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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中都博物馆。
元中都出土的螭首。
雪，如约而至，崇礼太子城遗址，正笑迎世界。不远处的她，伫立于北国的雪域草原，亦为之嫣然凝眸。
上承宋金，下启明清。作为城池，她湮没于塞北冰雪中长达七百多年；作为皇宫建筑群，她以庞大体量鲜活地体现了元代宫殿建造艺术；作为都城，她堪称草原都城史上的绝唱，对于认知我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渊源演变极为重要；作为遗存，她破解了元代诸多宫廷秘史，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她，被列入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我省在坝上开展的首个都城考古，是我省首个正式挂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元中都遗址。2021年11月公布的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中，元中都遗址被列入“展示提升工程”。
一
旺兀察都：穿越历史的“活化石”
雪，再一次落在这片草原。史书记载，此地曾经被称作“旺兀察都”。
坐北朝南，高逾丈许，穿过青黝的南门，风雪灌入脖项，冰冷巨石交接处，纤细而坚韧的“吉祥草”，在漠北风霜中兀自摇曳。“这草别处没有，当地老乡给它取了两个名字——‘宫墙草’‘皇城草’。”几位头发斑白的考古学者蹲在这几棵小草旁，爱怜地抚摸着，不无感慨地说：“顾名思义，这座城其实早该被寻到的。”
寻找失落之城，永远令人神往。但类似元中都这样，尽管颓垣断壁，却一直残存于地表，可又偏偏被遗忘和误读的古城，怕是极少的。“小隐隐于野”，然而，这尚未竣工就冷清的古城，却镌刻、封存和见证着一个马背民族的铁血与辉煌。
蒙元王朝曾有四座都城，分别是哈拉和林、上都、大都以及中都。
蒙古人建立政权之初，并没有固定的都城——大汗毡帐搬到哪儿，哪儿就是都城。哈拉和林，水草丰美。曾经，匈奴、突厥、回鹘等，多次设都城于此。为了处理日渐繁复的军政大事，1235年，窝阔台也在此营建都城。工匠大都来自被征服的西域各国和一些中原战俘。这是一座充满游牧特色的都城。
上都和大都，均由忽必烈下令营建。主持营建者是邢州人刘秉忠。他是这两座都城的设计者，更是元朝政体的最主要设计者。
中都，营建最晚，位置居中，存世也最短。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即位不久的元武宗孛儿只斤·海山下令：“建行宫于旺兀察都之地，立宫阙为中都。”
都城，对于一个王朝和国家意义非凡，如长安城之于汉唐、北京城之于明清。但这些都城及其建筑在后世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上来说，存在一个难点，即古今文化层叠加。那些浩瀚交织的信息，唯有进行真正大规模系统性发掘才能提取，需要仔细分析考证才能逐步弄清其演变真相。
那么，有没有这样一座城，不但历史地位重要，而且信息明确单纯，同时又能够准确而集中地反映中国古代都城的营造制度呢？显然，短暂的元中都提供了绝佳范例。
然而，她究竟藏身何方呢？元亡后数百年间，世人并不清楚其具体位置——明代人写《北征录》提到“沙城”，明成祖说“即元之中都”。据此，应该就在张北，但到底在哪儿，地方志记载多是以讹传讹。
张北版图，形似一只玉兔，蹲踞西南，朝拜东方。“白城子”，进入考古人视野。1997年，关于“白城子”就是元中都的论争到达顶峰。当年7月，著名考古学家宿白以及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徐苹芳、河北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世枢、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所长任亚珊等前往白城子实地考察。
随后，河北省一批风华正茂的考古人汇聚坝上，开启了这个草原都城考古的新篇章。
发掘工作从“角楼”开始，是一个标志性的选择。《元史》曾载，武宗下诏修建角楼，中书省官员以农事忙、蝗虫灾、百姓困苦为由劝止。武宗却说：“皇城若无角楼，何以壮观！先毕其功，余者缓之。”若记载无误，那么角楼将昭示其都城地位。
角台，是角楼台基，与城墙相连。自1998年开始连续三年，对西南角台的发掘分期进行，一种在元代考古中前所未见的角台结构显露出来——角楼台基平面呈曲尺形，从西南角起向东、向北呈三级缩折后分别与宫城南墙和西墙连接，蔚为壮观！
“三出阙！”那一刻，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张春长惊呼起来。这是阙制中的最高等级——“天子之制”，是显示其天下独尊的标志性建筑形制，为证实白城子是元中都遗址提供了有力论据。经比较，西南角楼与元大都皇宫“十字角楼”如出一辙，大量形制巨大的琉璃龙、凤、行什等鸱吻和走兽，与浮雕龙纹的瓦当、滴水均表明了角楼建筑的皇家性质和气派。
此后，中心大殿台基的发现，进一步证明其至尊地位。殿址位于宫城中心略偏北，呈南北方向水平放置的葫芦形。台基分上下两层，上层承载宫殿主体部分，从南向北排列有月台、前殿、廊柱、寝殿、东夹室、西夹室和暖阁，下层为宫殿回廊部分，台基周围有七条上殿通道。借由台基结构，考古工作者发现，这座伫立于草原的皇家宫殿，采用了一种典型的中原宫殿传统建筑布局形式——“工字殿”。
“这种‘工字殿’布局形式，在唐代渤海国上京遗址就有发现，宋金元明清均有此种建筑形制。如南宋临安大内的部分宫殿、金中都大安殿、元大都大明殿都有类似的平面布局，它蕴含着‘五行’‘择中’的传统设计思想，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张春长说，这是目前发现元代大型重要建筑“工字殿”的唯一实例。
历史细节逐渐清晰。中都布局和建筑特点，与中原传统都城典范的大都更相似。无论是三套城垣配置、中轴对称的布局特征，还是三出阙角楼、“工字殿”的建筑风格，均是一脉相承。但是，中都也有自身特点，如中都正殿1号台基位于宫城的几何中心，比元大都更合乎《周礼·考工记》的都城规制原则。
“元中都遗址考古是我省在坝上的首次都城考古发掘项目，其成果非常丰厚。”张春长说，作为草原民族入主中原后又返回草原所建的都城，元中都汇聚草原和农耕两大文明，对于了解我国古代都城制度的渊源演变极为重要，尤其在研究元代都城建设理念、城市规制、建筑特征以及雕塑工艺方面，发挥了标本作用。
二
风雪中都：昙花一现的悲情绝唱
再大的雪，终有消融之时。
沿残兀的土墙踏雪而行，是一种截然不同于北京城的感觉。这个位于坝上草原边缘的失落之城，颓废突兀，恢宏而低沉，像一个盛极而衰的背影。
目之所及，终归于一片茫茫雪色。
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六月初一，27岁的元武宗下令营建中都时，豪情壮志溢于言表。彼时，这位镇守漠北的年轻人，刚刚挥师南下在帝位争夺中胜出，登基不过数日，缘何立刻在两都之间营建新都呢？
考古注重实物，历史讲究文献。然而，从性格、心理和环境等层面，不妨探究一下武宗的所思所虑所图——某种程度上，大历史进程中一些决定，往往预兆于那些细微而琐碎的枝节上。
一切，恐怕还得先从冰雪山川谈起。
中都，位于大都和上都之间的驿道上。东、北两面是广阔草原；西靠狼尾巴山；南临野狐岭，是燕山阴山会合部的一座天然山口；西北不远处有鸳鸯泊，是坝上最大的湖泊……相比于上都，中都更偏西，位于草原边缘，向南可居高临下钳制华北平原，向西北可联络和镇守草原游牧民族各部。空间布局上，在此建都，既可成为上都和大都之间的联络点和支撑点，还可以构成一个更紧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网络。
地利形胜，确实如此。此前，成吉思汗正是在这一带建立丰功伟绩。金大安三年（1211年），成吉思汗挥师南下，以不足十万人马大败金军四十万，史称“野狐岭之战”。这是决定蒙金命运的决定性战役，更深远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势与格局。
而今，自野狐岭南望，雪色影绰，江山无限。
元代汗位继承，是一种奇特的蒙汉杂糅的方式——嫡长子继承与“忽里台”大会公推大汗的双轨制。前者，是自上而下指定，后者，是诸王自下而上推选。这一成吉思汗煞费苦心确立的皇位“双保险”，往往会“不保险”，因为最终是军事实力决定候选人。长期镇守漠北的海山，有军队和漠北诸王的推戴。但当时的大都、上都，是其帝位竞争对手、弟弟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势力范围。
元成宗死后，1307年，镇守漠北十年的海山以奔丧为名，兵分三路南下，驻足野狐岭，继而进至上都，迫使弟弟孛儿只斤·爱育黎拔力八达拱手让出刚刚与安西王争抢得到的皇帝宝座。为避免兄弟相斗，在兄弟俩的母亲斡旋之下，双方约定皇位“兄终弟及”“叔侄相承”，史书对此美饰为“武仁授受”。
天命既已归，人事不可废。野狐岭，对于海山而言，是“龙兴”之地，有着别样情怀。他毫不掩饰地表示，“徘徊太祖龙旗九斿，剪金于斯，肇基帝业，为城中都”。同时，出于局势之虑，也亟需从东、西两面有所部署——不但建城，行政上也迅速跟进，升隆兴路总管府为中都留守司兼开平路都总管府，享受和大都、上都一样的行政级别。而某种程度上，其祖忽必烈在滦河上游的闪电河流域建立新城——开平府（上都），广揽西域各族及汉人英才，形成“金莲川幕府”，最终在汗位争夺中胜出的辉煌创举，也可视为一种冥冥之中的心理召唤和安抚。
这种先祖崇拜和另类的“循规蹈矩”，往往在那些自命雄才大略的帝王身上格外凸显。古今中外，大抵如是。然而，建成一座都城，岂在顷刻之间？
真实历史，被一点点印证。考古发掘中，出土80多个螭首，形象生动，刻工精美，可嘴部却没有开孔。螭首是用来装饰排水口的，俗称“螭首散水”，没开孔能有何用？其营建之仓促可见一斑，而海山心境之紧迫亦可想见。
1311年正月初八，巍峨的大都，“帝崩于玉德殿”。弟弟继位，是为元仁宗。随即，以财力不足为由宣布“罢城中都”，撤销中都留守司。
元中都，随即终止了成为帝都的短暂命运，降格为皇家行宫。
中都冷落，暗流涌动。至治二年（1323年），泰定帝在此做了一次佛事。泰定三年（1326年），又打了一次猎，“次中都，畋于江火察秃之地”（《元史》卷30《泰定帝纪二》）。天历二年（1329年），文宗图帖睦尔与其兄明宗和世 产生争斗，两人皆为海山之子。图帖睦尔以将帝位相让为由，将和世 从漠北骗回，在父亲营建的这处行宫，以毒酒弑兄（《元史》卷33《文宗纪二》），史称“明文之争”。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闰七月二十八日夜，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逃离大都，于八月初九逃至荒废的中都，短暂休憩观望后，又逃至上都。翌年正月，中都地震，仿佛天象一般，给予其心理最后一击。此后，这位武宗一脉、明宗长子远走西北故地，病逝于应昌（今内蒙古达里诺尔西南）。
纵观元代，中都之肇兴和湮灭有其必然性。张养浩曾作《山坡羊·潼关怀古》哀叹“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既是“触目伤怀”，亦可谓“一曲成谶”。武宗年间，身为监察御史的张养浩曾三次进谏，历数时政“十害”，其一便是“土木太盛”。其实，营建中都不仅耗资巨、劳役重，民怨沸天，同时官僚机构之膨胀和吏治之腐败亦无以复加，而且，从已确定的“两都制”来看，无论重要性上，还是地理位置上，居中营建均无必要，即便真正启用，运行成本也会非常高。
风雪中都，遗迹静默。
也许，这注定是一个梦幻般的错误。这座昙花一现的元代都城，像一部浓缩版的元史，印证了许多难解之谜，成为草原都城史上的悲情绝唱。
三
遗址公园：草原星空的昨日重现
“不研究草原文明，就说不清中华文明。”此种说法基本已成共识，这关乎中华文明进程。整个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始终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他们大大影响了欧亚大陆的历史进程。元中都考古的意义，不仅在于确定所在地，寻觅到古代都城营建及建制的“活化石”，更深远的是填补了史料空白，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雾凇，冰雪，朔风，旷野……漫步在这片塞北雪域，岂能无感？
“一座中都城，半部元朝史。”回溯历史长河，中都城的营建和在此发生的事件，应当上升到元王朝中后期国运的高度来认识。那些看似突兀的片段，有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惯性，更真实地反映着入主中原的草原王朝四顾徘徊的彷徨处境，折射着自身传统和多种文化融合的艰难发展之路。
属于历史的，早已化作尘烟；关乎未来的，又该何去何从？
元中都遗址发掘以来，被列入199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基于其重要性，在任亚珊、张春长、齐瑞普等人埋头发掘了十年后，2008年省古代建筑所的刘国宾等人开始着手实施元中都遗址修复保护工程，2017年12月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在国家推进大遗址保护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2009年12月，国家文物局制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将其定义为“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的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
2009年，元中都一号大殿遗址实验工程；2013年，元中都一号大殿遗址保护工程；2014年，元中都皇城南门、宫城南门西马道和门内广场保护工程；2015年，元中都宫城南门、西南角台建筑遗址夯土保护及排水系统工程；元中都遗址环境整治工程；2016年，元中都遗址宫城西城墙南段保护工程……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主旨，是让文物活起来，通过保护和有效展示，让文化的魂与根产生现实影响。”省文物局项目管理处处长贾金标说，围绕遗址公园建设，编制了《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设计书》《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影响评估报告》和《元中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设计划书》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分五期建设，总投资约3.87亿元，以保护遗址真实性和完整性为原则，科学展示考古信息和文物遗址信息，构建起元中都遗址生态、文化、景观大格局。
“以园护遗，以园示遗”，合理整治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元中都遗址保护区管理处保护研究科科长赵学锋介绍，张北县已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使遗址本体得到有效保护，整个园区风貌也得到改善。还委托河北和新疆等地文物古迹保护专家到遗址调查、取样化验，制定设计保护方案，采取裂缝灌浆、土坯支护的方法对城墙进行保护。此外，还成功申报了数字化保护项目，借助数据采集与处理技术，使遗址在文保方面与现代科技接轨。
作为我省首个挂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元中都遗址的保护利用对目前已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立项的中山古城遗址、邺城遗址等意义非凡。据悉，下一步，将结合《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努力实施大遗址展示提升工程和大遗址研学精品工程，在实证文明起源、彰显文化传承、见证民族融合、印证文明互鉴领域努力发挥大遗址展示利用成效，提升其展示利用水平。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顺历史轴线远眺，七百多年前，刘秉忠根据《易经》，给这个真正意义上入主中原的新王朝取国号“大元”。真正的“大”，其内涵是什么呢？
七百多年来，世界格局已发生巨变，包容开放的中华文明始终巍然屹立。走在元中都的废墟和野草间，皑皑白雪自脚下发出“咯吱”声，仿佛已经推开历史、现实和未来的“三重门”。历史上，平等开放、融合发展的理念是渐渐形成的，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而真实的历史进程早就超越自身局限，孕育着更开放的视野。
草原星空，璀璨闪烁。昨日重现，岁月更迭。如今，不管是历史风雪中的元中都遗址，还是慷慨悲歌的燕赵大地和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正在书写着新时代新征程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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