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24日至26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社、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承办，南沙区人民政府支持的“新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论坛”在广州召开。
26日上午交流发言第三阶段的主题为“考古中国”，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小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媛，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杨军，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锁强等6位专家学者分别发言。
关中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的新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小庆
太平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斗门街道，东北距西安主城区约15公里。遗址位于秦岭北麓向渭河谷地延伸的一处河流阶地上，地势开阔平坦。目前的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表明，这是关中盆地中部新发现的一处客省庄二期大型聚落遗址。自2021年3月1日考古项目启动以来，已经完成了对遗址周边近50万平方米区域的考古勘探工作，累计发掘面积4600平方米。发现东西并列的两个环壕，通过对环壕的解剖发掘证实，其年代同属于客省庄二期文化时期，同时并清理了灰沟、灰坑、房址等各类遗迹数百余处，出土陶、玉、石、骨器等各类材质遗物数千余件。出土陶器组合以典型客省庄二期的单把鬲、斝、高领折肩罐等为主，也有代表周边文化因素的陶铃、磨光黑陶杯、双大耳红陶罐等。出土的玉料、玉璧、璧芯、玉璜、玉饰品等遗物表明，太平遗址存在一套完整的玉石器生产链。出土的卜骨形制规整，灼痕清晰可辨。叶形陶牌饰枝叶纹刻画精美。浮选出的农作物遗存主要有粟、黍、水稻、小麦等。出土动物骨骼遗存主要有猪、羊、牛等家畜，也有鹿、中华圆田螺、河蚌等野生动物。目前我们对太平遗址的工作仅仅是冰山一角，但是玉器加工生产、卜骨、陶牌饰和陶铃的存在表明太平遗址具备了高等级的中心聚落遗址的应有要素，是我们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中心区域的一处重要遗址。
二里头都邑布局探索的新收获及其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赵海涛
在以往考古工作的基础上，近年二里头工作队继续以探索二里头都城的布局为中心工作。新发现宫殿区南、北两侧的东西向道路向东、向西延伸，道路的两侧多发现有与宫城南、北墙成一直线或平行的墙垣。确认“井”字形道路西南路口、作坊区围垣的西北角、宫城西南角；作坊区、宫殿区、祭祀区以西至少各存在一个分区，确认作坊区以西区域的东侧、北侧围垣，宫殿区以西区域的南侧、东侧及北侧围垣及东南拐角，祭祀区以西区域的南侧、东侧围垣。中心区的这些主干道路和墙垣把二里头都城分为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宫殿区居于核心，祭祀区、官营作坊区、贵族居住和墓葬区等重要遗存拱卫在宫殿区的周围，表明二里头都邑有了严谨、规整的规划，显示了王权的至高无上、权力中心的高度集中，极可能已出现了分区而居、区外设墙、居葬合一的布局。这样严格、清晰、规整的规划布局，显示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秩序井然，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模式，是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都邑布局的这些史无前例的新创造，多被后世继承，体现了二里头王国开创的划时代变化及对商、周文明的引领作用，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邑遗址探索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工作进展与收获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 雷雨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的考古发掘工作始于2019年，目前仍在进行。本次发掘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工作理念，除了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全面统筹之外，另有39家单位共同参与，涉及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多学科研究，取得了以下重大收获。1.确认了三星堆遗址存在着一个明确的祭祀区，祭祀区位于三星堆台地的东部，主体遗存包括8座长方形或近方形“祭祀坑”以及内含一定数量高等级祭器的小型圆坑、矩形沟槽、特殊建筑、灰沟等。2.新发现6座“祭祀坑”，加上1986年发掘的一、二号坑，8个坑集中分布在一起，各坑大小有别，方向、堆积和包含物不尽一致，形成年代大致相若，均为商代晚期至西周初年，碳十四测年与通过坑内陶器判断的年代基本相当。截至目前，已出土各类编号遗物约一万四千件，其中完整和较完整遗物逾3000件。3.新发现的遗迹和文物，进一步丰富了三星堆文化与古蜀文明的内涵，若干新器物，兼有古蜀文明、中原文明和国内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进一步阐释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认识。4.本次发掘创新使用了一系列发掘与保护工作平台、操作系统、控制系统与记录系统，推动了四川田野考古工作方法和手段的进步。
多学科研究阐释模式探讨——以垣曲北白鹅周代墓地考古为例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 郑媛
运用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化学、地学、物理学等前沿学科的最新技术分析我国古代遗存，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阐释工作等，是总书记对新时代文物考古工作的要求，也是当前考古工作模式的现实反映。山西垣曲北白鹅周代墓地的考古工作，从发现之初，就坚持多学科的介入。通过开展对铜器铭文的古文字学的释读与研究，引发了学界对其世系族属、性质的热议；应用年代学方法，对北白鹅铜器表面残留的麻绳进行取样，更精准地厘定墓葬年代；应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设备与方法，对残留物进行分析，发现先秦时期我国现存最早的果酒和化妆品残留等，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两周之际社会生活的认识，对研究和探讨两周时期的政治格局、畿内采邑分封制度及晋南地区两周时期的埋葬制度、人群族属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同时，基于这些丰富的研究成果，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积极探索“边发掘、边保护、边研究、边展示”的模式举办专题考古成果展和考古云讲堂多学科系列讲座，从发现、玉器、冶金、音乐、分子生物、古文字、历史、音乐等方面，邀请各专业领域学者阐释北白鹅考古发现，与公众多层次共享考古成果。当前，山西考古院又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人文化”的田野工作理念应用于实践，基于北白鹅墓葬本体创建地下方舱实验室，集环境控制、科技监测、远程诊断等功能于一体的，和我国十三所高校联合开展田野实验室考古。相信，多学科精细化发掘将为更全面地获取古代遗存提供技术支撑。
海昏侯墓考古工作的新收获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杨军
海昏侯墓的发现和发掘，是新时代江西考古工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近年来，随着海昏侯刘贺夫人墓发掘、实验室考古和资料整理工作的开展，考古工作又取得了一批新收获。一、考古发掘表明海昏侯夫人墓为一座采用“汉制”营造的列侯夫人墓，发现了墓葬建造时的“堂坛”和原封土的范围，并揭示了海昏侯夫人墓（M2）“堂坛”底部叠压刘贺墓（M1）建造时遗存的平、剖面关系，证明海昏侯夫人墓晚于刘贺墓。二、实验室考古发现刘贺部分遗骸，推算出遗骸长约173~183厘米。采用X射线探伤、紫外荧光成像等手段，发现刘贺嗣子刘充国遗骸长约110~120厘米，离世时尚为儿童，为南方地区人骨遗骸形貌不存的墓葬寻找遗骸位置提供了技术参考。通过扫描电镜发现出土马蹄金、麟趾金镶嵌物为软玉、铅钡玻璃和蛋白石（贝壳状）三类。通过拉曼光谱仪检测发现出土玉器材质大部分为和田玉。发现刘贺（M1）、刘充国墓（M5）出土的琉璃席由上层玻璃席面和下层含纺织物底衬组成，其主体玻璃片及围边玻璃泡材质皆为铅钡玻璃，所含铅为高放射性成因铅，为西汉时期琉璃席制作地点、矿料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三、在资料整理工作中，发现青铜蒸馏器自下而上由青铜釜、拥有内外腔的青铜甑和一套组合式的豆形器盖三部分组成，通过复原，基本确认这件蒸馏器具备了蒸馏酒的加热、冷凝和承露三种功能。发现了以“大長公主家工長安陰昌里鍾長君所作/任乙”铭文为代表的一套碗、盘、酒杯和樽的扣银贴金漆器组合，并发现画有最早孔子像的“孔子屏风”是一个由衣镜主屏和《衣镜赋》辅屏共同构成的双折式屏风。发现了南方地区唯一一份汉代诏书实物，确定了刘贺的死亡时间为公元前59年10月6日（汉宣帝神爵三年九月初八）， “除国诏书”下发到豫章郡的时间为公元前59年11月14日（汉宣帝神爵三年十月十七），“除国诏书”下发到海昏侯国的时间公元前59年11月22日（汉宣帝神爵三年十月二十五），诏书的流程和传达体系表明从刘贺病逝到海昏侯国除国，前后不到40天，下葬应该在47天后，为西汉列侯丧葬殡期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广东英德岩山寨遗址考古发现与收获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 刘锁强
岩山寨遗址发现于2017年，由分别分布于山体顶部、石灰岩溶洞及外围台地等不同地貌部位的多个地点组成，规模宏大、内涵复杂。2019~2022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开展持续的主动性考古工作，目前揭露面积1500平方米，清理出墓葬、灰坑、灰沟、柱洞、火塘等重要遗迹，出土陶器、磨制石器、玉器、青铜器、人骨及植物遗存等各类文物标本1800余件。最重要的发现是在岩背地点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80余座，应是遗址内集中分布的墓葬区，内部有明确的分区、分组规划，其墓葬形制、丧葬礼俗及随葬器物组合都具有显著的石峡文化特征。岩山寨遗址的文化遗存除粤北本地考古学文化外，可见来自粤东、珠江三角洲、粤西桂东以及岭北长江中游与环太湖地区等不同地域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反映出岭南内部乃至华南地区不同区域早期人群交流互动的广泛性。
岩山寨遗址是岭南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中心聚落遗址，对于深入研究岭南地区先秦聚落形态演变、早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岩背墓葬区的考古材料有助于进一步探讨本地区该时期葬制葬俗、石峡文化的传播、石峡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等问题。岩山寨遗址的发现为环南岭地带及周边地区的早期人群互动与文化交流、史前南中国的高等级社会关系网络、稻作农业的早期传播等课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新材料。该项目填补了岭南地区文明起源阶段聚落考古的空白，将掀开岭南史前文化与社会研究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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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来评价一下纪录片《考古中国》？
华夏五千年，泱泱中国风，几多风雨几多传奇！45集系列片考古中国从几个方面着重讲述了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和历史事件：从周口店到三星堆，从满城汉墓到西夏王陵，从骊山脚下到西沙海底…无不令人叹为观止沉醉其中！
三星堆遗址在哪里
三星堆遗址在哪里
三星堆遗址在哪里，三星堆遗址是我国的重大考古项目，目前已经出图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文物。三星堆遗址留存的谜题有很多，许多都因其独特的文化而深深着迷。下面我就带大家看看三星堆遗址在哪里。
三星堆遗址在哪里1三星堆遗址位于 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 ，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湔江(鸭子河)南岸。遗址分布面积约12平方公里，核心区域为三星堆古城，面积约3.6平方公里，是四川盆地目前发现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中心遗址。
遗址发现于20世纪20年代末，1934年原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美籍学者葛维汉(David C.Graham)第一次进行了发掘。新中国成立后，四川省文物部门曾多次组织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发现城墙、房址、墓葬、“祭祀坑”和窑址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
其中，1986年在遗址祭祀区发掘1、2号“祭祀坑”，出土青铜神像、青铜人像、青铜神树、金面罩、金杖、大玉璋、象牙等珍贵文物千余件，多数文物前所未见，其中以青铜器为大宗，尤以80余件青铜雕像为前所未见的重器，这些“惊世大发现”揭示了一种全新的青铜文化面貌。
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发布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目前，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正在进行中，新发现的六个“祭祀坑”已发掘至器物层，出土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金箔、眼部有彩绘铜头像、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等重要文物。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新发现，将更加丰富和深化对于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文化的认识，对更加全面认识三星堆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文化，特别是与中原地区、江汉平原地区文化的历史关系以及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三星堆遗址在哪里22021年3月，三星堆遗址6个祭祀坑持续上新，引燃了全民考古的热情。造型夸张的“三星堆神秘黄金面具”被网友P成表情包，风靡一时，吸粉无数。
三星堆之所以能够一夜爆红，是因为它浓厚的文化底蕴。三星堆遗址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龙泉山西麓，坐落在沱江和岷江复合冲积而成的扇形平原。当地北有鸭子河，西南有马牧河，是农业耕作的理想区域。
据考古发掘，三星堆文化堆积层共有16层，距今5000至3000年。从出土文物看，该文化深受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外来文明的影响。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青铜神树等青铜器，在数量和质量上和中原的商周青铜器不相上下。三星堆青铜器采用了和南亚文明相似的铜焊法。这一技术直到春秋时期中原地区方才熟练运用。
和三星堆特立独行的文化气质一样，它的消失同样迷雾重重，令人费解。
上图_“三星堆”遗址发掘旧照
地震洪水作怪？
三星堆文化戛然而止，地震洪水或许是元凶之一。源自川西北的沱江和岷江，水量巨大，水系庞杂，势能强劲。根据气象资料显示，古蜀地区在5000至3500年前处于第二、三新冰期，气温比现在高2至3℃，气候湿润，雨量充沛。
更为可怕的是沱江和岷江的源头位于龙门山地质断裂带。这条长500公里、宽70公里的断裂带极不平静，屡屡作怪。自公元1169年以来，发生破坏性地震25次，其中里氏6级以上地震20次。近半个世纪以来，该地区发生7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10余次。
历史上，地震裹挟洪水，频频肆虐成都平原。《汉书》记载: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壅江;江水逆流三日。乃通。”《华阳国志》也载：晋成帝成康二年(公元336年)“冬，岷山崩，江水竭。”可见成都平原地震引发的水灾并非个案。
考古专家发现三星堆遗址第8堆积层有20-50厘米的富水淤积层，通常是洪水停滞造成的。这一层相当于三星堆文化第4期，时间定位于商末周初，与遗址内的祭祀坑年代相符。不仅如此，三星堆古城墙被马牧河自西南向东穿城而过。
地质考察表明，岷江及其支流杂谷脑河、雁门沟、文政沟曾在公元前1099年发生地震，引发的山崩堵塞河道，导致水位暴涨。专家据此推测在地震的作用下，马牧河被迫改道，造成了三星堆文化的毁灭。
上图_“三星堆”青铜直立人
雷击毁灭？
地震洪水摧毁三星堆，看似合乎情理，实际仍不完善。在祭祀坑中，存在着大量骨渣和植物灰烬，而且坑中器物大都损毁变形，甚至呈半熔化状态。令人困惑的是祭祀坑并没有焚烧烟熏的痕迹。如此大的破坏力显然不是地震洪水能够做到的。
古代缺乏避雷知识，时常引发雷击事件。在传统观念中，雷电被认为是上天降下的惩罚。雷击频现，反而激发了人们虔诚敬神的欲望，不断供奉如青铜器、象牙、玉器等祭品。而高大的青铜器又成为良性导体，再次引发雷击。在供奉-雷击-供奉的恶性循环中，大量器物损失不可避免。
上图_“三星堆”戴金面具辫发青铜人头像
从气象环境上看，成都平原是雷电高频高发区，进一步扩大了雷击事件发生的概率。2013年8月7日12点至17点54分，四川全省共发生雷电云地闪击9774次，成都市发生雷电云地闪击2120次。2014年7月31日13小时内，德阳发生闪电9000余次，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
具备避雷措施的现代尚且如此，缺乏避雷知识的三星堆情况只会更糟。三星堆的大型建筑物遭多次雷击后损毁，古蜀人只得将其废毁，迁移到更为安全的金沙地区，被雷电击毁的神器埋入祭祀坑。恐怕是威力巨大的雷击，迫使古蜀人放弃了生活多年的三星堆。
上图_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发掘现场
商军灭蜀？
三星堆也有可能毁于战争。三星堆古城较偃师商城、郑州商城更大，足见其经济实力之强，况且古蜀国的冶炼技术比商王朝更为先进，在与商王朝的竞争中，古蜀国明显占据着上风。商末的甲骨文中有“伐羌蜀”、“挞缶于蜀”、“伐缶于蜀”的卜辞，显示出商朝对古蜀国发动了多次打击。
在商军的重击下，古蜀国灭亡。《毛诗正义》坦言:“《檀弓》曰:‘国亡大县邑，哭於后土’者，以诸侯守社稷失地，哭於社，故云‘后土，社也’。”表明处理亡国善后必须进行社稷祭祀仪式，商朝也不例外。
遗址一号祭祀坑内的器物相互叠压，遵循着一定的次序。首先投入玉石器，然后摆放大型青铜器，接着倒入焚烧骨渣，最后放着陶器和铜戈。坑内每一件文物都是祭祀所用神器。这些神器大都受损严重，除瘗埋过程中受压破损之外，均有焚烧的痕迹。玉器有风化或残缺的现象出现，同一件器物碎片分布在坑内的不同位置。
上图_“三星堆”出土的太阳神鸟玉璧
在上古时期，本族认为祭祀仪式极为重视，对神像或神器的任何破坏，被视为亵渎天神的`行为，否则招致天神的抛弃和报复。祭祀坑内的情况，极为反常。大规模破坏神器的行为不是本族的行为，必定来自于异族的征服。
现场考古人员发现“三星堆一号祭祀坑既使用‘尞’祭，再将‘燔燎’后的祭品瘗埋”，与商朝祭仪十分相似。坑内清理出约3立方米经火燔燎敲碎的骨渣，很可能是连同古蜀国诸神共同灭绝的巫师群体，目的是阻止古蜀国继续举行通神祭祀。采用人牲或人殉祭祀方式，在商朝是完全可能的。由此判断，与商朝的战争的失利，可能造成了三星堆文化的湮灭。
上图_“三星堆”青铜面具
三星堆遗址的意外问世，打破了中华文化一元化的格局，给多源一体的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相较造型离奇的青铜器，三星堆文化的消失同样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青铜纵目面具发出了相似的疑问：“我从哪里来我要做什么我要到哪里去”
三星堆遗址在哪里3三星堆之所以是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是因为在它身上存在着种种令人无法解释的现象，其神秘程度堪比玛雅文明，时至今日，三星堆文明展露在世人面前的也不过只是冰山一角。
但这“一角”就足以令各界科学家为之痴迷，绝大多数文明其实都有迹可循，总能找到发展的历程，而三星堆文明最大的特色就是“凭空出现”，然后“凭空消失”，所涉及的文化元素，甚至可以延展到埃及。
但关键问题是，在4、5000年前的三星堆人民，怎么可能跟远在千里之外的埃及文明产生关系？
三星堆遗址的来龙去脉
1926年，广汉南兴镇燕家父子在挖坑打算安装水车，结果无意间碰到了一块石板，燕家父子在掀开后大为震惊，因为大量玉石器在石板下安静的“躺”着。
当时消息闭塞，所以这事也就没怎么引起各界的关注，直到1931年，部分玉石器在辗转之下流入到了文物专家手中，经过一番研究，专家认为这些玉石器属于商周遗物。
1934年，有关部门集结人手，开始对燕家父子发现玉石器的沟底展开挖掘，10天后总共挖出约600件古物。
当时兵荒马乱，所以考古这事，也就没太重视，时间一晃来到了1963年，有关部门集结人手，再次展开了对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也相继出土了些许文物，但因为某些原因，三星堆的考古工作曾一度停滞不前。
1978年，三星堆遗址周围建立了多个砖厂，遗址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2年后，相关领导再次前往遗址探查，结果发现砖厂附近的断面中存在大量古器，于是迅速向上级汇报。
1980年5月，得到允许后的有关部门正式展开了对三星堆遗址的挖掘工作，出土了上万件陶器、玉石器、陶片等古物。
经过技术分析，专家们认为三星堆文化存在时间为距今4500±150~3000年左右，也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到中原的夏、商时期这个阶段。
本来专家认为三星堆遗址也就是年代久远一些，但随着深入挖掘，他们的认知在不断被刷新，因为出土的古物中包括象牙、海贝、青铜器、金器等等。
比如青铜神树、铜纵目面具、黄金权杖、青铜太阳轮这些文物，不管是元素还是制作工艺，都带着“诡异”的色彩！
三星堆遗址为何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
1.超前的制造工艺
青铜冶炼技术是有迹可循的，但唯独三星堆文化十分奇怪，在我国华夏的青铜文物中，基本上所有的青铜文物都由铜锌合金制作而成，毕竟那个年代冶炼技术有限，要想去除“锌”不太现实。
但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不一样，它们里面不含”锌“，他们是如何去除”锌“的？难道是掌握了某种超前技术？
而且铜的熔点是1083.4℃，在4500~3000年前，他们靠燃烧哪种材料能达到铜的熔点？
此外，在出土的青铜神树中，最高的那棵高达3.96米，总共有3层树枝，树底有一条盘龙，枝上有9只鸟，从制作手法来看，其中包含了焊接，连接，铆接以及套接等工艺。
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当时压根就没有焊接工艺，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来看，其制作工艺远超当时的年代水平，他们这种技术从何而来？
2.三星堆遗址包含了多种文化
三星堆遗址虽然在我国巴蜀地区，照理说应该属于华夏文明的大范畴内，但从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来看，专家都懵了，这到底属于什么文明？
象牙、海贝
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象牙，然而这些象牙比亚洲象牙更大，难不成是非洲象牙？难道三星堆文明早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发展到了非洲，亦或者是贸易来往？
如果不是非洲象牙，那么如此庞大的象牙，又出自哪里？
海贝也是同理，因为巴蜀地区地形复杂，要说4000多年前三星堆文明跟其他文明就展开贸易，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那么这些海贝又从何而来？
铜纵目面具
此面具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且耳有穿孔，整体造型奇特，完全不符合华夏人民的容貌特征，反倒是跟欧美人有些相似。
如果是生物带的面具，宽1.38米，高0.645米的规格，到底要多大的生物才能带的上？
黄金杖
一号祭祀坑中出土了一根全长1.42米，直径2.3公分，净重约500克的黄金权杖，其内部木杖早已碳化，只留下外部一层金皮。
我们都知道华夏文明中象征权力的大多为“鼎”，然而三星堆挖出的却是“权杖”，而且权杖外层金皮上的符号跟神秘图案，在我国历史文化中根本无法匹配到与之相近的文化，反而跟古埃及、古希腊、古巴比伦文明这三个文明很贴切。
青铜太阳轮
三星堆的青铜冶炼技术无疑是超前的，其中出土的青铜太阳轮同样备受争议，远看像极了某种设备的“方向盘”，而且青铜太阳轮的五根支撑柱在外圆上呈现五等分，如此精密的“五等分”，3、4000年前的人怎么可能做到呢？
尽管大多数专家认为青铜太阳轮是他们崇拜太阳的表现，但“五等分”现象始终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青铜神树
可能看到这里，你会觉得三星堆文明怎么都是外来元素，是不是其他文明迁徙到了巴蜀地区？
那么青铜神树又如何解释？
青铜神树整体造型像极了《山海经》中的扶桑神树，9只鸟对应“太阳神鸟”，树底的盘龙不正是我国华夏文明的图腾吗？
黄金文化
三星堆文化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黄金文化”，虽然殷商时代也掌握了黄金冶炼技术，但他们充其量也就稍微做几件，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制品数量庞大，有金杖、金面罩、金虎、金璋、金叶等100多件金器。
而且从工艺上来看，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制品步骤繁复、工艺精湛，足以见得，黄金文化在三星堆文明中属于成熟阶段。
可关键问题是，三星堆周围并不生产黄金，根据现代科技的分析，这批黄金大多来自于云南丽水等地，不光是黄金，其他制品种的铜、铅也大多来自于云南。
那么是否可以假设，三星堆文明当时极其鼎盛，其疆域十分辽阔，通俗的讲，他们是一个大国。
可为何三星堆文明却突然消失了呢？
更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是，三星堆文明是如何发展的？它的起源在哪里？
最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三星堆文明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什么从出土器物中没有发现文字，那么他们是如何交流的？如果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话，难不成他们用意念交流？
其文明中夹杂着多种文化元素，但巴蜀地区又极为封闭，他们是如何“跳跃”出去的呢？亦或者外面的事物又是如何“进去”的呢？好巧不巧的是，三星堆遗址也处于北纬30°。
他们从哪里来？又为何神秘消失？
他们的文明又为何能如此超前？
这些谜团一直困扰着各界学者，正是因为如此神秘，所以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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