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8月24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在北京签署中韩建交联合公报。
1992年8月17日，卢泰愚60岁生日之际，一批记者来到青瓦台，送了他一个很特别的生日礼物：一个特制的硕大地球仪。地球仪上用绿色标注着卢泰愚就任总统以来与韩国建交的39个国家，其总面积比他就任总统前建交的国家总面积大得多。
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领土上涂的是浅绿色。嗅觉敏锐的记者们已经听到风声：两国即将建交。
果然没过几天，8月24日，中韩两国正式宣布建交。
中韩建交30年之际，当年出任中国驻韩国第一任大使的张庭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建交是双方的事。从韩方来讲，尽管卢泰愚的前任也曾呼吁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但真正将之付诸实践的是卢泰愚，中韩建交表明卢泰愚是有眼光的。从中方来讲，从松动中韩关系到建立外交关系，没有一个上呈文件不是经邓小平审批的，中韩建交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鸡犬之声相闻，不能老死不相往来
“我们与韩国建交没有时间表。”
1992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按惯例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历年的记者招待会上，常有外国记者提问，探听中国和韩国的关系是否会有变化，钱其琛的回答总是：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我们不会与韩国发生任何官方关系。这一年，他的回答却不同了。
“没有时间表”，其潜台词其实是说，已经提上日程了。
钱其琛曾说，中国要与韩国建交，难点并不在于双边关系，而在于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多年来，中国和朝鲜保持着传统友谊。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十几个亚洲周边国家的关系都在改善和发展，唯独与韩国仍然互不承认。
但是调整关系已是势在必行。
1985年，邓小平在谈到中韩关系时说，中韩发展关系，对我们还是有需要的。第一，可以做生意，在经济上有好处；第二，可以使韩国割断和台湾的关系。
后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几次谈起中韩关系。他说，中国同韩国发展关系有利无害，经济上对双方有利，政治上对中国的统一有利。现在时机成熟了，发展经济文化交流的步子可以更快一些。发展两国民间关系，是一着重要的战略棋子。同时他也提到，做这项工作要十分慎重，处理起来要很谨慎，要取得朝鲜的谅解。
1988年2月，卢泰愚就任韩国总统，在上任之初就提出“北方政策”，即在他的任期内与中国、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其中与中国建交是重中之重。
但长时间来中国政府采取的是政经分离的方针。1990年中韩贸易额达38亿美元，1991年有望突破50亿美元，1991年初双方在对方首都互设了贸易办事处。
很快，一个新的难题又摆在了中国面前。
当时朝鲜和韩国在联合国里都只有观察员身份。多年来朝鲜一直反对南北双方分别加入联合国，担心那样会使南北分裂永久化，但是韩国却谋求单独加入联合国。到1990年9月，韩国与苏联以及绝大部分东欧国家都已建交，韩国加入联合国的努力得到越来越多成员国的支持。
1991年5月，李鹏在访问朝鲜时告诉朝方，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如韩国再次谋求加入联合国，中国将难以持反对态度，而一旦韩国单独加入了联合国，朝鲜再想加入就会遇到困难。
经过沟通协调，中朝采取了一致立场。这一年9月，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了联合国。
11月，钱其琛首次来到汉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这是中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新成员第一次出席该会议。
中国外长出现在汉城，这是破天荒的事情。代表团被各国媒体包围，大家最关心的不是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问题，而是中韩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
卢泰愚在青瓦台集体会见了各成员部长，之后，单独留下了钱其琛。
钱其琛回忆，卢泰愚虽是军人出身，但比较温和，风度儒雅，在中韩建交问题上的态度相当坚决。这时他的任期只剩下一年多了，因此他比较着急。
卢泰愚单刀直入地说，韩国的西海岸与中国的山东半岛之间鸡犬之声相闻，几十年的相互隔绝是令人遗憾和不自然的。韩国真诚地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并早日实现建交。
钱其琛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只是说，中韩既然是近邻，鸡犬之声相闻，就不能老死不相往来，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中韩关系更好地发展下去。同时他含蓄地提出，希望美国和日本与朝鲜改善关系。
尽管没有直接回应韩方，但中方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也因此，钱其琛在1992年3月的两会上对外发出了这样一个微妙的信号。
秘密谈判
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张庭延回忆，钱其琛从汉城回来后，亚洲司内部开始深入研究与韩国的关系问题。他们感到，与韩国谈判建交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正当中方在寻找一个与韩国接触的合适时机和方式时，一个良好的契机不期而至。
1992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48届年会在北京举行，时任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率团出席。经与韩方商量，会议期间安排了一场不为外界所知的活动。
钱其琛在钓鱼台单独会见了李相玉，与他讨论了中韩关系问题。钱其琛建议，中韩正式谈判建交的时机还不成熟，但可以先建立联系渠道，先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李相玉欣然同意。双方商定，任命一位副部级首席代表和一位大使级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会谈。
5月初的一天，从外交部被借调到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工作的张瑞杰大使接到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王英凡的电话，让他第二天去一下外交部商议要事，不好在电话里讲。
第二天，司长告诉张瑞杰，根据中韩外长协议，双方要建立秘密接触渠道，中方任命副外长徐敦信为首席代表，任命他为副代表。
张瑞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曾作为东北商业代表团成员和中国驻朝鲜大使馆馆员在朝鲜工作过多年，1959年回国，担任过主管朝鲜工作的亚洲司副司长。1982年后，他长期被派驻国外当大使，对近10年来的朝韩情况缺乏了解。准备时间只有一周，他紧急阅览材料，了解情况。
由张瑞杰率领的工作班子中还有来自外交部亚洲司、条法司等部门的6人，其中担任翻译的邢海明是现任中国驻韩国大使。
韩方首席代表是外务部次官卢昌熹，副代表是外务部亚洲局局长权丙铉。
在汉城，台湾“大使馆”人员对中韩接触异常敏感，到处刺探动静。因此，保密是第一要务。
权丙铉以“老父病重”为由向外务部请了假，担任中文翻译的李英百早晨上班时在外务部门口被“绑架”到另一秘密地点去上班。工作班子在青瓦台附近租了几间办公室，秘密工作了两三个月，直接受卢泰愚领导。
因为汉城耳目众多，韩方建议第一轮会谈先在北京举行。工作班子连家人都没有告诉，七个人兵分三路，汇集北京。
5月13日中午，张瑞杰在首都机场迎接第一次来北京的权丙铉。权丙铉个子不高，性格和善，他有些紧张，一直在警惕地观察四周。后来张瑞杰得知，权丙铉是怕被在北京的韩国记者发现，引起怀疑。
双方代表团都住进钓鱼台国宾馆东南角偏僻的14号楼，韩方代表团住在中方代表团楼上。韩方代表入住之后很少出楼门，中方人员建议他们到院子里散散步，去颐和园一游，都被婉拒。
次日，中韩开始会谈。中方想先进行一般性商谈，摸一下韩方想法。这也是张瑞杰第一次同韩国官员正面接触，他主要谈形势、谈原则，着重强调了台湾问题不容商量，表示愿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但未提“建交”字眼，也没提关系正常化。
出乎意料，权丙铉当即回应：中方谈的内容同韩国政府立场一致，他们完全赞成；韩方希望尽快消除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尽快建立外交关系。他说：“我们此行是充当清道夫角色，让我们一起把路上的障碍打扫干净，以使两国建交的道路畅通无阻。”
这样，以建立秘密渠道为名的会谈，实际上变成了建交谈判。
双方在建立外交关系上没有其他障碍，主要还是台湾问题。第一轮会谈，双方没有正式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只在私下里进行了沟通。
韩国在法理上继承了1919年在上海组建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冷战时期与台湾同为在远东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堡垒，作为亚洲四小龙成员又有着极为密切的经贸关系，韩国社会中存在较强的亲台势力。权丙铉有时会约张瑞杰在楼栋四周散步聊天，以“韩台关系特殊”为由，试探中方在台湾问题上能否放宽条件，允许韩台之间存在政治往来。张瑞杰则反复向他强调，韩台之间只能有民间交往和贸易往来。第一轮会谈就这样无果而终。
半月后，双方在钓鱼台进行了第二轮会谈。韩方人员这一次选择了夜班飞机，到后被中方人员摸黑接上汽车，又摸黑住进了钓鱼台。
中方重申了要求韩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馆”的建交三原则，这次韩方有所退让，但强调韩台关系建立已久，要求中方同意其在中韩建交后与台湾保持“某种特殊关系”。中方判断，这是韩方的最后一张牌，只要坚持既定方针，谈判就有可能突破。
每次会谈时，张瑞杰面前放着几页纸的发言提纲，其他人面前放着几张白纸便于记录。韩方则是拉开阵势，权丙铉每次都用包袱皮兜一大包文件放在脚下，其他人也各提一兜文件。权丙铉发言后，分坐左右的人员一会儿递上一份文件让他看某一段，一会儿递来一张条子，在他耳边嘀咕几句。事后他开玩笑说：“我真羡慕张大使，他胸有成竹，别人也不干扰，我则是左倾右盼，颇费脑筋。”但他其实是个谈判能手，在重要问题上总能及时决断。
第二轮会谈结束后，韩方代表似乎是卸下了重担。在参加完中方的宴请后，他们酒兴未尽，回房间后又向服务员要来茅台接着喝。张庭延的夫人谭静也是中方工作班子成员，她回忆，深夜他们听到楼上“咚咚咚”敲地板的声音，第二天一问才知，原来是茅台酒喝得尽兴之时跳起舞来。
因为这两轮谈判均在北京举行，中方建议，第三轮谈判在汉城举行，得到韩方赞同。
6月19日，张瑞杰等七人乘飞机赴汉城，下飞机后不见人来接，走进机场大厅仍未见人影。正疑惑时，走过来一个年轻人，问明是从北京来的，悄声说跟他走。办完手续后，年轻人领着他们从旁门出来，在拐角处才看到权丙铉等人从汽车上下来，还没来得及握手就被一把拉上了汽车。权丙铉在车上解释，说这样安排很无奈，因为汉城记者太多，担心暴露。
汽车开进喜来登华克山庄酒店后，又拐进了一条僻静的小路，在一座别墅前停下。这里是华克山庄“别院”，与饭店隔开，环境清幽。中方代表团中没有公众熟悉的面孔，又都衣着普通，不会被韩国和台湾记者认出，因而不太担心保密问题。
谈判于6月20日至21日举行，主要内容是逐项落实建交公报文本。韩方仍想在台湾问题上争取中方作出松动，强烈要求中方放宽条件，中方表示不能接受。会谈一度僵持。最后，韩方还是做出了妥协。
张瑞杰说，中韩建交谈判，韩国是主动方，中国则因为朝鲜存在一定顾虑，韩方见中国态度坚决，因此选择了让步。
张庭延回忆，本来他们内部评估，韩国不会轻易把台湾丢掉，谈判至少要持续几个月甚至半年，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在卢泰愚任内谈下来，结果，只进行了三次会谈，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达成了协议。
权丙铉后来回忆，在汉江水势浩然尽收眼底的华克山庄酒店顶层贵宾间里，两国通过紧张的秘密谈判事实上已达成了建交协议，“那种如释重负的喜悦是我外交官生涯中最难忘的”。
一次特殊的通报
谈判工作结束后，中方还面临着一个紧迫问题。
80年代中韩关系松动以来，凡是有较大行动，中方都主动向朝鲜通报，这次中韩谈判建交更不会例外。
1992年4月，在中韩正式开始谈判之前，适逢杨尚昆前往平壤参加金日成80寿辰庆祝活动。受中央委托，他相机向金日成做了通报，告知中方正在考虑与韩国建交问题，同时强调中国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的统一事业。金日成听后表示，现在朝鲜半岛处于微妙时期，希望中国能协调中韩关系和朝美关系，适当推迟中韩建交时间。但中共中央方针已定，因而并未做出任何承诺。
现在建交在即，如何向朝鲜通报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张庭延回忆，当时设想了多种方案，中央经过反复权衡，认为事关重大，为了最大限度体现对朝方的尊重，决定派钱其琛前往平壤，面见金日成，转达江泽民总书记的口信。
时间紧迫，在征得朝方同意后，三天之后的7月15日，钱其琛与副外长徐敦信、张庭延等一行六七人前往平壤。为了保密，没有乘民航班机，坐的是空军专机。钱其琛回忆，在专机上他心里一直不太踏实，不知道朝方会作何反应。
飞机停在机场偏僻之处，外长金永南来迎接。金日成在位于延丰湖畔的度假别墅里会见了他们。
钱其琛首先转达道，江总书记代表邓小平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同志，向金主席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良好的祝愿。接下来他分析了朝鲜半岛局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强调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与韩国发展双边关系已不可避免，进行建交谈判的时机已经成熟。他说，中国将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发展中朝两国在长期斗争中结成的传统友谊，支持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与自主和平统一，推动半岛局势进一步缓和，推动朝美、朝日关系改善和发展。
张庭延回忆，通报结束后，屋内很静，大家都全神贯注地等待着金日成开口。金日成沉思片刻后，有礼貌地表示了感谢，然后说，关于中国与“南朝鲜”关系问题，中国既然已经决定，那就那样办吧，我们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自己去克服。说完他即欲起身，中方人员意识到会见已经结束，也忙离座。
金日成看了看中方带来的礼品——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请钱其琛回国后转达他对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问候，就送客告别了。在大家的印象中，这是金日成历次会见中国代表团中时间最短的。
专机返京时已近下午5点，代表团一行本来打算马上回外交部写报告，却被直接接到中南海。他们走进会议室时，江泽民和李鹏已经到达。张庭延回忆，在自己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出访归来直接去中南海汇报还是第一次。
江泽民对大家道了一声辛苦，请钱其琛谈谈详细情况。钱其琛汇报后，江泽民和李鹏等认为，大家圆满完成了任务，这次去平壤去对了，金主席有些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他还是从两国关系的大局出发，对中国的决定基本上表示了谅解，不愧为老一辈领导人。
8月24日，中韩正式建交。上午9时整，钱其琛和李相玉并肩走向钓鱼台国宾馆芳菲园大厅中央铺着墨绿色绒布的长台，落座签署建交文件。
同一时刻，卢泰愚在汉城发表电视讲话，宣布韩中建交。
他说，两国建交预示着冷战体制的最后一个遗物——东北亚冷战体制的终结，具有世界史的意义；同时也开启了走向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新时代，具有民族史的意义。韩国同台湾的官方关系断绝了，这是因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政治现实而采取的不可避免的措施，想到过去同台湾建立的长期友好关系，他心中感到“十分焦虑和沉重”。他表示，希望双方的民间友好感情和民间合作关系能不受影响，继续长期保持。
他最后说：“在迎接韩中两国国民重新成为真正邻居的意义深远的日子里，我代表我国国民向12亿中国国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希望我们永远记住这一天是东亚和平与繁荣新历史开始的日子。”
“寻根”
中韩建交被台湾认为是“变生肘腋”。
在当时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30个国家中，韩国是唯一的亚洲国家，也是唯一在国际舞台上具有政治、经济实力的国家。因此有台湾媒体称，这是自1979年大陆与美国建交以来台湾所遇到的最严重的“外交”挫折。
《中国时报》称：“韩国一直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在与中共建交后对我采取‘双重承认’的国家，但是迹象显示，双重承认——包括韩国在内——至今没有一个地方行得通。”
这个话题成了台湾社会的关注焦点。许多人认为，台湾应该紧缩大陆政策，甚至暂时中止一切对大陆的经济投资，禁止台湾居民赴大陆旅游。但“行政院长”郝柏村表示，要继续推动两岸交流。
一些学者也指出，“紧缩大陆政策”的意见是一种“情绪性反应”。台湾大学教授张麟征指出，“外交”政策其实是枝节，大陆政策才是根本。台湾政治大学国关中心副主任赵春山认为，过去台湾采取“攻势的外交政策，守势的大陆政策”，其实是相当情绪性的做法，反过来才是比较理性的政策。
国际社会对中韩建交普遍评价积极。日本时事社记者写道：“推进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国，要专心从事经济建设，就需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因而，近几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加强同周边国家改善关系，如同前苏联和越南关系正常化，同蒙古和印度改善关系等等。同过去曾经交过战的韩国建交，也是这一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
1992年9月，中韩建交仅仅一个月之后，卢泰愚偕夫人和女儿正式访华。在这次访问中卢泰愚不只一次谈到，由于公务在身不能去山东寻根（卢泰愚自认是山东卢姓后裔）是他的最大遗憾，卸任后将再来中国。
张庭延担任了首任中国驻韩国大使。在任期间，他几次去寓所拜访卢泰愚，谈话中几乎没有一次不提到去中国“寻根”之事。
1998年，张庭延卸任大使之职。他记着卢泰愚的嘱托，回国后去山东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确认卢氏原系姜氏的分支，在韩国新罗时代移居全罗南道光州。
2000年6月，卢泰愚带夫人和女儿再次访华。这次他终于得偿所愿，访问了山东，在济南附近的卢庄祭扫了卢王墓，植下四株松柏留念。他应邀在山东省举办的世界卢氏源流研究会创立大会上讲话，说在他的一生中，能为促进韩中建交贡献一份力量，实在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张庭延1992年赴汉城履新时，两国之间尚未开通航线，去汉城只能绕道香港或东京，他选择了香港这条稍近一点的路线，1200公里的距离走了整整一天，而现在，如果事急甚至可以当天往返。他说，韩国人以前总说中国对他们来说是“近而远”的国家，现在如卢泰愚所希望的，两国已成为真正的近邻。
2021年，中韩双边贸易额突破3600亿美元，是建交当年的72倍。中国已连续18年位居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韩贸易接近韩与美、日、欧贸易额总和。
张瑞杰和张庭延都与权丙铉成了朋友，经常来往，权丙铉每次来中国都会与他们相聚。权丙铉组织了一个韩国青年绿化团，每年都会到内蒙古帮助中国绿化，还在新栽的树上挂上写有张瑞杰和张庭延名字的牌子。
2000年之后，张瑞杰有一次去韩国出席论坛，与权丙铉重访华克山庄，但那里已经改建，当年的谈判之所不复存在。
（本文参考了钱其琛《外交十记》、张庭延和谭静所著《出使韩国》、宋成有等著《中韩关系史》）
记者：宋春丹
中韩建交的历史背景
中韩自20世纪50年代起至80年代初就一直相互敌视，没有任何直接交往，但从1983年北京申办亚运会后，两国民间交往日趋加强。到了1991年11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率团前往汉城（现在的首尔）参加在那里举行的APEC（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受到韩国总统卢泰愚的接见。 1992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四十八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务部长官李相玉获邀出席。中国方面看准了时机，由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钓鱼台宾馆会见了李相玉，并与他就改善双边关系进行接触达成协议。这两次官方交往预示着中韩建交的谈判的到来。 同年5月，中韩两国正式谈判建交。据中国驻韩国首任大使张庭延回忆，根据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双方代表为副部级，副代表为大使级，其中，中方代表由外交部副部长徐敦信担任，韩方代表是外务部次官卢昌熹。 两国的副代表都是老大使——中方由张瑞杰担任，他自新中国创建初期起，就参与主管朝鲜半岛事务，精通朝鲜语，熟悉半岛情况。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先后出任中国驻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大使，离开了一段时间，但对这个地区的了解仍功底深厚；而韩方的副代表是权丙铉，他曾历任外务部亚洲局课长、局长，主管中国事务，后来出任韩国驻缅甸大使，但仍然没有离开亚洲。两位大使各带六七名助手，参加谈判工作。 两国商定，考虑各方面因素，谈判秘密进行。5月的第一次谈判和6月的第二次谈判均在北京钓鱼台宾馆14楼，客人也住在那里。14楼在钓鱼台的一个角落里，比较安静，与外界没有什么接触。在前往北京的路上，权丙铉一行更是采取“分开走”的办法避开国际社会的关注，有的经东京，有的走香港，也有的经上海——以此避开人们的视线。在谈判空余时间，韩国人也不外出，最多也只是到楼前活动一下。
中韩为什麽要建交？
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结束了两国长期互不承认和相互隔绝的历史。但鉴于当时复杂的东亚形势——涉及中国台湾和朝鲜的利益，因此，中韩两国严格保密建交谈判事宜，韩国方面更是做得“滴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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