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到2016年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秉持“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理念，探讨各地区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以及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进而探讨导致这一过程的原因、机制及特质。其中，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最重要课题。
黄河中游地区大约在距今一万年以前进入新石器时代。李家沟等遗址出土了距今约一万年以前的陶器和磨制石器，表明已开始少量的粟和黍或稻的栽培，但狩猎和采集仍是主要食物来源。距今8000年左右的裴李岗文化早期，农业获得初步发展。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8000多年前村落和公共墓地，出土了一定数量的炭化稻。少数墓葬随葬七孔骨笛，这是目前世界上所见年代最早的笛子，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贾湖遗址部分墓葬出土数个龟壳，一些龟甲底部的刻划符号与商代甲骨文“目”的象形字形态相似，不排除两者之间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的可能性。
文明起源是指史前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阶段。最突出特征是社会出现较明显的分化，即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出现贫富贵贱分化，少部分人脱离劳动，开始向权贵阶层转化，从平等的社会向阶层化的社会和国家迈进。因此，社会没有出现明显的分化，就谈不上文明起源；没有出现国家，就谈不上文明。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处在文明起源的前夜。贾湖遗址村落和公共墓地中没有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迹象，还没有发展到文明起源阶段，但为文明起源奠定了基础。中原地区在距今7000—5000年间分布着仰韶文化。该文化半坡期（距今6500—6000年）以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遗址为代表。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时期没有贫富贵贱分化的迹象。因此，该地区文明起源尚未到来。
仰韶文化庙底沟期（距今6000—5500年），河南西部三门峡市灵宝的铸鼎原遗址群出现数处大中型聚落遗址。它们和很多小型遗址密集分布，形成聚落群。
在对该遗址群中规模最大的遗址之一西坡遗址发掘中发现，遗址南北两侧有很宽的自然河道，并被壕沟围绕，防御色彩浓厚。遗址中心区为广场，广场附近有数座大型房址，可能是权贵阶层的居所和集团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壕沟外侧发现了公共墓地。一般社会成员墓葬面积只有一平方米左右。大型墓葬面积达六七平方米，且随葬制作较为精致的武器玉钺，墓葬脚端有十几件陶器。墓主可能是军事首领，具有较高地位。这是迄今为止中原地区发现最早出现明显社会分化的遗址，说明当时的社会已开始出现明显的阶层分化。
距今5500年以前，河南中部郑州地区西半部出现数个大型聚落。近年发现的巩义双槐树遗址（距今5300年左右），是迄今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同时期规模最大的聚落遗址，也是河南中部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遗址，这里应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
双槐树遗址及周围同时期的青台、汪沟等遗址由三重环壕围绕，公共墓地也在环壕围绕的范围内。遗址中心区域有东西成排、南北成列分布的大型建筑群。这种前后递进、左右对称的建筑布局最早出现在双槐树遗址时期，开启了中国古代宫殿建筑布局的先河。遗址中发现九个陶罐摆放成北斗星的形状，还发现一头首向南并朝门道的完整麋鹿和一头野猪的遗骨，位置在北斗九星上端、北极附近，也见于青台遗址。这说明当时人们应已掌握北斗星运行轨迹乃至与季节变换的关系，或许已出现北斗信仰。遗址出土了一件用兽牙制成的蚕形饰品，仰韶文化遗址中多次出土蚕茧，说明当时黄河中游地区已从事养蚕缫丝。
最近在遗址以南发现另一处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高等级建筑基址，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社会分化严重，出现权贵阶层。距今53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很可能是全国范围内社会分化最明显、文明化进程较快的地区之一。
彩陶最初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陕西、山西、河南交界区被发现。距今6500年前的仰韶文化半坡期，中原地区流行“彩陶”。彩陶花纹流行以鱼纹和简化为直线三角纹为主的几何纹为母题。到距今6000—5500年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彩陶纹饰发生显著变化，鱼纹系统逐渐退出，代之以鸟纹与以圆点和弧线三角（鸟纹或花的图案的变体）的花纹。
大约距今5800年前后开始，中原地区逐渐向周围地区施加影响，且范围逐渐扩大，到距今约5300年前后达到高峰。其影响所及北到河套地区，南达长江流域，西至甘青地区，东抵黄河下游。有学者认为，这是“文化上的中国”的雏形。我认为，也可以说是最早中国的萌芽。这一时期正是中原地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河洛古国时代。这一影响发生的中心区域——黄河中游地区和发生的时代——距今5500—5300年期间，都与文献记载的炎黄集团活动区域和年代恰相吻合，当非偶然。
仰韶文化向周围地区施以强烈影响的时期，也恰好是中华大地各区域文明起源、形成的重要时期。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上中下游和辽河流域都经历着社会分化逐渐加剧，向文明社会迈进的过程。各区域文明既独自起源、各自发展，又相互交流、相互借鉴，逐渐形成了一些共性特质。如以农为本，重视农桑；从以玉为美，到以玉显贵；神性动物龙的发明和膜拜；重视血缘，尊崇祖先；讲究礼仪，强调秩序；崇尚和合，和而不同等，这些都成为后来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原地区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也是兼收并蓄、包容吸纳，保持活力，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也是中原地区得以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地区、中原文化得以成为中华文化主根和主脉的重要原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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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起源呈现的特征包括？
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既是“多源”的又是“一源”的。多源，易于理解，主要指中国史前几个区域文化如燕辽地区、海岱地区、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中原地区等各有特色，都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区以外的其他区域文化似乎分别在红山文化、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 之后相继衰落，其文明化的进程或夭折或中断，只有中原地区文明得以延续发展。尽管各区域先进文化因素汇集中原，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原文化这一主体，从发展脉络上看，始终有着中原地区这样一条主脉或主根，华夏文明的主体一直是在中原地区文化的基础上连续不断发展而形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是“多源”中的“一源”。所以，所谓的“多源”与“一源”是从广义和狭义不同角度看问题的结果
中国文明起源呈现的特征包括
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和延绵不断等三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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