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道北
“裴先生最使我敬佩的是他心胸开朗，他的思想好像一潭清水，明澈到底，连其中的沙粒都使你看得清清楚楚。”
这是裴文中的至交贾兰坡对其作出的评价。
作为我国著名的史前考古学、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先生的传奇人生更是让人津津乐道、神往久之。
1979年，裴文中在小长梁遗址。“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名扬天下
1927年，25岁的裴文中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次年，即参加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
他是经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先生推荐，才加入其中的，开始只是从事挖掘的辅助性工作。
而这对于当时的裴文中无疑是雪中送炭，“毕业后，欲教书无人聘请，欲做事又无门路可走。流落在北平，穷困已极。”这即是当年年轻的裴文中的现实处境，生活穷苦，也看不到事业的出路。
正是周口店，给他的人生打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他的征途是星汉灿烂。
当然，这并非坦途，而是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艰辛。裴文中回忆当时的心境，可谓是感慨良多，自己从地质学“跨界”参加古人类遗址考古发掘，必然面临着知识结构的巨大鸿沟。“我在未赴周口店之时，对脊椎动物化石是什么，真是毫无所知……我第一次赴周口店之时，那是专门接洽食物而去的，接洽完毕之后，有一位工人带我到开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拣一个牙，说：‘这是鹿牙’，又拣起一根小骨化石，说：‘这是鸟骨’。我真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办？”
为了尽快“补课”，他手不释卷地阅读古生物学的各种书籍，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一次，他去修鞋铺修鞋，一手拿着鞋，一手拿着书，结果到了目的地，竟然发现手里的鞋不见了。
对他而言，周口店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但是，对于已经从事了大量现场挖掘劳作的科学家和技工而言，大家却都倍感怠倦。自从奥地利古生物学家斯丹斯基发掘出2颗古人类牙齿以来，周口店虽然出土了大量脊椎动物化石，但一直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古人类化石出土了。
当时周口店挖掘现场的一位负责人记录道: “日日如此，自觉有些生厌…… 好像成了工头一样。”
1929年12月，因偶然的机缘，年轻的裴文中被临时安排主持周口店遗址发掘工作。那时，因天气寒冷，挖掘团队很快收到了停工令，但他执意要求再坚持两天。而正是这两天的坚持，掀开了考古史上崭新的一页。
1929年12月2日，当时天色已晚，洞内漆黑，点着蜡烛发掘。贾兰坡等的《周口店发掘记》生动追忆了当时的场景：“也许是因为天气寒冷，或者是由于到了下工的时候，周围是静悄悄的，如果不是有节奏的锤镐声不时地传出来，简直不会知道有人在里面工作。可是就在这静悄悄的气氛里，裴文中忽然大声叫了起来：‘这是什么？是人头！’”
他不顾危险，吊着一根绳子亲自下到洞里，反复查看比对，连夜清理化石。当天晚上，即基本确认了发掘出来的化石是古人类化石，即向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翁文灏先生发出电报。电报使用了极为简短而谨慎的文字——“顷得一头骨，极完整，颇似人”。
这封考古史上震惊中外的电报，记录下北京猿人第一个头骨化石的发现，也成为中国古人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这块头盖骨化石的出土，为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搭建起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框架，翻开了人类学研究史上的全新一页。而裴文中的人生也因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名普通的青年考古工作者，成为名扬天下的考古学家。
翁文灏先生作为其伯乐、知己、领导者以及观察者，对此作出了颇为中肯的评价，“这五六年中裴先生既在山上实地采掘，又在室内专心研究，从不识猪牙鹿骨之人，一变而成为古生物专家，世界学者莫不闻知他的大名，这是需要如何分量的努力用功，方能到此境地。”
满头皆白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在战乱之中神秘失踪了。
为了保护周口店遗址和化石，裴文中可谓是倾尽心血，忍辱负重，每月仅仅领取价值20斤玉米面的月薪，没有被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击败。
1941年，日本安排人员准备成立周口店调查所，在周口店继续开掘，反复向当年参与发掘的学者追问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下落。裴文中以未经手此事作答。他在北大地质系讲课，但凡提到东北时，均称之为“东三省”，从不提什么所谓“满洲国”，以表明他坚持民族气节、不承认日伪傀儡政权。因此，裴文中被日伪视为“私通八路”的反日分子。
1944年，日本宪兵队逮捕了裴先生，再次逼问化石去向。在一次审讯中，他不堪凌辱，与日本的审判人员对打起来。日本审判人员恼羞成怒，不停给裴文中灌凉水与辣椒水，并以所谓“顽固不化”的罪名决定判他15年徒刑。
日本审判人员还故意问，“判得重不重？服不服？”裴文中大义凛然作答：“太轻了，按你们的逻辑就该枪毙！徒刑就徒刑，枪毙就枪毙，何必啰嗦！”对方又假惺惺地问：“你把我们看错了，现在我们就放你回去，你还抗日不抗日？”他不顾性命，义正词严地回答：“要我不抗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人退出中国去。只要日本人占领中国的地方，杀中国人，（那么）是中国人就要抗日！”
由于裴文中在全世界学术界具有极高知名度，日寇迫于社会压力，在关押他36天之后，只得予以释放。裴先生出狱的时候，已经满头皆白了。
后来，他的学生在裴文中家中，偶然看到一张裴文中岀狱时的照片：一身白衣，瘦瘦的身躯，顶着一头白发，倔强而坚强。裴文中回忆这段往事，则笑着说：“伍子胥过文昭关，不也一夜须发皆白嘛!”
壮行西北
抗战结束之后，裴文中率领西北地质调查队，于1947年在甘肃渭水流域、西汉水流域、洮河流域及兰州附近开展了3个月调查试掘，发现了天水西山坪、武山石岭下遗址等众多史前遗址，1948年又在甘肃河西走廊和青海湟水流域以及青海湖附近开展了3个月的考古调查。
这次西北之行可以说是险象环生。那时正处于战争时期，西北情况极其复杂，军阀割据，土匪横行。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科学考察的危险可想而知。
裴文中先生则充分展示了其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生活阅历，与三教九流打交道，只为安全顺利开展科学考察工作。
据李有恒先生回忆，裴文中带队发掘一处墓葬，请来几个当地民工挖土方。有一天，竟然挖出了随葬的金饰品。那时，贾兰坡先生还比较年轻，看到出土的金饰品，大声说，“啊！这是金子！”民工们都露出羡慕怪异的目光，这些人来源复杂，周围都是荒山野岭，甚至还有盗贼出没，情况非常危险。
裴文中先生立即板起面孔问：“你好好看看，这是金子吗？”贾兰坡马上反应过来，改口道：“我看错了，这哪里是什么金子，这是铜做的呀！怎么这么像金子呢？”就这样，紧张焦急的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了。
通过西北考察的调查发掘，裴文中提出大量具有真知灼见的学术观点，比如1948年《燕京学报》第34期发表《临洮临夏附近史前人类遗址调查简报》，指出“洮河流域之彩陶，与渭河上游彩陶文化鼎盛时期之彩陶，颇有相似之处，然就纹饰而言，亦不无少别，故吾人恒以马家窑式彩陶称之”，为马家窑文化的最终命名奠定了基础。
慷慨无私
裴文中先生一生省吃俭用，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却把积蓄都花在了购买图书、标本等事情上。但为了考古事业，为了学生，他多次慷慨捐献出自己的平生收藏。
1940年，他在燕京大学讲授史前考古学期间，为了让学生开阔眼界，亲自筹建了一个小型自然历史博物馆，名曰“史前陈列馆”。全部展品均由其个人筹集。其中，有很多是他在国外购买、搜集的极为珍贵的典型旧石器遗存。
裴文中对新中国博物馆事业也作出了巨大贡献。1951年，他受命筹建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也就是现在的北京自然博物馆的前身，他四处奔走，废寝忘食，在标本征集方面，还把自己在野外挖掘的化石也献给筹备处。其中两件完整而珍贵的恐鸟和鸸鹋化石骨架，是新西兰奥克兰自然历史博物馆为了表彰裴文中在科学上的杰出贡献而赠送给他的，他也毫不吝惜，毅然捐给了筹备处。
北大教授吕遵谔回忆了当年裴文中赠送珍藏的往事：那是1954年初，在裴文中先生办公室召开了一次教学研究组会议上，裴文中突然提出将他个人珍藏的专业图书和实物标本赠送北京大学考古系，作为教学和科学研究之用。这一突如其来的宣布，让大家惊愕、兴奋和喜悦。第二天，吕遵谔和另一位年轻人带着一只大木箱和一些包装纸，蹬着三轮车来到裴文中先生的办公室，看到图书都已捆好，有的贴有方形纸条，上面盖有日本宪兵队的圆形图章。
裴文中叹息说：“这是日本宪兵队抄家时抄走的，只找回这些，其他的不知去向，你们拿回去让它们重见天日吧！”接着，他拉开标本柜的抽屉，里面竟然全是排放整齐、制作精美的石器标本，而且每件石器上都有出土地点和文化期的编号。他说，“这是我在法国留学时，省吃俭用花了不少时间收集的欧洲旧石器时代各个文化期的标本。许多都是很典型的，对教学会有帮助的，希望你们很好地利用。”
吕遵谔当场感到鼻子发酸，两眼模糊，深深地向裴文中先生鞠了一躬，随后蹬三轮车将这些珍贵的图书和标本运回学校。其中，很多图书在当时国内属于孤本。而那些标本更是极为珍贵。
后来，有国外学者到北京大学考古系参观，看到这批标本感到很惊讶，说想不到在中国竟有如此丰富的珍贵资料。
除此之外，早在20世纪50年代，裴文中就具有超前的博物馆学思维，明确指出“博物馆的保管绝不是‘看摊’，一个好的博物馆保管人员应该是专家。”他多次呼吁，博物馆不能没有科学研究。这也促进了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
裴文中还亲自审定每一份展品的标签说明，告诫工作人员必须严谨细致，因为这是为国内外宣传我国科学成就的，必须比写自己个人的科研论文还要认真。
桃李天下
裴文中先生的学生回忆，追随他在野外做调查时，裴先生会随时从兜中摸出一块石片和牙齿，问学生这是不是石器，是的话为什么是，不是的话为什么不是，动物牙齿是什么动物的，是左侧上面的，还是左侧下面的，是右侧上面的，还是右侧下面的，甚至还不断追问，让学生具体解答是哪一颗牙齿。
而他在平时讲课时，也会经常提出问题，点名让在场的学生作答。至于回答正确与否，他先不表态，而是让别的学生来评论或补充，最后他再作总结。
这就是裴文中的教学特色，循循善诱、刨根问底，目的就是为了锻炼学生的基本功和独立思考能力。
20世纪50年代，针对当时考古人才缺乏特别是从事考古发掘研究、文物调查保护的人员缺乏的现状，在裴文中等人的呼吁下，原文化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同意举办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从1952至1955年共办4期，学员346人。裴文中先生亲自担任班主任，亲自授课和辅导田野实习，特别注重考古基本知识和田野考古技术基本功的训练。这个训练班的老师都是当时全国一流的，比如郑振铎、夏鼐、唐兰、向达等知名学者，连当时年纪很大的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马衡先生，也由人搀扶着亲授“石鼓文”。这几批学员结业后，大多数逐渐成长为各地考古工作和文物保护的骨干。
裴先生对待年轻人不仅是言传，还有脚踏实地之身教。一位学生回忆当年跟他去田野考古挖掘现场的往事，那时的裴先生穿着一套洗旧了的灰色中山装，脚上是一双磨光了的翻毛皮鞋，手里拿着一个长柄的地质锤，看起来就像一位常在野外干活的老工人。
为了发掘方便，他就住在工地旁边的一个小店里，泥糊的墙壁，竹板床，蚊帐也是破旧的，吃的就是小店的农家饭。有些学生都觉得难以忍受，他却丝毫不以为意，全身心扑在发掘工作上，给学生们做了表率。更让学生感动的是，“裴先生白天顶着太阳和大伙一块儿在工地工作，晚上收了工，为了提高助手们的水平，还要围着一张饭桌给大家讲课。”
因此，有学者感慨道，“那些20世纪90年代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和第四纪哺乳动物研究、年龄50岁以上者，都得到过裴文中的指导或从他那里受到教益。”
即使到了晚年，他依然致力于田野考古，为后世留下了“要把75岁当作57岁来过”的名言。在辞世前一个月，裴文中在给友人的信中，还勾画自己下一步的考察路线：广西柳州、浙江杭州、安徽和县、内蒙古满洲里。
裴文中先生为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代表作《周口店第一地点之食肉类化石》《周口店山顶洞之文化》《周口店山顶洞之动物群》《中国猿人史要》《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等，滋养学界久矣。裴文中提出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早、中、晚三期演化模式，特别是中国的中石器时代，是他首先提出的研究课题，启发和推动古人类学界对细石器的起源、时代和分布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其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经历，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考古界乃至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历程，而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人格，正如贾兰坡对其“明澈到底”的评价，则对学术界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有从事自然博物馆事业的学者如此感言：“作为裴文中先生创立的自然博物馆事业传承者，除了纪念与尊敬，当学习先生自强不息之精神，继承他于事业的创新与韧劲，于人生的向上与自励，这才是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特别鸣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责任编辑：邱晨辉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我国科学家有哪些？
钱学森、钱三强、于敏、王大珩、王希季、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郭永怀、姚桐斌、钱骥，他们都是两弹一星元勋，是为新中国国防建设奋斗了一生的人。
介绍
杨振宁是理论物理学家，于1957年与李政道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因为他们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不守恒，获得诺奖的这个成就只能算是杨振宁的次要成就。
他对于物理学发展的贡献不亚于狄拉克、薛定谔、海森堡等人，可以说杨振宁是现今尚在世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没有之一。
中国科学家有哪些著名人物?
1、杨振宁
杨振宁毋庸置疑，排第一。他是第一位获诺奖的华人，这个荣誉已经超过其他人。在物理学界，他更为著名的是提出了杨-米尔斯方程，是现代物理学的主要进展之一，是20世纪后50年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现代粒子物理研究框架的基础。
2000年，Nature评选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20位科学家，杨振宁位列其中。在世界科学史上有这个排名，我想杨振宁当之无愧是中国最牛的科学家，没有之一。
2、邓稼先
邓稼先，用原子弹和氢弹护卫新生中国的国防安全！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他的领导下，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3、钱学森
钱学森，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
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有了他的巨大贡献，我们才能如此快地跻身世界一流航天强国。钱学森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成为航空航天领域内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4、于敏
中国“氢弹之父”，为国家氢弹从原理到构形作出了重要奉献。于敏为中国氢弹研发做出来重大贡献，据说世界上氢弹只有两种构型，于敏的算一种，其他的都是同一种。原子弹和氢弹对于国家安全来说，意义不言自明，所以于敏对于国家的贡献非常大。
5、屠呦呦
屠呦呦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诺奖的科学家，青蒿素治疟疾是诺奖成果，也是世界级成果。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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