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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工人日报》报道了一次特别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这场招待会正式向国际社会宣布了六年之前云居寺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
1981年，社会科学院在读研究生罗炤与云居寺文物保管所的工作人员在清理石经山藏经洞的地面时，在原座后发现了一方青石，下方有石穴，内存石函，藏有“佛舍利”两颗。
“舍利子”本是指人的身体在被火化之后出现的晶体。
在佛教信徒眼中，“舍利子”是高僧心与佛相合程度的直接表现，是修行阶段的量尺。
因此，佛教徒往往对于高僧的舍利子十分尊重，会恭敬地将它们供奉在寺庙中，而“佛舍利”比其他“舍利子”更为珍贵，因为它是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堪称佛门之中至高无上的圣物。
那“佛舍利”为什么会被藏在云居寺石经洞呢？又是如何在千年后才被人们发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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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记栽，在释迦牟尼涅槃后，其身骨“舍利”分为八份，被八个国家建佛塔供养。
隋文帝时期，婆罗门高僧曾携“佛舍利”来到我国。这位高僧在拜见隋文帝时，见他信奉佛教，并且十分虔诚，就将舍利赠与隋文帝。
这位僧人说：“这是大觉遗灵，故留与供养。”
这包舍利就是释迦牟尼的舍利，隋文帝十分高兴，于是将佛舍利分发到各大寺庙供养。
可舍利子为什么会辗转藏在雷音洞中呢？
这与一个潜心刻经的故事有关。
在隋代，有一位名为静琬的僧人为了完成师父慧思大师将经书刻在巨石之上的遗愿，从南方千里迢迢跋涉到北方，寻遍名山。
当他走到当时的幽州，即如今的北京市房山区的白带山附近时，发现这里不仅盛产汉白玉，还有数量庞大的青石，有刻经的天然条件。于是，他就发动僧人把《大藏经》刻在石头上。很快，“静琬刻经”的宏业就传遍了全国。
隋炀帝也被他的壮举感动了，于是把三颗珍贵的佛舍利赐予了他。
在房山石经山刻经的静琬得到朝廷珍贵的赏赐后，一方面为了供奉珍贵的“佛舍利”，一方面为了便于监督僧人们的刻经进度，就于唐贞观五年建造了云居寺。
从隋大业中到唐初，静琬30年刻经不辍，也有越来越多的僧人慕名而来，加入到刻经事业中来。
每刻完一批石经，静琬都会完成查验、修改、排序等繁琐的工作，然后在云居寺以东、海拔450米的石经山上凿洞封存起来。
我们今天看到的雷音洞，就是第五座藏经洞。
静琬将自己最早所刻的146块石经中的一部分就镶嵌在这个洞的四壁上。后来，为了躲避战乱，静琬又把原本供奉在云居寺内的三颗珍贵的佛舍利放在函中，藏进了雷音洞里。
那时候，它的外函是青石函，内函是一个银函，内套小金函，内藏一个小金瓶，那三个佛舍利正是藏于小金瓶里面。
隋代至今已经1400余年。由于年代久远，那三颗舍利子已经不知踪影。再加上1942年，日军曾经轰炸过房山地区，云居寺的主寺庙建筑毁于一旦，地面建筑就剩下了山门和北塔。
人们大多以为“佛舍利”难以幸免，它到底存在与否也就成了一个谜。
因此，尽管偶有“云居寺藏佛舍利”的传说被人提起，但是并没有人真正相信佛舍利还有重新问世的可能，也没有人在云居寺附近仔细探查寻找。
慢慢地，就连云居寺内的讲解员也不太向游客提起这段传说了。
那么，又是谁关注到了这个被岁月湮没的传说？他为什么坚信佛舍利还留在云居寺内？佛舍利又是怎样再度问世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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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很多看似无凭的传言都不是空穴来风。
“人过留声，雁过留痕”，没有什么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会抹掉所有存世的痕迹。
那些沉睡的秘密可能只是在等待那个能发现和唤醒它们的人。
而在我们的故事里，这个人就是罗炤。
那时候的罗炤还只是一个本科刚从北大历史系毕业不久，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的学生。
所以，当时任云居寺文物保管所所长的田福月初次收到他的来信，见对方坚信“佛舍利可能就在雷音洞内”，且要求入洞考察时，对这个学生的判断是将信将疑的。
但是田福月作为云居寺文管所的第一任主任，北京史研究的学者，对于罗炤在信中举出的几条证据是比较信服的，最终决定派遣云居寺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梅傲雪在次日和罗炤一同入洞考察。
那么，罗炤发现了什么引起田福月的重视呢？
有一天，罗炤在云居寺附近阅读刻在石碑上的碑文，为自己的宗教学研究论文找寻一手材料。
罗炤边走边读，突然，石经山施茶亭里的一块明代石碑引起了他的注意。
石碑上赫然写着“雷音殿石佛座下金匣内藏佛舍利三颗”，并且记载了一段与“佛舍利”相关的往事。
原来，“佛舍利”早在明代就曾被发现过一次了。
明万历二十年，达观和尚在修缮云居寺的时候，无意间在一块有些塌陷的青石板之下发现了一个石匣，上刻：“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主持永劫。”
达观和尚打开层层封函，发现了内中的三颗佛舍利。之后，他又将“佛舍利”藏回了洞内。
读罢碑文，罗炤激动不已，因为若如碑文所言，那么现在佛舍利仍然被藏于雷音洞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紧接着，罗炤大量翻阅相关文献资料，终于在明代高僧释德清撰写的《涿州西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中发现了明朝万历年间达观禅师发现“佛舍利”的相关记载。佛舍利的出世震惊朝野，甚至引起了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太后的关注。
不久后，他又读到了一篇日本学者所做的房山云居寺研究的学术论文，文章中记载了云居寺里藏有佛舍利一说。
三处比较可信的文献材料让“云居寺藏佛舍利”说从飘于云端的传说变成了值得与验探一番的猜想。
基于罗炤在信中对于上述重要文献材料的论述，田福月第二天就派遣了云居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梅傲雪和罗炤一起进雷音洞详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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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打开雷音洞的大门后，发现雷音洞内不到40平方米，高不到三米。
中间原本供奉一座弥勒佛像的地方只剩下了一个苍白的基座，基座四角各有一根千佛柱。洞内的整个墙面全部由石经镶嵌，整个洞内的地板大部分采用了不规则的石块铺设。
只有四根千佛柱的正中间，佛像的底端有一处凹陷的泥土地面，地处地面十分特殊。
两人猜测，这下面可能有东西，他们用铁锹铲了铲地面，发现泥土的地面居然铲不动。在清理了表面的涂层后，一块十分规整的大青石显露出了来，石缝边还采用了白石灰灌填。
罗炤用铁锹怎么撬也撬不动这块巨石，他急忙叫房山文物管理所和云居寺文物保管所的专家赶来帮忙，开始发掘。
众人齐心协力，在铲掉白石灰后，慢慢翘起了近一吨重的大青石。这时，地面上露出了一个石洞，洞口里面有一个略小的石函。
石函上所刻的楷书铭文：“大隋大业十二年……安置佛舍利三颗”等言，文字正与施茶亭石碑碑文相互印证。
看到铭文，罗炤与在场的考察人员都激动不已。没想到，罗炤一个研究生竟然居然真的带他们发现了如此重要的石函。
石函层层相套，严密封存，青石函开启时，一股巨大的香味儿扑鼻而来，充斥在洞内。
香料既能防腐也能防虫，因此，存放香料是古代重要典籍和珍玩封存过程中的重要一步。石函里面是一层银函、一层金函、一层白玉石函。
石函内，到底里面有没有铭文中记载的佛舍利呢？
最内层的玉函被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人们期待着看到三颗传说中的“佛舍利”，然而眼前的一幕令所有人都惊呆了。
两颗洁白光滑如米粒般大小的舍利子旁边，分明有两颗穿了孔的白珍珠。
珍珠的色泽略白，形态也略大，科考人员一眼就辨别出了它们与舍利子的不同。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封函内多了两颗珍珠，却少了一颗“佛舍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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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白玉函上面的记载，函中应该有一个小金瓶，金瓶内有三颗“佛舍利”才对。
眼前的四颗组织让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只是在现场慢慢寻找，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因此他们认定佛舍利可能在很早以前就少了一颗。
罗炤回想起自己在《明史》中读到的那则故事，万历年间“佛舍利”出世后，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太后曾经下旨将三颗佛舍利迎入皇宫，供养三日。随后，佛舍利又在宫中流转了两个月十九天，然后才被送回云居寺。
罗炤推测可能在这一辗转折腾里出了问题，“佛舍利”才从3颗变成了2颗。
那个“消失的佛舍利”会不会是宫中的人给替换了呢？
罗炤的这个猜想却被推翻，无论是“佛舍利”从宫里运送回云居寺的过程还是封藏的过程，都是在严密监督下进行的，没有人敢动。
最有可能发生变故的地点就是在宫里，慈圣太后很可能偷梁换柱，但太后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罗炤和同事们回到研究所后想要查阅相关资料，结果发现由于相关文献较少，无法判断出那一颗“佛舍利”的下落。
可以说“消失的佛舍利”是一个千古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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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佛舍利”的发现是我国文物考古的又一重大成果，它令千年古刹云居寺更增异彩。
1981年“佛舍利”现身后，考虑到当时的云居寺缺乏保护舍利的环境，这两颗“佛舍利”被先后运送至北京广济寺和首都博物馆内保存。
云居寺几经兴衰，明朝万历至今的数百年前，除了施茶亭的碑文上略有记载外，“佛舍利丢失一颗”的秘密始终无人发现，至于这颗佛舍利的踪影，人们也无从知晓。
但是被有缘人罗炤发现而重新面世的两颗“佛舍利”和寺内保存的世界上最古老、最完整的石刻《大藏经》一直在静静诉说着发生在云居寺的传奇。
那颗下落不明的“佛舍利”也一定在某个地方等待着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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