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头骨首次公开展出
2004年9月30日~10月14日，目前世界仅存的两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之一的北京人头盖骨(枕骨)化石真品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展出。展出期间安放在防弹玻璃罩中；这是它自1966年出 土以来首次面对公众。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为头盖骨化石展出购买了保险，保额为450万元。2004年9月30日上午，北京人头盖骨枕骨被移出“藏身”38年的保险库，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人员将盛放头盖骨的锦盒交给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馆长杨海峰。杨馆长查验无误后将锦盒平放在一只安装了报警器的密码箱中上锁，然后双方在借据上签字。
随后，头盖骨的运送车在前后警车的开道、“押送”下，驶往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为确保头盖骨枕骨顺利安全地到达，公安、交管等有关部门已确定了一条最佳路线，同时还设计了一条备选路线，一旦发生意外就立刻切换。交管局表示将统一部署，沿途加派勤务，整个交接到运送的过程都有武装警察荷枪实弹在头盖骨旁边保护。
密码箱安全到达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后，头盖骨被直接送入展厅，展馆随即关闭布展。头盖骨被放置在防弹玻璃罩中。在玻璃罩的上方，博物馆还安装了一个远红外线探头，探头的另一端连接的是设在保安室内的电视屏幕，保安全天监视头盖骨的情况，如果有人触碰玻璃罩，监控系统就会发出特别尖厉的报警声。展柜也是专门定制的。看似平常的木头底座的内衬是非常厚的钢板。展台可以升降，一旦发生危险，头盖骨将降入展柜内作为临时避险。
额骨和枕骨这两块头骨化石出土后一直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特别文物库中，仅有为数不多的业内专家亲眼目睹过。额骨和枕骨不能一起展出，就是因为它们太珍贵了，所以一个在外展出的时候另一个必须在中国科学院的保险库内。与这块枕骨同期发现的还有一块额骨、一枚牙齿、173件石器、用火的遗迹以及大量动物化石。
裴文中发现50万年前北京人头骨
1927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主持、协和医学院参与合作、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发掘经费，选定周口店第一地点(即后来的北京猿人洞)组成野外发掘队，开始发掘工作。由中国地质学家李捷担任野外工作队的负责人，瑞典古生物学家步林担任业务指导。这一年，在按发掘计划行将结束的前三天，即10月16日下午，发掘发现了一颗保存极好的人类下臼齿化石。于是，他就将这颗新发现的和以前发现的两颗牙齿化石交由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步达生进行研究，步达生认定这都是人的牙齿化石。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个新属新种，正式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现改名为北京直立人，简称北京人。步达生的研究成果公布以后，并不一帆风顺。当时国际上许多有资格的古人类学家提出种种非难，主要是怀疑光凭这三颗牙齿化石就建立起新属新种，未免太草率了。这时，步达生也承受着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感到不踏实。
正当这个关键的时刻，1928年，中国两位颇有才华的年轻古生物学家杨钟健与裴文中参加到周口店的发掘工作中来。秋天的某日，25岁的考古学家裴文中来到发掘现场，看到几个筛土工人正在仔细地检查筛中的小化石。突然一转身，他见到一个工人手上拿着一块较大的骨头。裴文中随手取过来一看，不觉又惊又喜，脱口而言：“这是一块猿人下颌骨!”他立刻对这块难得的化石就地核实，弄清楚这块猿人下颌骨是从第一地点的A层积土中挖掘出来的。当时在场的工人还以为是猪的下颌骨，没当回事，幸亏裴文中迅速辨认出来，并把它小心地收藏了起来。
从1929年开始，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改由裴文中领导，发掘的范围仍继续按1927年~1928年既定的方案进行。从年初一直挖到深秋，向下挖掘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剩下的堆积物也逐日变少，眼看似乎即将接近洞底，好像不会再出现什么奇迹，工人们估计不久便可收工休息了。正在此时，裴文中发现主洞与裂隙交叉的地方还有一个小洞，仅能容一人工作。他爬过去细看了一下，认为这可能是猿人行走的通道，决定向小洞掘进，并亲自作探险的开路先锋。他在腰上系好绳子，让洞口外的工友用力拉着，自己带着手电简沿洞壁徐徐滑下。刚到洞底站稳脚跟，手电筒扫射过去，裴文中不觉惊呆了，遍地都是白骨散布着——几乎全是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简直像是有意识保存下来的一座化石宝库!裴文中随后就爬出洞外，向在场的工友做了简单的介绍，工友们听后也感到格外兴奋，共同制定出下一步的发掘计划。
12月2日下午4时，裴文中与工人们一道仍在离地面12米以下的洞穴中劳动。借着微弱的烛光，裴文中聚精会神地辨认着每个新鲜开掘面上暴露出来的一块又一块灰白色的骨头化石，细心地搜索着。突然，他的目光在一个像半个皮球模样的骨头前停住了，他用手轻轻地拂去上面的灰尘，暴露的面积更大了。顿时，裴文中的眼前好像明亮起来：“呀!是猿人广这一声呼喊，非同小可，全部工人都放下手中的劳动工具，聚向裴文中。
“这是猿人的头盖骨呀!这是我们多年来期望获得的宝贝!”裴文中暂时压抑住万分激动的心跳，从容地向周围的工人解释。洞内和洞外的工人，几乎同时欢呼起来。裴文中脱了上衣将头盖骨包裹起来，像抱着一个婴儿似的小心翼翼走回办公室。这个消息当时成丁爆炸性新闻，裴文中一时间成了国内外的知名人土。裴文中发现的这具沉睡地下50万年的猿人头盖骨；是20世纪最重大的科学发现之一。它为达尔文进化论所预言的人类从猿到人的演化提供了确凿的化石证据。如今，中国猿人已成为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周口店已成为史前学和古人类学研究一块里程碑。
贾兰坡的发现
1931年春，贾兰坡的表弟与裴文中聊天时提起贾兰坡在家里成天闷头读书。当时地质调查所正在招练习生，裴文中建议不妨叫贾兰坡去试试。结果贾兰坡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分配到新生代研究室。练习生是研究室里最低的职位。和贾兰坡伺时分配到研究室里的还有一位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卞美年。在以后的工作中，卞美年经常给贾兰坡讲解古代生物化学的知识。到周口店后，还带着他看龙骨山周围的地质，给他讲解地质构造和地层，还教他如何绘制剖面图，两人成了挚友。
1934年担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周口店办事处主任的裴文中，因为次年要去法国留学需要在家里学习外语，研究室主任杨钟健就安排贾兰坡接替裴文中主持周口店的工作。同年，步达生突发心脏病，捧着人头骨在办公室里去世，德国古人类学家魏瑞敦来华接替了步达生。
1936年，由于周口店再没有重要的发现，洛克菲勒基金会只给了6个月的经费，如果在6个月内再无新的发现，洛克菲勒基金会可能会断了对周口店的资助。魏瑞敦和贾兰坡都心急如焚。这一年的11月15日上午，技工张海泉挖到了一块碎骨片扔进了筐里，贾兰坡拿出来一看大吃一惊：“这不是人头骨吗?”接着挖下去，耳骨、眉骨也露了出来，到中午，这个头骨的所有碎片都被挖了出来，贾兰坡将其拿回办公室后清理、烘干、修复，并一片片对粘起来。下午4时15分，在上午头盖骨发现处的下方略北约半米处又发现了另一个头盖骨。魏瑞敦第二天看到后手不住地发抖，他的夫人说，当他早上听到这个消息后，从床上一下就蹦了起来，连裤子都穿反了。
11月26日上午9时，又一个头盖骨被发现。11天内连续发现了3个头盖骨，这一消息一时传遍了全世界。魏瑞敦在这一年12月19日召开的地质学会北平分会上做报告时说：“对于这次伟大的发现，我们不能不归功于贾兰坡君。因为在发现之始，前两个头骨化石碎成破碎状态，但贾君已知其重要性，并施用极精的技术，将其挖出。经过贾君略加修理，后才由卞美年携手研究。”
由于已经挖掘出来的北京人头盖骨在1937年神秘失踪并且长期找不到，1966年3月15日，裴文中主持在周口店第一地点继续发掘，希望能获得新盖骨。1966年5月4日发现一块头盖骨，第二天在同一层相隔不到0．6米的地方又挖到一块骨头。饶有趣味的是，1966年发掘的头盖骨残片与1934年及1936年发现的第5号头骨的两块颞骨合并成一个近乎完整的头盖骨，说明它们同属一个个体。这是一个中年男性的头骨，脑容量约为1140毫升，具有“北京人”的典型特征，但又具有比其他“北京人”更为进步的特质。第一天发现的就是2004年9月30日展出的枕骨，第二天发现的是额骨。
“北京人”化石在地下沉睡了数十万年之后，于20世纪20年代末得以重见天日，震动了学术界，成为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北京人”遗址也成为举世闻名的文化宝库。在20世纪20年代，达尔文的人类进化论学说虽然正在传播，但由于缺少化石证据而难有说服力。此前发现的爪哇猿人化石可以说为由猿到人的进化过程提供了物证，但各种意见的纷争致使这一物证没有得到确认。待到“北京人”出土以后，关于爪哇人的争论才得以平息，达尔文的进化论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对"qb京人”的详细研究，可以为人类起源的探索提供极有价值的资料。这以后发现的人类早期或晚期化石，都要与“北京人”进行对比研究，即使在现代中国人的起源研究中，也牵扯到中国人究竟是“北京人”的后裔，还是由非洲迁徙而来的问题，这同样需要与“北京人”进行对比才能得出结论。更何况人类化石的发现是极其不易的，因而任何一点人类化石都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从考古发现来看，北京人的体质特征非常奇特，从他的头骨特征看，他有着粗壮的眉脊、前凸的．吻和粗壮的矢状脊等，所以从头骨看，北京人是非常原始的。但是，北京人的肢骨却非常先进，与现代人的非常接近。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奇特的现象呢?科学家对此试图进行解释。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
在周口店生活着两种人，一种人比较进步，一种人比较落后；进步的人吃掉了落后的人，留下了落后的人的头骨。在周口店发现的肢骨化石就是进步的人的。中国有些学者根据“劳动创造人”的观点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们认为，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劳动起着重要的作用。进化中的人先是直立行走，把手解放出来，手通过劳动锻炼越来越灵巧，随着肢骨越来越进步，大脑也随之进化。所以在进化过程中，肢骨首先进化，然后大脑才慢慢进化，因此才会出现肢骨进步而头骨原始的现象。事实上，这种镶嵌现象在爪哇直立人和肯尼亚直立人当中都存在，所以后一种解释更为合理。
这里还有必要介绍裴文中、杨钟健和贾兰坡三位人士。裴文中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毕业生，他和同校同系的师哥杨钟健都被没上过大学的贾兰坡称为老师。20世纪30年代，他们一起参加了周口店的发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又一起成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的同事，文化大革命期间一起被下放“牛棚“。杨钟健1979年去世，裴文中1982年去世，骨灰皆安葬在周口店。2001年7月8日，贾兰坡院士与世长辞，骨灰也安葬在周口店。如今，三位挚友永远团聚在周口店的烂漫山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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