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遗址是夏文化的遗存吗,二里头最新夏代墓葬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正在清理一座高规格夏代墓葬，该墓葬极有可能是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发现的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这是洛报融媒记者从9日召开的“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2020年工作总结交流会上获得的消息。

考古人员提取墓葬相关信息

9日，“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2020年工作总结交流会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召开。会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海涛不仅介绍了二里头遗址显现多网格式布局的新发现，还透露了一项重要工作——该队正在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考古实验室内清理一座高规格的夏代墓葬。

考古人员查看墓葬内部

赵海涛介绍，该墓葬发现于二里头遗址宫殿区5号基址院内，属第一等级墓葬。因该墓葬规格高、保存好，为全面、深入地提取信息、开展研究工作，后将其整体搬迁至考古实验室内开展清理。

墓葬填土中的绿松石片

记者在考古实验室看到，尽管目前清理工作尚未完成，但工作人员已在墓葬中发现多件陶器、漆器和一件蝉形玉器，因墓葬填土中散落多片绿松石片，推测该墓葬内会有大型绿松石器物。

墓葬内显露的部分随葬品

“现在，墓葬内的随葬品刚开始露出，其下方堆积的厚度超过已往发现的所有墓葬。该墓葬极有可能是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发现的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一座，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可能会有更重要的发现。”赵海涛说。

这座墓葬会不会出土类似“绿松石龙形器”一样的高等级器物？考古人员还会有哪些重要发现？洛报融媒将持续关注。

延伸阅读

“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重大项目去年5月启动，由国家文物局、河南省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协作，系统开展二里头遗址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工作。

该重大项目的设立，是为了给全面复原和构建夏王朝的诞生背景、社会历史、文明成就、政治结构、国家体系等提供科学支撑，为解决夏文化在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乃至中国古代文化多元一体化总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准确清晰的答案。

在本次会议中，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和晋、陕、豫、皖等省的文物考古单位代表分享了最新考古成果及进展，其中涉及山西陶寺遗址、西吴壁遗址，安徽禹会村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王城岗遗址、瓦店遗址、时庄遗址、余庄遗址，陕西老牛坡遗址等。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许宏、李新伟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等参与点评，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和考古司考古处处长张凌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进行了总结。(洛报融媒记者 刘嘉仪 文/图)

作者：刘嘉仪

来源： 洛阳网

二里头文化是否夏代遗址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村，于1959年发现，遗址距今大约3800－3500年，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属探索中国夏朝文化的重要遗址。1960年考古学家在二里头遗址的上层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宫殿基址，为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宫殿建筑基址。这一发现为研究中国历史早期国家的出现及其特点，提供了最原始的研究资料。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里头遗址共分四期，一二期属石器、陶作坊、村落文化；三四期属青铜和宫殿文化。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有两种看法,目前尚无定论:一种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四期都是夏朝文物，发现的宫城就是夏都；另一种认为一二期是夏朝文物、三四期是商朝文物，所以发现的宫城是商都。
　　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10月下旬，70多位来自大陆、香港、台湾及韩国、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专家学者云集“华夏第一王都”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参加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会形成的“意见书”中说：“建议尽早启动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作为夏商都城遗址群，共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
　　寻找夏文化
　　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中国社科院二里头工作队的二层小楼装扮一新，“华夏第一王都”的大碑，也在工作队门口竖起，等待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为其揭碑。在专家眼里，这是一块分量很重的石碑，因为在二里头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下，埋藏着中华民族的重大秘密：公元前19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上演过夏的繁荣和夏商周三代王朝更替的壮阔史剧。
　　 二里头文化遗址上个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以及对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证明了商王朝的存在。这给了中国学者以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能从考古学上寻找夏族和夏王朝的文化遗存，进而恢复夏代历史的本来面貌。寻找夏王朝存在的证据，成了近半个世纪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目标。
　　1959年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旭生率队在传说中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豫西开始了对“夏墟”的考古调查。偃师二里头被纳入学者的视线。这是首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
　　此后，中国三代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由于它所处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夏商时期，所以从发现至今，围绕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其中最大的悬念是：它是夏都还是商都西亳。“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后，二里头文化的主体为夏人遗存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学术界也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城之所在。
　　20年前提出“二里头一到四期都是夏文化”的观点时，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邹衡孤军奋战，如今，此一“异说”逐渐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年届80的邹衡先生说，“夏的存在与否，在国际学术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二里头遗址用事实证明了夏朝的真实存在。”
　　二里头：一个不断改写中国之最的地方
　　在皓发白首的专家群中，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许宏显得年轻而有活力。正是这位在世纪之交接任队长的年轻博士，用他的城市（都邑）考古学理念，给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迎来了转型和振兴。这种理念着重于遗址的范围与城市布局、城郭遗迹的寻找、礼制建筑的发掘、中心遗址与周围其他聚落的关系等。
　　几年来，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了遗址中部的井字形街道、勾勒出城市布局的基本骨架，还发现了宫城城垣，证实了宫城的存在。此外还揭露出部分二三四期宫殿建筑基址，发现一些有关遗址布局的新线索，获得一些包括大型绿松石镶嵌龙在内的珍贵文物。
　　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刘庆柱称，新发现证明这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渊源具有重大的标尺性意义，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说起二里头，许宏喜欢用5个“中国之最”来形容：这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发现有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宫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及铸铜作坊，还发现了最早的车辙痕迹，将中国发明双轮车辆的年代前推了300多年。
　　“把二里头遗址放到其出现前后大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它的每一项发现都牵动人心，并有理由相信，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还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之最出土”，对未来，许宏充满自信，“殷墟的发现曾震惊了世界，二里头将像20世纪的殷墟一样，引领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走向新的辉煌。”
　　约公元前3000年至前1500年这一千多年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急剧动荡的社会大变革。这一变革可以用文明化、国家化或社会复杂化来概括，作为中华文明最早阶段的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即诞生肇始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一个大的分水岭是公元前2000年前后。此时，数百年异彩纷呈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即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而迅速崛起。二里头文化与后来的商周文明一道，构成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主流，确立了以礼乐文化为根本的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

偃师二里头遗址是怎么样的？

夏，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开天辟地，承前启后；二里头，中国地名海洋中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名字，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很难与什么天下大事联系在一起。然而就是在二里头附近的小村庄里，人们找到了第一王朝的都城，寻觅到夏代的踪迹，从而以铁的事实将这两个似乎看起来并不相当的个体联系起来，打破了之前关于夏代是否存在的种种疑问，重写了夏代历史，延伸了文明的起点。

华夏第一都——偃师二里头遗址位于陶酒器河南省偃师县，地处伊、洛二水之间，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距今3800—3500年。在这里发现了二里头文化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址、一般居住址和墓葬等，并出土了大批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是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遗址中心区位于东南部，地势略高，分布着宫城、铸铜作坊和大型墓葬等重要遗存，西部地势略低，为普通居住活动区。

二里头宫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约370米。东西宽近300米，面积11万平方米左右。宫城外围有夯土筑成的宫墙，墙宽约2米，墙高0.1—0.75米左右。宫殿区初建时没有围墙，在中期才开始夯建，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末期。宫城墙外有环城大路，宽10—20米左右，纵横交错呈“井”字形，构成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主要道路网。宫殿区内有多条小型道路，有若干夯土基址和卵石活动面及大面积的路土遗迹。

二里头大型宫殿基址是这一时期建筑水平的典型代表。早期宫殿基址有两座，分别为3号与5号基址，位于宫殿区东中部，东西并列，其间有宽约3米的通道相隔，路土下有长逾百米的木结构排水暗渠。3号基址系大型多院落建筑，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主体部分至少由3重庭院组成，长度150余米，宽度在50米左右。基址中主殿夯土台基宽6米多，上有连间房屋和前廊遗迹。5号基址东部边缘也有大型柱础和墙槽遗迹。

二里头晚期宫殿基址数量较多，分别以1号和2号为中心。1号基址为庭院形式，整体略呈方形，东西长108米，南北宽100米，高0.8米，面积约1万平方米。殿堂位于基址北部正中，为一座略高起的长方形台基，四周有檐柱洞，东西长30米，南北宽11米，面阔8间，进深3间，屋顶为“四阿重屋式”，类似后代皇宫大殿的庑殿顶构造。是至尊的形式。殿堂前是平坦的庭院，殿堂与庭院的四周是廊庑建筑，南廊正中是宏大的门楼。2号基址位于1号东北，南北长73米，东西宽58米。殿堂位于基址北部的长方形台基上，面阔3间、进深1间，带有回廊。围绕殿堂和庭院有北墙、东墙、东廊、西墙、西廊，南廊中部有宽阔的门道。两侧为门房。2号基址前、后分别有4号、6号基址。4号基址长40米、宽12米，与2号同时兴建。6号基址略晚于2号，应为2号基址使用一段时期后增修的建筑。它们大体同时，且有共同的建筑中轴线。应属同一建筑组群。

二里头不同的埋葬方式，说明死者生前的社会地位存在等级差别。二里头遗址的墓葬，皆为长方形土坑墓。大型墓多位于宫城内，长5米，宽4米，深约6米，有生土二层台。中型墓葬长2米，宽1米，部分有二层台或腰坑，墓底铺朱砂，有漆棺，随葬有铜爵、戈、戚、玉璋、钺、圭、绿松石饰及陶器、骨珠、海贝等。小型墓长不及2米，宽仅0.6一0.7米，随葬品只有少量陶器。此外在灰坑或灰层中，还散见人骨架，有的捆绑双手，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和兽骨埋在一起，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

二里头遗址出土遗物丰富。柄形玉饰上雕琢有规整的兽面纹，形式与后代铜器上常见的纹样一致，是已知年代较早的兽面纹样。有年代最早的铜爵，还有兽面铜牌，用数百块绿松石镶嵌而成，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二里头已经有了陶铃、铜铃等乐器。一些大口陶尊的口、肩部有20多种刻画符号。其中有的可能就是原始文字。此外，还见有卜骨，大多采用猪、牛等动物的肩胛骨，上有灼痕。这些遗物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奴隶主贵族的精神生活。

宫城附近还有不少重要的遗迹。在宫城南墙外发现了当时制造贵族奢侈品——绿松石器的作坊和一处废料坑，废料坑内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绿松石块粒，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还见有因钻孔不正而报废的石珠。在宫殿区南侧大路的早期路土之间，还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辙沟呈凹槽状，两辙间的距离约为1米。这两条车辙的发现，将我国双轮车的出现时间提早了约200年，为探索我国古代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3号基址南院内一座贵族墓中还发现了一件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十分罕见。该墓葬属于二里头文化早期，距今至少3700年。龙形器被放置在成年男性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髋骨处。龙身长64.5厘米，总长70.2厘米，中部最宽处4厘米。头宽身窄，呈曲线形，巨头蜷尾，色彩绚丽，器身起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为扁圆形，置于梯形托座上，鼻眼则以白玉和绿松石填充，在距绿松石龙形器尾端不远处，还发现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于垂直。这件绿松石龙形器被命名为“中国龙”。它是在夏代都城遗址宫殿区贵族墓中发现的非常完整和高规格的龙形象遗存，意义非同寻常，说明早在夏代，夏王朝已经把龙作为自己的图腾，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

二里头遗址有中国最大型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等，揭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一页。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应是文献记载中的夏都“斟寻”，也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它早晚两个时期的建筑格局随时代不断发生显著变化，逐渐由一体化的多重院落布局演变为多个单体建筑纵向排列，其形制开中国宫殿建筑之先河，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和都城建设等重大问题都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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