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国家社科项目首席专家，王巍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三次获得田野考古奖的中国考古学家。
从事考古学研究近40年来，王巍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触及了大大小小400多个考古遗址。他主持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将“中华文明五千年”从传说证明为可信的历史。
年近七旬的王巍，近年来又致力于让考古成果更加贴近公众，成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源头。
（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学家王巍。）
王巍简介：
王巍，男，1954年5月生，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第十二、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历史研究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第七届学位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科评议组组长，国家社科基金考古专家组组长。迄今为止，共发表、主编论著多部，论文百余篇。
繁忙时一年有近200天奔走在全国各地
1978年3月，王巍作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从此与考古研究结缘。1982年初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已有近40个年头。
回忆起自己的首次考古经历，王巍仍然记忆犹新。那是1979年春天，他和大学里的老师、同学一起前往河北石家庄蔚县参加考古实习。“那时的条件还很艰苦，经常一个月洗不上一个澡。”王巍回忆说，他们当时借宿在当地老乡家里，首先通过询问的方式进行“考古调查”，比如哪位老乡在后山哪块地上捡到过陶片或瓦片。根据得到的线索，他们再徒步进山进行考古发掘，“后勤保障”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我们往往是两人一组，每人背着10斤挂面和固体酱油，饿了就地生火，用老乡家借来的锅煮面。”
40年来，王巍的足迹遍布全国400多个考古遗址，海昏侯墓等重要发掘现场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粗略算了算说：“最忙的时候，一年大概有近200天的时间在外面，有时候是主持考古发掘，有时候是视察或参观考古现场，有时候是参与开会研讨。”
迄今为止，他是唯一一位三次获得田野考古奖的中国考古学家。在他看来，考古研究是需要事业心和奉献精神的体力活。“现在很多考古基地的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考古工作者仍免不了风餐露宿，常年照顾不了家庭。但我们不是简单地挖宝，而是用考古研究还原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脉络，这既是我们考古人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情怀和自豪。”
王巍对湖北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十分关心。他通过向外国评委的沟通介绍，使石家河古城入选世界重大考古发现。去年年底，王巍被湖北大学聘为文化遗产学院名誉院长。他表示，要竭尽全力，为湖北考古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贡献。
用历史唯物主义冲破“文明三要素”桎梏
“中华文明五千年”究竟是传说还是历史真实？ 中华文明是怎么起源、形成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王巍和几代考古人的孜孜以求和潜心研究，让这一世界文明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渐渐明朗。
2002年开始，王巍受命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任专家组组长。从那时起，他牵头的由20个学科的约400位学者参加的团队对黄河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以及西辽河流域等区域进行了大量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得出了在距今5500年到5000年期间，这些地区社会分化加剧，形成了集军事权力与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者和地位显赫的家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到区域文明社会的结论。“中华5000年文明并非虚言，而是历史的真实。”
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此前为何一直存在争议？在王巍看来，主要原因在于，当前西方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判断文明是否形成的标志是“三要素”，即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出现，但这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标准。“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被公认是文明社会，其特点十分鲜明，但该文明就没有制造和使用金属器，没有冶金术；辉煌的印加文明也是没有文字的文明。”
探源工程则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新标准：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出现王权；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出现都邑性城市，并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现王所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国家。
“这才是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标准”，王巍表示，我国定义的新标准，一方面冲破了西方学术界文明“三要素”理论的桎梏，另一方面也符合世界其他原生文明，具有普遍意义，可以认为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文明研究作出的贡献。
要用通俗易懂的内容向公众展示考古成果
如何让考古研究和考古成果更加贴近公众，是王巍近年来一直关注的问题。他认为，宣传考古成果，要用普通人“能看懂、有兴趣、得教益”的方式呈现出来，“只有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解读，才能让文物活起来，诉说历史，引人入胜”。在王巍的推动下，《考古进行时》《考古公开课》等电视节目陆续和公众见面，用实时画面还原考古发掘现场，让考古学家面向公众介绍最新发现和研究成果。
去年，双槐树古国时代都邑遗址考古重大发现取得重大成果，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黄河中游地区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该项目成果发布会就采用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办，引起全国网友的广泛关注，一天之内网上点击量达到5亿人次，数日内共达10亿人次，创造了考古成果发布的社会关注度之最。
对于今年在文学影视领域出现的“盗墓热”，也让王巍的心情颇感复杂。“很多人受其影响，将‘盗墓’和‘考古’划等号，这是大错特错的。”王巍表示，文物最大的价值是它所在的那个位置和周围环境的关联：古代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往往都可以通过墓葬中各种随葬品的摆放位置表现出来。而墓葬被盗后，大量珍贵信息都被毁掉了。“所以，盗墓是对民族的十恶不赦的犯罪。希望广大民众都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让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创造出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传承。”（长江日报记者邓小龙）
【编辑：付豪】
唐尧虞舜夏禹，他们是氏族社会。为何会出现禅让？
氏族社会是中华先民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经历了先后相继的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两个发展阶段。
母系氏族公社存在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从考古学分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三四万年到五六千年。如果与中国神话传说系统对照，则大致对应天皇、地皇、人皇到神农氏时期。
父系氏族公社存在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从考古学分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距今五六千年。如果与中国神话传说系统对照，则大致对应黄帝时期。
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带来的管理方面的不便，大的氏族分化成若干小的氏族，但相互之间依然保持亲密的关系。另外，没有血缘关系的氏族与氏族之间，因为生产、生活的需要，有时也会产生比较亲密的联系与合作关系。这样一些氏族组织的联合体，就是部落。部落有自己的名称、图腾、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部落的首领称酋长，由推举产生。酋长既负责管理部落的内部各项事务，也负责对外的交往。他们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但是不能独断专行。氏族内经验丰富的长老，不仅协助其管理内外事务，而且在代表公众意志方面，拥有发言权和监督权。这些人在典籍中被称作 “火师”、“火正”、“士”、“四岳”。
为了协调关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共同发展，部落与部落有时会联合起来，组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采用军事民主制度，设有议事会和民众大会，商讨决定事关联盟生存与发展的各项大政方针。部落联盟的首领早期由民众选举产生，后来过渡到由氏族中的贵族推选。
传说中中华先民的部落联盟，最著名的是华夏、东夷和苗蛮集团。
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东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即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区。华夏集团内部又分为黄帝、炎帝两支。“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①司马迁记载的传说中的 “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他们都是部落联盟的领袖。黄帝的地位，显然居五帝之首。炎帝是他的弟弟，颛顼是他的孙子，帝喾是他的曾孙。夏、商、周人的始祖，都与黄帝有关系。夏人的始祖是治水的大禹，大禹是黄帝的玄孙。商人的始祖契，相传为简狄吞 食玄鸟之卵而生，这简狄原是黄帝曾孙帝喾的次妃。周人的始祖后稷是姜嫄脚踏天帝的足印而怀孕所生，这姜嫄正是帝喾的元妃。正因为如此，黄帝才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华夏集团，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古老代表。
东夷集团的活动区域，在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即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传说中的太嗥、少嗥，以及与黄帝恶战的蚩尤、凿井的伯益、射日的后羿、为舜掌管刑法的皋陶，都属于这个集团。
苗蛮集团主要活动于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向东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也属于此集团。大名鼎鼎的伏羲、女娲，还有三苗、祝融氏，都属于这个集团。
与今天的社会相比，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人口规模、地域范围要小得多，但是也有许多公共事务需要处理，有许多利益关系需要调节，有许多社会矛盾需要解决。因此，公众认可的权力以及执掌这种权力的领袖人物，同样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需。
部落联盟领袖人物产生的细致、准确程序，由于缺乏直接的文献资料记载，难以考证。但是，从曲折反映当时社会状貌的传说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其基本做法。
部落联盟首领产生的原则，是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①。黄帝 “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因而被推举为首领。他死后，孙子高阳，也就是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 且 “有圣德”，被联盟议事会选举，继承了黄帝的职位。而黄帝的正妃嫘祖所生的两个儿子玄嚣、昌意，却没能获得大家的认可。②人们熟知的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交接，也表明了当时政治领袖人物的产生，不是靠阴谋、暴力或者血缘亲情，而是“选贤与能”。“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③ “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 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 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①这些记载里的 “天子”、“诸侯”，显然是把后世的称谓提前了，但它们所反映的舜继任尧的领袖职位得到广大民众的一致拥戴，则是真实写照。而 《史记》 中关于这一段故事的描述，更是生动感人。
尧在位七十年，已经86岁。衰老之际，他考虑接班人问题，询问氏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老四岳： 你们能不能继承我的职位呀? 四岳都说自己无德无能，不能胜任。于是尧让他们推举 “贵戚及疏远隐匿者”。结果四岳一致推举了民间的舜。尧说： 此人我也听说过，他究竟怎么样啊? 四岳介绍道： 舜为 “盲者子; 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说，既然如此，我再考察一下。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察他如何处理家庭关系。为了考察他的办事能力，“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编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又 “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非常满意，“以为圣”，对舜说： 你办事周到，很有成绩，已经三年了，事实证明，你可以继承我的职位。②
舜在位三十九年，南巡期间，死于苍梧之野。在此之前，他也慎重思考过谁来接班的问题。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商均实在 “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舜死后，禹表示谦让，推商均即位，但是诸侯都不同意，“然后禹践天子位”③。
人们常常将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交接方式称为 “禅让”。权威工具书 《辞源》对 “禅让” 的解释是： “古代传说，以帝位让授予贤者，称为禅让。” 这里的问题是，首先，尧、舜、禹都不是 “帝”; 其次，他们之间的权力递嬗，也绝非个人行为，其间更包含着隐形的公众同意、认可的原始民主政治制度的遗痕。例如长老 四岳的推荐，就是舜之所以能够继承尧的职位的关键起始环节。梁启超曾经这样批评“禅让” 之说： “禅让者，私相授受之意也。凡人必其己所自有之物，然后能举以授人。国家者，岂君主所有物乎? 以国家为君主所有物，是正沉惑于专制政体之谬想耳。”①从政治学原理方面讲，公权不可私授，梁启超的批评是正确的; 但是，从历史知识方面讲，尧、舜、禹执掌的权力，还不是国家权力，而只是部落联盟的权力。而且，合理的历史事实的推断是，尧舜之间并没有私授公权。原始的政治民主制度，在其权力递嬗过程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典籍记载中的尧、舜、禹等政治领袖人物，有才能，有威望，但是没有私产，也没有特权。尧 “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②。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③。禹亲自 “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④。司马迁笔下的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⑤。
尧、舜、禹的时代，政治领袖人物治理的地域，已经相当辽阔。颛顼当政时，治理的范围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⑥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发现了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大型古代文化遗址。遗址内可见明显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储区、礼制建筑区及王族墓地的功能区划。经过三十余年的考古发掘、研究，专家 判定，这里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唐尧帝都” 所在之地。“夏商周断代工程” 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认为： “陶寺城址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称为都邑，而其时代与地望又同尧都传说相当或相近，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希望今后的发掘研究能提供更多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陶寺遗址 “使世人看到，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晋南地区已经形成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有一定分布范围、拥有公共权力、工官管理手工业、拥有彩绘陶艺术、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陶寺都邑遗址和以陶寺为中心的聚落遗址群完全符合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他判断 “陶寺都邑应该是古史传说中的尧都”。 2002年以后主持陶寺遗址发掘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根据遗址出土的测日影的圭尺长度正符合 《周髀算经》 记载夏至影长数据的事实，证明陶寺文化存在 “地中” 概念。所谓 “地中”，不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 “大地中心” 概念，而是政治话语霸权语境中的人为规定，以保证君权神授的正统性和神圣性。他由此认为： “陶寺城址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建立的国家就是中土之国。这是 ‘中国’ 最初的概念。”①
唐尧虞舜夏禹，他们是氏族社会。为何会出现禅让？
氏族社会是中华先民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经历了先后相继的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两个发展阶段。
母系氏族公社存在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从考古学分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三四万年到五六千年。如果与中国神话传说系统对照，则大致对应天皇、地皇、人皇到神农氏时期。
父系氏族公社存在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从考古学分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距今五六千年。如果与中国神话传说系统对照，则大致对应黄帝时期。
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带来的管理方面的不便，大的氏族分化成若干小的氏族，但相互之间依然保持亲密的关系。另外，没有血缘关系的氏族与氏族之间，因为生产、生活的需要，有时也会产生比较亲密的联系与合作关系。这样一些氏族组织的联合体，就是部落。部落有自己的名称、图腾、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部落的首领称酋长，由推举产生。酋长既负责管理部落的内部各项事务，也负责对外的交往。他们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但是不能独断专行。氏族内经验丰富的长老，不仅协助其管理内外事务，而且在代表公众意志方面，拥有发言权和监督权。这些人在典籍中被称作 “火师”、“火正”、“士”、“四岳”。
为了协调关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共同发展，部落与部落有时会联合起来，组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采用军事民主制度，设有议事会和民众大会，商讨决定事关联盟生存与发展的各项大政方针。部落联盟的首领早期由民众选举产生，后来过渡到由氏族中的贵族推选。
传说中中华先民的部落联盟，最著名的是华夏、东夷和苗蛮集团。
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东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即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区。华夏集团内部又分为黄帝、炎帝两支。“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①司马迁记载的传说中的 “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他们都是部落联盟的领袖。黄帝的地位，显然居五帝之首。炎帝是他的弟弟，颛顼是他的孙子，帝喾是他的曾孙。夏、商、周人的始祖，都与黄帝有关系。夏人的始祖是治水的大禹，大禹是黄帝的玄孙。商人的始祖契，相传为简狄吞 食玄鸟之卵而生，这简狄原是黄帝曾孙帝喾的次妃。周人的始祖后稷是姜嫄脚踏天帝的足印而怀孕所生，这姜嫄正是帝喾的元妃。正因为如此，黄帝才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华夏集团，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古老代表。
东夷集团的活动区域，在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即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传说中的太嗥、少嗥，以及与黄帝恶战的蚩尤、凿井的伯益、射日的后羿、为舜掌管刑法的皋陶，都属于这个集团。
苗蛮集团主要活动于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向东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也属于此集团。大名鼎鼎的伏羲、女娲，还有三苗、祝融氏，都属于这个集团。
与今天的社会相比，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人口规模、地域范围要小得多，但是也有许多公共事务需要处理，有许多利益关系需要调节，有许多社会矛盾需要解决。因此，公众认可的权力以及执掌这种权力的领袖人物，同样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需。
部落联盟领袖人物产生的细致、准确程序，由于缺乏直接的文献资料记载，难以考证。但是，从曲折反映当时社会状貌的传说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其基本做法。
部落联盟首领产生的原则，是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①。黄帝 “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因而被推举为首领。他死后，孙子高阳，也就是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 且 “有圣德”，被联盟议事会选举，继承了黄帝的职位。而黄帝的正妃嫘祖所生的两个儿子玄嚣、昌意，却没能获得大家的认可。②人们熟知的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交接，也表明了当时政治领袖人物的产生，不是靠阴谋、暴力或者血缘亲情，而是“选贤与能”。“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③ “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 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 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①这些记载里的 “天子”、“诸侯”，显然是把后世的称谓提前了，但它们所反映的舜继任尧的领袖职位得到广大民众的一致拥戴，则是真实写照。而 《史记》 中关于这一段故事的描述，更是生动感人。
尧在位七十年，已经86岁。衰老之际，他考虑接班人问题，询问氏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老四岳： 你们能不能继承我的职位呀? 四岳都说自己无德无能，不能胜任。于是尧让他们推举 “贵戚及疏远隐匿者”。结果四岳一致推举了民间的舜。尧说： 此人我也听说过，他究竟怎么样啊? 四岳介绍道： 舜为 “盲者子; 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说，既然如此，我再考察一下。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察他如何处理家庭关系。为了考察他的办事能力，“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编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又 “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非常满意，“以为圣”，对舜说： 你办事周到，很有成绩，已经三年了，事实证明，你可以继承我的职位。②
舜在位三十九年，南巡期间，死于苍梧之野。在此之前，他也慎重思考过谁来接班的问题。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商均实在 “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舜死后，禹表示谦让，推商均即位，但是诸侯都不同意，“然后禹践天子位”③。
人们常常将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交接方式称为 “禅让”。权威工具书 《辞源》对 “禅让” 的解释是： “古代传说，以帝位让授予贤者，称为禅让。” 这里的问题是，首先，尧、舜、禹都不是 “帝”; 其次，他们之间的权力递嬗，也绝非个人行为，其间更包含着隐形的公众同意、认可的原始民主政治制度的遗痕。例如长老 四岳的推荐，就是舜之所以能够继承尧的职位的关键起始环节。梁启超曾经这样批评“禅让” 之说： “禅让者，私相授受之意也。凡人必其己所自有之物，然后能举以授人。国家者，岂君主所有物乎? 以国家为君主所有物，是正沉惑于专制政体之谬想耳。”①从政治学原理方面讲，公权不可私授，梁启超的批评是正确的; 但是，从历史知识方面讲，尧、舜、禹执掌的权力，还不是国家权力，而只是部落联盟的权力。而且，合理的历史事实的推断是，尧舜之间并没有私授公权。原始的政治民主制度，在其权力递嬗过程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典籍记载中的尧、舜、禹等政治领袖人物，有才能，有威望，但是没有私产，也没有特权。尧 “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②。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③。禹亲自 “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④。司马迁笔下的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⑤。
尧、舜、禹的时代，政治领袖人物治理的地域，已经相当辽阔。颛顼当政时，治理的范围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⑥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发现了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大型古代文化遗址。遗址内可见明显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储区、礼制建筑区及王族墓地的功能区划。经过三十余年的考古发掘、研究，专家 判定，这里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唐尧帝都” 所在之地。“夏商周断代工程” 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认为： “陶寺城址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称为都邑，而其时代与地望又同尧都传说相当或相近，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希望今后的发掘研究能提供更多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陶寺遗址 “使世人看到，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晋南地区已经形成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有一定分布范围、拥有公共权力、工官管理手工业、拥有彩绘陶艺术、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陶寺都邑遗址和以陶寺为中心的聚落遗址群完全符合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他判断 “陶寺都邑应该是古史传说中的尧都”。 2002年以后主持陶寺遗址发掘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根据遗址出土的测日影的圭尺长度正符合 《周髀算经》 记载夏至影长数据的事实，证明陶寺文化存在 “地中” 概念。所谓 “地中”，不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 “大地中心” 概念，而是政治话语霸权语境中的人为规定，以保证君权神授的正统性和神圣性。他由此认为： “陶寺城址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建立的国家就是中土之国。这是 ‘中国’ 最初的概念。”①
唐尧虞舜夏禹，他们是氏族社会。为何会出现禅让？
氏族社会是中华先民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经历了先后相继的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两个发展阶段。
母系氏族公社存在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从考古学分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三四万年到五六千年。如果与中国神话传说系统对照，则大致对应天皇、地皇、人皇到神农氏时期。
父系氏族公社存在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从考古学分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距今五六千年。如果与中国神话传说系统对照，则大致对应黄帝时期。
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带来的管理方面的不便，大的氏族分化成若干小的氏族，但相互之间依然保持亲密的关系。另外，没有血缘关系的氏族与氏族之间，因为生产、生活的需要，有时也会产生比较亲密的联系与合作关系。这样一些氏族组织的联合体，就是部落。部落有自己的名称、图腾、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部落的首领称酋长，由推举产生。酋长既负责管理部落的内部各项事务，也负责对外的交往。他们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但是不能独断专行。氏族内经验丰富的长老，不仅协助其管理内外事务，而且在代表公众意志方面，拥有发言权和监督权。这些人在典籍中被称作 “火师”、“火正”、“士”、“四岳”。
为了协调关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共同发展，部落与部落有时会联合起来，组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采用军事民主制度，设有议事会和民众大会，商讨决定事关联盟生存与发展的各项大政方针。部落联盟的首领早期由民众选举产生，后来过渡到由氏族中的贵族推选。
传说中中华先民的部落联盟，最著名的是华夏、东夷和苗蛮集团。
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东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即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区。华夏集团内部又分为黄帝、炎帝两支。“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①司马迁记载的传说中的 “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他们都是部落联盟的领袖。黄帝的地位，显然居五帝之首。炎帝是他的弟弟，颛顼是他的孙子，帝喾是他的曾孙。夏、商、周人的始祖，都与黄帝有关系。夏人的始祖是治水的大禹，大禹是黄帝的玄孙。商人的始祖契，相传为简狄吞 食玄鸟之卵而生，这简狄原是黄帝曾孙帝喾的次妃。周人的始祖后稷是姜嫄脚踏天帝的足印而怀孕所生，这姜嫄正是帝喾的元妃。正因为如此，黄帝才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华夏集团，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古老代表。
东夷集团的活动区域，在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即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传说中的太嗥、少嗥，以及与黄帝恶战的蚩尤、凿井的伯益、射日的后羿、为舜掌管刑法的皋陶，都属于这个集团。
苗蛮集团主要活动于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向东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也属于此集团。大名鼎鼎的伏羲、女娲，还有三苗、祝融氏，都属于这个集团。
与今天的社会相比，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人口规模、地域范围要小得多，但是也有许多公共事务需要处理，有许多利益关系需要调节，有许多社会矛盾需要解决。因此，公众认可的权力以及执掌这种权力的领袖人物，同样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需。
部落联盟领袖人物产生的细致、准确程序，由于缺乏直接的文献资料记载，难以考证。但是，从曲折反映当时社会状貌的传说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其基本做法。
部落联盟首领产生的原则，是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①。黄帝 “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因而被推举为首领。他死后，孙子高阳，也就是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 且 “有圣德”，被联盟议事会选举，继承了黄帝的职位。而黄帝的正妃嫘祖所生的两个儿子玄嚣、昌意，却没能获得大家的认可。②人们熟知的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交接，也表明了当时政治领袖人物的产生，不是靠阴谋、暴力或者血缘亲情，而是“选贤与能”。“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③ “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 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 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①这些记载里的 “天子”、“诸侯”，显然是把后世的称谓提前了，但它们所反映的舜继任尧的领袖职位得到广大民众的一致拥戴，则是真实写照。而 《史记》 中关于这一段故事的描述，更是生动感人。
尧在位七十年，已经86岁。衰老之际，他考虑接班人问题，询问氏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老四岳： 你们能不能继承我的职位呀? 四岳都说自己无德无能，不能胜任。于是尧让他们推举 “贵戚及疏远隐匿者”。结果四岳一致推举了民间的舜。尧说： 此人我也听说过，他究竟怎么样啊? 四岳介绍道： 舜为 “盲者子; 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说，既然如此，我再考察一下。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察他如何处理家庭关系。为了考察他的办事能力，“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编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又 “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非常满意，“以为圣”，对舜说： 你办事周到，很有成绩，已经三年了，事实证明，你可以继承我的职位。②
舜在位三十九年，南巡期间，死于苍梧之野。在此之前，他也慎重思考过谁来接班的问题。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商均实在 “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舜死后，禹表示谦让，推商均即位，但是诸侯都不同意，“然后禹践天子位”③。
人们常常将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交接方式称为 “禅让”。权威工具书 《辞源》对 “禅让” 的解释是： “古代传说，以帝位让授予贤者，称为禅让。” 这里的问题是，首先，尧、舜、禹都不是 “帝”; 其次，他们之间的权力递嬗，也绝非个人行为，其间更包含着隐形的公众同意、认可的原始民主政治制度的遗痕。例如长老 四岳的推荐，就是舜之所以能够继承尧的职位的关键起始环节。梁启超曾经这样批评“禅让” 之说： “禅让者，私相授受之意也。凡人必其己所自有之物，然后能举以授人。国家者，岂君主所有物乎? 以国家为君主所有物，是正沉惑于专制政体之谬想耳。”①从政治学原理方面讲，公权不可私授，梁启超的批评是正确的; 但是，从历史知识方面讲，尧、舜、禹执掌的权力，还不是国家权力，而只是部落联盟的权力。而且，合理的历史事实的推断是，尧舜之间并没有私授公权。原始的政治民主制度，在其权力递嬗过程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典籍记载中的尧、舜、禹等政治领袖人物，有才能，有威望，但是没有私产，也没有特权。尧 “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②。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③。禹亲自 “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④。司马迁笔下的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⑤。
尧、舜、禹的时代，政治领袖人物治理的地域，已经相当辽阔。颛顼当政时，治理的范围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⑥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发现了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大型古代文化遗址。遗址内可见明显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储区、礼制建筑区及王族墓地的功能区划。经过三十余年的考古发掘、研究，专家 判定，这里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唐尧帝都” 所在之地。“夏商周断代工程” 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认为： “陶寺城址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称为都邑，而其时代与地望又同尧都传说相当或相近，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希望今后的发掘研究能提供更多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陶寺遗址 “使世人看到，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晋南地区已经形成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有一定分布范围、拥有公共权力、工官管理手工业、拥有彩绘陶艺术、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陶寺都邑遗址和以陶寺为中心的聚落遗址群完全符合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他判断 “陶寺都邑应该是古史传说中的尧都”。 2002年以后主持陶寺遗址发掘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根据遗址出土的测日影的圭尺长度正符合 《周髀算经》 记载夏至影长数据的事实，证明陶寺文化存在 “地中” 概念。所谓 “地中”，不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 “大地中心” 概念，而是政治话语霸权语境中的人为规定，以保证君权神授的正统性和神圣性。他由此认为： “陶寺城址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建立的国家就是中土之国。这是 ‘中国’ 最初的概念。”①
唐尧虞舜夏禹，他们是氏族社会。为何会出现禅让？
氏族社会是中华先民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经历了先后相继的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两个发展阶段。
母系氏族公社存在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从考古学分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三四万年到五六千年。如果与中国神话传说系统对照，则大致对应天皇、地皇、人皇到神农氏时期。
父系氏族公社存在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从考古学分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距今五六千年。如果与中国神话传说系统对照，则大致对应黄帝时期。
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带来的管理方面的不便，大的氏族分化成若干小的氏族，但相互之间依然保持亲密的关系。另外，没有血缘关系的氏族与氏族之间，因为生产、生活的需要，有时也会产生比较亲密的联系与合作关系。这样一些氏族组织的联合体，就是部落。部落有自己的名称、图腾、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部落的首领称酋长，由推举产生。酋长既负责管理部落的内部各项事务，也负责对外的交往。他们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但是不能独断专行。氏族内经验丰富的长老，不仅协助其管理内外事务，而且在代表公众意志方面，拥有发言权和监督权。这些人在典籍中被称作 “火师”、“火正”、“士”、“四岳”。
为了协调关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共同发展，部落与部落有时会联合起来，组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采用军事民主制度，设有议事会和民众大会，商讨决定事关联盟生存与发展的各项大政方针。部落联盟的首领早期由民众选举产生，后来过渡到由氏族中的贵族推选。
传说中中华先民的部落联盟，最著名的是华夏、东夷和苗蛮集团。
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东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即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区。华夏集团内部又分为黄帝、炎帝两支。“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①司马迁记载的传说中的 “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他们都是部落联盟的领袖。黄帝的地位，显然居五帝之首。炎帝是他的弟弟，颛顼是他的孙子，帝喾是他的曾孙。夏、商、周人的始祖，都与黄帝有关系。夏人的始祖是治水的大禹，大禹是黄帝的玄孙。商人的始祖契，相传为简狄吞 食玄鸟之卵而生，这简狄原是黄帝曾孙帝喾的次妃。周人的始祖后稷是姜嫄脚踏天帝的足印而怀孕所生，这姜嫄正是帝喾的元妃。正因为如此，黄帝才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华夏集团，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古老代表。
东夷集团的活动区域，在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即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传说中的太嗥、少嗥，以及与黄帝恶战的蚩尤、凿井的伯益、射日的后羿、为舜掌管刑法的皋陶，都属于这个集团。
苗蛮集团主要活动于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向东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也属于此集团。大名鼎鼎的伏羲、女娲，还有三苗、祝融氏，都属于这个集团。
与今天的社会相比，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人口规模、地域范围要小得多，但是也有许多公共事务需要处理，有许多利益关系需要调节，有许多社会矛盾需要解决。因此，公众认可的权力以及执掌这种权力的领袖人物，同样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需。
部落联盟领袖人物产生的细致、准确程序，由于缺乏直接的文献资料记载，难以考证。但是，从曲折反映当时社会状貌的传说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其基本做法。
部落联盟首领产生的原则，是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①。黄帝 “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因而被推举为首领。他死后，孙子高阳，也就是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 且 “有圣德”，被联盟议事会选举，继承了黄帝的职位。而黄帝的正妃嫘祖所生的两个儿子玄嚣、昌意，却没能获得大家的认可。②人们熟知的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交接，也表明了当时政治领袖人物的产生，不是靠阴谋、暴力或者血缘亲情，而是“选贤与能”。“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③ “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 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 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①这些记载里的 “天子”、“诸侯”，显然是把后世的称谓提前了，但它们所反映的舜继任尧的领袖职位得到广大民众的一致拥戴，则是真实写照。而 《史记》 中关于这一段故事的描述，更是生动感人。
尧在位七十年，已经86岁。衰老之际，他考虑接班人问题，询问氏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老四岳： 你们能不能继承我的职位呀? 四岳都说自己无德无能，不能胜任。于是尧让他们推举 “贵戚及疏远隐匿者”。结果四岳一致推举了民间的舜。尧说： 此人我也听说过，他究竟怎么样啊? 四岳介绍道： 舜为 “盲者子; 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说，既然如此，我再考察一下。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察他如何处理家庭关系。为了考察他的办事能力，“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编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又 “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非常满意，“以为圣”，对舜说： 你办事周到，很有成绩，已经三年了，事实证明，你可以继承我的职位。②
舜在位三十九年，南巡期间，死于苍梧之野。在此之前，他也慎重思考过谁来接班的问题。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商均实在 “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舜死后，禹表示谦让，推商均即位，但是诸侯都不同意，“然后禹践天子位”③。
人们常常将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交接方式称为 “禅让”。权威工具书 《辞源》对 “禅让” 的解释是： “古代传说，以帝位让授予贤者，称为禅让。” 这里的问题是，首先，尧、舜、禹都不是 “帝”; 其次，他们之间的权力递嬗，也绝非个人行为，其间更包含着隐形的公众同意、认可的原始民主政治制度的遗痕。例如长老 四岳的推荐，就是舜之所以能够继承尧的职位的关键起始环节。梁启超曾经这样批评“禅让” 之说： “禅让者，私相授受之意也。凡人必其己所自有之物，然后能举以授人。国家者，岂君主所有物乎? 以国家为君主所有物，是正沉惑于专制政体之谬想耳。”①从政治学原理方面讲，公权不可私授，梁启超的批评是正确的; 但是，从历史知识方面讲，尧、舜、禹执掌的权力，还不是国家权力，而只是部落联盟的权力。而且，合理的历史事实的推断是，尧舜之间并没有私授公权。原始的政治民主制度，在其权力递嬗过程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典籍记载中的尧、舜、禹等政治领袖人物，有才能，有威望，但是没有私产，也没有特权。尧 “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②。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③。禹亲自 “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④。司马迁笔下的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⑤。
尧、舜、禹的时代，政治领袖人物治理的地域，已经相当辽阔。颛顼当政时，治理的范围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⑥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发现了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大型古代文化遗址。遗址内可见明显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储区、礼制建筑区及王族墓地的功能区划。经过三十余年的考古发掘、研究，专家 判定，这里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唐尧帝都” 所在之地。“夏商周断代工程” 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认为： “陶寺城址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称为都邑，而其时代与地望又同尧都传说相当或相近，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希望今后的发掘研究能提供更多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陶寺遗址 “使世人看到，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晋南地区已经形成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有一定分布范围、拥有公共权力、工官管理手工业、拥有彩绘陶艺术、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陶寺都邑遗址和以陶寺为中心的聚落遗址群完全符合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他判断 “陶寺都邑应该是古史传说中的尧都”。 2002年以后主持陶寺遗址发掘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根据遗址出土的测日影的圭尺长度正符合 《周髀算经》 记载夏至影长数据的事实，证明陶寺文化存在 “地中” 概念。所谓 “地中”，不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 “大地中心” 概念，而是政治话语霸权语境中的人为规定，以保证君权神授的正统性和神圣性。他由此认为： “陶寺城址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建立的国家就是中土之国。这是 ‘中国’ 最初的概念。”①
唐尧虞舜夏禹，他们是氏族社会。为何会出现禅让？
氏族社会是中华先民最早的社会组织形式。它经历了先后相继的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两个发展阶段。
母系氏族公社存在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从考古学分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三四万年到五六千年。如果与中国神话传说系统对照，则大致对应天皇、地皇、人皇到神农氏时期。
父系氏族公社存在的年代，大致相当于从考古学分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距今五六千年。如果与中国神话传说系统对照，则大致对应黄帝时期。
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带来的管理方面的不便，大的氏族分化成若干小的氏族，但相互之间依然保持亲密的关系。另外，没有血缘关系的氏族与氏族之间，因为生产、生活的需要，有时也会产生比较亲密的联系与合作关系。这样一些氏族组织的联合体，就是部落。部落有自己的名称、图腾、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部落的首领称酋长，由推举产生。酋长既负责管理部落的内部各项事务，也负责对外的交往。他们掌握着相当的权力，但是不能独断专行。氏族内经验丰富的长老，不仅协助其管理内外事务，而且在代表公众意志方面，拥有发言权和监督权。这些人在典籍中被称作 “火师”、“火正”、“士”、“四岳”。
为了协调关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共同发展，部落与部落有时会联合起来，组成部落联盟。部落联盟采用军事民主制度，设有议事会和民众大会，商讨决定事关联盟生存与发展的各项大政方针。部落联盟的首领早期由民众选举产生，后来过渡到由氏族中的贵族推选。
传说中中华先民的部落联盟，最著名的是华夏、东夷和苗蛮集团。
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后沿黄河东进，散布于中国的东部及北部的部分地区，即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分布区。华夏集团内部又分为黄帝、炎帝两支。“昔少典氏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①司马迁记载的传说中的 “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他们都是部落联盟的领袖。黄帝的地位，显然居五帝之首。炎帝是他的弟弟，颛顼是他的孙子，帝喾是他的曾孙。夏、商、周人的始祖，都与黄帝有关系。夏人的始祖是治水的大禹，大禹是黄帝的玄孙。商人的始祖契，相传为简狄吞 食玄鸟之卵而生，这简狄原是黄帝曾孙帝喾的次妃。周人的始祖后稷是姜嫄脚踏天帝的足印而怀孕所生，这姜嫄正是帝喾的元妃。正因为如此，黄帝才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祭奠的先祖，华夏集团，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古老代表。
东夷集团的活动区域，在今山东、河南东南和安徽中部一带，即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分布区。传说中的太嗥、少嗥，以及与黄帝恶战的蚩尤、凿井的伯益、射日的后羿、为舜掌管刑法的皋陶，都属于这个集团。
苗蛮集团主要活动于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向东延伸，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也属于此集团。大名鼎鼎的伏羲、女娲，还有三苗、祝融氏，都属于这个集团。
与今天的社会相比，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人口规模、地域范围要小得多，但是也有许多公共事务需要处理，有许多利益关系需要调节，有许多社会矛盾需要解决。因此，公众认可的权力以及执掌这种权力的领袖人物，同样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需。
部落联盟领袖人物产生的细致、准确程序，由于缺乏直接的文献资料记载，难以考证。但是，从曲折反映当时社会状貌的传说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其基本做法。
部落联盟首领产生的原则，是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①。黄帝 “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因而被推举为首领。他死后，孙子高阳，也就是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 且 “有圣德”，被联盟议事会选举，继承了黄帝的职位。而黄帝的正妃嫘祖所生的两个儿子玄嚣、昌意，却没能获得大家的认可。②人们熟知的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交接，也表明了当时政治领袖人物的产生，不是靠阴谋、暴力或者血缘亲情，而是“选贤与能”。“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③ “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 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 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①这些记载里的 “天子”、“诸侯”，显然是把后世的称谓提前了，但它们所反映的舜继任尧的领袖职位得到广大民众的一致拥戴，则是真实写照。而 《史记》 中关于这一段故事的描述，更是生动感人。
尧在位七十年，已经86岁。衰老之际，他考虑接班人问题，询问氏族内德高望重的长老四岳： 你们能不能继承我的职位呀? 四岳都说自己无德无能，不能胜任。于是尧让他们推举 “贵戚及疏远隐匿者”。结果四岳一致推举了民间的舜。尧说： 此人我也听说过，他究竟怎么样啊? 四岳介绍道： 舜为 “盲者子; 父顽，母嚣，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奸”。尧说，既然如此，我再考察一下。尧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观察他如何处理家庭关系。为了考察他的办事能力，“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编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诸侯远方宾客皆敬”。又 “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非常满意，“以为圣”，对舜说： 你办事周到，很有成绩，已经三年了，事实证明，你可以继承我的职位。②
舜在位三十九年，南巡期间，死于苍梧之野。在此之前，他也慎重思考过谁来接班的问题。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商均实在 “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舜死后，禹表示谦让，推商均即位，但是诸侯都不同意，“然后禹践天子位”③。
人们常常将尧、舜、禹之间的权力交接方式称为 “禅让”。权威工具书 《辞源》对 “禅让” 的解释是： “古代传说，以帝位让授予贤者，称为禅让。” 这里的问题是，首先，尧、舜、禹都不是 “帝”; 其次，他们之间的权力递嬗，也绝非个人行为，其间更包含着隐形的公众同意、认可的原始民主政治制度的遗痕。例如长老 四岳的推荐，就是舜之所以能够继承尧的职位的关键起始环节。梁启超曾经这样批评“禅让” 之说： “禅让者，私相授受之意也。凡人必其己所自有之物，然后能举以授人。国家者，岂君主所有物乎? 以国家为君主所有物，是正沉惑于专制政体之谬想耳。”①从政治学原理方面讲，公权不可私授，梁启超的批评是正确的; 但是，从历史知识方面讲，尧、舜、禹执掌的权力，还不是国家权力，而只是部落联盟的权力。而且，合理的历史事实的推断是，尧舜之间并没有私授公权。原始的政治民主制度，在其权力递嬗过程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典籍记载中的尧、舜、禹等政治领袖人物，有才能，有威望，但是没有私产，也没有特权。尧 “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②。舜“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③。禹亲自 “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④。司马迁笔下的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⑤。
尧、舜、禹的时代，政治领袖人物治理的地域，已经相当辽阔。颛顼当政时，治理的范围 “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西至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⑥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发现了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大型古代文化遗址。遗址内可见明显的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储区、礼制建筑区及王族墓地的功能区划。经过三十余年的考古发掘、研究，专家 判定，这里极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唐尧帝都” 所在之地。“夏商周断代工程” 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认为： “陶寺城址规模宏大，内涵丰富，称为都邑，而其时代与地望又同尧都传说相当或相近，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希望今后的发掘研究能提供更多的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陶寺遗址 “使世人看到，早至距今4300年之前，在晋南地区已经形成一个早于夏王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形成了一个具有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有一定分布范围、拥有公共权力、工官管理手工业、拥有彩绘陶艺术、使用文字的初期文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认为，陶寺都邑遗址和以陶寺为中心的聚落遗址群完全符合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他判断 “陶寺都邑应该是古史传说中的尧都”。 2002年以后主持陶寺遗址发掘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驽，根据遗址出土的测日影的圭尺长度正符合 《周髀算经》 记载夏至影长数据的事实，证明陶寺文化存在 “地中” 概念。所谓 “地中”，不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 “大地中心” 概念，而是政治话语霸权语境中的人为规定，以保证君权神授的正统性和神圣性。他由此认为： “陶寺城址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建立的国家就是中土之国。这是 ‘中国’ 最初的概念。”①
考古找到更多中华民族的记忆
2021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于3月31日揭晓。无论是最终上榜的10个项目，还是止步于终评的10个项目，都是2021年度全国1700余个考古项目的代表。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中国样本抹掉“莫维斯线”
该遗址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是一处旧石器时代旷野遗址。该遗址最重大的发现是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东亚地区形态最典型、制作最精美、技术最成熟、组合最完备的阿舍利组合，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
阿舍利技术是早期人类智慧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20世纪40年代“莫维斯线”假说，认为在旧石器时代，该线以西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是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能掌握先进工具制造技术的先进文化圈；而位于该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本次皮洛遗址发现的阿舍利组合，为“莫维斯线”论战画下了休止符。
专家点评：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
这个遗址的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在旧石器时代遗址里，是极为罕见的大型遗址。皮洛遗址海拔3700多米，目前发现的手斧已距今13万年，这意味着13万年甚至更早以前，中国人类已经可以征服高海拔、高寒等极端环境。新的发现突破了“莫维斯线”，为研究早期大范围人类的迁徙、技术交流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三星堆遗址4号祭祀坑出土的扭头跪坐铜人像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皮洛遗址出土的阿舍利技术体系组合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郑家湖墓地出土的漆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江村大墓外藏坑出土的金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岗上遗址南区墓地出土的典型玉器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黄山遗址出土的玉璜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中慕容智墓石志盖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明中都遗址宫殿基址出土的螭首 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独山玉制造的“工业园区”
该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东北部卧龙区蒲山镇，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玉石器制作特征鲜明的中心性聚落遗址。
考古人员发掘出土了若干“前坊后居”式大型建筑遗址、“坊居合一”式中型建筑遗址。这个建筑群是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特别是最大的、编号为F1的“前坊后居式”7单元大型连间长房，面积超过150平方米，极为罕见。
从遗址中出土与制玉相关的工具、原材料几千件。一件磨石墩上甚至绘有褐红色人物劳动、卧猪、兰草写意图，堪称绝品。石器质地主要是独山石，以农具和兵器为主。玉材主要为独山玉。
在黄山遗址发现了大量的玉器、石器加工制作的相关资料。南阳有独山玉，玉产自独山，这就是人类最早利用、开发优质石质材料的案例。这里制作出来的东西流传范围不断拓展，这里就变成了经济中心、制造业中心等。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晚期的城
该遗址位于滕州市东沙河街道陈岗村东部漷河两岸，时代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主，也有部分东周、汉代遗存。
考古发现了巨大的城址：东西长约800米，南北宽约550米，面积达40万平方米，城墙宽10 22米，壕沟宽10 60米，最深处2.8米。这是海岱地区目前发现面积最大的大汶口文化城址。墓葬分布集中，有明显成列排布规律。墓葬等级差异巨大，主要表现在体量、葬具结构及随葬品等方面，可分为大、中、小型三类。三联棺、器物箱等葬具结构均是目前最早的发现。
专家点评：陈星灿（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这是第一次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城，而且还是一个巨型的城。遗址上的墓葬之间规划有序，大墓可以在10平方米左右，大墓的随葬品100多件，这是非常罕见的，表明这个 社会 高度分化。这个遗址之所以重要，因为对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尤其实证黄河下游地区中华文明起源五千年 历史 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郊，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流域，面积约12平方公里。祭祀区考古发掘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的实施内容之一。从2020年3月启动发掘至今，共计发掘面积1202平方米，发现“祭祀坑”6座、灰坑78座、灰沟55条、柱洞341个、房址4座、墓葬2座，初步摸清了祭祀区的分布范围和内部布局。
6座“祭祀坑”出土编号文物12000余件（近完整器超过2300件），另提取完整象牙450余根，1986年发掘的一号、二号坑中出土大量文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因素，表明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发掘的若干新器物，如顶尊跪坐铜人像、铜圆口方尊、玉琮、丝织品、金面具和象牙雕刻等，进一步夯实了这一认识。
专家点评：陈星灿（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新发现的前所未见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文化内涵，也将深化关于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明的祭祀场景和祭祀体系研究。通过实物，尤其这次6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再一次具体而微地实证了巴蜀文明、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
活化大一统进程中重要节点的 历史 场景
该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楚王城城址的东南郊，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本次考古清理了一批难得的秦文化饱水墓葬，极大地丰富了秦墓资料的完整性。收获了战国晚期的木觚全文约700字，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觚”，字体是典型的秦隶，形制罕见；觚文不见于传世记载，为今人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问类文献。还发现了罕见的葬具木板画，年代为战国末至秦代和秦汉之际，题材均为首见，填补了这一时期中国墓葬绘画的材质与类型的 历史 空白。
专家点评：王巍（中国 社会 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郑家湖墓地的AB区是楚人的，C区是秦人占领这个区域之后的墓葬。这些材料展示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 历史 过程，为研究战国晚期至汉初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大一统的 历史 进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典型个案。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这里才是汉文帝的霸陵
该墓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上，北距世传为汉文帝霸陵的“凤凰嘴”约2000米。经过多次勘探，最终确认该墓为“亚”字形竖穴土圹木椁墓，地面无封土，墓室边长73米，四周环绕110多座外藏坑，外围以“石围界”和门阙形成陵园。它与其西侧的窦皇后陵外围还探出了一周更大范围的夯墙遗址，形成了围合二者的大陵园。在大陵园内，还发现有两处23座外藏坑和4处建筑遗址。外藏坑中还清理出“车府”“器府”“中司空印”“南葆司空”“北葆司空”等明器铜印。
考古资料表明，江村大墓及其周边的遗迹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陵区，与汉高祖长陵、汉景帝阳陵等形制要素相近，平面布局相似，整体规模相当，并有显而易见的发展演变轨迹。结合文献记载，可以确认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
通过这次考古发掘，否定了霸陵在凤凰嘴或者汉文帝挖山成墓的说法。通过江村大墓的考古发掘可以看到，双重陵园、帝陵居中、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围绕帝陵布局等，都是模仿生前的活动、居住场景，这个理念是后来中国历代皇帝陵墓的一大特点。此外，发现的带有草原风格的金银器是先秦两汉时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证据。
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神秘王族的归宿地
该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地处祁连山北麓，主要分布于武威南山区冰沟河与大水河中下游北岸的山岗之上。
考古发掘了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该墓为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砖室墓，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墓内出土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其中如胡床、六曲屏风、列戟屋模型、成套武备等，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该墓出土的墓志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的存在，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利用汉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初步判断为吐谷浑本民族文字。而编号为“马场滩M2”墓出土的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冯翊郡太夫人党氏墓志》，有关吐谷浑蓬子氏的记载，对研究吐谷浑史、唐代军事建制，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唐蕃战争、延州阁门府及“安塞军”的来源等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吐谷浑喜王慕容智的墓，随葬器物非常丰富。尤其是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让我们知道了唐代纺织技术的高超。这个地区处于唐王朝管辖西域的交通要道上，对于研究唐与丝绸之路沿线各个部族、民族的关系、交通史、工艺美术史等方面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一手资料；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唐王朝时期统一多民族关系的形成。
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唐代西域戍边的记忆
该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东南90公里处的荒漠无人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遗址出土文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国内遗址考古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文书资料，以及首次发现的唐代汉文木简实物标本。文书所记录内容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 社会 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如文学作品《游仙窟》为国内现存最早且唯一实物标本。各类文书包罗万象，可谓是一座全面反映唐代边防生活、边疆治理的档案馆。
专家点评：闫亚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
该遗址是国内首次对唐代烽燧遗址进行的主动考古发掘，系统全面揭露了遗址的全貌。出土的文书所记录的内容非常丰富，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考古发掘成果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治理，也是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物教材。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宫城
明中都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家乡凤阳兴建的都城。明中都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成谜，通过2015年至2021年的发掘，已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通过揭露夯土台基及其内部磉墩，厘清了宫城内前朝区宫殿基址及部分附属建筑的布局。主殿前后殿加穿堂的结构，与宋元时期宫殿建筑形制较为接近，后殿西侧附属建筑组合则与北京故宫内同位置的建筑组合十分相似。
专家点评：闫亚林（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
通过2021年度的考古发掘可以清晰地看到，明中都体现了对宋元宫殿制度规划思想的继承和创新，以及它对明代南北两京工程规划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一考古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对明中都遗址的认识和研究，对研究我国古代都城规划、营建思想等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从普通居住点到政治中心的演变过程
该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涔南镇鸡叫城村。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明晰了鸡叫城聚落群的演变过程。在距今八九千年的彭头山文化时是普通的居住点，逐渐发展为环壕聚落，然后发展为城壕聚落及聚落集群，一直延续至距今4000年左右的肖家屋脊文化时期，显示出极强的内在凝聚力。
考古人员发现的编号为F63的木建筑，建于距今四五千年的屈家岭文化时期，由主体建筑和外围廊道组成，坐北朝南，主体建筑是建在若干立柱上，类似于杆栏式建筑。这是中国考古百年的首次发现。
鸡叫城遗址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演变过程：这个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更早阶段开始，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当地就有人，一步一步发展到巨大的城市中心，周围还有大大小小的遗址，变成了区域的 社会 ， 社会 程度是不是进入文明，这都值得深入讨论。
中华文明到底有多少年的历史？
五千年。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而有据可查的历史只限定在距今四千年，之前的一千年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由于缺乏考古实据一直广受质疑。位于辽宁、内蒙古、河北三省区交界的牛河梁大型史前祭祀遗址群的出现，以确凿而丰富的考古资料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提供了有力物证。
“然而，由于历史文献典籍的漏记与空白，历史考古界对红山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特殊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郭大顺不无遗憾地指出，“一些有影响的通史性著作中，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这一罕见的考古证据和丰富多彩的内容所提甚少甚至只字不提。”
扩展资料：
在浙江良渚遗址，发现了建于距今约5000年前，面积近300万平方米的内城和更大规模的外城。为了防止北边山洪对城的侵害，古人在修建之前先修了一个长3.5公里、宽十几米的巨型水坝。
经考古勘测，该遗址目前发现最大规模的城址总工程量，初步估算是1200万立方米，这样的工程量如果动用1万个劳动力也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
其工程量在全世界同时期的建筑中首屈一指。除高等级的宫殿之外，高等级的墓葬也在祭坛上修建。所以说这是一个阶级分化相当严重的社会，是一个产生王权的社会。
在山西陶寺遗址和陕西石峁遗址，分别发现了面积在280万乃至40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这些城址内社会分化严重，高等级建筑周围有高高的围墙围绕。
这一时期，墓葬中反映的阶级分化非常明显，小墓一无所有，或者仅有一两件武器或陶器；大型墓葬随葬品可达到上百件，不仅制作精美，而且表明等级身份。
“像这样的社会，显然不再是原来我们认为的部落联盟，应该已经进入到国家阶段。”探源工程负责人之一、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说，“所以我们觉得，在距今5000年前后，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包括西辽河流域等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比较快的区域，已经率先进入到文明阶段。”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让牛河梁史前遗址群告诉世界中华文明五千年
参考资料来源：深圳晚报数字报-中华文明五千年获得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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