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满城汉墓，以“出土精美文物最多而著称。”满城汉墓，出落在今天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西南1.5公里的陵山上。说起来，它的发掘是一个偶然。1968年，我解放军4749部队在满城的陵山进行国防施工，由于陵山是石灰岩的小山，故而挖掘时须用炸药炸开岩石。这年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6连12班的战士们在上夜班，当坑道挖到20多米时，忽然炸掉的石头不见了，发现下面有一个洞，就往洞里填石块，填了不少，但仍然填不满，于是就把洞口砸大，砸成直径1米多的大洞，这时发现洞里有东西，他们立即报告连部。连长得到消息后，深夜起床，从数里外赶到施工现场，立即和两位战士从洞口下去观察了解，谁知，下去后发现山洞的规模很大，如同一座“地下宫殿”。他们用手电筒照不到头，还看到很多器物，意识到此是大型古墓，于是立刻向上级汇报。 4749部队领导非常重视，立即下令停止施工，同时向地方政府报告。
满城汉墓就这样被解放军战士在无意中发现了，战士挖的这条坑道，恰好挖在汉墓南端一米左右的地方，若位置往南偏一米多，或许就会与这个伟大的考古发现擦肩而过了。
满城发现古墓的消息上报中央，周总理作了指示。不久，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派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的考古专家们共同发掘古墓。稍后，他们在墓北侧又发现了另一座规模、形制相似的大墓。
经过两个多月的发掘清理，至1968年9月，两座古墓昭明于世，共出土文物10633件。一号墓文物分装5辆大卡车，于8月3日运往北京；二号墓文物分装3辆大卡车，于9月20日运往北京。
如此庞大，建造讲究的墓主究是何人？郭沫若根据先发现的一号墓内出土大量西汉五铢钱及青铜器铭文中“卅四年”“卅九年”“中山内府”等内容，首先指出这是一座西汉时期中山国的王陵，而中山国为王超过39者只有刘胜一人，继而确定此墓的主人是刘胜。至于二号墓墓主人的身份确认是刘胜的夫人，名窦绾。
刘胜是何许人也？是三国中刘备的先祖，刘备挂在嘴边的话“备仍中山靖王之后”，此刘胜正是刘玄德的祖宗。“中山”是汉代的一个诸侯王国。刘胜就是第一代中山王。
刘胜，是汉景帝刘启之子，武帝刘彻遮兄。据《史记》与《汉书》的记载，他立于景帝前元三年（前154），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在中山王位上42年。至于身为中山靖王王后的窦绾，历史上无证载。
中山靖王王陵的发现与收获文物。
汉代的中山国位于今天的河北省中部，太行山东麓和华北平原的部分地区，多平原地，适合农耕，经济较发达。
在随葬品中，陶器数量最多，铜器次之，还有铁器、金银器、玉石器、漆器和纺织品等类。刘胜墓南耳室和甬道放置车6辆、马16匹、狗11只、鹿1只；北耳室象征仓库和磨房庖厨之属，放置盛粮，鱼肉及炊、饮的各种陶器，石磨和拉磨的牲畜；中室象征厅堂，放置大量铜器、陶器、铁器、金银器等生活用器；后室象征内室，放置棺、椁及贵重物品。
在众多出土文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金缕玉衣”。“玉衣”，也就是用玉片制成的一种特殊葬服。刘胜所穿的“金缕玉衣”全长1.88米，用2498片玉片和约1100克的金丝制作而成。整件玉衣基本是按照人体的形状设计的，分为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每一部分都可彼此分离，似制衣工剪缝制作的一件衣服。窦绾的玉衣比较瘦小，长1.72米，用玉片2160片，用金丝约700克。穿玉衣便可尸身不腐只是古人的愿望，在出土时，里面的尸骨早就已经朽烂，唯金缕玉女流传了下来。
刘胜墓还出土了大量兵器，被称之为“刘胜甲”的铁制铠甲，这是一领有披膊和垂缘的“鱼鳞甲”重16.85公斤。用铁片编缀而成。“刘胜甲”上的甲片高3.9厘米，宽2.6厘米，上下7列包括左后右三边共用392片甲片，且铁铠全部用同样尺寸形制的甲片，可见制作工艺十分精湛。
至于墓中出土了几十件铜镞，经X光荧光分析及电子探针检查，已使用了用含铬化合物进行表面保护处理的先进技术。这种人工铬化防护层经过了2000多年的埋藏后，今天仍然光洁如新。
中国考古学上有名的专著有哪些？
20世纪考古学部分著名学者及其作品
曾昭橘（1909—1964），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博物馆学家。
著有《大理发掘工作》、《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中国铜器铭文与花纹》、《论周至汉之首饰制度》、《博物馆》、《试论湖熟文化》、《江苏省出土文物选集》等。组织举办《社会发展史展览》、《中国历史文物陈列》、《江苏历史陈列》等。
陈直（1900—1980）
著有《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文史考古论丛》以及《摹庐丛著》等.
董作宾（1895—1963）原名作仁，号平庐，字彦堂，河南南阳人。
著有《殷墟文字甲编》、《卜辞中所见之殷历》（1931）、《殷历谱》（1945）、《西周年历谱》、《殷墟文字乙编》、《中国年历总谱》（中英文对照）等。
斐文中（1904—1982）
中国旧石器考古学和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奠基人、中国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1929年起，主持并参与北京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是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
著有《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等
冯汉骥（1899—1977）
著作：《中国亲属制》、《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倮倮之历史起源》等。
高去寻（1909—1991）
主要研究方向是殷墟，著有《侯家庄》等。
郭沫若（1892—1978）
主编《甲骨文合集》；考古学方面的文章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研究》、《卜辞研究》、《殷商青铜器金文研究》、《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等。
郭宝钧(1893—1971)
著有《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关于新郑莲鹤方壶的研究》、《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迹》、《陶器与文化》、《殷周车制研究》、《殷周的青铜武器》等。
胡厚宣（1911—1995）
参与了《甲骨文合集》编辑工作；著有《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来熏阁书店1951年）、《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来熏阁书店1951年）、《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年）、《甲骨续存》（上海群联出版社1955年）、《五十年甲骨发现的总结》、《五十年甲骨论著目》、《甲骨学商史论丛》等。
李济（1896—1979）
著有《中国民族的形成》、《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与他人合著有《古器物研究专刊》。
李光宇（生卒不详）
文章有李光宇、张云《山东枣庄春秋时期小邾国墓地的发掘》（《中国历史文物》5期）
李景聃(1899-1946年)
参与殷墟发掘，文章有《寿县楚墓调查报告》、《豫东商邱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1936）。
李仰松（1932—）
著有《民族考古学论集》、《考古人和他们的故事2》等。
梁思永(1904—1954)
主要著作有其主持编写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论文汇编《梁思永考古论文集》以及由于病痛未完稿后由高去寻辑补而成的《侯家庄》。
刘屿霞（）
刘鄂（1857—1909）
辑有《铁云藏龟》，是研究甲骨文最早的专著。
罗振玉（1866～1940），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在甲骨文研究者中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
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续编》（1933）、《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等。
贾兰坡(1908-2001)
著有《鲁南考古队在人类学上的特别发见》(1933)、《中国猿人》(1950)、《旧石器时代文化》(1957)、《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中、日、英等文版1978）、《北京人之家》（法文版，北京外文出版1978）以及《中国的旧石器时代》(1982)等论文或专著共300余种。
蒋大沂（1904—1981），江苏苏州人。
发表《从古文字中观察古代家宅演进之情形》（1940）等作品。
潘悫（）参与殷墟发掘
齐延霈（）参与殷墟发掘
石璋如（1905—2004）
著有《中国历史地理》（一、二、三），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年；《莫高窟晚唐窟的分析与研究》（敦煌资料）， 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考古卷（四）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小屯: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之一》（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建筑遗存>，南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8年等。
宋文薰（1924—）
著有《卑南考古发掘1980-1982》（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等。
苏秉琦（1909—）
著有《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瓦鬲之研究》、《文明的起源》、《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等。
王天木（1911—）
又名振铎，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主编《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设备图集》（1962）、《科技考古论丛》（1982）
王湘（）参与殷墟发掘。
王懿荣(1845—1900)
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首先发现甲骨文,被称为“甲骨之父”，是中国收藏鉴定甲骨文的第一人。
卫聚贤（1899～1989）
著有《中国考古学史》、《中国考古小史》、《古史研究》、《中国社会史》、《古今货币》、《古器物学》、《台湾山胞由华西迁来》等。
闻宥（1901—1985）
著作：《古铜鼓图录》、《四川汉代画像选集》、《论字喃之组织及其与汉字之关涉》、《读爨文丛刻——兼论爨文之起源》等。
吴金鼎（1901—1948）
龙山文化的发现人，著有《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中国史前的陶器》等。
吴汝康（1916—2006）
主编《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著有《巨猿下颌骨和牙齿化石》、《资阳人》、《人类发展史》；合著《人体解剖学》、《人体解剖图谱》等。
夏鼐（1910—1985）
著有《齐家期墓葬的新发现及其年代的改订》、《考古学论文集》、《考古学与科技史》、《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日文）等；主编《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和《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杨希枚（1916—）
著作：《体质人类学讲义》、《殷代头骨研究》（合著）等。
尹焕章（1909—1969），河南南阳人。
与曾昭橘合作首次提出了“湖熟文化”的名称。著有《华东新石器时代遗址》等。
尹达(1906—1983)原名刘火翟，字照林，又名虚谷，河南滑县人。
主编《历史研究》，参与编辑《考古学报》、《甲骨文合集》，著有《中国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主编）等。
俞伟超（1933—2003）
著有《考古学是什么》、《古史的考古学探索》、《考古学伊甸园》、《考古类型学的理论和实践》等。
张长寿（1929—）
合著《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年）；主编《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等。
张光直（1931—2001）
著作：《古代中国考古学》、《殷周青铜器与铭文综合研究》、《中国早期文明》、《古代中国的文明：人类学考察》、《青铜时代》等。
张忠培（1934—）
著有《中国北方考古论集》、《元君庙仰韶墓地》、《母权制时期私有制问题考察》等。
郑振铎(1898—1958)
著作：《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俄国文学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
邹衡（1927—）
著有《商周考古》、《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等。
安志敏（1925—2005）
主编《庙底沟和三里桥》（1959）、《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1996）等考古报告，论文先后结集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1982）、《东亚考古论集》（1998）等。
汪宁生（1930—）
著作：《西南民族历史和文化》、《文化人类学——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等。
仇士华（1932—）
与人合著《中国考古学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碳十四年代学研究》（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我国古代冶铁燃料的碳十四鉴定》、《中国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1986年）
佟柱臣（1920—）
著有《龙山文化》（中国历史小丛书），中华书局1965、1982年本；《中国历史的童年》（与贾兰坡、安志敏合著），中华书局1982年；《西团山考古报告集》（主编），江城文博丛刊第一辑1987年；《中国东北地区和新石器时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国边疆民族物质文化史》，巴蜀书社1991年，获得1992年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中国新石器研究》，巴蜀书社1995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推选为优秀学术专著，拨专款出版，编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医巫闾山诗集》，长白丛书研究系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中国考古学要论》（名师讲义丛书），鹭江出版社2004年。
王仲殊（1925—）
合著《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探求日中古代文化的交接点》（日本山川出版社1982年）、《古代日本的国际化》（日本朝日新闻社1990年）；著有《汉代文明》（英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三角缘神兽镜》（日文），（日本）学生社1992年；《从中国看古代日本》（日文），（日本）学生社1992年；《中日两国考古学?古代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5年。
徐苹芳（1930—）
著有《居延汉简甲、乙编》（合著），中华书局1980年；《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主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明清北京城图》，地图出版社1986年；《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95年；《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主编），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中国文明的形成》（主编），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英文版见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李学勤（1933—）是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甲骨文家。
合著《殷虚文字缀合》（科学出版社1955年），著有《殷代地理简论》（科学出版社1959年）、《中国青铜器的奥秘》（外文出版社1980年）、《东周与秦代文明 》（文物出版社1984年）、《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比较考古学随笔》（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
裘锡圭（1935—）是目前甲骨文研究专家之一、古文字学家。
著有《文字学概要》、《古文字论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裘锡圭自选集》(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丛书)、《文史丛稿──商贾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等。
陈文华（1935—）是农业考古学。
著有《论农业考古》(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农业的起源和发展》 (南京犬学出版社1996版)、《农业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版）等。
孟凡人（1936—）
著有《北庭史地研究》、《楼兰新史》、《楼兰鄯善简牍年代学研究》、《丝绸之路史话》、《北庭高昌回鹘佛寺遗址壁画》、《新疆古代雕塑辑佚》、《吐鲁番古代壁画辑佚》、《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新疆考古与史地论集》等。
保定满城汉墓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在中国考古史上，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县西南1.5公里陵山上的满城汉墓，公认是一个重量级的发现。
满城汉墓，即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子窦绾的墓葬，亦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山洞宫殿。其“以山为陵”的营建理念，将西汉王族的宫殿“搬运”到墓葬里，陆续发掘出土的一万多万件文物，特别是诸如“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信博山炉”“计时器铜漏壶”等重大发现，不但件件惊艳了世人，更原汁原味呈现了西汉王朝的生活百态。考古价值十分巨大。
而如此重大的发现，说起来，却是来自1968年的一场意外。
一、意外一“炸”
以发掘满城汉墓的亲历者，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工程兵第六工区165团战士贾汉德的回忆，1968年5月22日，他所在的机械连，奉命在满城县郊外的陵山上开凿防空洞。当天带队的六班班长吴家高，发现距离山顶30米处右侧，炸开了一个直径20公分的小洞。好奇的吴家高试着砸了下，竟砸开了直径一米多的大洞。吴家高沿着洞口顺下去，惊见洞里面“放置着很多盆盆罐罐”。他没有犹豫，出洞后就立刻报告了。
沉睡了两千年的满城汉墓，就随着这意外的一炸，陆续呈现在世人面前。
幸运的是，从吴家高意外发现满城汉墓起，经手此事的相关人员，都是十分负责：吴家高报告后，正执行作业的部队，果断暂停了所有施工。河北省政府和北京军区，也分别迅速向中央作出报告。不久后，北京军区与河北省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入洞穴，确认洞中吴家高看到的“盆盆罐罐”，正是汉代的陶壶陶罐漆器等物件，呈现在调查组眼前的，还有车辆马具等物件，以及一个庞大的地下宫殿群。
调查组成员们兴奋的确认：这个洞口，以及这些已发现的文物背后，藏着巨大的信息量——这很可能是一座汉代的巨型墓葬！
也正是这快速果断的勘察与处置，令这被意外“炸”出来的满城汉墓，基本完好的保护下来。
二、低调发掘
1968年6月22日，中国考古史上一次无比特殊的发掘：满城汉墓的发掘开始了。比起许多被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的“考古发掘”来，满城汉墓的发掘，却是在十分“低调”的状态下进行的：中国科学院、河北省文物管理处、解放军工程兵组成考古发掘队，全程的交通与安保都由河北省军区负责。甚至为了安全与保密，考古队的五卡车文物，都是由驻军起初装箱，送到考古所。
正是在这低调的过程里，考古队一次次经历了震撼的发现：整个墓室长51.7米，最宽37.5米，最高6.8米，如宫殿一样分成六个部分，俨然一座王族宫室。其后室中间位置的汉白玉石门，需要按动石槽上的机关才可打开。后世除了有铠甲武器等文物外，更有以金丝连缀玉片制成的“金缕玉衣”。这个常见诸于典籍甚至古人诗词的汉代奢侈品，以往只在其他墓葬，出土过散乱残片。这一次，却是历史上第一次，出土了两千年前的“完整款”。
以考古队成员郑绍宗的回忆说，当这件完整的“金缕玉衣”，清晰呈现在大家眼前时，整个考古队都“不约而同的欢呼起来”。只这一件衣服，在中国考古史上，就已有石破天惊般的意义。
也在经历了一次次的震撼后，考古队也终于根据墓室里青铜酒器上的字样，确认了这个汉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即那个在小说《三国演义》里常被拿出来“贴金”的名字：西汉景帝之子，汉武帝的异母兄，中山靖王刘胜。
三、金缕玉衣
如果说刘胜的墓葬，是个“炸”出来的意外，那么“满城汉墓”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刘胜妻子窦绾的墓葬，则来自科学的推算。考古队发现，距离一号墓（刘胜墓）北面百米的山面上，其岩层也有动过的痕迹。经验告诉他们，这里很可能也有新的墓葬。于是，一号墓发掘结束六天后，即1968年8月8日，考古队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发掘，终于准确找到了墓道，成功进入了窦绾墓（二号墓）。
在窦绾的墓葬里，考古队不但发现了大量汉代的女式用品，更收获了重磅惊喜：曾在一号墓里惹得考古队欢呼的“金缕玉衣”，二号墓里竟然也有一件。与刘胜的玉衣一样，窦绾的玉衣也是以美玉为料，编成一个个精美玉片，再由0.08至0.5毫米的金丝编织成玉衣，每一道工序，都见证着西汉强大的纺织工艺。搬运过程里，为保护玉衣，考古队在玉衣底部制成铁丝网，上部垫上麻纸后灌注两厘米厚的石膏，固定好后抬出来，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
艰难的发掘工作，当时甚至还一度处于危险中。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满城县当地也爆发了武斗。考古队发掘一号墓的两个月里，外面就枪声不断。甚至有一天晚上，一颗子弹还直接打进考古队的住处。而倘若武斗波及到陵山，带来的文化损失更是不堪设想。可以说，参加这场发掘的每一个人，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一项伟大的文化保护工作。
参考那个年代就知道，这场过程里，每一个亲历者，都是英雄。
四、见证历史
成功发掘的满城汉墓，也以其一万多件出土文物，以及珍贵的墓葬遗址，填补了历史考古的多项空白。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在内的各类奇特文物，今天还常在网络上爆红，惹得多少“文物粉”追捧。但如果说这类“爆红”文物，更多的是缩影了汉朝王室奢靡的生活，那么满城汉墓里，还有一些“低调”文物，却见证了汉王朝，甚至中国古代强大的缘由。
首先一个有这般意义的，就是一号墓（刘胜墓）出土的九把铁剑。这九把铁剑的剑身平均长度，都在85厘米以上，不但做工精美，其刃部更采取了局部淬火技术。整个剑身更是以块炼渗碳钢多次加热锻打而成。这也意味着，汉代中国的炼钢与淬火工艺，已经前行了一大截。以同时代罗马学者普林尼的感慨：“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与来自中国（汉朝）的钢相媲美。”
这遥遥领先的冶炼技术，意义当然不止是“陪葬”，更推动了同时代汉王朝的军工革命。一如刘胜墓里已成刀剑“主流”的铁剑一样，同时期的西汉军队，也大量装备铁制兵器。西汉长安武库遗址出土的兵器，已基本以铁制为主。全面“换装”的汉军，这才在汉匈战场上华丽转身，打出一次次追亡逐北的辉煌。
而比起这硬核的钢铁技术，满城汉墓里另一个发现，却有着超越历史的意义：漆器。
中国是油漆技术的故乡，长沙马王堆汉墓里的精美漆器，曾让多少观众叹为观止。相比之下，满城汉墓里的漆器，乍一看很“减色”，虽然在一号墓的后室与中室，也有大量漆器出土，但由于环境原因，大多漆器都已只剩了残片，但这些漆器残片，既有褐色漆，也有朱红色漆，素面还有黑褐色，残存的色彩，足以遥想这些器具，昔日的精致美丽。
也同样是从两汉时代起，中国的漆器工艺进入腾飞阶段，漆器成为王公贵族们的专享奢侈品。中国油漆的技术在两汉定型，随后的千年里，漆器渐渐从宫廷走向民间。甚至随着“陆海丝绸之路”的繁荣，成为古代中国重要的“出口宝货”。朝鲜、日本、缅甸、印度等国，中世纪时就引起了中国的漆器工艺，更远的西欧国家，也在16世纪起大量引进中国漆器。中国漆器特有的桐油涂料，更曾是近代世界的“战略物资”。
精美的漆器画面背后，是古代中国传承不息的智慧探索，强大的“核心技术意义”，至今，值得深深思考。
参考资料：胡金华《满城汉墓》、卢兆荫《回忆满城汉墓的发现与发掘》、姚苑真《满城汉墓发掘报告》、蔡锋《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李亚东《漫谈涂料之王》、曾维华，王冕《秦汉的漆器》
满城汉墓怎么发现的？
“天下第一崖墓”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因一次国防施工中的意外被发现。
1968年，满城县城西南1.5公里的陵山上，随着“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闻名世界的稀世文物被发掘，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揭开神秘面纱。而事发“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作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的满城汉墓。
扩展资料考古价值
满城汉墓的发现，揭示了西汉时期诸侯王的墓葬结构和埋葬制度，为研究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等方面的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满城汉墓出土文物数量多，品级高，文物科技价值和工艺价值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研究我国汉代冶炼、铸造、漆器、纺织等手工业和工艺美术发展情况的重要资料。
满城汉墓的发掘（包括陵山主峰南坡18座小型陪葬墓，待发掘），为研究西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件科学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一亩泉水干千年古墓现 揭秘满城汉墓46年前发掘之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满城汉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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