，卓有成效。在翟少冬研究成果的启发下，何驽提出陶寺石器工业的主要商品是用大崮堆山变质砂岩制造的三棱箭头，作为“穿甲箭”而外销，所以陶寺石器工业是“国营”的“军工”产业。李延祥团队对陶寺遗址出土绿松石采样检测分析认为，陶寺遗址绿松石来源多样化，多个样品产地未知。
在人骨研究方面，张雅军分析认为，陶寺遗址早期王族墓地人群与中期王族墓地人群的体质特征和DAN都存在一定的差别；墓葬人群的饮食中有肉食成分，而灰坑人骨人群则以碳水化合物（即小米类主食）为主，灰坑里乱骨现象以及头骨片上多见的创缘和裂缝反映出暴力的色彩，折射出陶寺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动荡；赵春燕根据牙齿锶同位素分析认为，陶寺中晚期非本地人口在陶寺人口中占比超过50%，甚至达70%，也应该是陶寺晚期社会动荡的反映。
第二阶段多学科合作研究中，陶寺观象台和圭表的天文考古跨学科合作，成果最为突出，在许多考古学家质疑的情况下，天文史学家却纷纷投入到陶寺观象台和圭表研究探索中来，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支持发掘者对于陶寺观象台和圭表功能推断。这些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使得学界内的学者越来越多地认同陶寺观象台和圭表的功能。
5）精神文化考古研究
二十一世纪中国考古学，从文化谱系考古走向聚落考古的同时，也开始重视精神文化考古。考古所山西队更加重视精神文化理论建设与实践，队长何驽自2010年至2012年，承担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子课题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精神文化的发展研究（2010BAK67B06），进行精神文化考古理论框架的构建，主要依托的实践案例就是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的精神文化考古研究，2015年出版了《怎探古人何所思——精神文化考古理论与实践探索》。实际上，很多学者也投身到陶寺精神文化领域里的探索中来。
宇宙观方面，除了何驽提出来陶寺都城遗址规划宇宙观指导外，李学勤先生还分析过陶寺观象台与《尧典》中空间观念的关系。
社会观方面，罗明提出陶寺中期王墓IIM22头端猪下颌骨与列钺的“豶豕之牙上政”图示意义，高江涛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陶寺文化“和合政治”理念，董永刚先生也持类似观点。王晓毅先生则从陶寺遗址考古资料中发现“节用”观念。何驽从华西系玉器背景下，分析陶寺文化玉石器的礼制化。何驽还根据陶寺遗存研究提出陶寺文化长度基元一尺为今公制25厘米，后被天文史学家运用验证其合理性。
宗教观方面，朱乃诚先生认为陶寺彩绘龙盘的母题来源自良渚文化。何驽对陶寺文化宗教观念有比较全面的分析，总体认为陶寺文化宗教色彩不浓，偶像崇拜不发达。
文字方面，学界讨论也比较热烈。2001年，李健民先生首次披露陶寺扁壶朱书文字资料，学者们纷纷发表见解。罗琨先生认为此二字为“昜文”，与唐尧有关；冯时先生认为“文命”，同夏禹有关，后又改变观点，认为是“文邑”，与夏启有关；何驽则释为“文尧”，葛英会先生认同“文尧”解读，田建文先生则对“文尧”解读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尧”字尚为符号；新近，何驽则披露了陶寺中期贵族墓IIM26骨耜刻文的资料，并释读为“辰”即農字的初文，将汉字的起源推进到4100年陶寺中期。
6）陶寺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伴随着陶寺遗址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核心遗址之一，陶寺遗址聚落形态和陶寺文化全面而深入研究的开展，对于陶寺文化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研究，也成为了学术热点。早在2002年陶寺城址发现之初，梁星彭先生便提出陶寺城址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作用，侯毅、王克林、赵瑞民、胡建、久保田慎二、曹斌武、宋建忠、韩建业、何驽、高江涛、李伯谦等诸位先生，纷纷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学者们普遍认同陶寺文化的国家社会性质，其中李伯谦先生认为陶寺文化属于“王国”，王震中与何驽认为属于“邦国”社会。学界主流也比较认同苏秉琦先生对于陶寺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与作用——融汇四方文化，碰撞出陶寺文明的花火，以《禹贡》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的根基。日本学者宫本一夫仍坚持认为陶寺文化是“以世袭的父系血缘社会为阶层关系之基本的完全的首领制社会”，说直白点就是“高级酋邦”。不过，宫本先生也坦承，陶寺遗址功能布局与商周社会的都市聚落结构基本相同，加之陶寺观象台历法制定，“想必早晚会有学者把这个阶段称为初期国家阶段”。
关于陶寺文化晚期，文明崩溃的原因，何驽基于近年来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石破天惊的重大考古收获，改变了原来认为陶寺内部早、中期王族之间的权力争斗导致晚期衰亡的看法，认为陶寺遗址晚期的聚落形态大变革与社会政治的大动荡，来自于石峁集团的征服与殖民。
7）陶寺遗址与“中国”的关系研究
最早关注陶寺遗址与最初“中国”概念关系的学者是苏秉琦先生，是夏商周之前的“共识的中国”。何驽则根据陶寺中期王墓IIM22出土的圭尺上标的第11号刻度恰为《周髀算经》记载的理论标准夏至影长1.6尺，认为这是陶寺地中的标准，于是陶寺地中的观念与陶寺都城和陶寺邦国相结合，便产生了“地中之都，中土之国”最初“中国”的观念，貌似与许宏先生争“最早的中国”，实际是采用不同的评判标准，得出不同的结论。对此，孙庆伟先生客观地评价为“都是依据遗址中相关考古发现而‘量身打造’了若干条都邑鉴别标准。都邑判别标准的自我设定，就必然导致对何为‘中国’的各自表述与无序竞争。”他认为，虽然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应是“最早的中国”，但是目前陶寺遗址仍堪称考古学上“最早的中国”。张国硕先生也认同，从考古学上说，陶寺文明是“最早的中国”。韩建业先生仍然坚持公元前4000年“庙底沟化”标志着“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正式形成。
8）陶寺遗址与尧舜之都的关系研究
前文已述，早在陶寺遗址考古研究的第一阶段，便有不少学者提出，陶寺遗址是尧都或尧舜之都。这是陶寺遗址考古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当然也是从人类学的考古学转入历史学的考古学之后的重大课题。
本阶段，学者们分析认为陶寺遗址与尧舜禹有关，但是具体观点有所不同。
2001年，高炜先生作为陶寺遗址发掘者之一，倾向于认为陶寺文化遗存更可能与陶唐氏有关。赞同此观点的有王守春、卫斯、田建文、刘铮、曲英杰、王震中、李伯谦、王巍等诸位先生。马世之先生认为陶寺为舜都。王晓毅先生倾向于认为陶寺遗址为尧舜之都。王迅先生坚持认为陶寺遗址为夏都。认为陶寺遗址为尧舜禹之都者有王克林、黄石林、彭邦本等诸位先生。张国硕先生认为陶寺是尧舜之都， 到夏禹时期，陶寺虽依然作为联盟的政治中心，但是夏禹的都城却在河南登封王城 岗 “阳城”。另有个别学者还认为陶寺遗址是黄帝及帝喾之都。面对上述观点的分歧，有学者提出陶寺考古遗址与历史文献对应存在的问题，刘毓庆等先生发表了 《陶寺遗址对接历史的可能性及其难题》。
２００４年何驽虽然发表了 《陶寺文化遗址———走出尧舜禹 “传说时代” 的探索》，但当时也仅是认为陶寺遗址可以作为尧舜禹时代的都城来探索，并没有明 确的方法论。直至 ２０１５年，何驽才比较明确地提出考古证据链法，论证陶寺为文献 记载中的尧都。同年年底，何驽发表了 《陶寺考古：尧舜 “中国”之都探微》一 文，全面系统地展示陶寺遗址作为尧舜之都的考古、文献和人类学的证据链。
三 小结
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历程表明，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都城遗址，以都城考古理 论指导的考古工作长期学术规划是必不可少的，要有长期不懈的、有计划有步骤的 考古发掘工作，考古研究与多学科合作研究及时跟进，首先解决人类学的考古学问 题，即大致摸清和确定都城遗址的性质、规模、年代、功能区划、城市规划理念、 选址条件、生业、社会形态、政体结构、精神文化成就等等。在此基础上，再试图 探索历史学的考古学问题，即这是否是中国文献史料中记载的某座都城。在探索是谁的都城这一历史考古课题时，必须使用考古—文献—人类学三股证据链绳法，而不 是简单的 “二重证据”“三重证据法”，才能得到比较理想的结论。
（原文以《陶寺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题，发表于《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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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的发掘历史
1978年至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揭露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9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震惊海内外，确定了陶寺文化。
1999-2001年，确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城址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中期城址总面积为280万平方米，方向225°。从此陶寺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的目的从探索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转向探索一个都邑聚落的布局与性质，追寻其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是否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而从考古的角度探索一个都城遗址，可以通过城墙、宫殿、王陵、宗教礼制建筑等考古遗存在判定。
2002年春季开始，陶寺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一直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共发掘4000平方米，确定了面积为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层贵族居住区、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观天象祭祀台基址。
陶寺王国的发掘与文化解读
《史记》中曾有「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的记载，由于这些都邑都处在山西西南部，因此，晋南这块土地历来是考古家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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