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摄影 陈羽啸
人物名片
孙华（陈羽啸拍摄）
孙华，考古学教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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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三星堆再醒惊天下，吸引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普罗大众的瞩目。专业的考古、历史学者更是对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智慧，致力于对其进行更精准的解读。作为一名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事教育、研究多年的考古学资深教授，孙华对三星堆投注了高度的关切。尤其是2021年三星堆埋藏坑的考古发掘重启以来，孙华更是多次往返四川与北京之间，密切关注三星堆文化和古蜀文明考古最新进展。
三星堆在当下时代被发现、发掘
“非常罕见又幸运”
“三星堆无疑是我们四川盆地、长江流域、中国乃至于世界考古学上的一个伟大发现。古蜀先民把神庙中的像设和陈设等进行宗教仪式活动的东西全都埋起来，这些东西没还被以前的古人发现，而是在我们当代被发现，被考古学家进行发掘，这是非常罕见又非常幸运的。而且，当下这个时代，我们考古工作有了很好的技术、经济实力，我们的媒体传播也非常发达，能不断地跟踪它，报道它，宣传它。”
孙华期待，等埋藏坑发掘和整理工作完成，以及关联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公布后，人们对三星堆文明会有更全面、清晰的认知，对三星堆的研究也会再上一个新台阶。他特别提到，“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最要紧的是修复工作”，“修复之后的器物才能得到完整的形象和完整的组合，才能进行相对准确的分析研究和理解解释。就如同一个花朵图案一样，只有看到大致完整的花朵，才有可能辨识出这朵花是什么花；如果我们只看到这朵花的花瓣或花瓣的一部分，我们可能连是否是花朵都辨认不准，更不要说是什么花了。同样，我们得到的物质遗存的碎片越小，发生错误的可能就越大。只有把历史的碎片复原、组合和关联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画幅，才能够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生活有较完整的认知。因此，我们的考古工作需要有扎实的田野和室内的基础研究，在这个扎实的基础之上，再做出进一步的恰如其分的分析和推论。”
建议谨慎对待关于三星堆的解读
“有不少是望文生义”
三星堆本身有很多未解之谜。哪怕是专家阵营中，彼此之间的观点、看法也有较大的不同。作为非专业的爱好者，应该如何去看待不同专家对三星堆的各种不一致的解读呢？
孙华的建议是，一定要注意分辨哪些是确定的信息，哪些只是专家的推想，“三星堆埋藏坑毕竟距今3000多年了，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这些埋藏物在埋藏的时候就已经损坏，许多文物都是残件。它的完整形象是什么？它们组合在一起的形象是什么？三星堆人制作这些东西要表现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制作这些东西？他们制作、使用和埋藏这些东西背后场景和故事等，目前都不太清楚。除了要通过复原研究解决这些文物是什么的问题外，还需要通过比较和联想，来推测和解读文物背后的是什么和为什么等问题。现在的传播媒体非常发达，在关联信息比较少的情况下，在专门的考古学家研究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就会把正在考古发掘过程中的一些场景展现给公众。田野考古和室内修复都是需要漫长时间等待的细致活，媒体和公众又不愿意等待，希望看到和听到考古学家或历史学家，尤其是知名学者对于考古发现的解读。学者们会基于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积累，对新的发现进行分析和阐释，当然也会通过联想对发现背后可能的故事提出一些假设。联想和假设都是应该的，这是科学研究不可少的环节。但是我们知道，基于现象的假设毕竟不一定是事实，如果再基于假设再做一些假设，就可能越推越远，发生错误的几率也就会越来越大。所以现在，目前关于三星堆发现的一些解读，无论是报刊专著，还是影视节目，有不少都是望文生义，最后可能经得住历史检验的不会超过10%，其他的可能都是一些悬想，没什么根据。”
大众求知要首先聆听一线专家观点
观众在成都博物馆排队观展
近些年来，随着大众求知热情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专业学者投入到公共知识服务中。孙华也是其中一员。他认为公立机构的专业学者有义务回应大众的知识诉求。所以他每年在进行专业研究的同时，还会分出一些精力，写一点面向公众的普及文章，做一些面向大众的知识讲座。比如在2021年12月27日，他就曾应邀回到家乡四川，登上名人大讲堂，主讲三星堆文化和历史。孙华的演讲深入浅出，让台下听众获得了一次知识甘霖的浇灌，获益甚多。
但要做好知识的公共服务，搭建起专业知识和大众之间的有效桥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此，孙华有足够的审慎，“学者对公众传播的知识，应该是那些已经被深入研究过，专家自己心中有数的、成熟的知识。而且，要注意不能只讲自己个人的观点，应该更多传达学术界多数学者认可的观点。就像写论著和编教材一样，学者可以在写论文和专著时把自己的观点或见解发表出来，留给今后去证实或交给学界去评判；但在编写教材时就要谨慎，采用的观点和阐释的问题，都应是相对成熟的、稳定的、成体系的知识。”
如今，现代传媒对文物考古信息的传播非常有力，很多考古发现和研究被深入充分报道。孙华在给予赞赏的同时， 也提醒媒体，在采访专家时，不能光看哪位专家的名气大或者口才好，而要看其观点是否中肯、准确。比如说，关于三星堆，媒体在传播相关知识的时候，“首先要去聆听在一线亲力亲为的考古学家怎么说，注意采纳那些专门研究三星堆的专家们的观点和意见。哪怕他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实，不那么风趣，不善于讲故事。如果一个专家，既没有在三星堆做田野考古，又不专门研究三星堆，仅仅是一位考古学界或历史学界的大家，即便他有丰富的知识，也很善于讲故事，他对三星堆的认识和判断，可能也比普通大众看到的或听到的，深入不了多少。”
对大众进行“二度诠释”的前提
是学者的研究足够全面和深入
专业学者大众传播平台上分享知识，如何在大众听得懂的语言和专业准确度之间，还需要达到一个平衡。有的人讲得很深刻很专业，但是大众理解不了。有的人讲得很好听，但是知识上又不太准确。孙华认为，学者在进行一手资料分析研究的过程中，其实已经走过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过程，当他面对公众的时候，选择大众喜闻乐见的问题，根据自己对考古问题的理解和解释，再将其转换为大众能够听得懂的方式，进行二次诠释。“只要学者的研究足够全面和深入，我觉得进行二度诠释应该不成为问题。”
孙华（陈羽啸拍摄）
孙华对向大众传播知识有浓厚的兴趣。比如关于重庆合川钓鱼城（是一个南宋抗蒙元山城防御体系），他就曾把自己进行专业研究得来的专业知识，转化成一种讲故事的语言，写出系列的关于钓鱼城的故事。在西南土司、传统村落等专业调查报告的基础上，他也用公众化的语言，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传递给公众。比如苗族或侗族的村寨有什么不同，每个村寨是个什么样子，它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它很重要等等，用浅显的语言对之进行一种表述。“关于三星堆，我也在写这类文章，并已经写了一本书，但我一直没交给出版社。因为我还想再等等看看，等几个坑的考古发掘见分晓之后，验证一下我以前的观点没无错误，然后再交稿。”
当下有很多年轻人，包括年轻的父母爱带孩子去参观博物馆。博物馆俨然成为学校之外的第二课堂。对于“博物馆热”，孙华认为这是可喜的，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产物，“在世界上很多著名的大型博物馆，年轻人都是重要的观众群体。包括学校的老师，会带着学生们来到博物馆给他们讲解。这已经是全世界博物馆的一个普遍现象。现在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喜欢到博物馆，这说明了我国的人文素养教育水平在普遍提高。过去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可能就是看看影视，听听音乐。现在人们还愿意到博物馆去获取关于历史、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通过博物馆认识大千世界。”
青少年被引导去博物馆看文物展，可能刚开始还看不懂，但是无形中给他带来一种文化熏陶。更重要的是，“ 有助于他们养成一种自觉去博物馆参观、学习的生活习惯。文物最终的归宿，是在博物馆。通过博物馆来接触，来亲眼感受，来近距离地观摩这些文物，有利于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公民接受自己家乡、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教育，从而产生民族的自豪感，增强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孙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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