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悠久的文明古国，具有十分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中国的考古学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近年来不断有重大考古发现、重要研究成果问世。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关于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考古学的重要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对考古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对中国考古学乃至整个历史学，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书写中华民族发展史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自古以来，各族人民共同开拓广阔疆域，书写文明历史，创造灿烂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无论是全国处于单一王朝统治时期，还是多王朝并立时期，各王朝都自认为是中国或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都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以10—13世纪宋、辽、夏、金时期为例，当时从隋唐的大一统时期，经过五代，进入了多王朝并立时期。考古资料和传统历史文献证实，四个王朝都争用“中国”名义，自称“中国”，均以中国传统的“德运”之说维护自己的正统体制。宋、辽、金三朝都有关于本朝继承德运的记载，但传世文献长期缺乏西夏有关德运的资料。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圣立义海》记载西夏“国属金”，对传世文献作出了重要补充，证实西夏同样遵循中国王朝“德运”的传统。这反映出中国在这一特殊时期，虽然各王朝的主体民族不同，但都认同中国的王朝体系，视本朝为其支脉，各民族都表现出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层次认同、对中国和中华民族文化的高度认同。
在宋、辽、夏、金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断加大，共同的历史基因逐步增强。各王朝出于巩固王朝统治的需要，多方面学习、继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文献和出土文物表明，各王朝都承袭中国传统，设置年号、尊号；尊崇儒学，实行科举；继承中华法系，仿效中原官制；分别借鉴汉字创制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翻译中原典籍；承袭修史传统，编撰实录；发展文学艺术，因袭中原风俗习惯；学习中原科学技术，繁荣手工业技艺。当时，各王朝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都对中华文明有新的发展和弘扬，加强了民族间的大交流、大融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作出了新的贡献。
反映各民族密切关系
考古发现有助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解。例如，近代在新疆发现了一种特殊钱币。公元2世纪，由于民族之间商贸交换的需要，当地铸造了一种钱币，一面用汉文篆字标明币值，另一面的周围一圈是佉卢字母、正中为一匹马或一头骆驼的图案，后被称为和田马钱。其中的佉卢文字母为当地国王的名字，因铸造时代不同而有所区别。这种双语钱币反映出中国中原王朝在这一带影响深广，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具有密切联系。
在新疆还发现了很多于阗语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对于阗历史、语言文化以及于阗与敦煌交往和民族关系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汉语—于阗语词汇》《突厥语—于阗语词汇》，表明了当时中原王朝对当地的重要影响，也反映出各民族使用双语、文化密切交流的实际情况。
矗立在西藏拉萨市大昭寺前面的唐蕃会盟碑，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上刻汉、藏两体对照文字，盟辞反映了汉藏两族“欢好之念永未断绝”“立碑以更续新好”的誓愿。会盟以后，两族人民的友好往来与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密切，为13世纪西藏正式划入祖国版图打下了基础。此碑体现了汉藏两个民族友好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反映出中国各民族之间友好密切的往来符合各族人民的愿望，顺应了历史潮流。
西夏故地还出土了一部西夏文与汉文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它是当时党项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的辞书，为两民族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互通的桥梁。此书是中国最早的双语双解四项词典，反映出古代各民族之间互相学习对方语言文字、加强密切联系的热忱和有效举措。
河西走廊有三通与西夏有关的碑刻，一是西夏崇宗时期甘肃武威的凉州感通塔碑，一面为汉文，另一面为西夏文，内容记佛塔感应故事；二是西夏仁宗时期张掖的黑水建桥碑，一面为汉文，另一面为藏文，内容记黑水河患祭祀诸神之事；三是元朝末期酒泉的肃州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一面为汉文，另一面为回鹘文，内容记西夏后裔自西夏灭亡至元末一直担任当地最高军政长官事。这三通记载历史事件的碑文，都是一面使用汉文、另一面使用一种少数民族文字，突出地反映出各民族在历史上的紧密联系，更体现出汉族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地位。
揭示中华民族重要贡献
各民族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并对世界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的传统文化内涵辐射到周边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借鉴中国的儒学思想体系，实行科举，效法中华法系制定法典，接受中国的传统礼仪等。至今，中国和周边一些国家仍保存着中国对有关国家良好影响的文物遗存，证明中国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和相关制度。
历史文献明确记载，北宋庆历年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然而遗憾的是，尚未发现宋代的活字印刷实物。但是，考古资料证明，当时活字印刷术很快传播到西夏。出土的多种西夏文献证实，西夏学习、推行泥活字印刷，并成功实现了木活字印刷。宁夏贺兰山西夏方塔出土的西夏文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和甘肃武威出土的《维摩诘所说经》等，是中国最早的活字印刷实物。在敦煌莫高窟，则发现了很多早期回鹘文木活字。大量印刷实物成为中国发明活字印刷的有力证据，展示出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活字印刷领域衣钵相传、争奇斗艳，共同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夏和回鹘相继使用活字印刷，从使用时间上填充了印刷术西传过程中两个世纪的过渡时期，从地域上由中原地区向西推进了2000多公里。这为此后中国活字印刷术向西方传播打下了基础。此后，中国的活字印刷术通过丝绸之路向东西方传播开来，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让历史文物活起来
文物承载文明和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与时代价值。让文物活起来，可以增进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凝聚共同发展力量。
过去因有关西夏的文献稀少，人们对其认识模糊朦胧，西夏往往被称为“神秘的西夏”。20世纪初，中国黑水城遗址发现了大量考古资料，但不幸被国外探险队席卷而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大了搜集、整理流失海外文物的力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同俄罗斯有关部门合作，全面整理、出版了保存于圣彼得堡的黑水城出土文献，陆续出版了大型文献丛书《俄藏黑水城文献》，使流失文物实现再生性回归，为西夏学提供了大量新的重要资料。近些年西夏研究的重要成就和主要突破点，多以这批黑水城出土的文物为基础资料，融通相关学科，逐步揭开了西夏神秘的面纱。这是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典型成功例证。
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家文物局的指导和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甘肃省古籍编译中心联合宁夏、甘肃、内蒙古文博部门和敦煌研究院等30多家单位，在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下设置重大课题，全面普查、认真整理研究藏于国内的西夏考古资料，集中力量攻关。现已编辑《西夏文物》5编34册（已出版3编22册），将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刊布出来，其中包括很多新的文物资料。这些成果填补了不少历史认识空白，为丰富西夏历史内涵、完善中国历史链条、活化中国多民族历史场景作出了新的贡献。
坐落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贺兰山下的西夏陵，分布着9座帝陵、270余座陪葬墓，规模宏伟。过去这里一片荒凉，人们不明其就里。自20世纪70年代起，宁夏考古部门在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和指导下，加强了文物考古和保护工作。西夏陵吸收唐宋陵之长，并具有自身的建筑特点，形成了中国陵园建筑中既有传承又别具一格的形式。西夏陵陆续出土了很多重要文物，文物工作者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如《西夏陵》《西夏三号陵》《西夏六号陵》《西夏陵突出普遍价值研究》等，填补了西夏历史的不少空白。1988年，西夏陵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列入中国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名录；2011年，启动西夏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2012年，西夏陵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7年，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西夏陵的考古工作，使过去鲜为人知的西夏王朝逐渐受到国内外的青睐。
中国丰富多彩的文物、越来越多的考古成就，不仅增加了很多历史知识，而且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年我在出国访问时以“中国繁荣和发展传统文化事业的新成就”为题，向国外介绍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成就，主要包括：文物普查和保护工作的新进展、古籍保护工作的新成就、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新收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传承。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丰富了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提供了坚强支撑。
总之，考古学有利于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有利于维护祖国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今后，我们应更加重视和加强考古工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坚强支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史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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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新发现 6 个祭祀坑，有怎样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首先，从目前3~8号坑出土的文物来看，新发掘的祭祀坑性质和原先的1、2号祭祀坑基本保持一致，即器物大多被砸碎、焚烧后掩埋；埋藏时间不早于殷墟1期，不晚于殷墟3期；大量的象牙、三星堆式青铜器（人面具、祭坛、神树）、南方青铜器（罍、尊）、金器（金面具）等，极大地丰富了三星堆文化的内涵，但是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发现。
三星堆考古有新发现，这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
要说最近考古界最火的新闻，莫非三星堆的考古新发现了。
三星堆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部，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是西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和“长江文明之源”。
三星堆距今已有5000到3000年的历史，文物最完整的部分是东西南北城墙和月亮湾的内墙。三星堆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为宝墩文化，第二、三时期为三星堆文化，第四时期为十二桥文化，其中出土文物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稀世珍宝。
新发现
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新发现6个三星堆文化“祭祀坑”。“祭祀坑”平面呈长方形，规模为3.5-19平方米。目前，已经在3号、4号、5号和6号坑挖掘了文物，7号和8号坑正在挖掘填土。出土了500多件重要文物，如金绵菊碎片、鸟形金饰、金箔、画在眼睛上的铜头、巨型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的牙雕碎片、玉琮、玉器等。
重要意义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考古新发现，进一步展示了三星堆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推动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国家文物局已将“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确定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以三星堆、朱洼街、小天溪、城巴等遗址为重点，深入研究川渝地区文明演进的历史进程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格局。同时，引导四川省和广汉市推进三星堆国家级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利用好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保护、传承和弘扬长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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