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7月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位于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通过审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55处。
3年前，恰逢良渚文化发现80周年，也是良渚古城遗址中的核心部分反山王陵发现30周年。当时，晨报记者采访了多名常年奋战在良渚古城遗址发掘一线的考古工作者。
听他们讲述了良渚遗址何以被誉为“中华五千年文化史的实证”，30年发掘历史中大量默默耕耘的故事，以及诸多与偶然相关的考古轶事。
现将当时的报道发出。
《80年考古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良渚文化向世界述说“远古中国”》
（本文主体内容首发于新闻晨报2016年8月8日A02/A03版）“在考古学界，说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已经没什么异议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良渚古城发现者刘斌说。
“中华上下五千年”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常识。但你是否设想过，当一个外国友人向你询问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时，你该如何回答。
世界公认的中华文明的信史始于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史书对于有明确纪年的历史的连续记载从这一年开始。在信史的意义上，中华文明的历史不过2900年。
20世纪上半叶安阳殷墟的出土，证实了史书中关于盘庚迁殷后商朝历史的记载，中华文明有据可查的历史延长至3300年。
21世纪初，“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限定为公元前2070年。作为中华文明的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开端也不过距今4100年左右，难道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只是一个神话？
2007年，在位于杭州余杭区的良渚文化遗址，考古人员宣布发现了一座内城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古城。良渚文化距今4300年至5300年，在处于这个时间段的遗址中发现古城，可谓石破天惊。
“良渚古城的意义不亚于殷墟，”中国考古学界泰斗、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张忠培指出，“从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如果我们要谈中华五千年文明，只有良渚文化的良渚遗址能拿出来。”
国家考古局如此定位良渚遗址：良渚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图：良渚文化遗址分布图
2016年3月，良渚遗址的考古人员又宣布了一项重大发现：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良渚文化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同时也把中国的水利史从大禹治水向前推进了一千年。
2016年，是良渚文化发现的80周年，也是反山王陵发现30周年，“良渚文化发现的元年是1936年，但绝大多数成果都是在1986年发现反山王陵后发掘出来的，”刘斌说。考古工作者30年的默默耕耘，换来了刘斌开篇的那句话。这句话背后隐藏着的，有辛劳，有喜悦，也有偶然构成的诸多考古轶事。
“彻底迈过文明的门槛”“1986年之前，良渚文化基本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存在。86年发现反山王陵之后，提出了良渚文化已到达文明的曙光；96年60周年的时候，反山王陵、瑶山祭坛、莫角山宫殿区都已经出土，对于良渚文化的定位开始在文明曙光和实证之间犹疑，算是踩在了门槛上；2007年古城城墙发现之后，就彻底迈过文明的门槛了。”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莫角山宫殿区发现者之一赵晔说。
“良渚文化的第一个节点是1936年施昕更的首次发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考古领队王宁远说，“但是施昕更当时挖的都是些很蹩脚的遗址，只有陶器，没有玉器。”
据王宁远介绍，从清朝开始，非考古的途径已经挖出了很多属于良渚文化的玉器，“但是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些玉器是属于周代或汉代的，不会和良渚文化联系起来。”
图：反山王陵出土的玉琮王
对良渚玉器认识的改变发生在70年代，“1973年，苏州草鞋山遗址挖出了一个墓，墓当中良渚的陶器和玉器是在一起的，”王宁远说，“传统上一直认为是周汉时期的玉器，竟然和良渚陶器在同一个墓里，这就证明这个玉器是属于良渚文化时期的了。”
在王宁远看来，良渚文化的第二个节点是1986年杭州良渚遗址区内反山王陵的发现。“杭州良渚的地位原来比较尴尬，说是首次发掘地，但86年之前挖出的都是些鸡零狗碎的小遗址。良渚文化在环太湖地区都存在，江苏的草鞋山、上海的福泉山都挖出了比杭州良渚好的东西，”王宁远说，“反山王陵一挖才知道，这里才是最核心的区域。”
“反山墓葬之所以能称为王陵，表明它比其他贵族墓都要高级。”赵晔介绍说，良渚文化开掘80年以来，江浙沪地区没有一个墓的规格超过反山王陵。最核心的证据表现在玉器上的纹饰，“比如完整的神徽，百分之六十的神徽都出在反山墓里，一个墓就占了半壁江山，这里葬的不是开国君王就是最重要的一代王。”
图：良渚古城结构
1986年之后，考古工作者们意识到杭州良渚是良渚文化中最核心的区域，工作重心也开始转移至此。1987年，瑶山祭坛被发现；1991年，汇观山祭坛被发现；1992年，莫角山宫殿区被发现。90年代中期，余杭区政府在良渚、瓶窑两个镇区域内划出了一个42平方公里的遗址保护区。
反山王陵出土之后，关于良渚文化是否进入文明的讨论就开始了，“城墙没出来之前，对良渚文化的定位就只能是文明的曙光”王宁远分析说，“90年代中期的时候，其他要素都已经被发现，但没有城墙，这些要素就只能单个来看，不能看做一个整体。2007年城墙发现之后，一圈就可以定性了，这些要素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古城。”
实证五千年文明的圣地据王宁远介绍，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提出过普遍承认的文明标准，“文明标准一直都是五花八门的，原来比较推崇青铜器、文字和城市，”王宁远说，“但是这个标准又是动态的，发现的文明越多，就要从新发现的文明里总结新的共性，比如金属的标准是基于四大文明古国的共性标准，后来用到美洲就不符合了。”
图：王宁远与良渚遗址数字模拟图
“前段时间，代表国际主流考古界的科林·伦福儒提出了一个新标准，因为原来青铜器和文字的标准不适用于玛雅文明，所以他就提出是否进入文明的关键在于是否形成国家，”王宁远介绍说，“而是否形成国家取决于三个条件：阶级分层、城市和文字。”
在伦福儒的定义里，一个文化只要满足两个条件就表明形成了国家。“良渚文化显然有了鲜明的阶级分层；城市最直观的标准就是城墙，良渚文化也已经具备；文字的话，良渚文化有符号但尚未被破译，可以算满足半个条件。满足了两个半条件的良渚文化，自然是实打实地迈过文明的门槛了。”
古城城墙的出土是雪中送炭，对于良渚遗址的价值提升有飞跃性的意义，而2016年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的证实，则是对良渚遗址进入文明阶段的锦上添花式的佐证。
在王宁远看来，水利系统发现的意义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加深了人们对良渚政权强力程度的认识，“从巨大的工程量来看，这个工程绝不可能是部落级别的人力调动能够完成的”；另一个是更好地说服了西方考古学界，“西方考古学界很重视水利系统，他们一直认为整个东方世界国家的形成都和治水有关。”
“一个中国最早的城市加上一个中国最早的水利系统，表明良渚古城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王宁远说。
莫角山宫殿群差点挖没了“之所以1986年才去挖反山，是因为以前的考古都比较被动，其实考古工作一直都是被动的。”王宁远说。
据王宁远介绍，全国95%的考古工作都是搭基建的顺风车，“国家没有那么多钱去支持主动性发掘，一般都是这里要修条路，那里要盖个厂，然后挖出点东西，我们就跑过去看一下。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原本调查过了，探明了有东西，然后遇到他们要施工了，就顺便挖一下。”
“反山王陵的发现源于一次难得的主动发掘，”刘斌回忆说，“起因是召开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的纪念会，要把会议地点设在命名地良渚。”
当时，江苏和上海都已经发现了贵族墓，但杭州良渚依旧默默无闻，“要开纪念会了，最好有个考古现场能看，也想着良渚能挖出个贵族墓。根据江苏和上海的经验，良渚文化的贵族墓一定埋在高地上，于是就挑了反山这个看起来比较像的小土丘，”王宁远说，“一挖，没想到挖出个王陵。”
反山王陵这次难得的主动性发掘后，直到古城城墙被发现，良渚区域内每一次重要遗址的重见天日基本都与被动和偶然相关。
“瑶山祭坛是盗墓盗出来的，典型的破坏诱导的抢救性发掘。”赵晔说。
图：赵晔工作图
据赵晔回忆，1987年，当地村民在种植茶树时无意中挖出了玉器，“然后边上村子全村人去疯抢，满山坡的人，省市区三级公安出动才把局面控制下来。有一部分文物被退回，有一部分被倒卖了，最后是三个人因此被判刑，最长的一个被判了13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事发后即派人前往进行抢救性发掘，“当时驻地很简陋，住在边上一个运营中的精神病院，因为那里空房子比较多。”
随后，考古人员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祭坛的大致轮廓整理了出来，“挖出来后顶面是一个祭坛，祭坛内部还有墓葬，”赵晔说，“一种观点认为是祭坛废弃后被用作墓葬，另一种观点认为巫师死了之后就埋在祭坛里。”
莫角山宫殿群的发掘则是典型的出于对基建的配合。
“莫角山宫殿群发现于1992年，但在1987年就挖过一次，还差点挖没了，”赵晔说，“那次是因为穿过莫角山的宁杭公路需要扩建成国道，我们就去莫角山东南角试掘了一下，发现有东西，但并没有认识到重要性。”
“我们当时要求施工方出资80万，由我们把国道经过区域的地基挖掘完，但施工方嫌要价太高就改道了，”赵晔回忆称，“还好当时施工方没同意，不然莫角山宫殿群遗址可能就没了。”
莫角山宫殿群在1992年终被发现。“当时莫角山中心附近有个印刷厂要扩建，按照程序要先由我们探一下，”赵晔说，“我们在房基的位置挖了一下，发现夯土的结构很考究。”
借助房基旁的水渠对夯土做了剖面后，赵晔和同事发现，夯土的表面是一层30公分厚的纯沙层，沙层往下的50公分都是一两公分厚的一层泥一层沙的结构。
“一般天然的沙子都在山谷中，这种沙层出现在像莫角山这样的平原高台上很反常，我们就意识到这是人工造成的，”赵晔说，“其次，我们还发现了夯土层上的夯窝，就是用木棍砸出的密密麻麻像蜂窝一样的印记。”
经过进一步的发掘和测算，赵晔和同事发现莫角山中心区域存在一个两万多平方米的广场，那种考究的夯土就是良渚人建广场用的，“之后在莫角山上的三个小高台上又发现了大量房屋的基座遗迹，而这个广场就在这三个建筑群的中间。你可以把这个广场想象成天安门广场，而周边的建筑群就是故宫、人民大会堂等核心建筑。”
差点与5000年古城擦肩而过等到莫角山宫殿群被发现，整个良渚古城可谓“龙形已成，唯缺点睛”，而点上这关键一笔的正是城墙的发现。
“发现城墙的契机是拆迁安置房，”王宁远笑着说，“你看，又是一次配合基建的考古发现。”
2006年6月，为了更好地保护莫角山遗址，莫角山上杭州市民政局下属的一个农场需要外迁，良渚区管委会计划把农场职工的安置房建在莫角山西面一个叫葡萄畈的村子里。
“在莫角山西面挑了一块地，地里原来是农耕地或小池塘，紧挨着地的东侧有一段南北走向、40多米宽的高垄，垄上面有农房也有耕地，”王宁远说，“其实那条高垄就是西城墙，但是当时谁也没想到。”
根据规定，42平方公里遗址保护区内的动土，都需要先由考古人员试掘过。良渚工作站的驻地就在莫角山上，试掘人员由工作站派出。
图：良渚古城发现者刘斌
“当时良渚工作站总共就三个人，刘斌是站长，另外两个就是我和赵晔。刘斌原来是不需要出手的，”王宁远回忆说，“一开始是由我去挖，挖了一个星期不到，我就回安吉那边的工地了。那段时间赵晔也正好在外地挖掘，所以就只能由站长同志亲自出马了。”
王宁远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刘斌亲自出马，城墙可能不一定会被发现。“当时管委会明确交代过，征地范围只有高垄西侧的土地，高垄不在征收范围内，所以千万不要挖到高垄上去。”王宁远说，“一般人探完征地范围做完记录也就结束了，但刘斌不是。”
“我在高垄旁的安置地上发掘出了一块玉的下脚料。根据经验，底下有玉的下脚料，垄上就可能有一个玉器作坊。”刘斌回忆说。
玉器作坊对良渚的考古研究有很高的价值，但按照程序，没报批过的土地不能随意挖。“我就和垄上的农户商量，说这个菜地让我挖一下，我会赔他钱，之后会把坑填回去。”刘斌说。
一路挖下去之后，刘斌并没有发现预期中的玉器作坊，“除了黄土，只有底部的一堆石头。考古队员遇到石头、黄土这种大多存在于深土岩层的东西，都会放弃进一步挖掘。可以说，我差点与5000年古城擦肩而过。”
但是，石头规则的棱角引起了刘斌的注意，“明显是人工开采的。”另一方面，有农户指出，当地居民在打井和耕地过程中经常会挖出这类石头，这使刘斌进一步相信高垄是一条人工建筑。
“因为高垄西侧是东苕溪，最初设想会不会是良渚人用来阻挡苕溪的河堤，之后在北侧发现了东西走向的类似遗迹，我们知道已经很接近答案了。但两段遗迹和东苕溪的走向基本平行，所以依旧不能排除是堤坝的可能，”刘斌分析称，“2007年10月，距离最初发现石块16个月后，东段遗迹一发现，一切水落石出，就是城墙。”
图：古城墙遗址
据王宁远介绍，良渚古城的城墙跟北方的城墙不太一样，“宽度有40-50米，高度只有4-5米，两侧有缓坡，城墙上可以住人，不是一个纯防御性的城墙。”
王宁远认为，良渚的城墙之所以这么宽，是因为城墙建于沼泽地上，下面垫石头，上面堆黄土，“南方这里的土没有直立性，要堆高只能是缓坡，不可能像北方嘉峪关那样，可以堆得很陡。”
2007年12月，良渚遗址的考古人员公布发现城墙，也预示着良渚古城的发现。良渚古城共有宫城、皇城、外城三层结构，此时发现的城墙为内郭，内郭范围内的皇城面积290万平方米，莫角山宫城面积30万平方米，随后在2011年确定外郭，外郭内面积有800万平方米。
整个良渚古城都是一个水城，城中除了高起来的高地外，其他的都是河道，内郭每面有两个水门。“内郭内的皇城就像古代城市的里坊制度一样，无非良渚古城用水路分割，后世用道路分割。”王宁远说。
一场盗墓改写中国水利史2016年3月，良渚遗址又给我们带来了一项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古城外围的大型水利系统。这组水利工程位于良渚古城西北部，由1座长堤、6座高坝和4座低坝组成，可以在古城西北面拦截出一片面积达8.5平方公里的水面。碳14测年显示，这组水利工程距今约5000年，比传说中大禹治水的时代还要早1000年。
图：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系统
“整个水利工程的发现经历了11年的跨度，唐山长堤（图中标点1）早在1995年就已经被发现，当时多数人认为唐山长堤是个水坝，但单有这一段没法解释作用机理。”王宁远说。
2009年，水利系统中的第一条高坝岗公岭（图中标点6），在距古城直线距离15公里外的山上被发现。“岗公岭的发现源于一场未遂的盗墓行动，没有这场盗墓我们还发现不了它，”王宁远无奈地笑了笑，“因为古城发现后工作重心一直在城里，那个地方都在保护区之外了，我们不会把视线放到那么远的地方。”
当年，岗公岭东侧修了一条公路，“当地因为靠近安吉，竹编工艺比较发达，有个人打算在公路边开个竹编厂，厂房正好建在岗公岭上，厂主把地基一挖，就在公路边摊着。”王宁远说。
“有盗墓贼坐车路过，看到地基挖出的淤泥，以为是战国墓用来做密封材料的青膏泥，就想着这里有个大墓，准备干一票，”王宁远说，“盗墓贼找当地人干活，说是要挖宝贝，因为没谈拢，被当地人举报了。”
王宁远和同事到场一看，发现并不是墓，但很明显是一个人工设施，“表面看起来是一座山，其实是人工把两座山之间的山谷用土堆连起来了。”王宁远说，“像抗洪抢险用的沙包一样，是一包包垒起来的，只是良渚人用来装土的是芦苇之类的植物，我们叫它‘草裹泥’。很多泥层里的草都还没烂掉，用碳14一测，有5000年，这就厉害了。”
图：草裹泥制作流程还原
之后，王宁远用洛阳铲在周边调查了几个月，不久就把山区里的6条高坝给确定了。
唐山长堤加上高坝依旧无法解释水利系统的基本运作机理。“这个时候多亏了美国科洛纳间谍卫星1969年拍摄的一张卫片，”王宁远说，“这批卫片从1995年开始解密，军事上没价值了，但所有考古学家都认为是个好东西。”
2011年，王宁远拿着卫片比对时，一不小心把位置推到了南边，“这就找到了低坝系统中的鲤鱼山（图中标点3），派人去钻了一下，发现了和高坝一样的‘草裹泥’结构，也很快发现了低坝中的狮子山（图中标点2）和官山（图中标点4）。”
王宁远发现最后一条低坝梧桐弄（图中标点5），已经是30个月后的2015年。“找梧桐弄之所以花了这么长时间，一个是因为它隐藏在一堆条状丘陵中，一个是因为那个时期一直只是调查阶段，工作的重心还是在城里，低坝只是有空了才去钻一下。”王宁远坦言，“也有故意放缓的因素，按照正常的考古进程，水利系统在2013年就可以公布了，之所以拖着，主要是因为水利系统涉及的范围太大，担心地方政府会有比较大的反弹。”
完整的低坝系统，和唐山长坝、高坝系统以及周边山体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区域，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轮廓由此显露。
2015年，王宁远向国家文物局申请挖掘坝体并获得批准，“在高坝系统，本来想挖岗公岭，但那个厂主火得很，说我们不让他盖，他也不让我们挖，并要价500万，最后只能挖了老虎岭（图中标点7）。”王宁远说，“在老虎岭挖出了良渚时期的陶片，这就有了地层学的证据。”
良渚遗址被发现后是怎么申遗成功的，背后有什么辛酸经历？
2019年7月6日，中国的考古界又传来一个好消息。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位居世界第一。
良渚古城遗址从发现遗址，到申遗成功，这83年期间又发出了什么样的动人故事呢？
1936年，一个年仅25年的青年“无意”中发现了良渚遗址。这个青年叫施昕更。施昕更当时在浙江省西湖博物馆从事地质矿产工作。
当年，杭州古荡老和山在建造杭州第一公墓时，出土了一些石器，结果引起了浙江省西湖博物馆的注意，他们联合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进行试掘。结果，参与现场发掘工作的施昕发现有几件器物“似曾相识”，特别是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在他的故乡良渚很常见。他心中一怔，这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于是，施昕更回到良渚进行考证调查。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他在良渚镇附近棋盘坟的干涸池底发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
后来，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施昕更主持了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通过连续三次进行发掘，发掘出大量文物，其中石器和陶器500余件，足足两大筐。同时经调查“发现了以良渚镇为中心的十余处遗址”。
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施昕更完成了上万字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一书。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发掘经过、收获，还写到：“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的开辟了这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的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这本考古报告弥足珍贵，后来尽管经历战乱年代，竟然保留了下来，并且流传至今。考古界对此称之为2个字：奇迹。
施昕更在《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中还把“良渚”作为遗址的定名做了说明：“最新的考古报告都以地名为名……我也来仿效一下，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
当时因为种种原因，考古学者并未采取“良渚文化”的说法。后来随着江浙一带的诸多文物在考古发掘中出土，有学者逐渐意识到良渚应当属于独立的文化体系。1957年，考古学家夏鼐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象》的序言中指出，良渚等遗址出土的遗物有其独有特色。两年后，1959年，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夏鼐又提出了“太湖沿岸和杭州湾的良渚文化”这一说法。
随着相关考古工作的推进，良渚古城遗址更多的实物证据被发现。1987年，浙江余杭瑶山发现良渚祭坛和贵族墓地；2007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和确认，标志着良渚遗址进入都邑考古新阶段。此后，2009年—2012年发现和确认良渚古城外郭城；2009年—2015年则发现和确认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考古学家推算，良渚古城总土方量超过700万立方米，古城外围水坝工程总土方量超过288万立方米，如此浩大的工程需要高度集权、精心规划、统筹组织、长期营建才能完成，这是良渚社会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
可以说施昕更是良渚遗址的考古和研究奠基人。然而，令人惋惜的是，1939年，施昕更因为感染猩红热而死，年仅28岁。
其子孙后代却继承了他的遗志，潜心守护着他末尽事业，再如今施昕更之孙施时英依然在从事着良渚遗址的保护工作。
据悉，施时英在良渚工作也已有25年，目前担任良渚遗址管理所副所长。他的工作内容不少是琐碎的事，包含保护区的日常巡查，重点遗址的监测，文物保护宣传等，常常需要在外头跑，不比考古一线轻松。
申遗成功，良渚古城遗址向全世界提供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印证了五千年前中国长江流域史前社会稻作农业发展的高度成就。
听闻良渚申遗成功的喜讯，施时英感动的热泪盈眶，他激动地说：“爷爷的家国情怀深深影响着我，他泉下有知也可以瞑目了。我会尽力守护好良渚遗址，不给他丢脸。”
据悉，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不久将正式对外有限开放，其神秘外纱也将展露在世人面前。
良渚古城遗址为什么能成功申遗？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的消息令人振奋。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良渚古城遗址是中国入选的第55项世界遗产，这不仅仅为中国成为“世界遗产名录”数量之首立下汗马功劳；更深层次意义，是让我们从小就说的“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得到了国际认可和进一步的推广。首先说良渚古城遗址作为良渚文化目前所知等级最高的权力和信仰中心，它在物质文化上的表现是非常内化的，它是一个辐射式文明的内核。
在经济形态上，良渚代表了中国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湿地稻作农业文明的发端。这与中原及世界大部分地区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下产生的文明就有差别，具有独特性。良渚文化在稻作农业上的成就，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乃至世界范围同时期文化中都是具有唯一性和先进性的。
良渚在物质文化层面最重要的贡献肯定是玉器。手工业技术上讲，良渚玉器，说是史前石制品制作技术所能达到的顶峰毫不为过。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前提下，遗址群内反山、瑶山出土玉器所达到的技术和艺术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具有唯一性的。
所以说良渚古城遗址能够很好的成功的申遗下来。为此都感到特别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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