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已经列入我们国家学术机关的研究科目内好几年了。以中央研究院论，所花的经费差不多要占每年全院预算百分之三。至于中国学术界对于现代考古学的兴趣，更有十年的历史。究竟他们做了些什么事情？有什么价值？这些问题，似乎凡是曾经参加这种工作的人都应尽量地说明解释。我个人参加这种工作已经快到十年了，觉得对于这些疑问，有一部分答复的责任，这就是作这篇文章的动机。
要明白中国考古的成绩，可以从一段故事说起。是一个朋友告诉我的，他说:“十年前我在一个中学当历史教员，那时地质调査所在河南、奉天一带发现的石器时代遗址才公布出来。我在讲堂中于是摒弃三皇五帝不谈，开始只讲石器时代文化、铜器时代文化。我总觉得学生应该对于我的这种‘认真’的精神，鼓舞些兴趣起来。不料全体学生都以为我在讲台上讲笑话，而报之以大笑，笑得我简直不能继续讲下去。我这就辞掉了我的教职，从新作起学生来。现在事隔十年，情形是全变了，好些乡下的小学生也都知道‘石器时代’这个名词了。”
这段谈话，我想很可以代表十年来我们对于历史观念的变迁。社会上对于三皇五帝的忆念，虽仍觉得恋恋不舍，然究竟敌不过石器时代、铜器时代所代表的观念的实在；石器铜器时代的史实一天一天地增加，现在差不多可以自成一卷历史。至于三皇五帝是否完全为一个神话，自然另是一个问题；但就是仍旧相信这些古圣人的人，对于他们所代表的内容也变更了许多。这一切我们可以说全是考古学发生出来的影响。
近十年来考古学在中国的成绩，有两件值得称述。一为发现中国北部的石器时代文化，一为确定中国的青铜时代文化。十余年前，旧一点的史学家笃信三皇五帝的传说，新一点的史学家只是怀疑这种传说而已；这两种态度都只取得一个对象，都是对那几本古史的载籍发生的。直等到考古学家的锄头把地底下的实物掘出来，史学界的风气才发生些转变。
西洋人对于中国是否有石器时代文化这问题的注意，却远在中国之先，故最早发现中国石器时代文化的，也是一个西洋人。但安特生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考古家或史学家，他本是一个地质学家，因田野工作而得到了考古的兴趣。他的发现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公布出来。据他所陈列的标本及初步报告，我们知道下列的几件确定的史实:中国北部自奉天迤西至甘肃一带有一种很普遍的石器时代的遗址；遗址中除石器外有兽骨、陶器、骨器、蚌器等实物。各种实物的形制，均有特别的地方，尤引人兴趣的为一种带彩的陶器，上面绘着好些几何式的花纹。这些花纹的组织，虽是随地而异，但大致是相同的。最可注意的是这种陶器颇与在中亚、西亚、南欧一带石器时代遗址中所出的带彩的陶器有很类似的地方
有了这次的发现，中国古史就渐渐脱离了那载籍真伪的辩论。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史乘完全消失了它们的价值；由这几年古史辩论的趋向看，中国史籍所载的若干史实，因考古的发现，反更加证实了。但考古的材料天天增加，先前所认为中国古史的问题，已不成为问题，可以作辩论材料的倒是地下出土的若干新材料。譬如安特生所发现中国石器时代文化，这是中国的史学家向来没有注意的一件事。向来所谓“难稽”的洪荒，一旦变为一件有物可证的具体案件，在旧史学家自然是无话可说，在新的史学家因此就开了一个收集史料的方向。十余年这类的工夫已经把一部分难稽的洪荒化成一段最可靠的信史，不过这段历史“信”的程度也是相对而言。人类的历史总是可以追溯到无人可答的一点。关于这一点就是新史学家也只能意定一种比较近理的解说，以待事实的出现。这出现的程序及缓急却完全靠他们努力的方向及程度。这里边却也有一种固定的限制:人类的史迹留存人间或地面上下的并不是多量的，并且全是支离破碎的。将它们一点一点地聚集起来，是考古家所做的第一步工夫。他们的第二步工夫，就是把这些支离破碎的事实联缀起来。
这几年中国古史中所辩论的完全是如何联缀起来这些地下出土的若干新材料。这辩论又可以分三个阶段来说: (1)如何把这些材料本身联起来；(2)如何把它们与传统的中国史实联起来；(3)如何把它们与整个的人类史联起来。这些问题已经有了若干经过，若干可记的事实。
仰韶文化出现后，辩论的焦点就是它的时代问题。它的本身经过若干？起于何时？讫于何代？它所包含的实物均只能作一个讨论的起点，不能给予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它只有石器，没有文字，大家就认为有一个稳当的推论，就是它要比铜器时代及最初用文字的时代还要早些。不过这个推论，细想起来，虽是安稳，仍极混沌；因为那时(直到现在)谁也不知道中国的黄河流域一带最早用铜及最早有文字是什么时代。同时仰韶遗址中包含着另一批实物，却给予那发现者不少的暗示，就是那带彩的陶器，安特生认为与中亚及西欧所出土的有必然的关系，因此，时间的距离，安特生认为必不会很长。所缺憾的，就是安诺文化本身就无时间的标准，它的时间性，也是借着别处的材料定的。这种辗转依托出来的标准，当然不能使我们满意，所以它也就成了暂时的一个悬案。
安特生继续努力的结果，证实了两件史事: (1)仰韶式的石器时代文化所占的区域极广，华北一带，东自奉天，西至甘肃都有不断的发现；(2)发展的时代也很长，在甘肃一省就可以有六个分期，最晚的一期已经有铜制的实物。但那标年问题仍是一个大大的疑案。同时考古的努力也得到另一个发展的方向。
一件很可异的事实就是以安特生及其同志在华北搜集彩色陶器遗址的努力，独在山东一带没有发现。扬子江一带，内蒙一带及华南情形更完全不同。山东为齐鲁文化所在，看那春秋战国时期的一段历史，知道它必有所本。河南一带石器时代的气候，决不会与山东有大分别，岂有那时山东独无类似文化存在的道理？本着这个观念，中央研究院在山东一带的寻求可以说得到价值很大的收获。也是石器时代的遗址，最早的发现是在济南附近龙山镇城子崖。但它包含的内容与仰韶式的有重要的分别。细陶完全是单色，漆黑发光，薄的与蛋壳相类，形制尤有特别的不同，又有贞卜用过的兽骨。这个遗址也很像彩陶式的仰韶遗址，是一个早期人类居住的地方；留下来的东西虽说都破碎不堪，却都是人用过的。研究院在这个遗址发掘了两次，出来的遗物现已整理就绪，快出版了。关于这个遗址的中心问题自然是它与仰韶文化的异同所在。这两个文化相互地比较起来，那相同的地方是:都用石器，都有粗细陶器，蚌器，骨器等，并且石器及粗陶的以及好些蚌器与骨器的形制有好些相类的。那重要的不同的地方，有下列的两点: (1)细陶的质料与形制；(2)龙山文化有骨卜的习惯，仰韶文化没有。这些同异都无疑含有极重要的历史背景。大约一方代表沿海岸育成的东方文化，一方代表与那更古的西方文化接触过的西北文化。但是两文化似乎都直接一个更老的同样的中国背景。
殷墟发掘是近代中国考古界最长的一段工作，现在已经过了五年了，其中虽经过无限的波折，但仍在继续进行中。到现在已经证明了很显然的两件事实:它有比较进步的文字，它代表很进步的青铜文化。因为贞卜文字的记事又证实古史所记的殷商，它的标年的根据又较仰韶及龙山文化稳固得多。关于前六次的发掘，我曾在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作过一次总估计，今抄于下:
总计六次发掘所搜集的出土品，以陶类为最多，前后运回研究所的有三百余箱。这三百余箱陶类器物中完全无缺者不及十件；能拼成整器者，不到百件，其余的都是不成器的破片。几件完整的，大半都是从方圆坑中出来的。这情形很像马叙尔爵士所说印度西北慕恒佐大罗发掘所得的状况，证明这个遗址是渐渐废弃的，那时的居民都可以从容的把那好一点的东西迁到别处去；不是像意大利的邦俾或是宋代的巨鹿似的，因为火灾或水灾，突然一下变成一个荒丘。这是殷墟成于水灾说不能成立的一个最紧要的物证。
就陶质说，殷墟出土的有灰色粗陶，红色粗陶，黑色细陶，白色细陶，及一种高度烧加釉的陶。灰色与红色粗陶均是与仰韶共有的；城子崖也有同样的灰色粗陶。黑色细陶为城子崖式，彩陶为仰韶式，只白陶与高度烧加釉陶为殷墟所独有。就形制说，圈足与平底类为最多，圜底三足类次之，圜底单足、凸底、四足又次之。形制已专化的有鬲、甗、皿、盘、尊、爵、洗、壶、瓿、釜、盆、碗、杯、罐、缸等；这是单就历史期间有名可定的说。还有几种形制已极专化，然尚不能定的，如形似将军盔之侈口圆身单足式，与形似喇叭之侈口长身圜底式，两种所出均甚多。发掘时为呼叫灵便起见，一个叫着“将军盔”，一个叫着“喇叭器”。“将军盔”似与熔铜业有关，“喇叭器”的用途尚不能定。陶器附着品中之最显者为盖与耳；盖之形状甚多，有时刻字；耳或作兽头形，有可穿绳的，很少能容手的。间或有流，均是平行的，没有上行的。
陶器上之文饰，除一块仰韶式之以彩色显者外，均为刻划。粗陶文饰最简；黑陶与白陶最复杂。文饰之母题有两类:为动物饰与几何形，亦有介于二者之间的符号化之动物形。
次多之出土品为动物骨。动物骨中已认定者为:牛、猪、鹿、羊、马、兔、狗、虎、熊、象、龟、鱉、鲸、鹰、鸡等；以猪、牛之遗骸为最多。牛、猪、鹿、羊、狗均有两种。牛之用兼祭祀与占卜；其余的或以祭祀，或供食品，或只猎狩之掳掠品而已。骨料多用作制器。
骨器中兼有武器、用器与装饰品。用器中最多者为簪发之笄与食用之栖；两种均刻有富丽的花纹。骨制武器以镞为最多，间有矛头；此外多为满雕文饰的装饰品。牛与鹿的角，猪与象的牙，均为重要之制器料。角制者多为武器与用器；牙制者多为装饰品。
石器之多不亚骨器，它们的用途较广。有类似陶器之容量器如皿等；武器有镞、矛头与枪头；用器有刀、斧、杵、臼、磨石等；礼器有瑗、戚、璧、琮等；乐器有罄，并刻作猪、鸟、人像以作祭祀建筑或装饰的应用；或琢成特种花纹镶嵌于他物作装饰品。石刻之原料不一样，来源的远近不同；有类玉者，但尚未发现真正之和田玉。
金属品有黄金块及小片金叶，成块的锡及制成器物之合金类的青铜器。青铜武器有镞、矛头、戈、翟等类；用器有刀、斧、锛等，形制多像欧洲青铜时代之第四期物品与叶尼塞河流域出土之青铜器。礼器残片甚多，无完整者，但有作礼器用之大批铜范可证。青铜所作的礼器，大约在殷墟废弃以前都运到别处去了。纯粹装饰用品如“饕餮”、“蚌壳”等亦有为青铜铸成者。占卜宗庙之事多用硃砂，或涂于白陶，或涂于甲骨，或涂于礼器，或涂于乐器。硃砂可炼水银，亦为当时所知之金属料。
贝蚌多琢成嵌饰，亦为当时通用之货币。货币多用咸水贝；装饰多用淡水贝。
占卜以甲骨；遗留下来的，以无文字记载者为多，有文字者不过十分之一。甲以腹甲为多，背甲参用；骨以牛肩胛骨为最多，羊、鹿肩胛骨参用。
除占卜文字外，陶器、骨器与兽头，亦有刻划文字者。
自从这篇文字作了后，殷墟又发掘了两次。出土器尚没超过上说的范围，但事实上已渐渐地证明殷墟文化有一部分很重要的成分是直接因袭龙山的，这一点我们早就有些料到。骨卜是殷墟文化最显著的一个成分，它见于龙山而不见于仰韶，这三文化关系的亲疏就很可了然。最近我们又在殷墟发现了黑陶坑，它们的因袭关系差不多没有疑问了。不过这不是说殷墟与仰韶就因此没有关系了，事情没有如此的简单。我们在第三次发掘殷墟的时候，就得了一块仰韶式陶片，这个发现在那时的发掘团中成了一件最兴奋的讨论资料。自从龙山文化出现后，定它们三个相互关系就成了参加实际考古的追求的目标。这种志愿居然也得了相当的报酬。现在我只举一例来说明这件公案。
殷墟附近有好些满布陶片的遗址，只因不出甲骨文，就没有引人的注意。自从研究院开始发掘殷墟以来，我们就感觉到有发掘附近遗址的必要，所选择的第一个是殷墟东南靠平汉路的一个鼓出的地方，土名叫后岗。发掘是梁思永君一人经手的。作了两次，他就得了我们天天梦想而实在意想不到的发现。有一篇简单的记载已经在《安阳发掘报告》发表了。关于后岗的文化层，他说:
上层所包含的是白陶文化(即小屯文化)的遗物；中层所包含的是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的遗物；下层所包含的是彩陶文化(即仰韶文化)的遗物。每层所包含的遗物里，不但有它所代表的文化的普通器物，并且有那文化的特殊制品。如果把地层上下的次序依考古学的基本原则“翻译”成时间的先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后岗在白陶文化的人居住之前，黑陶文化的人曾在那里住过；在黑陶文化的人以前，又有彩陶文化的人曾在那里住过。这简单的事实是城子崖黑陶文化发现后，中国考古学上极重要的一个发现。
无疑的，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发现。第二次后岗发掘以后，我们又在后岗西北的侯家庄与河南浚县大赉店发现堆积情形与后岗相同的遗址，这更可证明这三组文化相互的关系了。当然这里边没解决的问题还多得很。这只算替中国建筑“新中国上古史”的同志辟开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出发点，由此往前就可以渐渐地到那平坦大路。
以上所谈，只在与中国上古史直接有关的范围内说。近十年来，考古学的工作及成绩却并不限于此。譬如周口店的发现虽属于古生物学的多，然就最近的工作报告看来，此地的最要紧中心问题，仍是上古史有关的材料。这些簇新的史料，一方面直接自然界的历史，一方面替人类历史加一段新解释；出现的地位又适在中国，自然是中国上古史最早的一个切面。这些材料也许与现在我们所认的中国民族史不能打成一片——但这正是我们所应该知道的。所谓旧石器时代文化在他国本来就很少与现代民族有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正当的历史观是以全体人类为一个单位，其中各个民族只能算这全体的一个片面。由此说去，一个民族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片面；它的演进全逃不出人类全体演进的范围。因此，要看清楚一个民族的历史，绝对抛不开全体人类的这段大背景。在过去的时期，各民族都由他们夸大狂的本能养成了一种以自己民族包办全体人类历史这个习惯及偏见。这种可笑的见解是拗不过自然界的这一件大事实的。无论何民族要认清他自己的地位，写一部真实的民族史是应该以自然历史为出发点的。中国民族史自然也应该由此着眼。所以周口店的发现同时在自然历史、人类历史与中国民族史均占同等重要的地位。一部完全的新中国史之应该由此出发也是毫无疑义的。
以周口店式的问题为中心，近几年在中国北部所寻的考古材料也积了很多。最重要的是德日进、桑志华两神甫在无定河一带所发现旧石器的遗存。我们对于中国境内的旧石器时代存在虽原无很大的希望，现在却证明过去的这些希望或失之于“俭”了。继续的努力说不定还可以寻出好些关于这段历史的新材料。中国的洪荒之世，或将如泰西一样，也可有人类几篇最有趣生活的远距离的写照。
中国这几年的考古成绩大致是如此。这种工作是否可以维持下去，我不敢断定。现在教育界的舆论，是充满了利用厚生的观念，大部分人都看这些事情为不急之务。对于这些事务，各人有各人的估计。这以下我只写一点我个人的感想，并不争什么是非。
中国人很早就得了一个好古的名誉，这种名誉是否值得称赞当然另是一个问题。不过就实际考察起来，我们民族未必真正有这种癖好。假如我们以保有古物的能力为例，我们不但比不上欧美，连日本也比不上；而日本保存古物的热心却也并不是完全仿效西洋的。由这几年的趋势看，中国毁古的能力恐怕要超过任何民族。便便大腹的古董商到处都可以作人的上宾，并且最奇怪的，为所谓学术界尊重得了不得；于是提倡风雅的也就是他们了。这里边包含着好些悲惨的事实，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
若是我们认定地下古物是宝贵的历史材料，有保存及研究的必要，我们至少应有下列的几个基本的认识。这种认识并不是以见于国家法令为止，应该成为一种一切公民必须有的训练。
(一)一切地下的古物完全是国家的，任何私人不能私有。现在我们政府已有好几种法令包含这种认识了，但事实上，这种法令差不多等于无效。古董商的势力现仍布满全国；在内地，他们分区贿买各处的地痞流氓，勾结土匪军队，掘坟盗墓，私运到各大镇市，向国外输出。对于这种犯法的行为，官场中差不多是漠不关心，有时是因为这些主管的人没有实力禁止他们；有时简直是互通声气，坐地分赃；还有一般根本就以为不值得费力去执行这种法令的。这些掘出来的古物，一到城中所谓绅士的手中，就得了欣赏赞美，收藏人的社会身份反因此而加高了。所以物质上精神上作古董商的人，都有相当的排场。资本雄厚一点的并且可以雇些下等的文人捧场，印刷些书籍加重他们的身价；真正研究学问的读书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也非投降他们不可。这种可愤的事实竟被社会认为当然的，岂不真正奇怪。本来中国人的古董癖已有好几千年的历史，这种恶习惯改变起来也不容易。现在我们所希望的是读书人应该知道这种习惯绝对的不必奖励。凡是一件到古董商手的古董均代表好些珍贵史料的摧残消灭，这都是有考古经验的人所能证明的。一件有文字的铜器，一到市场，就代表好些与它同出土的史料永久消灭。这种损失不是人力所能补救的。社会人士只管对这一件古董的欣赏，绝不注意到它所代表的绝大的损失，岂不可怪!世界上凡是有点现代知识的文明的国家，没有不禁止这种摧残古文化遗迹的行为的。埃及、印度、高丽就很少干这种事。风雅的中国士大夫们不应该感些惭愧么？
(二)国家应该设立一个很大的博物院训练些考古人才，奖励科学发掘，并系统地整理地下史料。这个建议也许好些厚生派的朋友要视为不急之务。但实情并不如此。我们若要发扬民族主义，对于民族的历史绝对的不能漠视。我国的革命，以民族主义为主要立场，这个立场在自然历史中有雄厚的根基，在最近的将来也绝不会有什么变更的。要发扬这个主义，除了历史的训练，又有什么别的方法？并且这也不是要消费很多钱的一件事。我们只希望教育当局认清这一点，稍为撙节一点无谓的浪费，办一个极需要的国家博物院就绰绰有余了。
(三)就各大学之应设一考古学系。要从事这一类的工作，必须要有一个可以训练人员的地方。这件事不是博物院或研究院所能作得到的。中国现在治历史的人，往往太缺乏自然知识的预备，考古工作的人必须要有这种训练，然后对于他们所治的题目才有正确的认识。尤其要紧的，他们应该有一种人格的训练。最少限度，他们应该能拒绝从“考古家”变成一个“收藏家”的这个魔鬼似的引诱。
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谈谈中国考古学的特点？
第一期，解放前，由历史与语言研究所主导，在傅斯年的领导下，主要工作是李济主持，探索上古时代，比如殷墟的商文化来龙去脉。待梁思永归国后，标志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开始（因为李济是偏向人类学的，对于田野并不是很在行），特别是后冈三叠层的发现。直到抗战爆发，在长沙聚会后考古开始衰落，转向西南后方，进行了一系列民俗、民族学调查研究，比如吴金鼎等人。
李济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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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虚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0 ，页 219-252 。
7. 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0 ，页 337-348 。
8. 现代考古学与殷虚发掘，附载于《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0 ，页 405-410 。
9. 俯身葬，《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1 ，页 447-4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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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自由的初意，《自由谈》 19.4 ， 1968 。
96. 考古琐谈（一）──古物保存法颂布后所引起的第一个问题（一），《自由谈》 19.5 ， 1968 。
97. 考古琐谈（二）──敦煌学的今昔，《自由谈》 19.6 ， 1968 。
98. 考古琐谈（三）──古生物得到了中国法律的庇护，《自由谈》 19.8 ， 1968 。
99. 考古琐谈（四）──牙的故事二则──中西学术界治学态度的一幅对照，《自由谈》 19.10 ， 1968 。
100. 华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别、分布与编年，《大陆杂志》 36.4 ， 1968 。
101. 斝的形制及其原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9 上（ 1968 ）： 335-350 。
102. 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附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40 下（ 1968 ）： 913-9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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