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平陆圣人涧发现唐代鎏金铜造像窖藏
选自《考古》1991年12期，卫斯
1988年5月下旬，山西省平陆县城北郊的圣人涧村村民冯氏在雇工凿院取土过程中，于距地表3.2米深处，发现了一处以鎏金铜造像为主并兼有石造像的窖藏。县博物馆闻讯后，随即将出土造像及时收藏。
窖藏计有佛道鎏金铜造像21件、铜造像1件、石造像1件、零星边金铜床座8件、背光3件、“开元通宝”钱1枚、铜器残片11件。这批造像最高的7.4厘米，最低的2.5厘米。像座最大的高3.8、长9、宽7厘米。造像没有盛器，系直接入土窖藏。现将较富特点的简报于下。
一、佛教鎏金铜造像
佛立像1件（001）。通高15.8厘米，像高7.4厘米。高肉髻，面相长圆，眉目清秀，两耳垂肩。右臂上抬，手指撮合。左臂前伸，手托一钵状物，作说法状。身着通肩袈裟，跣足立于仰莲座上，莲座下托以莲枝，左右两侧有相对的莲蕾，座下端有长棒,插于方形透空足床上。头光作镂空圆形。背光桃形，内饰火焰,镂空。顶上趺坐一化佛（图版肆,5）。
佛坐像1件（002）。通高13厘米，像高3.8厘米。高肉髻，面方圆，两耳垂肩，头稍低垂。身着右袒袈裟。右皆曲肘向上，以手着肩，左手覆于膝上。跣足盘坐于仰莲座上，莲座于下托以莲枝，左右两侧有相对莲蕾，座桦插于方形透空足床上。头背光作三重椭圆形，其间以半圆缀连,周边饰莲枝，两侧有相对连蕾。顶残（图版肆,2）
观世音立像2件（003、004）。003,通高12.4厘米；004,通高13厘米。两像皆高4.9厘米。造形特点相同。面丰。头戴高花宝冠，宝増由两肩飘垂至两脚侧旁，饰项圈腕钏。腰右弯，右臂下垂,手握净水瓶。左臂曲肘向上，手持一物。跣足立于仰莲座上，莲座下以莲枝相托，座下有长棒，插于长方形透空足床上。头光作镂空圆形，背光作桃形，顶上及两边各有一结枷趺坐化佛（图版伍,3、4）。
观世音立像1件（005）。通高12.8厘米，像高4.6厘米。面相清秀，头戴高花宝冠，冠带由两肩飘垂至两脚侧旁。袒左胸。阴刻衣纹。理珞宝珠绕颈自左胸垂下,腕饰钏。腰右弯，右臂下垂，手握净水瓶颈。左臂曲肘向上，手持拂尘。跣足立于仰莲座上，莲座下托以莲枝，座下有桦，插于长方形透空足床上。头光作两圈同心圆。冠顶正中有一立体化佛。背光桃形，周边饰火焰纹，顶上及两边有结珈趺坐化佛（图版伍,5）。
观世音立像1件（006）。通高11.8厘米，像高5.1厘米。脸方圆，头微向右倾。戴高花宝冠，宝缗顺肩飘垂至脚际，饰项圈腕钏,身挂长理珞。袒上身，下身着裙。腰左侧弯曲，左臂下垂，提净水瓶;右臂曲肘向上，手持拂尘。跣足立于束腰莲座上，座桦插于长方形透空足床上。头光作三同心圆，其间以联珠相连，背光桃形火焰式（图版肆,3）。
观世音立像2件（007、008）。通高8.5厘米，像高4.1厘米。面丰。头微低垂，戴宝冠，冠带顺肩徐徐飘垂至脚两侧。身挂长嘤珞，饰腕钏。束腰。腰左弯，左臂下垂，手提净瓶;右臂曲肘向上，手持拂尘。跣足立于束腰莲座上，座禅插于长方形透空足床上。头光镂空形，背光桃形火焰式（图版伍,2）。
观世音立像1件（009）。通高8.2厘米，像高3.5厘米。面方圆。头戴宝冠，宝磐由肩两侧飘至脚际。饰项圈腕钏。腰左弯，左臂微抬,手握净水瓶；右臂曲肘过肩，手持拂尘。跣足立于镂空莲枝座上，座下有禅，插于长方形透空足床上。背光及右侧飘带已残缺〈图版肆,6）。
观世音立像1件（011）o通高9.2厘米，像高3.2厘米。面相长圆。头戴高花宝冠，披増自双肩飘至脚际,饰项圈腕钏。阴刻衣纹。腰左弯，左臂下垂,手提净水瓶;右臂曲肘向上，手持拂尘。跣足立于镂空莲枝座上。座下有桦，插于长方形透空足床上。背光桃形，头光圆形有小圆孔。
观世音立像2件（012、013）。通高7.5厘米，像高2.7厘米。丰面。头戴高宝冠，宝籍顺肩飘垂至脚际。饰项圈腕钏。束腰。腰左弯，左臂下垂提净瓶；右臂曲肘向上执拂尘。跣足立于束腰莲座上。座禅插于长方形透空足床上。桃形背光，阴刻火焰纹（图版伍，1）。
菩提树形七化佛造像1件（016）。通高10.8厘米，树高8.5、宽11、厚0.4厘米。下面为莲花座，两侧有荷叶莲蕾为饰。座禅插于长方形透空足床上。向上分为七枝，每枝有一莲座,上有坐式化佛，高2.3厘米，项光桃形。下列4尊，上列3尊，共7尊。坐佛除正中着左袒袈裟外，其余均着通肩袈裟，作结珈趺坐（图版陆,4）。
菩提树形七化佛造像2件（017、019）。通高9.4厘米，树高6.5、宽6.4、厚0.4厘米。下面为莲花，向上分七枝，每枝莲座上有坐式化佛一尊，高1-1厘米，桃形项光。下列4尊，上列3尊，共7尊。坐佛皆为通肩袈裟，作结珈趺坐。下部有棒，插于长方形透空足床上。019,足床后底边有残缺（图版陆,2）。
菩提树形七化佛造像1件（018）。通高10厘米，树高7.7、宽4.5、厚0.4厘米。下面为莲花、向上分枝，每枝莲座上有坐式化佛一尊，高1厘米，桃形项光。中间上下为3尊，左右上下各2尊，共7尊。两侧饰莲蕾,左侧残缺。下部有桦，插于方形透空足床上（图版陆,1）。
菩提树形七化佛造像1件（020）o通高9.2厘米，树高7、宽4.5、厚0.3厘米。下面为一莲花向上分枝，每枝莲花座上有坐式化佛一尊，高1厘米，桃形项光。中间上下为3尊,左右上下各列2尊，共7尊。两侧饰莲蕾，左侧残缺。下部有禅，插于长方形透空足床上。此像风格与018相同，但不如018厚重，且床座后底边残缺（图版陆,3）。
菩提树形七化佛造像1件（021）o已残。通高14厘米，树高10.5、残宽6、厚0.4厘米。下面为莲花座，中间以荷叶为饰，座桦插于六边形透空床座上。向上分七枝，每枝有一莲座,上有坐式化佛，高2.4厘米，项光葫芦形、残存4尊。坐佛皆为通肩袈裟，作结咖趺坐姿式。
菩提树形七化佛造像1件（022）o通高6.6厘米，树高4.8、宽4.8、厚0.4厘米。下面为莲花，向上分枝，每枝莲座上有坐式化佛一尊，高0.7厘米，桃形项光。下列4尊，上列3尊，共7尊。腰部残断，锈蚀甚重。下部有长棒，插于长方形透空足床。
二、道教鎏金铜金条
老子立像1件（010）o通高8.2M米，.像高4.3厘米。头高髻，面相长方,有须。身披道袍。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提宝瓶。跣足立于三层不规则的椭圆形台座上，座下为足床，像与座一次铸成。背光桃叶形。头光两侧右刻日形符号;左刻月形符号。日、月符号之上为气体上升线刻。顶残（图版肆,1）。
老子立像1件（014）。通高6.8厘米，像高2.5厘米。头戴道冠，面相瘦削，留须。肩披道袍，左臂下垂执宝瓶，右臂曲肘向上执拂尘。跣足立于圆形台座上。台座下连长方形足床。桃形背光，顶有结跚趺坐化佛。一次铸成（图版肆,4）。
三、佛教铜造像与石造像
铜造观世音立像1件(015)o通高16.2厘米，像高6厚米,面丰。头戴高花宝冠，冠带绕臂飘垂至脚际。腰右弯，右臂下垂提净水瓶；左臂曲肘向上执拂尘。跣足立于八角五层台座上，台座连于长方形足床。像腰部残断;床足缺一。背光桃形，头光镂空圆形,顶有结伽趺坐化佛一尊。像与座一次铸就(图版伍,6)。
一佛二弟子石造像1件(034)。造像由一块长方体黄色大理石雕成。通高12、宽8.6、厚4.8厘米。像雕于龛内，佛龛圆额长方形，通高9.5、进深2.5、宽5.9厘米。主佛为释迦牟尼。高肉髻，面丰，两耳垂肩。身着通肩袈裟，左臂前伸置于膝上，手握宝物;右臂弯曲向上，手执一物。跣足盘坐于束腰莲瓣座±o二弟子身着袈裟，双手合十于胸前，立于主佛两侧。龛底两侧有雄狮相蹶。左狮头部已残。
四、鎏金铜床座及其它遗物
长方形床座1件(023)。高3.8、长9、宽7厘米。床面有9个孔。四面有壶门，前后壶门一样，左右壶门相同。前壶门底边残缺(图一,3)。
正方形床座1件(024)。高4、边长5.2厘米。床面有2个孔。四面有壶门,前后壶门一致，左右壶门同样(图一,5)。
正方形床座1件(025)。高3.6、边长5厘米。床面有2个孔，四面有壶门，前后相同，两侧一样。左壶门底边有残断裂缝(图一,7)。
长方形床座1件(026)。高2.8,长4.8、宽3.5厘米。床面有2个孔，右前角残断裂缝。四面有壶门,前后对应相同，左右对应一致。前壶门底边残断裂缝(图一,8)。
长方形床座1件(027)。高2.1、长3.5、宽2.9厘米。床面有2个孔。四面开壶门，前后壶门一致，两侧壶门相同(图一,l)o
长方形床座1件(028)o高2.2、长3.5、宽2.6厘米。床面后部有一个孔。四面'有壶门，前后壶门形制相异，两侧壶门形制相,同(图一,2)。
长方形床座1件(029)。高1.8、长3、宽2.5厘米。床面后部有1个孔。四面有壶门，前后壶门一致，两侧壶门对等《图一,4)。
长方形床座1件(030)。高1.4、长2.4、宽1.9厘米。床面后部有I个孔，已残破。四面有壶门,后壶门顶边有一小段残缺，连及床面。前后壶门一致，两侧壶门相同（图—?6）o
婆金铜背光1件（031）o两重椭圆形，其间以莲枝相连,周边饰莲花。通高8.6、腰部残宽4.5、厚0.2厘米。
鎏金铜背光1件（032）。桃形。中作三圈同心圆。周边饰火焰纹，顶右侧有残缺。通高5.9、腰宽4.8、厚0.2厘米。
铜背光1件（033）。边饰多方连续莲花，下部两圈同心圆与底边相交。上部一圆与下部大圆相交与小圆相切。其间镂空以莲枝相莲。通高7.5、腰宽5、厚0.15厘米。
“开元通宝”钱1枚。直径2.5厘米。背面右侧有甲痕如月。
铜器残片共11件。大致属2尊佛像和4个床座的残片。
五、结语
这批窖藏造像没有纪年铭文，仅出一枚“开元通宝”钱，从其题材、造型、铸造工艺上看，与1983年9月山西平陆西侯村出土的唐代佛教铜造像及1984年3月陕西临潼邢家村发现的唐代鎏金铜造像多有相似之处①，应为唐代早期作品。
从鎏金铜造像的整体造型来看，佛立像躯体比例匀称，眉目清秀；观世音像面丰，细束腰，躯体修长，増带飘垂;菩提树形七化佛，树形分枝左右对称，结伽趺坐化佛姿态自如，老子体态短阔，肩披道袍。造像工艺精湛，铸造釆取分件铸后合插的方法或一次铸成。一佛二弟子石造像雕工亦为精细，在以往发现的造像窖藏中尚未见到。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窖藏造像中有2件老子鎏金铜造像与其它佛教造像共存。这当作为当时佛道合流情况的一种反映。010老子立像头光两侧所刻的日、月形符号及符号之上的气体升腾线刻，应是对修道成仙意境的描绘。
圣人涧现为平陆县城所在地，南距茅津3.5公里。据史念海教授考证：唐时平陆的县治所在即今茅津村②。1982年，茅津村也曾出土过一批唐代佛教铜造像③，风格与此批鎏金铜造像相近。圣人涧地近茅津，如果将此次发现与1982年茅津村出土的唐代佛教铜造像联系在一起的话，可说明唐代早期这里佛教的盛行。至于说这批遗物埋藏的原因及时间，可能与武宗会昌五年大兴灭佛事件有关。
总之,这批佛道造像造型准确逼真，比例适度，衣纹流畅，无论铸造、雕工皆精致细腻,显示出铸造和雕工方面的较高工艺水平，反映了唐代早期造像的特征。对研究我国的佛教艺术和道教思想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小麦是什么时候引进到中国的
我国何时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学术界存有不同看法。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认为：我国唐代的碾碨经营赋有独特的历史性，是以小麦的磨粉作业为主要内容的。如果小麦种植还不普及，碾碨经营就不可能大规模流行，并把“城市的发展”、“庄园经营的发展”作为唐代小麦种植与碾碨经营之间经济结构的两个显著特点。
西嶋先生的“碾碨经营论”是指“水磨经营”而言。笔者认为，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其次是与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以及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与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
有关石磨在汉代的普遍推广使用情况，已被大量考古发现所证实。汉代的水利工程规模都很大，考古学在此方面的主要发现有：陕西西汉白渠渠首遗址和安徽安丰东汉塘(芍坡)灌溉工程水堰遗址。此外，水井模型在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是习见之物。汉代耕作技术上的进步，从考古学角度来看，主要反映在铁犁铧的大量出土和牛耕、耧播资料以及大量的小型铁农具的发现等方面。大面积的种植小麦，为人口的增殖创造了必备的物质条件，这一时期的地主庄园已经初具规模。
我国栽培小麦，从考古学提供的材料来看，大约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60年代初，新疆天山东部的巴里坤县石子乡土墩遗址(属新疆新石器时代三种文化类型之一的 “含彩陶类型”)里曾发现过已经碳化的小麦粒(1)。1979年，塔里木盆地东端的罗布泊西北约70公里的孔雀河下游北岸，一个原始社会的墓葬的随葬草篓内又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小麦粒(2)。
据文献记载，我国大面积推广种植小麦当始于汉代。《汉书·食货志(上)》云：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上奏：“《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按：《春秋》记载麦禾歉收之事，如庄公七年‘秋，大水，无麦苗’；庄公二十八年‘…冬…大无麦禾’)，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是岁失《春秋》之所重，而损生民之具也。愿陛下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所谓宿麦，秋冬种之，经岁乃熟，故云宿麦，即冬小麦。因此，汉武帝派“遣谒者劝种宿麦”(3)。汉成帝(刘骜，公元前32——公元前7年在位)时，著名农学家汜胜之曾以 “轻车使者”的名义，在关中平原推广种植小麦而著称天下(4)。《后汉书》所载东汉皇帝对粮食生产所下的十几次诏书，其中有九次涉及麦(5)，充分显示了麦在汉代粮食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正如有些学者所说：“两汉以粟麦为主的粮食生产结构是北方作为全国经济重心的反映。”(6)
但是，由于文献记载资料尚少，还不足以说明在我国北方地区汉代即已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我国何时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学术界一直存有不同看法。60年代以前，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说法是，日本学者西嶋定生先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经营论”。他认为，我国唐代的碾碨经营赋有独特的历史性，是以小麦的磨粉作业为主要内容的。如果小麦种植还不普及，碾碨经营就不可能大规模流行(7)。60年代以后，由于考古学在此方面的不断发现，我国一些学者开始改变对这一问题的固有观点，提出了汉代我国即已开始大面积种植小麦的新观点。但从总体而论，我国学者还没有人探究过这一问题，还不曾对“唐代碾碨经营论”进行过辩论，即还不曾使人们对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有一个立体的认识，甚至还有少数同志赞同西瞚先生的观点。所以，本文旨在通过与西瞚先生提出的“唐代碾碨经营论”的辩论，对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作一番考证。
在未介入正题之前，首先我们应该弄清何为碾碨，西嶋先生认为：“碾碨是石碾。”“是利用水平面运动的石碾，即进行脱粒、磨面的工具。”并指出：“碾碨主要是用于小麦制粉的应用水平运动的工具，由于利用水利，在南北朝以后，尤其是在唐代迅速发展并作为营利投资的对象而在许多庄园附属磨坊中占有主要地位的工具。”(8)对于西嶋先生对“碾碨”一词的解释，笔者有不同的认识，“碾碨”就是指水磨而言。因为碾即辗的别体字，碨即硙的别体字。辗字单独来讲，有车轮转动之意。硙，磨也。辗与碨组成一词，即有轮转带动磨转之意。轮转的动力何来?是靠水力，而不是靠别的动力。《北齐书·高堂隆传》云：“又凿渠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治水碾碨，并有利于时。”《通典·食货·水利田》亦云：“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商大贾竟造碾碨，堰遏费水，渠流梗涩。”可见碾碨在当时实指水磨而言，并非指石碾而云，不然的话，西嶋先生提出的“碾碨经营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即朝廷和碾碨经营者之间以水利权为中心的对抗”(9)就不会发生。朝廷禁压碾碨设置就与以“保护灌溉水利为目的的农本主义”无关(10)。事实上西嶋先生的“碾碨经营论”是指“水磨经营”而言，而与“石碾经营”相距甚远。
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真的与水磨的出现有关吗?笔者认为，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其次是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与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与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
为什么说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因为在石磨发明以前，人们是把麦子、大豆煮成饭吃的，“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11)，“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 (12)。有了石磨，就可以把麦子磨成面粉。由粒食改为面食，是我们民族饮食史上的一大进步。“饼饵麦饮甘豆羹”(13)，颜师古注：“溲面而熟之则为饼，饼之言并也，相合并也。麦饭，磨麦合皮而炊之也。”王应麟补注：“《说文》，‘饼，面食也’。麦末谓之面。”《说文解字》云：“面，麦屑末也。”汉代时期，正是我国石磨普及推广时期，也是小麦由粗食到细食的转变时期。正如陈文华先生研究这一问题时指出的那样：“烧饼、面条、馄饨、水饺、馒头、包子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于是小麦就成了深受人们欢迎的粮食。社会的需要大大促进了小麦种植的发展。”(14)
根据笔者的研究，石磨大约诞生于战国时期，而普及使用则在汉代(15)。目前见于考古学方面与此有关的发现，实用性汉代石磨的考古发现有：河北满城王陵山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石磨，该磨“分上下两扇，上扇表面中心作圆形凹槽，周边突起，当中有一道横梁，两侧各有一个长方形孔，底面满布圆窝状磨齿，中心稍有内凹，下扇磨齿亦为圆窝状，表现微隆起，中心有一圆柱形铁轴，磨通高18、径54厘米，铜漏斗上部大，口下腹收敛作小口，腰部外施宽带纹一道，上口径94.5、下口径29、高34厘米。自上口向下16厘米处，漏斗内壁平伸出四个支爪，两两相对，其跨度超过石磨直径，这说明四个支爪上原当置有承托石磨的木质器。”(16)
山东济南市出土的汉代石磨，该磨分上、下两扇，上扇剖面略呈“凸”字形。顶部中央为相对的平面作半月形的进料口，中隔横梁。上扇边缘较薄，边缘侧面有长方形洞，为安装推磨棍之处。上扇边缘表面刻满斜线纹。下扇中心凸起榫，磨齿的形状是凹坑式的，排列成同心圆，凹坑亦略呈枣核形(17)。
山西襄汾县汉代临汾故城遗址出土的石磨，上扇厚9厘米，下扇厚10厘米。上扇之进料漏斗深9厘米，呈半锥体形。磨齿为点状纹，凹入成小圆坑，上扇侧有长方孔，为安装磨棍之处(18)。
洛阳河南县城东区汉代粮仓遗址出土石磨四件，编号302∶3为石磨盖，剖面作“凸”字形，背部有两个半月形漏斗，斗内嵌铁片。磨擦面的磨齿纹，是短的长方坑，共六匝。磨上扇边缘有长方孔三眼，可安装推磨棍三根。此磨通高11厘米，直径50厘米，边厚7厘米。317∶29为磨的下扇，磨齿形制为短的长方坑。磨中心方孔内有铁片，原来也当安装了铁轴。此磨扇直径49厘米，边厚6厘米，中间厚8厘米。另外两个磨盘出于305粮仓和320粮仓，报告说此二件已残损 (19)。
甘肃省古浪县陈家河台子汉代遗址出土一石磨，只有下扇。其磨扇形制为凹入菱形纹，与枣核纹近似(20)。
河南淇县县城土产公司院内出土的汉代石磨，直径55厘米，通高19.5厘米，下扇厚13.5厘米。上扇有半圆形漏斗两个，中隔一梁，漏斗底孔一大一小，大的孔径为3厘米，小的孔径为2厘米。上扇表面饰阴刻平行线纹，边缘侧凿一个装推磨棍的长方孔。下扇磨擦面微微隆起，磨中心有铁质圆轴，磨齿是八区斜线纹 (21)。
属于明器的汉代石磨和陶磨，据不完全统计，大约在70件以上(22)，涉及到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宁夏、北京十个省市，五十多个县(23)。正如李发林同志在研究我国古代转磨(石磨)产生的地域和具体时间时指出的那样：“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战国、两汉、三国的转磨大都发现于黄河、长江流域。南方的珠江流域和北边的辽河流域则相当罕见，两汉转磨出土的地区大都是盛产小麦的地区，这不是偶然的。正是小麦这种粮食需要做成面粉，才便于进一步制成可口的食品。”(24)
上面我们谈的是有关汉代石磨的考古发现，既然说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那么，伴随汉代石磨的考古发现，必然有小麦或与小麦相关资料的发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出土过汉代小麦实物的地点有十处。即：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陕西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河南洛阳西郊、河南新安铁门、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江苏邗江甘泉西汉“妾莫书”木椁墓、新疆民丰尼雅汉代遗址、新疆楼兰故城遗址、内蒙乌兰布和(25)、甘肃居延肩水金关汉代遗址(26)。与此有关的考古发现还有：60年代初，洛阳老城西北郊 81号汉墓出土的小口、圆肩陶仓，在盖上分别书有“麦”、“黍”、“粟”、“豆”等字样(27)。西安市东郊汉墓出土的一件陶仓上，用墨书“小麦囤”字样 (28)。70年代初，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简牍中，据裘锡圭先生考释，曾有“以麦为租”的记载，一个大竹片上记：“市阳租五十三石三头六升半，其六石一升当□物，其一斗大半当麦”等文字(29)。1972年，洛阳金谷园车站11号汉墓出土的一批书有文字的陶仓中，据发掘者报告，这些陶仓可分三式，Ⅰ式5件。每件腹部都粉书四个文字，分别为“小麦百石”、“黍粟百石”、“大豆百石”、“白米粟□石”。Ⅱ式10件。肩腹部分分别粉书如下数种粮食品种的名称“粟”、“黍”、“黍米”、“小麦”、“麦□”、“〓”、“〓米”等。Ⅲ式10件，有6件仓的肩部分别粉书“白米”、“小麦”、“米”、“黍”等字样(30)。另外，据有些学者研究，30年代出土的居延汉简中所见农作物也有小麦的记载。如简文：“出麦五斗，廪夷胡瞫长王勤五日食。”(《甲》 382)“出麦五百八十石八斗八升，以食田卒剧作六十六人五月尽八月。”(《甲》1601)
至于说水磨的产生与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有无必然联系，笔者认为，水磨是在石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标志着我国粮食加工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而与大面积种植小麦并无直接联系。据文献记载，水磨在我国的出现，大约始于晋代。《魏书·崔亮传》云：“亮在雍州，读杜预传，见为八磨，嘉其有济时用，遂教民为碾。及为仆射，奏于张方桥东堰谷水造水碾磨数十区，其利十倍，国用便之。”到了唐代，水磨的设置竟发展到妨害水利灌溉的地步。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雍州长史长孙祥上奏说，由于近年来富商大贾争相设置水磨，曾经灌溉4万余倾的郑白渠如今也只能灌溉1万余顷，妨碍民用的情况极为严重。并奏请禁止和毁掉水磨(31)。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 年)，户部侍郎李栖筠拆除了公主的水磨和私人水磨七十余处(32)。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京畿百姓共同上告设置在泾水上的水磨使用使农田无法得到灌溉的困状，请求决开郑白渠的支渠，拆除一切水磨，使灌溉水利得到保护(33)。次年正月，朝廷颁布毁掉水磨的诏敕，郑白二渠支渠上的水磨八十多处尽被拆除(34)。
前面笔者已经说过，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与其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首先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其次是与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和精耕细作的水平与防旱保墒技术的提高有关。与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有关石磨在汉代的普遍推广使用的情况，已被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从而也说明，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确始于汉代。下面我们再从当时的社会背景的其它方面予以分析。
笔者认为，农田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与精耕细作的水平和防旱保墒能力的提高，为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什么这样讲，正如陈文华先生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指出的那样：“小麦种植经过了一、二千年才得以大面积推广成为主粮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小麦生长期长，不大耐旱，它的需水量比粟大一倍。所以古歌中说：‘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而华北地区雨量较小，秋冬春三季降水量更少，尤不宜小麦的播种和生长。竺可桢先生指出：‘如种小麦，则四五月值小麦需雨最急之时，华北四五月平均雨量已嫌不足，若降至平均以下，必遭歉收。所以若无灌溉设施，华北种小麦是不适宜的。’(35)而汉代的灌溉事业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发达，精耕细作的水平和防旱保墒的能力也比过去提高，有利于小麦种植的扩展。”(36)
汉代的水利工程，如汉武帝时的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规模都很大。“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灵轵、成国、了渠引诸川，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它小渠及陂山通道者，不可胜言也。”(37)
目前，见于考古学在此方面的发现，首推陕西西汉白渠渠首遗址。该遗址位于郑国渠渠首以北的泾河上游，渠道一段长300余米为井渠，这些井渠现为东西一字排列的七个砾石大坑，坑距30～40或70～80米不等。第一坑以西是泾河岸，岸下有暗渠露头，进水口下距今泾河水面3米；第七坑以东12米接明渠，这项水利工程采用井渠法和提高白渠渠口将水引向高仰之田的方法，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技术(38)。其次是安徽安丰东汉塘(芍坡)灌溉工程水堰遗址。这是一个蓄泄兼顾，以蓄为主的水利工程。大坝建在一条泄水沟上面，是用一层草一层土相间叠筑而成的“草土混合堰” (39)。此外，“水井模型在西汉中期以后的墓葬中是习见之物，仅《洛阳烧沟汉墓》一书就收录两汉水井97件。这些水井模型多有井架、滑轮、陶水斗、水漕等设备。在其它地区的水井模型中有的还有辘轳。水井资料以北京宣武门一带最为集中，共发现陶管井一百余口；河南泌阳板桥和洛阳汉河南县城发现东汉砖井旁还附有陶管或砖砌的下水道。”(40)一些学者指出：“上述水井模型和水井的用途可能是多样的，但至少有管道和水槽的水井与井灌有一定关系。”(41)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相辅相成，再现了汉代水利灌溉事业的蓬勃发展。
1981年11月上旬，河南淮阳县大连乡堌堆李村汉墓出土的一座陶制三进院落模型，就是汉代地主庄园井灌系统的真实写照(42)。院落模型主要分两大部分：一为正院，一为侧院。正院又分前院、中庭、后院。侧院又分旱田和水田，全长1.31米，宽1.14米。正院的前门为硬山式建筑，门厅两边为悬山式马厩；由二门进入中庭有三层门楼，两边有相对的四层角楼，周设了望孔。主体建筑是两层重檐庑殿式，筑于一高台之上，两旁有仓房、厢房、厕所、厨房以及佣人住房等。侧院的田园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旱田，一为水田。围墙长1.30米，宽0.24米，墙高0.18米。旱田有二式。一式为块田，长36厘米，宽18厘米，分为六大块，每块长18厘米。每块上有小孔54个(18 ×3，估计表示农作物的棵数)，块与块之间以垄沟分隔，规整且有条理。二式为条田，长28厘米，宽1.9厘米，共12块(垄)，每块田里有苗20棵，中间以田埂隔开。水田：全长44厘米，由水井向北灌溉，干渠分为东西两部分，每边有畦田7块，共14块。每块田中有苗32棵(8×4)。每两块间有支沟高出畦田，便于放水流向畦内。水井和干渠：井为圆形，上、下口的直径均为7.7厘米，腹部微鼓，直径9.5厘米。井口外侈，卷沿。干渠宽4厘米，长48厘米。北端有一下水孔，孔径为1.2厘米，成圆形。南端成弧形与井底部紧密结合在一起。田园全长130厘米，宽24厘米，墙高18厘米，墙厚1.8厘米，以三角形的瓦垄盖顶，上有脊，宽7厘米。
这座陶制三进院落模型的出土，不仅是地主庄园井灌系统的真实写照，更说明汉代时期，在我国北方地区，除了一些大型水利设施外，井灌的普遍出现在农田水利灌溉事业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我国小麦的大面积种植在这一时期才得以推广。
农田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与之相随的是汉代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汉代时期，我国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技术已经基本成熟，形成了“耕—耙—耱”一整套以保墒防旱为主要内容的耕作措施。“黄河流域气候比较干燥，雨水比较稀少，每年降雨量只有400～750毫米，而且70～80%的雨量都集中在7～9三个月。特别是 ‘春旱多风’，对春种作物的播种特别不利，严重影响主粮的收成。因为冬天雨水不多，也影响冬播作物小麦的播种和生长。于是如何确保土壤中有足够的水分，保证种子出苗生长，是当时生产上的主要课题。耕—耙—耱的技术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诞生的。”(43)耕作技术上的进步，必然为大面积种植小麦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不仅是水田种麦得以收成，而且使旱田种麦也能获得丰收。
汉代耕作技术上的进步，从考古学角度看，主要反映在铁犁铧的大量出土和牛耕、耧播资料以及大量的小型铁农具的发现等方面。
目前，见于已公布的考古资料，发现汉代犁铧的地区有：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甘肃、内蒙、新疆、辽宁、广西、贵州、福建等。出土最集中的地区是陕西关中地区。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相继在富平、兰田、浦城、兴平、长安、礼泉、西安、咸阳、陇县等地发现全铁大铧、小铧、铧冠、犁镜以及巨形铁铧六七十件以上(44)。1975年在西安西郊一个铁农具窖藏中发现大小铁铧、犁镜等农具达85件(45)。由于大小铧往往共出，表明它们在功能方面当有所区别。犁镜的发明在犁耕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巨形犁铧可能是数牛牵引的开沟犁，似与当时注意水利灌溉事业有关(46)。
关于牛耕资料的发现，西汉时期有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壁画墓中的牛耕图(47)，甘肃武威磨咀子M48出土的西汉末年木牛犁模型(48)；东汉时期有江苏睢宁双沟画像石牛耕图(49)，陕西绥德东汉永元十二年王得元墓画像石牛耕图(50)，陕西米脂画像石牛耕图(51)，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牛耕图(52)等等。
耧播资料的发现，如在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墓中发现一幅耧播图，系用一牛挽三(?)脚耧车(53)。“此外在辽阳三道壕、陕西富平、北京清河等地发现有西汉铁耧足，在河南南阳还发现了西汉耧足范。”(54)采用耧播可使开沟、播种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同时可使播种均匀，深度一致，减少土壤水分损失。耧车的发明和使用不仅是播种史上一个重大进步，尤其是为大面积种植小麦提供了最理想的播种工具。
除上所述，在两汉遗址和墓葬中还大批量发现小型铁农具。比如河南临汝夏店西汉冶铁遗址发现大小铁三百余件(55)。其形制主要有长条形直銎和长条形后部带方銎两种。此外，还有凹字形铁口和两齿，象锄、锸、铚、铲、耙、铡刀等小型铁制农具资料在不少地区亦有发现。
正如杨宽先生所说：“汉代由于各种大小形制的铁铧的创造和使用，由于各种优质韧性铸铁农具的成批生产和推广使用，使得当时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大大扩展了独立进行生产的能力。”(56)所以说在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发展、精耕细作水平不断提高的两汉时期，我国北方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都有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必备条件。
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因素若与当时社会经济相联系，则反映在人口的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诸多方面。西嶋先生认为：“小麦种植量的增加，作为碾碨经营的一个特点，是因为碾碨经营多附属于庄园经营。……庄园经营者兼做碾碨经营虽然也是为了用于自家消费的加工制面，但是具有更大经济意义的是为了将庄园收租的小麦加工制面并出售而获得巨利。……种植小麦增多的起因在于当时最显著的两种倾向。即：一是城市的发展，二是庄园经营的发展。” (57)
如果西嶋先生说的不是唐代的情形的话，我们把上述文字中的“碾碨”二字改成“石磨”，把“城市的发展”改为“人口的增长”，把“庄园经营的发展”改为“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似乎更接近汉代历史实际。
西嶋先生把“城市的发展”、“庄园经营的发展”作为唐代小麦种植与碾碨经营之间经济结构的两个显著特点，那么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与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之间经济结构的特点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一是人口的增长，二是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人口的生存和增殖离不开农业的发展，在古代农业国家中尤其如此。汉代时期，人们绝大多数不用肉食，纯以谷物蔬菜为生。据葛剑雄先生考证： “西汉末的粮食总产比初年大约增长了三倍左右，……则西汉期间总人口也增加了三倍左右，平均每年的自然增长率约为7%。”(58)粮食总产的提高，不外乎通过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两个途径来实现，当时在农田水利事业蓬勃发展，铁制农具的普遍使用和精耕细作与防旱保墒技术提高的情况下，大面积的种植小麦，必然为粮食生产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前景。同时也为人口的增殖创造了必备的物质条件。
从前面我们引证的考古资料来看，当时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在将小麦作为主要粮食作物来种植的情况下，自家都有石磨加工面粉的能力。这一时期的地主庄园已经初具规模。目前，反映地主庄园经济生活的考古资料，除前面我们列举的河南淮阳大连乡堌堆李村汉墓出土的陶制三进庄园院落模型外，与此有关的发现，如河南密县后土郭村汉墓出土的一件楼式陶仓房上，曾绘有一幅地主收取地租的画面(59)。1971年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发现的壁画，壁画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围绕着庄园图分别绘画农耕图、园圃图、采桑图、沤麻图、碓舂图、谷仓图、酿造图、果树图、网渔图、牧马图、牧羊图、牧牛图的(60)。1959年6月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的壁画墓，其北壁壁画内容反映的也是地主庄园生活情景，画面上不仅山水草木皆有，而且有一座四合院式建筑物、农夫扬鞭耕田播种、地主在地头的树荫下监工(61)。1982年山西平陆圣人涧村汉墓出土的一件釉陶“池中望楼”，其第二层，楼内置大案、小案各一。大案长8、宽6厘米，旁有二人对面席坐；小案长5、宽4厘米，旁有一人席坐。楼外的四周围有栏杆，四角有弓箭手站守(62)。这些以及前面我们提到的有关犁耕、耧播的壁画、画像石资料等等，都是汉代地主庄园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当然，西嶋先生在提出“唐代碾碨经营论”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63)，并没有这么多的考古发现作为研究资料，因此，如果说西嶋先生也运用上述有关考古资料，他的研究结论将和笔者是一致的。
西嶋先生提出：“在唐代，碾碨经营多附属庄园经营，……庄园经营者兼做碾碨经营，虽然也是为了用于自家消费的加工制面，但是具有更大经济意义的是为了将庄园收租的小麦加工制面并出售而获得巨利。”那么在汉代，面粉的加工如何呢?笔者认为：地主庄园或者包括一些自耕农都开始经营石磨面粉加工，但主要是为了自家的消费，其次是将加工的剩面出售到城市，不过这种出售数量很小，获利也不可能太大。关于这一问题，从每座汉墓多数只出一件石磨或陶磨的情形来看，当时，地主庄园经营面粉加工的能力还比较低，也没有投入更多的劳动力来经营面粉加工。所以说，在大面积种植小麦的汉代，优先享用小麦面粉的是封建地主和广大自耕农，而不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在城市能够享用麦面食品的还是少数达官显贵。故而也可以这样说，汉代的城市经济虽然很发达，但与大面积种植小麦并无直接关系。
综上所述，我国汉代大面积种植小麦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它应以石磨的普遍使用为标志。农田水利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精耕细作水平与防旱保墒能力的大大提高，为大面积种植小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否则，汉代的粮食生产就不能满足汉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将受到一定的限制。
平陆县在宋代叫什么名字
平陆县原名为汶上县古称中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是著名的佛教圣地。县城西北隅的太子灵踪塔始建于宋代，气势雄伟。1994年3月，在塔内发现了141件佛教圣物。公元前501年，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初仕中都宰。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汶上相继有四人出任尚书之职。汶上现存众多名胜古迹，发掘的北辛文化遗址和细石器化距今约1—1.5万年。文庙建筑群始建于唐代，堪与曲阜的孔庙相媲美。
三国魏晋，今县境统属兖州东平国（郡）东平陆县。南朝时改称平陆县、乐平县。随初仍称平陆县。
扫一扫二维码用手机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