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立考古研究新体系、肯定五帝时代的存在、开启夏文化探索之门……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开拓者——
徐旭生：古史先驱者考古奠基人
黄文弼、徐旭生(左二)、马衡、李宗侗、沈兼士、陈垣合照。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
20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百年考古，考古南阳，从南召猿人到黄山遗址，从新旧石器到远古天文台再到明清的晨钟暮鼓，为中华文明探源，为揭开华夏文明之秘，提供着南阳密码、南阳答案；为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南阳的文化自信，贡献着中国考古人、南阳考古人的自信、力量！
今年，中国考古百年，为纪念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南阳市文物局、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阳报业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南阳考古一百年大型系列专题报道“百年考古·探寻华夏文明的南阳密码”。围绕南阳考古重大发现，出土的文化遗存、遗址文物、考古人物等，推出“考古百年·南阳出土文物精品展”“考古百年·南阳考古大发现”“考古百年·南阳考古人物”三大专题报道梳理、解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的南阳元素，讲述南阳的考古故事，致敬南阳考古百年！
6月11日起，已在《南阳晚报》推出第一个专题“考古百年·南阳出土文物精品展”；今起，在《南阳日报》推出第二个专题“考古百年·南阳考古人物”。
——编者
□黄翠
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徐旭生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学者。可以说，他是中国考古学“永远的导师”，是“当代考古学思想家”，他以卓越的人文精神与赤子之心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架起桥梁，并继续激发着当今的中国考古学思想。
“立德、立功、立言”，中国第一代考古学者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是徐旭生一生真实的写照，在他88年的生涯中，留下诸多永存史册的学术业绩与生命之光：担任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团——“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这个考察团的组成，结束了从19世纪末以来我国大批珍贵文物任外国人随意拿走的屈辱历史，让中国不再出现第二个斯坦因。其巨大考察成果，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著作《徐旭生西游日记》，被赞为中国考古界的拓荒之作；著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肯定五帝时代的存在，重塑中国历史脉络；推动了“史前区系类型”理论的提出和确立；开创了一条通过研究神话传说来进行考古研究的新途径；开启夏文化探索之门，推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进程……
考察轰动国际学术界徐旭生（1888—1976），名炳旭，字旭生，河南南阳唐河县人，幼时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谙熟《通鉴纲目》《四书》《五经》等传统典籍，青年时代，就表现出对古史的浓厚兴趣。1913年，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学习哲学。留学的经历使徐旭生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人类学理论和实践活动，这些学术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共同培养了他的逻辑思维、判断力与行为能力，也正是在西方哲学与史学无数次的交集中，给他的史学思考带来非凡的广度与深邃的思想性。
1919年，徐旭生学成归国，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务。1927年，他担任“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长，与多学科专家共同去内蒙古、新疆等地进行地质、气象、考古等科学考察。考察条件的艰苦难以想象，火车只通到包头，其他路程只能靠骆驼和两只脚。大部分时间是在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地图上的空白区行走。考察地区的温度，冬季冷到零下40℃，刮起风来飞沙走石，夏季荫蔽处可热到40℃以上。除了戈壁沙漠，就是崇山峻岭，考察队员们住帐篷、睡地铺，当时军阀混战，盗匪横行，更增加了途中的危险性……徐旭生毅然带队前进，“时景虽严吾当行，猛进不需愁途穷”。他的沉着冷静，增强了队员们的信心，保证了全团的团结合作，考察期限由2年延至6年，取得了轰动国际学术界的考察成果；中国科学家的工作赢得了崇高声誉；中瑞双方考察报告及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行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影响巨大；发现居延汉简是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重要考古学成就……从考古学思想史角度来看，这是中国学术金石访古的传统与西方多学科学术考察的首度合作，拓宽了观察与思考的角度与方法，并培养了黄文弼等一批对西北史地、新疆考古研究有重要贡献的中国考古学家。
西北联合科学考察第一次改变了过去西方无视中国主权的探险传统，在维护民族文化和自尊方面的贡献巨大。经过徐旭生、刘半农、沈兼士、马衡等中国知识分子力争达成中外对等的合作模式，成为日后中国考古国际化的基本理念。
徐旭生由于对考察团的卓越组织领导，获得以瑞典国王名义颁发的勋章。我国政府为这次考察出纪念邮票一套——这是我国第一次为学术界出版发行纪念邮票。
1931年，徐旭生应鲁迅之邀出版的《徐旭生西游日记》成为西北考察的经典之作。
开启陕西考古“第一铲”1932年，徐旭生应邀到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所）先后任编辑、研究员和考古组组长，完成从哲学与教育事业向考古与历史研究的转变。基于对三代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关注，研究重点从西北边疆转向中原腹地。他开始筹划陕西的周秦故都考古工作，与中央研究院的殷墟考古相呼应。
作为北研院与陕西省合作成立的陕西考古会工作主任，徐旭生以研究史料稀少的周秦初期文化为首要任务。其组织实施的宝鸡斗鸡台遗址的三次发掘开启了中国考古学探究周人和秦人发展脉络的序幕。在长达4年的陕西考古调查发掘期间，“适陕省大灾刚过，关中农村经济凋敝，人民困苦，故整体活动备极艰辛”。陕西考古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关中遗址、遗迹完成了大规模、全景式的调查。“穿越关中地区渭河南北纵横数百里狭长地带，先后于陕西境内调查发现各类文物遗迹近千处，清理发掘古遗址、古墓葬数百处，获取各类文物数千件，同时对关中地区大量古遗址、古建筑以及散存各地千余通重要碑石与铜、铁古钟和戏曲、民俗、方言等，分别通过调查、测量、绘图、记录、捶拓、摄影等手段实施资料收集与不同程度的相关保护及研究。相继整修维护了西安东岳庙、宝鸡东岳庙及大王村寺庙等多处古代建筑；颁布下达了一系列有关文物保护的指令、函件。”
此次考古堪称陕西考古“第一铲”，徐旭生和苏秉琦在陕西的考古活动，至今仍被认为是“陕西现代田野考古的奠基和起步”，是陕西考古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
开创考古研究新途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疑古派以《古史辨》为大本营，提出了“东周以上无史论”的观点，否定五帝时代的历史，一时风靡史学界。1939年，徐旭生萌发了通盘整理古史传说材料的想法，运用4年时间研究，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上首部系统研究古史传说的重要著作。
作为全书的中心，“上古三大集团”影响最大。他提出，我国古代部族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并采用文学材料和时存民俗相对照的方法，廓清了上古五帝时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包括当时的部落分布、彼此之间的关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将古史传说时代的华夏民族的起源、发展和兴旺之路形诸纸上，有力地驳斥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疑古派所带来的理念危机。
徐旭生指出中国上古社会进化过程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第一次是从氏族林立逐渐融合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落联盟；第二次是以颛顼“绝地天通”传说为标志的宗教改革，专业祭司垄断宗教沟通，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发挥了进步作用；第三次是大禹治水之后，氏族制度解体，“有定型，有组织”的王国出现，历经三代，逐渐发展到秦汉帝国的统一。传说时代这个开放性的历史概念，为探究文明形成过程的社会记忆提供了可能，也为用考古方法探究史前社会向留下最早文字证据的殷商文明的演进提供了用武之地。这种努力不以考证经史为目的，而是为考古探索经典知识的发生过程建立一种新的认知框架。
夏文化探索的开拓者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早在公元前22世纪末就建立了。但长期以来，夏代却是考古方面的一大空白点。1959年，徐旭生根据文献记载，经过认真细致的研究，决定再次进行田野调查，寻找失落数千年的“夏墟”。
这年72岁的徐旭生自北京出发，前往河南西部，先后到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进行考古调查。这次行程收获巨大，他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这是夏文化考古的重大突破，自发现后，中国数代考古工作者孜孜不倦发掘了50多年，“持续之久、参与人数之多、成果之丰、影响之大，在国内除了安阳殷墟几无比肩者”。
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中轴线布局、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最早的大型官营作坊……二里头的发现，让徐旭生成为夏文化探索的开拓者。
对于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来说，完成这次考察并非易事。徐旭生随身带着一个小卷铺盖，和年轻人一起坐硬座，住工棚，吃普通伙食。1959年，“大跃进”带来的危机已显现，农村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徐旭生一行也只有红薯面窝头，助手想找当地领导帮助，为他改善一下伙食，他坚决拒绝：“群众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当时交通条件极差，很多地方只能徒步，他不顾风吹日晒，在羊肠小道和田间地头自得其乐，有时一天甚至步行20多公里……
返回北京后，徐旭生写出了《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该报告一经发表，在历史学、考古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引起了人们对夏代文化的浓厚兴趣和高度关注。
古史先驱者，考古奠基人。徐旭生的一生，成就了自我，也缔造了学科。与他一起工作多年的黄石林在《徐旭生先生传略》中写道：“徐老的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是一位渊博的学者。他的为人正派、耿直、真诚、朴素，处处都是我们的表率。他那慈祥和蔼的学者风度，为学术研究而辛勤努力，工作上认真负责，治学上严谨求实，堪称一代师表，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参考文献：
1.李旻《信而有征：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徐旭生》《考古》
2.金爱秀《论徐旭生考古学研究的理论贡献》《南阳师范学院学报》
编辑：齐 杰
初审：李 萍
终审：柏伴雪
徐旭生的人物生平？
人物生平
徐旭生的人物生平
1919年徐旭生学成归国后，先后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26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1927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29年任国立北京大学第二师范学院院长。1932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编辑，晋升研究员。1937年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解放后，先后出任北平研究院领导小组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著述等身，造诣颇深。其著述有《徐旭生西游日记》、《陕西渭河附近考古调查报告》、《陕西省最近发现之新石器时代遗址》、《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略谈研究夏文化问题》、《禹治洪水考》、《〈山海经〉札记》、《〈山海经〉的地理意义》、《对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问题的看法》、《井田新解并论周朝前期士农不分的含义》等。翻译有威伯尔《欧洲哲学史》，波兰历史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
1927年，徐旭生担任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外合作的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方团长。这个考察团的组成，结束了从19世纪末以来我国大批珍贵文物任外国人随意拿走的屈辱历史，它的巨大考察成果，震动了国际学术界，影响深远。
1926年末，瑞典著名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博士率一个大型远征队，准备到我国西北部进行科学考察。当北洋军阀政府与斯文赫定签订的不平等协议中不准中国科学家参加，采集品全部运到国外的内容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北京十几个学术团体联合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发表宣言表示抗议，并派徐旭生和刘半农等为代表，经与斯文赫定反复磋商，终于达成新的协议：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领导下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设中国及外国团长；中外科学家各占一半；采集品留在中国。这使中国学术界大为振奋，奔走相告，各报刊纷纷报道评论。中方团长的重任就落在徐旭生教授肩上。
考察条件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火车只通到包头，其他路程只能靠骆驼和两只脚。大部分时间是在没有道路、没有人烟、地图上的空白区行走。考察地区的温度，冬季冷到零下40℃，刮起风来飞沙走石，夏季荫蔽处可热到40℃以上。除了戈壁沙漠，就是崇山峻岭，考察队员们住帐篷、睡地铺。当时军阀混战，盗匪横行，更增加了旅途的危险性。
这次考察对我国科学家来说是仓促上阵，从签协议到出发不足半个月，谈不到做准备。徐旭生不顾旅途劳累，经常在烛光下翻阅历代典籍，如《汉书》、《后汉书》、《晋书》、《隋书》、《旧唐书》中的地理志，以及《西域图志》、《新疆图志》、《圣武纪》、《蒙古游牧记》等书，详细查找所经地区的有关资料，以指导考察，特别是为考古工作指出方向。他的渊博学识赢得了中外团员的敬佩。斯文赫定感叹地说：“真没想到中国有这样好的学者，”“要是只是我一个或者同着一些西洋人旅行，最多也只好在归来后找欧洲的‘中国通’才能求得2100年前在噶顺绰尔表演着的历史遗事的说明；我现在不只是有书，还有学者指示我，随时都能知道我所愿知的一切。”徐旭生正直的为人，不亢不卑的态度，坚定不移、不畏艰险的精神更使团员们折服。当考察团几乎陷入断粮、缺水、骆驼倒毙，斯文赫定又病倒在沙漠……绝境的情况下，徐旭生毅然带队前进，并写下豪迈的诗句：“时景虽严吾当行，猛进不需愁途穷。”他的沉着冷静，增强了团员们的信心，鼓舞他们去战胜困难。斯文赫定感慨地说：“我们的景况愈是阴沉，而徐教授的自信和宁静也愈是强大，在我们经历的艰难时期中，他表现出完全能驾驭这环境的神情。”
在这包括中国、瑞典、德国、丹麦四个国籍的团体中，不产生矛盾是不可能的，何况不少欧洲人对中国还带有不同程度的偏见。在进入新疆时，当地政府要求检查行李，封存武器，然后才能放行。几名德国团员拒绝检查，遭到徐团长严词驳斥，他们虽然不得不服从，却对他大为不满，甚至拒绝同中国团员同桌进餐。直到斯文赫定赶到，严厉批评了他们，问题才得到解决。入疆以后，军阀内讧，政局十分混乱，地方政府对考察团疑虑重重。徐旭生襟怀坦荡，对待各派势力以诚相见，决不介入地方纠纷；并严格要求中外团员不得就军阀内讧表态；对于地方当局的无理要求据理力争，使科学考察团按计划完成任务。斯文赫定因病中途回国，整个工作全靠他一个主持。
领导核心的相互信任，保证了全团的团结合作，考察期限由2年延至6年（1927~1933），在我国西北部约46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进行多学科考察，绘制地图，取得了轰动国际学术界的考察成果；中国科学家的工作赢得了崇高声誉；中瑞双方考察报告及研究成果的出版发行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影响巨大。出发才一个多月，我国年轻的地质学家丁道衡就发现了白云鄂博大铁矿。当时徐旭生就估计道：“或将成为我国北方的汉冶萍。”目前，在白云鄂博铁矿的基础上建立了生产能力巨大的包钢，而且在矿区发现有丰富的稀土矿藏，使包头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稀土金属产地。另一轰动世界的新闻是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在新疆发掘出包括7个新种的72具二齿兽、恐龙等古爬行动物化石，使我国的古生物研究跃上一个新台阶。著名古生物学家杨钟健认为，“此其重要，殆不在中国猿人之发现以下。”袁复礼为此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奖章。直到现在中外科学家还在沿着袁教授的足迹不断探索。黄文弼是我国第一个入疆考察的考古学家，他考察了高昌等古代遗址，还穿过和绕行浩瀚的沙海——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表了《高昌砖集》、《高昌陶集》、《吐鲁番考古记》、《罗布绰尔考古记》等专著，现还被译成日文出版。瑞典的贝格满博士在属于古居延的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出上万枚汉简，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居延汉简”。这批国宝，抗日战争期间，经香港辗转到美国，现存台湾。1972~1974年，在原简发现地又出土汉简2万多枚。这3万多枚居延汉简是研究汉代文化的珍贵考古资料。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植物学家刘慎谔博士采集标本4000多号，归来主编了《中国西北地区植物地理概要》及《中国北部植物志》。经过这次考察，中国新疆地区第一次留下了完整的现代气象记录。我国青年学者李宪之根据自己的观测结果，研究出东亚寒潮的途径，为20多年后的云图所证实，他因此项研究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考察团的实地考察，解决了当时国际地理学界争论不休的罗布泊位置问题，证明了罗布泊是随塔里木河的改道而改变位置的迁移湖。这是斯文赫定的重要学术贡献。最令人兴奋的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全部采集品留在我国。当徐旭生1929年与斯文赫定一道返回，在北平、南京各大学作考察演讲时，受到学术界空前热情的欢迎。《大公报》报道说，“楼上楼下均无隙地，听众踊跃情况为历来集会所未有”，“唤起学术界之倾倒”。徐旭生在一次演讲中谈到新疆矿产丰富，特别是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如果不改变国防空虚、科学落后的情况，必将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之地。1931年，《徐旭生西游日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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