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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故宫里面的奇闻异事
故宫里面的奇闻异事
成立“文物维护会”保护文物
马衡与故宫结缘，始于1924年11月，由社会名流和专家学者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点查清宫遗物，马衡便以金石学家的身份参与其中。翌年10月，在清宫善后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故宫博物院，推举李煜瀛以临时理事长身份主持院务，当时神武门城楼上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即由李氏榜书刻石。故宫博物院下设“两馆一处”(古物馆、图书馆和总务处)，马衡则作为9位临时理事之一，兼任古物馆副馆长。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一方面继续清点清宫遗物，另一方面则积极筹建两馆一处。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北洋政府政局不稳，新生的故宫博物院不久便全面陷入瘫痪。为了避免文物遭破坏，包括马衡在内的一批学者又自发组织“文物维护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保护文物的艰难使命。
解放前夕抵制迁移文物至台湾
1945，马衡继续担任院长，在他的主持下，故宫陆续接收了大批流散文物，如溥仪留存在天津的各类文物1085件、清宗人府余存玉牒及各类档簿834册、汉印501件，等等。其中比较着名的还有两批稀世国宝——“郭瓷”与“杨铜”。前者是指曾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的着名收藏家郭葆昌所藏瓷器，经过马衡的多方努力，全部由郭氏后人捐献故宫收藏；后者则指德国商人杨宁史（WernerJamings）收藏的240余件青铜精品。1946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举办“胜利后第一届文物展览”，要求故宫选送部分新入藏的文物参展，有关人士提出将其暂留南京，但被马衡婉言拒绝了。1948年，南京行政院决定将存放在南京分院文物的精华分成3批运往台湾，同时电令北平故宫将珍品尽快装箱，分批空运到南京。抗战期间转移国宝，积极南迁；解放前夕维护国宝，抵制迁移。两种截然相反的取舍，是马衡对故宫、对中国，乃至对于人类文化的贡献。
捐献珍贵拓本成为故宫院藏碑帖重要内容
在马衡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藏品中，他毕生搜集的石刻拓本多达12439件，其中以清代与民国年间出土和发现的墓志、造型、石经为主要部分。这批拓本是他一生研究石刻的重要根据，大多拓本上有他精细隽秀小楷行草题跋，现为故宫院藏碑帖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马衡曾是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长，篆刻仅是马衡的业余爱好。他捐献的印章中，一部分是篆刻名家吴昌硕、唐源邺、钟以敬、吴隐、王提为其篆刻的作品；另一部分则是先生为自己篆刻各种字体的印章，其篆刻风格可归纳为战国秦汉古印类、仿金文、碑铭人印类、流派印类等等系列。马衡病逝后，子女又遵其愿，将他毕生珍藏的金石拓本9000余件、图书1600余部共14962卷，悉数捐献故宫收藏。数目之巨，略见襟怀。
西迁计划经历“文物长征”
1936年，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竣工，存放上海的文物又陆续运抵南京。次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国宝再次面临威胁，形势刻不容缓。为此，马衡主持制订了分三路西迁的计划。
协助购回《中秋帖》《伯远帖》
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大力搜集文物精品。如东晋王羲之的《快雪晴时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合称清宫“三希”，都属于中国传世较早的法书珍品。《快雪晴时帖》已被运往台湾，《中秋帖》、《伯远帖》二帖则在清亡后流落民间，1935年收藏者还曾拿出来请马衡欣赏，并说将来捐献给故宫博物院。1949年，“二希”曾被携至台湾，后辗转到了香港，抵押在一家英国银行。1951年，典当行将期满，若不按时赎回，银行方面将按惯例进行拍卖。为此国家特别批拨专款，马衡与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等前往鉴定，最后以35万港元购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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