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中朝美三国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历时3年的朝鲜战争终于落幕。
不过，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同样是从头到尾参与战争的一方，停战协议却唯独少了韩国代表的签名。
而在三八线往南不远的汉城，韩国总统李承晚仍旧愤恨不已，他一直反对停战，到现在为止都还幻想着能让美国人在朝鲜继续流血，甚至会不计代价地去帮他统一整个朝鲜半岛。
所以李承晚政府顽固地拒绝在停战协议上签字，然而，他同意与否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事情了。
所有人都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没有美军的参与，韩国军队根本不可能越过三八线。
韩国的脆弱在3年前已经得到了证明——韩国2个月时间内兵败如山倒，最后是在龟缩在最后一个城市釜山，勉强等到了美军的增援。
但现在美国人也决定退出了，李承晚只能像个受气的小媳妇，靠着拒绝签字这种事情来展现自己的存在感，或者自以为能挣到的更多的筹码。
结果却是没有人在乎他，中朝美就这么把李承晚晾到了一边，决定了战争的结束。
这种无能为力的挫败感让李承晚恼羞成怒，最后化为一股浓浓的恨意。
李承晚自然是仇恨朝鲜的，因为那是他内战中的最大对手；他同样怨恨美国，因为他们居然不愿意继续帮自己打仗；而他更忌恨中国，正是中国志愿军打破了他做整个朝鲜半岛大总统的美梦。
而李承晚这种扭曲的情感，也成为了韩国对华态度的最早的典型。
李承晚的多疑
在朝鲜战争之后，因为李承晚在停战问题上多有抱怨，美国人对他的忍耐度也越来越少。
明明是被美国扶植起来李承晚，却总是想着“尾巴摇狗”，天天想拉着美国再打第二次朝鲜战争。
但从来只有美国利用别人，哪肯被人利用？
所以在1954年几个军事援助法案颁布后，美国不但继续掌握着韩国军队的指挥权，而且更进一步地把后勤、装备、训练的权力也全收到手中，这就断绝了李承晚想要单独挑起事端的可能。
前后受气的李承晚只能在国内逞威风。
在他统治下，韩国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荡然无存，整个韩国国会都成了李承晚的傀儡机关，在金钱贿赂和武力威胁下，议员们都成了李承晚的应声虫。
而且不止如此，他甚至直接用暗杀的手段来消灭政敌，1956年为赢得大选，派刺客毒杀了最大竞争对手申翼熙。
种种倒行逆施惹得韩国人怨声载道，1960年韩国发生反政府运动，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结果迎来的却是李承晚政府的子弹，当场打死了一百多人，另有几千人受伤。
李承晚的偏执同样反映在他的对华态度上，他在1875年出生，经历了甲午战争，也就是完整见证了中国的衰败和日本的崛起。
这就使得李承晚从早年开始，对中国就采取了一种轻蔑的态度。在他的心里，中国是旧时代的腐朽古物，日本才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
因此，李承晚反对朝鲜王国继续做中国的藩属国，对当时清朝派驻朝鲜的大使袁世凯极其不满，认为袁世凯“傲慢无礼”，事事都在干涉朝鲜内政，把自己“置于朝鲜国王之上”。
这种思想进一步极化到，他甚至认为甲午战争促进了朝鲜的“独立”，采取了一种欢迎的态度。
然而，日本人很快就让李承晚知道了什么叫做赤裸裸的帝国主义。
1905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了《乙巳条约》，导致朝鲜彻底沦为日本殖民地，5年之后又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彻底吞并朝鲜，这时候的李承晚不要说藩属国，就是连朝鲜人都做不成了。
而这时候的李承晚才猛然惊醒正是甲午战争才造成了朝鲜的沦亡，转而开始猛烈地抨击日本。
但同时，他对中国依然没有什么好口气，只是从原来的蔑视转变成了一种怨恨，他埋怨蒙昧的清朝没有尽早改革，实力不够强大所以没能在日本的威胁下保护住朝鲜的独立。
这种怨天尤人的心态在李承晚身上一直存在，只是在晚年，他怨恨的对象变成美国罢了。
除了埋怨之外，李承晚又不认为中国会是能够寄予希望的对象，积贫积弱和军阀内战让李承晚对中国的印象相当负面和消极，在抗日战争早期他还认为中国早晚会“成为第二个朝鲜”。
可是历史再次给了短视的李承晚一个教训，中国终究没有灭亡，反倒原本不可一世的日本要面临崩解。这个时候李承晚反而又担心起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日本”继续统治朝鲜？
这种疑心病有具体的表现，在二战末期，李承晚所领导的韩国临时政府跟美国告状，说中国政府在阻止他们派代表团访美。
美国人就这件事找到当时民国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结果宋子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中方根本不反对，而且还希望有代表团访美。
要知道，这个韩国临时政府是在上海成立的，其办公地点现在还被当做文物遗址保护着。
而在抗日的共同利害下，民国政府一直对临时政府帮助颇大，从1919年成立到二战末期，双方接触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但即便如此，李承晚依然对蒋介石心存疑虑，那就更不要说对新中国的态度了。
再加上李承晚在意识形态上顽固反共，又有了朝鲜战争的生死对抗，各种复杂的心理因素融合在一起，也就造成了李承晚晚年那种几乎变态的行为模式。
而不幸的是，这种对华的扭曲心理，又被接下来的韩国政府拿来作为巩固统治的绝佳工具。
朴正熙的民族主义李承晚的一系列作为最终让美国人都看不下去，在1960年李承晚终于在内外压力下辞职，之后流亡夏威夷并老死在了那里。
李承晚的下台对韩国的政局来说，是挥去了一朵乌云，然而太阳只短暂地出现了一年，另一朵更大更阴沉的乌云便再一次地遮住了韩国的天空。
1961年5月16日，釜山军需基地司令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后他鼓吹“反共”为国家首要目标，并借此名义大肆抓捕反对派和解散政党，最终于1963年出任韩国总统，由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独裁统治。
对于朴正熙来说，不论他如何塑造所谓“民选”的形象，“得国不正”一直是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这种情况下，就和二战时德日意法西斯一样，他选择诉诸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来为自己脆弱的统治合法性搽脂抹粉。
这就不得不提韩国的“在野史学”，所谓的“在野”就是民间的意思，在野史学也就是民间史学，是一种没有学术规范，多采用穿凿附会的方式来鼓吹朝鲜历史的流派。
在野史学的缘起大概在十九世纪末，目睹朝鲜的逐渐沦亡，朝鲜的知识阶级却束手无策，他们不懂得现代科学知识，只能从故纸堆里翻找前人的经验。
但这就造成了一个副产品，他们开始竭力编制一个辉煌的朝鲜历史，以作为他们民族主义的养分。
客观来说，这对朝鲜人维护独立的民族认同，对抗日本“皇国史观”的同化政策有一定意义。
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这种滋养民族主义的史学方法又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浓烈的扩张主义倾向。
比如，很多朝鲜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开始强调东北对朝鲜的意义，在祖国都灭亡的背景下硬是生出了夺取“满洲”的狂想。
而支持这种狂想的历史依据，离不开对历史的重新定义。
在这些朝鲜人的想象中，高句丽成了横跨整个东北亚的庞大帝国，夺取东北便是“旧疆收复”。
撰写这些狂想历史最突出的一位就是申采浩，在他的笔下，本是神话人物的檀君成了曾统治大半个中国的圣君，尧舜都变成了他的属下。
更进一步的，有人开始跟辽、金、蒙古、清朝攀亲附贵，认为这些北方游牧民族和朝鲜系出同源，对这些民族入主中原似乎感到与有荣焉，这和朝鲜国王们历来以小中华自居实在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不过，这些论述从来得不到正经的学术承认的，就是申采浩等人，也多是把这当做抗日的宣传材料，自己都未必当一回事，他们的目标终归是抗日复国，像申采浩最后也死在了日本人控制的旅顺监狱。
可是当时间来到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却通过在野史学抓住了那股冲动的民族主义的冲动。
他开始大力提倡韩国的民族主义，历史自然成为了朴正熙民族主义的主要精神支柱，一时间韩国掀起了一股读史热。
但他们读的是什么“史”呢？
一本叫《揆园史话》，一本叫《桓檀古记》，都说记载了上古朝鲜的故事，但前者可能在20世纪初成书，后者则大概迟至70年代初才编纂完成。
这种作品从专业角度来看，一点儿历史价值都没有，但是在政府的宣传下却成了热门产品。
同时还有一大批在正经学界拿不到职称的所谓学者，也顺杆往上爬，靠着讲授在野史学界声名鹊起，还真的成为了韩国一大学术势力。
而这个时期，朴正熙为了突出韩民族的主体性，一声令下禁止在公文和教科书中使用汉字，从此之后的韩国人再也无法识写中文了。
客观来说，废止汉字对韩国人的识字率提高有所帮助，但同时也造成了在野史学的进一步流行。
因为在全是文盲的年代，文字写得再好都没有意义，而如果社会普遍识字，文化素养较高，那么天马行空的资料也会令人怀疑。
唯有在识字率快速增长的年代，在野史学才能像是小鸡出生看到母鸡一样，非常有效地深入人心。
另外，朴正熙为了保护国内工业设定了非常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大力推行经济民族主义，宣扬“身土不二”，意为“在出生长大的地方产出的东西，最适合自己”，极力鼓励民众购买韩国货。
韩国人对韩国货的强烈信心也由此而来，而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自信也自然扩散到了文化、历史、政治等各个方面，而这种自信后来就转变成了盲目的自大。
对于经济起飞的韩国人来说，中国和朝鲜更显得落后与闭塞，浓浓的优越感从上往下蔓延，这种自大在外交政策上尤为明显。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同年日本就和中国建交，70年代中国和西方阵营的关系大幅改善，掀起了一波建交热潮。
但没想到在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时候，朴正熙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反而跟蒋介石集团走得更加近了，两方各方面的交流不减反增，朴正熙在各种场合依然高唱着反对中国的高调。
甚至在蒋经国访问韩国的时候，朴正熙还几次跟他会面，想着要建立一个军事同盟，最后还是在美国人的干涉下才告吹。
韩国外长在后来回忆说：“虽然受到美国人帮助很大，但朴正熙心里最敬重的，可能还是蒋介石。”
这也算是臭味相投了。
在野史学的狂想曲朴正熙的军事独裁终止于1979年10月26日，因为政权内部斗争，他被自己的中央情报部长金载圭射杀。
朴正熙的死引起了韩国混乱，政权最后又是被另一个军人——全斗焕——通过军事政变所夺去。
而到了1980年，统治已经稳固的全斗焕也跟他的前任一样，向在野史学递出了橄榄枝，而那些学者们同样投桃报李为全斗焕政权的正统性服务。
在全斗焕的支持下，韩国国会举行了国史听证会，一大堆在野史学家出席辩论，鼓吹他们那套朝鲜上古史。
听证会的结果是，在野史学的部分主张被采纳入教科书，韩国教科书中关于檀君的内容明显增多，而与之相对应的汉朝曾在北朝鲜设立四郡的地图被删除。
听证会带来的改变远不止教科书上，因为正式得到了官方背书，在野史学的社会影响力大大增长。各种各样的在野史学组织都冒了出来，这些史学家们开始培养自己的学生，以至于有些正经大学历史教授也开始接受他们的观点。
另一方面，在野史学还搞起了党同伐异的那一套，因为檀君是在野史学各种妄想的终极支柱，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要证明这个神话人物的现实存在。
反过来，如果有韩国学者从实证角度出发，说檀君是神话人物的话，就会被扣上“殖民史学”的大帽子，被指责成民族的叛徒。
而所有对资料缺失的质疑，都被在野史学用“日本统治毁灭史籍”的理由搪塞过去。
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让一般的学者也放弃了跟在野史学的沟通，更导致在野史学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进一步地野蛮生长。
在申采浩那里，上古朝鲜还不过是统治了半个中国，到了这时候，不但连整个东亚，甚至整个亚欧大陆都成了朝鲜的故地，人类文明起源于韩国的笑话，也就从此而来了。
再跟着，在野史学甚至连自己国家的古籍也不信任了，那些明白记载着朝鲜曾是藩属的历史记载都被当做是之后中国或日本篡改的结果。
他们竭力地想要证明，不但在上古，在中古时代，朝鲜也是亚洲称雄的大国，原来的三韩并立也成了发生在中国的历史事件。
由此衍生了许多疯狂推论，比如汉字是韩国人发明，孔子是韩国后裔，连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也是韩国人迁徙后建立的。
对这些人来说，局限在朝鲜半岛方寸之地的本民族历史是一种耻辱，只有在整个大陆上演的才是值得骄傲的韩国历史。他们要抛弃在半岛上“两千年的败北史学”，转而拥抱“五千年的大陆光荣史”。
这些荒诞不经的构想在世界历史学界都是不值一驳的胡言乱语，可是在韩国的民间，因为长期的宣传和政府的默许，还有迎合民粹的口味，在野史学仍旧收获了相当多的拥趸。
由此引发了对中国也产生一种错位的仇恨，其中的极端者甚至还在做“收复国土”的大梦。
从李承晚到现代韩国，我们可以看到韩国民族主义的扭曲是由来已久的。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激下，其民族主义一开始就带有浓烈的哀怨和极端特质，而这些特质又在朝鲜战争和南北对立中得到了强化。
而在经济的快速成长中，韩国对过去历史的自卑转而变成了盲目的自大，为了突出自己文明的主体性，所以狭隘地仇视邻国，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影响。
再加上前后几代总统为了维护统治而推波助澜，诸多因素混合在了一起，共同造就了现在韩国许多人如今这样畸形的历史观念和对华态度。
参考资料中国知网；韩国人的历史观与中韩关系；王元周；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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