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讨论北京是否适合居住的时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迁都设想也不断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使命是否已经完结?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迁都的设想。但这些民间意见都没有下文。在北京雾霾最严重的时候，网上流传着迁都河南信阳的谣言。但是信阳人开始担忧：请不要来，我的伟大信阳市不能接受那一切的污染，我们现在被誉为适合居住的城市，这非常好，我不要改变。大家都对首都所代表的生活吓怕了。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首都如今有了诸多城市病：水要通过南水北调工程运来，首堵比首善之都更加深入人心，城市越来越大，四环、五环一直到了河北燕郊欢迎你。2013年2月28日，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的姚明走出驻地酒店时，抬头看了看首都的天空，皱起了眉头，这一瞬间被摄影记者抓拍下来。那一天，北京迎来了灰霾、沙尘、大风的三重袭击，天空从灰白变成了土黄。在此之前，PM2.5制造贡献了北京咳这一新型城市玻 作为政治中心，北京也在经受每年一次的两会考验。北京中心城区的拥堵指数曾经出现过9.9的高位，回家路上的北京市民其实都滞留在停车常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学者提出迁都的设想。1980年，首都经贸大学的教授汪平提出将首都迁出北京。四年后，中国社科院的黎鸣向中央递交了迁都计划书。这些民间意见都没有下文。2000年，《经济参考报》发表了方可的《北京城会被迫迁都吗?》，这是迁都问题在官方媒体上少有的亮相。在那之后，梅育新、胡星斗等学者在网络上发表了关于迁都的研究成果。迁都不仅要拯救陷入各种城市病的北京城，而且希望通过迁都来解决一些根本性问题。胡星斗在《关于迁都的建议书》中认为，新建一个小型政治首都有助于政治与经济分开，铲除政经结盟、钱权结合的腐败现象。 在理想主义者的设想中，未来的中国首都应该是怎样的?也许不必是庞大的城市，甚至也不必声名显赫。
朱士光在西安生活，他的亲身的感受是：西安的雾霾也很严重。今年2月份，西安只有一天是适合市民健康出行的，雾霾天气占了22天。如果北京因为空气污染要迁都，搬到西安那真是大可不必了。其实中国八大古都西安、北京、开封、郑州、洛阳、南京、杭州全都受困于PM2.5，连安阳都不能幸免。 汤爱民也认为古都并不适合作为新的都城。近代以来，这些城市人口积聚很大，即便作为一个省会城市，水源、土地都难以承载自身发展的需要。另外，像南京地处东部沿海地区，本来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由它带动周边崛起的战略区位的意义不大。
汤爱民说自己曾经重点考察过湖北、河南、山西、四川、甘肃、重庆，也去了宜昌、襄阳、南阳、信阳、随州、汉中这样的中小城市。在他看来，由襄阳、荆州、荆门、宜昌四座城市相围而成的一片三角地带可为首选，《管子》中讲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用水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这一带处于鄂西高地上，有大山：大别山、巫山山脉;也有大河：长江、汉水，水源充足;人口并不密集，城市还没有被充分开发，可用的土地比较开阔，文化历史资源也比较丰富;处于东西、南北交汇之处，区位优势也比较好。
现代国家迁都的重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发展的盲点在西部，根本解决是迁都到中西部，而且成本还不高。建都中西部，也可以很好地解决西藏、新疆问题，可以提高民族凝聚力。对于前段时间，谣传甚广的新首都信阳，汤爱民说，信阳有点缺陷，南面是大别山，北面是淮河，从风水的角度，北面有山，南边有水比较好。
汤爱民也表示，新首都的选定不是一两个人拍脑袋决定的，首都的选定至少需要十年时间准备，由最高权力机关设立一个首都发展委员会，组织水文、气象、地质等方面的专家收集资料，充分论证，就像当初修建三峡大坝一样。迁都是一个利益的博弈的过程，难免会得罪既得利益者。比如，如果迁都，北京的房价很可能会有所下降，相关的利益集团必然会进行游说活动。如何解决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汤爱民认为需要一个有战略远见的政治家协调好各方利益。
北京在过去6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的首都。自从1949年共产党胜利，中国人一直受到了某种引导，把北京尊为中国国力、党威和光辉历史的象征。对很多人来说，迁都这种提议简直就是异端。然而最近几年，终于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2000年，中国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也加入了异端队伍。他指出，沙漠化问题若不能控制，迟早要迁都。 从那时起，对这些简直能使肺部堵塞的灾害的治理开始初见成效。但与此同时，其他的问题也在滋长。受够了交通大堵塞的北京人有时在说首都时，会故意换个调子说成首堵，讽刺北京是堵塞最严重的城市。一年里多数时候，北京城都为一层满是污染物的灰色烟雾所笼罩。过去十年里，北京的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增加了一倍。环境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报纸和网上已经有好几位学者提议，要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很多其他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迁都。
然而，除了朱镕基，大部分的官员在此问题上都保持缄默。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说他在2006年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至今还未收到官方回复。在这封信里，他建议中国应该在中部地区择地另建新都。胡教授说如果在华中建都，对防范外来袭击较为有利(他认为北京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侵略)。他还说，新建一个更小的首都，也会发出一个积极的政治讯息：共产党告别大北京封建的历史，转而拥抱小政府。胡教授主张把这个新首都叫做中京，意为中部的首都(北京意为北部的首都)。
北京大学教授袁刚认为北京是一个拥有特权的城市，为了自身的发展，毫不客气地吸干了周围地区的水资源。中国政府现在正花费几十亿美元从南部调水，以缓解首都周围干旱的北部地区的水荒。 袁教授说，把钱花在调水上，还不如用这笔钱直接把首都迁到水资源丰沛的地方。此次调水方案一期工程将于明年建成通水，但是它所提供的额外水源仍然远不能满足北京的需求。 去年北京的常驻人口，包括郊区和卫星城在内，达到了2000万。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即使加上增加的外部供水，北京的水资源最多也只能支持1830万人。
尽管如此，北京的官僚们还是不太可能被说动。他们和所有拥有北京户口的居民(即非外省进京务工人员)一样，享有各种特权，包括比其他地区的居民优先享有中国最好的教育和医疗设施。一些被学者们提名为候选新都地址的城市已经开始为自己做起了广告。但北京的优越条件仍然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难怪中央政府对迁都的提议至今缄口不谈。
毛泽东曾想将首都定在哪? 哈尔滨是中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一直是中共中央东北局、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所在地，为东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党中央迁往哈尔滨 考虑到哈尔滨是当时最安全的大城市，与苏联最近，便于取得苏联的支援和帮助，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地批准哈尔滨为特别市，非常重视这块风水宝地，并准备在这里宣布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时的注意力虽然向东北倾斜，但是哈尔滨毕竟远离中国腹地，从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转移过去很不容易，中间需要一个中转地，于是又选定了华北的避暑胜地承德，准备把承德作为党中央的临时所在地。
在辽沈战役前夕，东北野战军林彪和罗荣桓曾就党中央迁往东北之事去电请示，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毛泽东回电说：中央必须留在关内，我亦暂不能离开。 虽然毛泽东和党中央到东北哈尔滨之事暂时放下，但是党中央迁往哈尔滨的准备还在加紧进行。 就在这时，东北战局发生剧烈变化，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地向东北增兵，抢占交通要道。毛泽东果断地决定，党中央不再迁往承德，中央军委命令，把中央先行警备团就地改编，隶属于冀察热辽军区。
毛泽东改变了主意 1948年4月30日，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 再说当时国民党政府仍然占领着中国半壁河山，要把那些着名人士接到大连再转往哈尔滨，共商建国大事，绝非轻而易举之事。毛泽东、周恩来亲自设想过几种接送方案，经过几番周折，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沈钧儒、郭沫若、李济深等三批民主人士先后经香港安全到达哈尔滨。 黄炎培等第四批民主人士1949年3月14日从香港出发，这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形势发生很大变化，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会议改在北平召开，黄炎培等于3月25日到达北平。 随着三大战役频传捷报，毛泽东认为不必再远征哈尔滨宣布新中国诞生了，但把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哪里，他还没有考虑好。 一天，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欣喜异常，他觉得有了可以很好商量这个重要问题的人了。
北平成为理想都城 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在何处?中央虽有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王稼祥对此也有所考虑。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是不是定在北平?王稼祥的想法正与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笑笑问：噢，谈谈你的理由。 王稼祥首先否定蒋介石所在的南京说：现在国民党的首都，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的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毛泽东见王稼祥如此坦诚，而又言之有理，极感兴趣地点头表示赞许，并又提出问题说：西安如何呢?王稼祥回答说：西安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今天中国经济重心是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西安也不合适。
毛泽东又提到有人认为在中国古代曾经做过多朝都城的开封、洛阳应在考虑之列。王稼祥从经济和交通角度发表意见说：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加之交通及黄河的水患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问道：稼祥，你认为最合适的建都地点在哪里?王稼祥受到毛泽东的鼓励，兴致更高，顿有江河一泻千里之势：我认为作为首都最佳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联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重心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与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致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500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该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了这么痛快淋漓的意见，觉得非常解渴，朗声笑道：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他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 北京政府曾定下目标，要在2020年之前将北京建设成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宜居城市。至今这方面鲜有进展。相反，对于北京拥挤的交通、严重的污染、极度的缺水和比天高的房价，人们却是怨声载道。现在即使是国家控制的媒体也开始提出迁都的建议。
北京在过去6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的首都。自从1949年共产党胜利，中国人一直受到了某种引导，把北京尊为中国国力、党威和光辉历史的象征。对很多人来说，迁都这种提议简直就是异端。然而最近几年，终于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2000年，中国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也加入了异端队伍。他指出，沙漠化问题若不能控制，迟早要迁都。 从那时起，对这些简直能使肺部堵塞的灾害的治理开始初见成效。但与此同时，其他的问题也在滋长。受够了交通大堵塞的北京人有时在说首都时，会故意换个调子说成首堵，讽刺北京是堵塞最严重的城市。一年里多数时候，北京城都为一层满是污染物的灰色烟雾所笼罩。过去十年里，北京的新生儿出生缺陷率增加了一倍。环境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报纸和网上已经有好几位学者提议，要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很多其他的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迁都。
然而，除了朱镕基，大部分的官员在此问题上都保持缄默。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说他在2006年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至今还未收到官方回复。在这封信里，他建议中国应该在中部地区择地另建新都。胡教授说如果在华中建都，对防范外来袭击较为有利(他认为北京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侵略)。他还说，新建一个更小的首都，也会发出一个积极的政治讯息：共产党告别大北京封建的历史，转而拥抱小政府。胡教授主张把这个新首都叫做中京，意为中部的首都(北京意为北部的首都)。
北京大学教授袁刚认为北京是一个拥有特权的城市，为了自身的发展，毫不客气地吸干了周围地区的水资源。中国政府现在正花费几十亿美元从南部调水，以缓解首都周围干旱的北部地区的水荒。袁教授说，把钱花在调水上，还不如用这笔钱直接把首都迁到水资源丰沛的地方。此次调水方案一期工程将于明年建成通水，但是它所提供的额外水源仍然远不能满足北京的需求。去年北京的常驻人口，包括郊区和卫星城在内，达到了2000万。北京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即使加上增加的外部供水，北京的水资源最多也只能支持1830万人。
尽管如此，北京的官僚们还是不太可能被说动。他们和所有拥有北京户口的居民(即非外省进京务工人员)一样，享有各种特权，包括比其他地区的居民优先享有中国最好的教育和医疗设施。一些被学者们提名为候选新都地址的城市已经开始为自己做起了广告。但北京的优越条件仍然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难怪中央政府对迁都的提议至今缄口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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