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皆转自：中国文物报社 文博中国
经过4月9日全天、4月10日上午的项目汇报和答疑解惑，4月10日下午，终评评委会经过评审和投票，最终产生了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按年代早晚，排位第三：恢宏的史前墓地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发掘区航拍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高陵区文体广电旅游局
项目负责人：杨利平
专家点评
在遗址东北部发现一处大型成人墓地，墓葬总数在2000座以上，规模空前，是国内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墓地，性质应为大型普通居民公共墓地，为研究渭水流域史前时期葬制葬俗、人种学、人群血缘关系、聚落形态、社会组织状况等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实物依据。
▲偏洞室墓M283
墓地以偏洞室墓为主，这一发现将偏洞室墓的出现提前到仰韶时期。发掘出土的彩陶壶反映了庙底沟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交流与互鉴。单耳杯、单耳罐等陶器的发现可能为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单耳陶器的发现与起源找到证据。
这处墓地位于遗址东北部，与环壕聚落同时期，在聚落中心还发现了一处大型人工水利设施。遗址的整体布局更加清晰，这是首次清晰构建起完整的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为庙底沟文化聚落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也是关中地区继上世纪五十年代西安半坡遗址后，又一处意义深远的重大考古发现。
▲重唇口尖底瓶
▲彩陶壶
按年代早晚，排位第六：秦汉栎阳终获确定 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
▲栎阳遗址三号古城三号建筑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刘瑞
▲栎阳遗址三号古城三号建筑遗址
专家点评
栎阳城在秦献公、孝公，秦末楚汉相争之际塞王司马歇、汉初刘邦时期都曾作为都城，是西安附近除咸阳、长安外的第三座秦汉都城，对于认识和研究秦汉都城的形 制、衔接、转承及演变具有重要价值。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重启栎阳城考古后，先后确定了一号、二号、三号三座古城，其中三号古城的时代为战国中期至西汉前 期，即文献记载中秦至汉初的栎阳。三号城内发掘并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其中的半地下建筑、浴室、壁炉等设施，以及空心砖踏步、巨型筒瓦、瓦当等遗物， 是目前为止最早的发现。出土器物上“栎阳”“宫”的刻划文字和大量的“栎乐”陶文，明确表明该遗址所在即为栎阳。
栎阳城上承雍城，下启咸阳城，历史地位及其重要。发掘者以其丰厚的文献功底，对于与栎阳城有关的文献梳理评论明晰，为考古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思路和较为准确的路径，体现了历史时期考古的鲜明特征。
▲栎阳遗址三号古城三号建筑遗址
▲“栎阳”、“宫”陶文
▲巨型筒瓦
其他省份：
按年代早晚，排位第一：四万年的新疆远古足迹 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
▲通天洞遗址及其环境
发掘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项目负责人：于建军
▲T0505剖面对应年代
▲发现的灰堆
专家点评
通天洞遗址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同时也首次提供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遗址堆积序列清楚，年代跨度大。不仅填补了新疆旧石器考古的空白，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了解新疆地区四万多年以来古人类演化发展过程，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有非常重要意义。
遗址出土的典型莫斯特文化遗存在国内目前只发现于少数几个遗址，为解决学术界争议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文化遗存，以及莫斯特技术的传播路线提供了依据；在该遗址发现了可能属于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存，或与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相关，这为认识新疆地区金属使用或冶金技术的开始提供了新的考古依据；该遗址还发现了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最早的小麦遗存 ，这对认识小麦东传的路径和机制有重要的意义。
▲出土石制品组合
▲碳化小麦和其他植物
按年代早晚，排位第二：古城初现 棺椁俱全 礼器齐备 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北区晚期居住期房址分布图
发掘单位：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 章丘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项目负责人：王芬
专家点评
焦家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中期城址，面积近15万平方米，是山东地区时代最早的城址，在黄河流域也是最早的城址之一。该遗址是大汶口文化中最重要的中心遗址，规格比大汶口遗址更高，相关遗存也更全面，在该地区上承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西河遗址，下联文明起源时期的城子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城址。加之所发现的丰富的房址、墓葬、祭祀坑及灰坑，以及大批陶玉石器等遗物的发现，特别是大型墓葬区及毁墓现象的发现，展示了大汶口文化中期以来迄于晚期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为我们认识黄河下游史前社会的转变及复杂化的程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
▲南区大型墓葬分布图
▲大型墓葬M152
▲南区陶器祭祀坑
▲大型墓葬M91随葬玉器
按年代早晚，排位第四：西周王朝的西北边陲中心 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
发掘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彭阳县文物管理所
项目负责人：马强
专家点评
姚河塬遗址内涵丰富，包含仰韶时期、常山下层、晚商、刘家、先周、西周和战国秦汉等多时代的遗存和文化类型。特别是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更具代表性。商代晚期遗存含有刘家、中原、寺洼等地文化因素，说明晚商晚期这里已经是一处具有多文化杂居的中心性遗址，而不是一处单纯的土著遗存，说明该遗址与中原商文化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西周早中期这里显然已经成为一处西北边陲的都邑性遗址。不仅发现了数座带墓道的诸侯级墓葬，而且发现了铸铜手工业作坊，还发现了带字甲骨，这些发现不仅说明这里是一处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一发现为研究晚商到西周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北边陲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重要资料。
▲车马坑（马匹压在车辆的下面）
▲ 刀把形墓葬埋马12匹
▲ 祭祀坑上层完整羊骨
▲ 兽面纹象牙杯
▲ 玉凤
按年代早晚，排位第五：中原古都面貌更加完整 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樊温泉
专家点评
郑韩故城是东周时期重要的都城遗址，高耸的城墙和完整的都城形制，宫殿区和青铜祭祀坑的发现展现了郑韩故城在中国都城城市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此次主动发掘的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是历史上对郑韩故城的城门所进行的第一次科学发掘，不仅全面揭露了春秋战国时期都城城门的构造、春秋至明清时期道路的走向，而且还印证了史书上对"渠门"的记载。此外，瓮城在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王城遗址中也是首次发现。郑国车马坑三号坑作为陪葬坑，是继郑公大墓之后的又一惊世发现，共陪葬各种车辆48余辆，马124匹以上，出土的车辆和马骨之多，在我国东周考古发现中名列前茅，是研究我国周代车马葬制、葬俗、马匹特征等重要材料。
▲北城门遗址航拍图
▲北城门遗址清理的主要道路关系图（西-东）
▲北城门遗址中水渠与道路剖面图
▲郑国三号车马坑全景
▲郑国三号车马坑一号大型安车
按年代早晚，排位第七：寻找汉帝的长眠之所 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
发掘单位：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项目负责人：严辉 张鸿亮
专家点评
东汉帝陵的位置和分布，长期以来是考古学的缺环。经过长期调查、勘探和局部发掘，终于明确了东汉帝陵位置、布局及特征，是秦汉考古的重大突破。
目前基本掌握了东汉时期帝陵陵园的总体布局，初步明确了东汉帝陵的若干形制要素(圆形封土、南北向、南向长斜坡墓道、甲字形带回廊方形椁室。“甲”字形砖石明券墓室及石殿、钟虞、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为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东汉时期的陵寝制度是中国古代陵墓由“天下之中”天下之中到“南面称王”南面称王轨迹演变的关键节点，又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为此领域的研究突破奠定了基础，补充了缺失。
▲朱仓M722陵园遗址1号台基东部及内陵园东门址（由东向西）
▲朱仓M722陵园遗址1号台基全景（由南向北）
按年代早晚，排位第八：仙山祖庭 一朝展现 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
发掘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江西省鹰潭市博物馆
项目负责人：胡胜
专家点评
历时四年的发掘和5000平方米的揭露，确认了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等级最高、规模最大、布局最完整、时代序列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天师正一教祖庭遗址。
天师道是中国道教历史最悠久的道派，大上清宫遗址作为中国天师道祖庭基址，对其的发掘不仅是我国道教考古大规模发掘的第一次，而且是道教文化发源地的第一次 祖庭基址发掘。该遗址是选址于洞天福地的典型代表，完美体现了中轴线布局的理念，且遗址内殿宇遗存名称、结构、性质基本清晰，为研究道教历史、古代建筑史、中国古代宫室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为中国道教考古开辟出新的局面。
▲ 提点司
▲ 天皇殿
按年代早晚，排位第九：遥祭神山的圣地 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
发掘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项目负责人：赵俊杰
专家点评
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得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也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祭祀遗址。该遗址的发掘是中原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发掘从选址、清理地基、起建和建筑技术的多方面细节进行研究，并探讨了排水系统、祭祀人员的生活安排。这不仅是金代历史的重大发现，而且对于金人在建筑形式和神庙布局方面吸收宋文化的多种因素，探索当时金王朝东北边疆的经略、南北方文化的互动和中华文化多样性、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JZ4（下北上南）
▲JZ1、回廊西南转角、与亭式建筑JZ6（上北下南）
▲JZ2及石墁庭院（上北下南）
▲JZ1鸱吻一侧龙纹
▲汉白玉玉册残块（癸丑）
按年代早晚，排位第十：折戟沉沙银未销 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发掘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项目负责人：刘志岩 周春水
专家点评
彭山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不仅是明代考古的重大发现，而且是内陆水下考古的有益尝试，其采用“围堰”的发掘手段，为今后的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 了工作范式和借鉴经验。同时发掘中所采用的金属探测、磁法、电法和探地雷达等现代技术，也保证了考古发掘的科学性和技术性。
该遗址面积较大，出土 文物数量众多，等级较高，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艺术价值，是明代中晚期社会生活、政治、军事等方面最直接的反映。众多的出水文物证明江口沉银遗址为张献 忠沉银地点。遗址的形成可能与文献中记载的大西军领袖张献忠与明代参将杨展“江口之战”这一历史事件直接相关。这一发现为研究张献忠大西军征战历史、政权 建设和经济建设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也为解决明史中的诸多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 发掘区场景
▲ 文物出水现场
▲ 运载银两的木鞘
▲ 明册封吉王金册
▲ 西王赏功金币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什么？
4月10日，在经过为期一天半的汇报展示后，“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别是：
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入选“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
通天洞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依塔斯村东北的一处花岗岩洞穴中，所在的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中国西北部通向中亚、欧洲的要道。作为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它完整保存着从旧石器时代到3500年前古人类生活、居住的遗存。
遗址中发现了旧石器—铜石并用—青铜—早铁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不仅填补了新疆史前洞穴考古的空白，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了解新疆地区四万多年以来古人类演化发展过程、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有非常重要意义。此外，遗址中还发现了国内较早的小麦。
山东章丘焦家遗址
济南章丘区焦家遗址位于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主要时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发掘中发现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遗址中，空间上排列有序的房址材料，填补了鲁中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居住形态研究的空白。
同时，发掘的墓葬材料极为丰富，随葬品常见玉钺、玉镯、陶高柄杯、白陶器和彩陶等。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有报道指，考古人员通过测量人骨，发现墓葬男主人身长最高的竟然达到一米九，超过一米八的也为数不少。
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
杨官寨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姬家街道杨官寨村四组东侧，是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的一处中心聚落。2015-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遗址东北部开展针对性考古发掘时，发现一处大型公共墓地。
经初步探明，该墓地总面积超过8.5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面积约3800平方米，共发现史前墓葬343座。考古成果显示，墓葬均为单人一次葬，人骨保存完整，有非正常死亡、人骨移位现象。此前也有报道称，在已经发掘的这些墓葬遗址中，有墓主人“出现了曾经被‘剁手’的奇怪现象”。
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
姚河源遗址位于宁夏彭阳县新集乡，是宁夏南部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遗址。居址区内发现有水网、路网、壕沟、墙体、灰坑等。墓葬区位于遗址东北部，共钻探出墓葬、马坑、车马坑、祭祀坑50余座。
这些重要的遗迹、遗物发现，显示了姚河塬遗址等级和地位不一般，属于某一西周封国的都邑遗址。姚河塬遗址为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
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是历史上对郑韩故城城门进行的第一次科学发掘，不仅全面揭露了春秋战国时期城门的构造、16条春秋至明清时期道路的走向，而且还印证了史书中对郑国“渠门”的记载，起到证史、校史作用。
同时还发现了战国时期带有防御体系的瓮城城墙，这在中原地区东周时期王城遗址中也是首次发现。郑国三号车马坑，是继郑公大墓之后的又一大发现。坑内残存4辆拆车葬式的木车，加之之前的发掘，郑公大墓共有葬车48辆，马124匹以上，出土的车辆和马匹之多，在东周考古发现中属罕见。
值得一提的是，饰有青铜和骨器构件的彩席顶棚、舆长约2.2米的大型安车，为研究我国周代车马葬制、葬俗等内容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
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
栎阳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2013年，为进一步确定栎阳城遗址保护范围为保护规划提供资料，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重启栎阳考古。本次考古复探了1980-1981年考古勘探出城址的南墙、西墙、局部发现北墙（编号“一号古城”），并经勘探、发掘确定了“二号古城”、“三号古城”，在三号古城内发掘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
据文献记载及出土遗物，三号古城上限不早于战国中期，与文献所载秦献公、孝公建都栎阳时间吻合，为战国秦都栎阳，是商鞅变法发生之地。
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结合“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对东汉帝陵及其陵园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勘探总面积256万平方米。通过十余年的考古工作，明确了东汉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征。
东汉帝陵封土平面为圆形，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为南向。东汉陵园遗址布局也逐渐明晰。东汉陵园采用内外陵园制度。内陵园是以帝后合葬墓为中心，周边有周垣或道路环绕。
外陵园以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为主，集中分布在内陵园的东北侧。这一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为今后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以及进一步探讨各陵陵主归属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为今后洛阳东汉帝陵的保护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
大上清宫遗址位于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上清镇东，2014年6月该遗址被发现，随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展开了近四年的考古发掘工作。
目前，已揭露出大上清宫核心区域上清宫中轴线以东的范围5000平方米，建筑基址有龙虎门、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阁、三官殿、五岳殿、天皇殿、文昌殿、明清碑亭、东厢房等，周边环绕砖砌院墙。通过与文献记载的相互考证，推断主体殿宇基址的建筑年代为明代。
大上清宫遗址出土大量宋至清的瓦当、滴水、脊兽、石栏杆等建筑材料和货币、陶瓷器等生活用具，为探究大上清宫的历史沿革、建造艺术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道教发展史和道教考古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吉林安图宝马城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
宝马城遗址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以往学术界认为该遗址始建于渤海，辽金沿用。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于2014-2017年连续对其进行了勘探与发掘，基本掌握了宝马城建筑组群的布局、主要单体建筑的形制与功能，对城内外排水系统的走向也有了初步了解，共出土各类遗物逾五千件，其中2016年出土的“癸丑”（1193）纪年玉册确证其为金代皇家修建的长白山神庙故址。
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辽金考古的重要发现，为研究宋金时期物质文化与金代官式建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该遗址的发掘，是中原以外首次发现的国家山祭遗存，对了解宋金时期岳镇海渎祠庙的格局，以及探索金代礼仪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研究金王朝的边疆经略、探索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充实长白山悠久历史文化的内涵亦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四川彭山江口沉银遗址
江口沉银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岷江河道内，南距成都约60公里，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
2017年1-4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共出水各类文物三万余件，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取得重大突破。
本次发掘出水文物包括属于属于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金封册，“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和“大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号和年号的银锭等。从时代上看，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明代晚期；从地域上看，这些文物的来源北至河南，南至两广，西到四川，东到江西，涵盖了明代的大半个中国。
江口沉银遗址的发掘及出水数量众多的珍贵文物，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乃至明末清初的社会历史走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十大考古哪里有新发现？
10日，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评选会在北京落幕，26个初评入围项目的发掘主持人介绍了遗址的发现发掘情况。经过评审和投票，最终产生了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分别是：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山东章丘焦家遗址、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陕西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河南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江西鹰潭龙虎山大上清宫遗址、吉林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
古城面貌更加清晰
据文献记载，栎阳城是秦献公秦孝公时期、秦楚之际塞王司马欣、汉初刘邦的都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
自2013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重启栎阳考古，在三号古城内发掘确定了多座大型宫殿建筑。该项目负责人刘瑞说：“从清理的半地下室、巨型筒瓦、瓦当、浴室、壁炉等遗迹看，当为秦高级宫殿建筑。”而清理出两两成对的4个大灶，系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发现的王室级御膳房建筑设施。同时，考古队还开展了白渠、郑国渠的勘探试掘，确定了二者的走向和位置。
同处春秋战国时期，新郑先后作为郑国、韩国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539年之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北城门遗址和郑国三号车马坑进行发掘，据该项目负责人樊温泉介绍，郑韩故城选址科学、形制完整、气势宏大，展现了其在中国都城城市文明形成过程中的突出作用，而北门遗址中带车辙的道路遗迹和出土的车辆马匹相互结合，为描绘春秋战国的生活添上浓重一笔。
山东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章丘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联合发掘的山东章丘焦家遗址，是山东地区，乃至黄河流域最早的城址之一。该项目负责人王芬介绍，这展示了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为我们认识黄河下游史前社会的转变及复杂程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资料。
宗教考古有了重大突破
为探究唐宋之后以大上清宫为中心的道教分布、影响范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鹰潭市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发掘，推断出主体殿宇基址的年代为明代早期至清代前期。端庄沉稳的红条石建筑基座，灵气秀雅的鹅卵石园林地面，使得整个宫观既有北方官式、皇家宫观建筑特点，又兼具南方传统建筑风格。“大上清宫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道教正一教祖庭遗址，是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该项目负责人胡胜说。
安图金代长白山神庙遗址位于吉林安图县二道白河镇西北4公里处的丘陵南坡上，相传唐代有将军东征高丽时在此获得一匹宝马，故又名宝马城。宝马城选址是经过精心考量的，占据最为高敞地利，城内建筑轴线的南向延长正对长白山主峰，天气晴朗时，主峰尽收眼底，体现其超然的地位。金大定十二年（1172年），金世宗效仿中原皇帝封禅五岳之举，封长白山神为兴国灵应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遗址进行了4年发掘。该项目负责人赵俊杰介绍，神庙遗址的整体布局与以中岳庙、西岳庙等为代表的宋金时期皇家山岳祠庙非常相似，凸显其规格之高，也为更好地理解宋金时期祠庙建筑布局和规制，以及礼制建筑的传承关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陵墓发掘弥补考古缺环
东汉共有帝陵12座，其中11座位于河南洛阳境内。东汉陵寝制度作为中国古代陵墓由“天下之中”到“南面称王”轨迹演变的关键节点，属于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其帝陵位置和分布长期以来是考古学的缺环。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对东汉帝陵及其陵园进行了大规模勘探，明确了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征，即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南向，墓室为方形“甲”字形回廊墓。该项目负责人严辉说：“这为今后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以及进一步探讨陵园归属问题提供重要参考。”
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高陵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发掘的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东北部，考古队发现一处大型成人墓地，墓葬总数在2000座以上，规模空前，是国内首次发现并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墓地，性质应为大型普通居民公共墓地。“为研究渭水流域史前时期葬制葬俗、人种学、人群血缘关系、聚落形态、社会组织状况等重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实物依据。”该项目负责人杨利平说。
区域文化遗存见证历史足印
早在1986年，考古学家严文明就提出史前文化格局的“重瓣花朵”模式。他认为，最著名的是中原文化区，周围还有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江浙文化区，“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共同努力下，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走进公众视野。该项目负责人于建军介绍，通天洞遗址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首次提供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对了解新疆地区4万多年以来古人类演化发展过程，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有重要意义。
此外，通天洞遗址出土的典型莫斯特文化遗存，在国内只发现于少数几处遗址，为解决学术界争议的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是否存在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文化遗存，以及莫斯特技术的传播路线提供了依据。
在宁夏彭阳姚河塬西周遗址，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彭阳县文物管理所斩获颇丰，包含仰韶时期、常山下层、晚商、刘家、先周、西周、战国、秦汉等多时代的遗存和文化类型。“商代晚期遗存含有刘家、中原、寺洼等地文化因素，说明晚商时这里已经是一处具有多文化杂居的中心性遗址，而不是一处单纯的土著遗存。”该项目负责人马强认为，这为研究晚商到西周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北边陲的关系提供了全新资料。
“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的发掘，不仅是明代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内陆水下考古的有益尝试，‘围堰’发掘手段为今后的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该项目负责人刘志岩说。该遗址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眉山市彭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共同发掘，为研究张献忠大西军征战历史、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等方面提供丰富实物资料，有助于解决明史中的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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