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时代人物周报》2005年第26期，作者：刘俊，原题为：《江泽民：细节力量》。 在盛夏的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信手拿起《江泽民传》，翻到版权页，几行普通读者也许并不关心的小字引人注目：第五次印刷，总印数：870，000册——如此庞大的印数，仿佛是个奇迹。 然而，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相关人员透露出的最新数字，让这个奇迹更加接近真实：这本书的总销售量已经接近百万册，印数总量达到110万册。出版社雄心勃勃，他们对《江泽民传》销售到200万册很有信心。 这位工作人员说，《江泽民传》在江苏、上海、广州等地卖得尤其好，仅江苏一省，就已经销售10万册。 《江泽民传》的作者、美国人库恩曾到中国签名售书。现场获得的数据显示，这本书的购买者多数为中老年人，而且个人购买者居多，集团购买比例非常小。 2004年9月1日，江泽民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请辞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19日，获得批准。今年3月，江泽民又辞去了肩上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此期间，《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出版。 与政治毫无关系的美国作者库恩——作为擅长重组与并购的投资银行家和公司战略学者，库恩也许在资本市场上更有“江湖地位”，然而却在中国的出版市场上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 在一个领袖已经不是人民必须崇拜的国度，是什么让《江泽民传》创造了出版界的一个奇迹?是库恩的四年潜心写作，还是因为传主曾经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一个外国人写中国的前国家领导人，是这本书的卖点。大家会认为，这样的书可以有更多的揭秘式的东西，因此勾起购买欲望。”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的一位专业图书策划人说。 已经出版的中文版的书中，没有那么多想象中的揭秘。书的作者甚至受到西方媒体不怀好意或者说目的不纯的批评，说他“把中国描绘得过于光明，把江主席描写得过于正面”，“粉饰了中国的很多问题”。说者自说，清者自清。 真正畅销的原因，在于细节，在于人性。库恩通过对四十多人的采访，打碎了包围这位前国家领导人四周的坚厚的玻璃壳，让人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领导人，还让人看到江泽民更多的人性角色：兄长，朋友，学生，甚至，卡拉OK爱好者。
国宴其实和吃饭无关，和政治有关。2005年7月9日的报道，再次对此做出验证：中国外交部巧妙做东，朝鲜和美国特使出席在钓鱼台举办的晚宴，2个多小时的饭后，六方会谈重新启动。 江泽民在担任领导人期间，国宴频繁。200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布什访问北京，当晚，江泽民设宴人民大会堂，欢迎布什、劳拉一行。官方的新华通讯社为此发布的电文称： 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灯火辉煌，大厅里摆放着中美两国国旗。晚上7时整，布什总统和夫人劳拉抵达西大厅，在门口迎候的江泽民主席和夫人王冶坪等与他们亲切握手，并一起走进宴会大厅。宴会开始时，军乐队演奏了美中两国国歌。宴会自始至终洋溢着热烈友好的气氛。 在电视上，也是握手、拥抱、检阅、讲话，千篇一律。但是，这种“热烈友好的气氛”，在《江泽民传》中，则是别有一番风味： 在当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江叫来一位手风琴演奏者，并亲自为布什演唱了一曲他喜爱的《我的太阳》。尽管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没有布什经验老到，在宴会上江则是无可争议的明星。观察家称江“出尽了风头”。江虽已75岁却依然充满活力，这位中国领导人还走进了舞池，他先是与劳拉·布什跳舞，接着又与美国驻华大使小克拉克·雷德的夫人莎拉·雷德跳，最后还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跳了一曲。江似乎与赖斯女士配合得特别出色，因为她也会讲俄语。 这是13亿中国人经常在电视里面看到的国家领导人么? 政治需要大智慧，更需要细节。
2000年5月中旬，江泽民用更为特殊的方式，宴请了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从政前他是一位著名的演员： 在这场生动的晚会拉开序幕的时候，中方乐队演奏了《什么时候才是最后一次》，这大大出乎埃斯特拉达的意料——这是菲律宾一首关于忍受人生所遇苦难的流行歌曲。当听说这首歌曲是埃斯特拉达所作后，江善意地鼓动他唱上一曲，作为回报，他自己随后也起身演唱了《我的太阳》以及几首中文和英文歌曲，菲方代表团成员对此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两位领导人“联欢”的背景是：两国在为南沙群岛那些众多小岛和珊瑚礁的归属问题争吵不休。埃斯特拉达说：“在我同江主席的会面中，他再次向我保证中国对菲律宾不构成威胁。”是的，威胁的确不存在。 既然我们已经从书中的细节中看到了，国宴其实和吃饭无关，那吃饭时的江泽民又是怎样? 长期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的王慧炯教授，常常和江泽民长谈到吃晚饭。他说，晚饭通常吃些简单的扬州风味的饭菜。库恩采访到了王，也因此有了对于一顿晚餐的描述： “我们吃饭的时候用的当然是筷子。有时，一粒米饭掉在饭桌上，江主席就会用他的筷子把饭粒夹起来，放回碗里。江说，‘我们必须尊重农民的辛苦劳动。’” 库恩在书中说，对江泽民来说，2001年1月份的重头戏是他在中南海主办了一次特别宴请，邀请了约20位老同学及其配偶。 库恩强调，这履行了他7年前许下的诺言，当时他告诉王慧炯他无法参加北京的一个同学聚会。“请向我们的同学转达我的歉意，”江泽民对王说，“告诉他们我的位置让这事很难办，但是我答应在今后参加一次聚会。” 几年来，江泽民偶尔会感叹他一次都没有参加这些聚会。“我们的老朋友肯定会想我是因为自己的‘高位’才不参加的，”江对王慧炯说，“不是这个缘故，是因为每次我都被其他事情缠住。但我一定会遵守诺言的。 库恩的确是个写细节的高手：当年第一个星期六下午3点，聚会开始了。一直到晚上9点。老朋友们一起唱了许多歌，包括《当我们年轻时》。江和夫人王冶坪与每对老同学夫妇合影。 对这次聚会，王慧炯评论说：“在中国传统道德里，守信是很重要的美德。” 那个时候，“以德治国”的主张正在全中国流传。
在北京的时政记者圈中，早有这样的故事流传：在深夜，已经入睡的外交部翻译接到电话，睡眼惺忪中听到对方说：“我是江泽民……”，然后是请教一个关于英语方面的问题。 库恩的书，不能证明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但是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些人的确会突然接到总书记打来的电话，虽然不一定是请教。 中央电视台的副台长赵化勇就接到过总书记的电话。任何对赵化勇的第二次采访，恐怕都没有库恩这个外国人的叙述精彩。在获得出版方同意的情况下，本报被授权可以相对比较多地引用该书的内容，以重现发生在4年前的7月的那一幕： 此时正是7点20分，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红色电话机响了。 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赵化勇吗?”在得到了略显不安的确认之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 “你好，是赵化勇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问道。 “晚上好，总书记，是我。”赵回答道，尽量掩饰着内心不安……：“总书记，我们出错了吧?” “我可能是唯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江继续说，“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应当报道的，另一次则不应报道。在‘新闻联播’上报道我接见奥委会主办城市评估团是完全可以上新闻联播的，你们的报道搞得也不错。表现我问候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握手的镜头是准确的，但是随后播放的我们坐在一起交谈的镜头弄错了。另一次我见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就认识他了——但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谈，并非是出于官方目的。虽然你们有关奥委会评估团来访的画外音一直都是正确的，但是镜头却搞混了，播的是我与老朋友进行私人会面的画面。” “总书记，我非常抱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赵的语速变得急促起来，“我会立即调查这起事件，查明情况，尽快向您报告。我们将处理有关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其实这是我疏忽，”江亲切地回答道，“我不应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两次会见外宾。就像外国人所说的，我们在他们眼中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他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样啊。” 赵几乎能感受到江在微笑，但是他知道任何这样的错都不容轻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总书记，我们会立即调查。”
“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现在用一种领导的口吻继续说道，“但你应当分析问题的起因，它看起来是件小事情，而且我估计奥委会评估团也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差错，但这么一个错误却反映了我们的专业精神和细心程度不够，不应再出现了。” “是!是!总书记，您所言极是。”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师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现的问题呢，还是由于疏忽或是生产线上的系统性错误而造成的问题。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生产线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请别太自责，也别对你的手下大发雷霆。但必须确保晚上10点重播时的镜头是准确无误的。” “我先去新闻中心，然后向您作全面汇报。” “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 也有作家称号的库恩还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赵化勇给江泽民回电话时的情景和内容，不过已经够了，此时的江泽民已经足够跃然，足够动人。 例如还有两位能够接到江泽民电话的人，此二人在中国的科技史上都有着重要的份量：宋健，钱学森。 “江主席通常会在晚上10点以后往我家里打电话。接到他的电话我从不会感到诧异。最近他问我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有何差别，并问量子力学是如何与这二者相联系的。” 宋健说。 1991年，钱学森突然接到江泽民的电话：“学森同志，近来，物理学家们都在谈论超弦理论。能请你解释一下吗?”钱送给江一篇他的文章，其中谈到了若干现代物理学中抽象的哲学问题。“尽管他在忙于处理大量的国事，”钱回忆说，“但江总书记还是设法抽出时间研究这些最尖端的物理学理论。他还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到中南海给高级领导人作科技、经济和法律方面的讲座。” 打给沈永言的电话则有着不同的目的，“为了放松，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从困扰他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沈说。 沈永言是江泽民50多年的好朋友。电话通常会在晚上10半以后从北京打到他的居住地长春。但2002年3月5日，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却是晚上9点10分。“我感觉到出事了，”沈回忆说，“(他的语气)根本不是闲聊。”果然，10分钟前，法轮功分子攻击了长春的电视系统。 从江泽民这里打出的电话，也带着浓厚的情谊。老朋友王慧炯患了前列腺癌，江泽民自己给一位顶尖的专家打电话咨询，还打电话给王的妻子，“把情况解释一下”。 无数的细节堆积起来，库恩旨在告诉外国人一个他眼中的中国和江泽民。这些细节，对于众多的中国人而言，同样宝贵。
在中国的媒体上，看到江泽民唱歌的报道并不是稀奇的事情。但那上面，通常唱的是同一首歌：团结就是力量。 通翻518页的《江泽民传》，就会发现这位中国领导人不但喜欢唱歌，也喜欢京剧，而且曲目跨度之广泛，令人咋舌。 散见在书中的“江式歌单”，既有中国的老歌如《毕业歌》、《歌唱祖国》、《咱们工人有力量》、《黄河颂》，也有国外的老歌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的太阳》，但像美国传统歌曲《牧场上的家》、西班牙歌曲《鸽子》，已经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所不熟悉的了。在“江式歌单”里面，还包括《捉放曹》、《钓金龟》这样的京剧片断。 一展喉咙的爱好，让江泽民很快能同人打成一片。1956年，他被任命为长春汽车厂动力处处长，对于这位在上海受过教育的领导，多少有些让人敬畏。一位前技术员回忆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领导时的情景：“我告诉江泽民说我喜欢听戏曲和音乐，尤其是京剧。他变兴奋起来：‘太好了!我也喜欢京剧。’他问道：‘你会唱李多奎的《钓金龟》吗?’” 当这位技术员说“会”的时候，江泽民搂住他的肩膀说：“来，咱俩一起唱!” 江泽民很快融入到他们当中，并且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其中就包括他电话倾诉衷肠的沈永言。
四十年后，江泽民重访吉林，沈永言邀来了以前的几位同事，一起唱了几个小时的京剧。沈回忆说，“我把这一段录了下来”，并把磁带送给了江泽民。“他非常喜欢;他紧紧握住那盘磁带，好像那是一份国家机密一样。到现在我已经为他安排了两次‘京剧节目’了。对江来说，这是整个行程的高潮——也是他放松的最好方法。” 的确，放松的时候可以唱更多的歌，尤其是和家人在一起。1999年12月底，江泽民给妹妹江泽慧打电话，说：“我们团聚庆祝一下吧”。这是世纪之交的时候，完全有庆祝的理由。 于是，20多口人聚集在中南海江泽民的家中。在吃过狮子头之后，就是联欢了。也正是在这次联欢上，透露出更多的“江式歌单”。江泽慧告诉库恩：“三哥唱得最多了。”从歌剧、老民歌到当代的流行歌曲，每个人都表演节目，江泽民则演唱了京剧、抗日战争歌曲，如《黄河颂》。他还唱了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民歌以及30年代大学时期学会的美国歌曲。 库恩了解到，无论是西班牙语的《鸽子》，还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江泽民都用原来的语言演唱。江泽慧说：“他非常开心，非常开心。”家庭晚会结束的时候，江泽民说了一句让母语是英语的库恩无法清晰表述的话：“今晚，我感慨万千。” 在一个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不仅仅是江泽民“感慨万千”。很多人，都会想到过去、未来，并因此而不能平静。 江泽民常常把他的音乐或者歌唱禀赋发挥在外交上，至少，透过库恩的描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98年6月，克林顿开始对中国为期9天的访问。在北京的晚宴上，江泽民指挥乐队演奏了《歌唱祖国》，尔后，还用二胡拉了一曲《稻草里的火鸡》。克林顿在他的自传里面写道：“我和江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就越加喜欢他。他富有感染力，说话风趣，极为自傲，但善于倾听不同的观点。尽管我跟他意见不总是一致，但我相信，他自认为正在努力尽可能快地改变中国，而且方向对头。”
在洋洋48万言的《江泽民传》中，关于江泽民的细节，经由他的亲人、朋友以及工作人员的口，透过库恩的笔，逐一展现在国人面前。其数量，远远超过这里选用的几节。 有关江泽民业余爱好、人品风格的叙述，让十几年来熟悉江泽民的人对他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库恩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有时候让人怀疑他是怎么弄来的，或者是不是真实的。 库恩写道：他毫不在意自嘲自己的外表。他体重大约210磅，比标准体重超出30到50磅。据说他曾妙语双关地说要把他从位子上“搬开”是很难的。1996年年底，在视察广东省的一个军事基地时更充分地显示了他自我解嘲的幽默感。在检阅部队时，他想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但失去平衡，跌倒在地。随行官员和士兵们不安地注视着，担心他们的领导人会如何反应。江很快就消除了大家的紧张和不安。他说，早知如此一开始就该坐在地上，因为那样就无处可摔了。人们大笑起来。 细节，让人性得以发扬光大，让人有血有肉，可以感知，可以触摸，真实而动人。不能说《江泽民传》让人百分之百认识了江泽民，但至少，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它展现了对于这位长期担任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人的某些鲜活的曾被忽略的亮点。 人民对于他的领导者，期望了解更多。上世纪80年代，一批被冠以“走下神坛”字样的有关领导者的书籍畅销，与这种知情需求不无关系。 今天，中国政府以亲民为己任，更大幅度地拉近了高级领导者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距离。细节是感人的，人性是共通的，是最容易获得赞同的。 1989年6月底，江泽民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现在距离那个年份，已经整整16年。在阅读完了主题为《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后，张玉茹，南宁《当代生活报》的女编辑说：“它具体了我对江泽民的一些看法。” (本报获授权使用《江泽民传》部分文字)
瞬间16年 从1989年到2004年，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江泽民，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瞬间，这些内容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都有披露。 ◆1989年写书 6月24日，江泽民被选举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几天之后，他给老朋友沈永言打电话，“你得接着搞那本书啊。”那是他的俄罗斯恩师有关电力方面的著作。书最终在第二年翻译出版，江专门送了一本给恩师的家人。 ◆1990年喝酒 春节前夕，江邀请沈永言来参观他在中南海的新家，他招待老朋友的伙食是6菜1汤，两个人一起喝完了1瓶绍兴黄酒。“他喜欢喝酒。”沈永言说。 ◆1991年换衣服 一次，江泽民被告知需要更换衣服参加下一场活动。“他的助手就像学校老师对7岁小学生说话一样，温和但简略地说：‘不，您必须把衬衣也换掉。’就连他的鞋子，也为他选好了。” ◆1992年说家事 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江泽民访问了日本，并与日本媒体谈到了家人：“我们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儿，这个数目是符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 ◆1993年送克林顿萨克斯管 11月，江泽民赴美访问，送给克林顿一支上海制造的萨克斯管时，当时还建议自己用二胡，两人来一段二重奏。 ◆1994年在门口静候教授 12月，著名教授曹建明为中央政治局举办法律讲座，讲座结束后，江泽民一直耐心地站在门口等候：“谢谢你，教授，今天我们向你学了很多，你让我们大家受到了启发。” ◆1995年谈日常生活 “在北京，我一般都围着中南海转，要不就去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参加军队会议，或是到钓鱼台(国宾馆)参加国事活动。就是从来没机会到王府井百货商店或燕莎购物中心去转转。第一是因为我工作太忙。第二我也不想打扰大家。”此外，江还披露，游泳也是他的主要运动项目，几乎每天都要游600米。 ◆1996年下达导弹试射命令 3月8日，3枚地对地导弹相继从福建省内发射，命令进行导弹试射的人正是江泽民。“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其他国家要派出航母?”江泽民激动地表示，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是为了表明“我们对于台湾独立及外国势力干涉所持的立场”。 ◆1997年睡不着 江泽民告诉《时代》周刊：“有时候，我会失眠，比如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日子里。尽管有现代科技，但我们主要还是靠天吃饭。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夫人，他总是劝我说，毕竟饭还得吃，还得设法睡一会儿觉，因为第二天我还得继续工作。” ◆1998年给外交官打电话 江泽民拥有中国外交部每一位高级外交官的私人电话号码，“他愿意直接获得信息，而不是经过过滤的信息。他总是想同最了解情况的人讲话，即使对方非常年轻。他可以给任何人打电话。”外交部长李肇星说。
◆1999年“后台” 获悉厦门远华走私案被隐瞒数月，江泽民极为震怒。而当听纪委的领导汇报说这些人有后台，因而使调查受阻时，他非常气愤。“现在我就是你的后台，”江说，“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 ◆2000年帮孙儿做作业 “我已经到孙儿们让我帮他们做作业的岁数了。”有一个孩子让他做一道数学题，他很快用代数做了出来，小孩认为不正确，江只好回过头去用算术把问题解决了，“我差点做不出来，真不大容易。” ◆2001年探讨回文诗 在给同学王慧炯的一封信中，他讨论了中国文学中的回文和勾股数。“从前，”江写道，“一家饭店名叫‘天然居’，里面挂了一副对联：‘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上联倒过来读就是下联。” ◆2002年警告小泉 在墨西哥一次国际会议期间，江泽民与日本首相举行了45分钟会谈，他三次提出到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要求小泉“不要再冒犯中国”，并直截了当地建议说：“所以不去靖国神社会更好一些，永远不去。” ◆2003年“压阵” 人大会议上，江泽民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只保留了军委主席一职。他向一些上海代表解释是需要有人来“压阵”，“我对外国朋友解释过这个概念。但无论翻译怎么译，他们还是不明白‘压阵’这个词的意思。最后我就干脆挑明了。我说：‘我留下来帮助胡锦涛。’” ◆2004年喜欢古典音乐 在一次交谈中，江泽民告诉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要让中国人学习欣赏古典音乐，“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应予普及”。不到3个月时间，中央台就开播了一套新节目——第十五套。节目开播时，江泽民给赵化勇打电话表示祝贺，说他已经欣赏了好几个小时了。(本文为《时代人物周报》第26期封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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