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30日，四川省-坎帕尼亚大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博物馆举行，中国四川省和意大利坎帕尼亚地区的文保与考古专家齐聚线上，展开了为期两天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今（30）日的研讨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主任助理李光涵、坎帕尼亚大区文化政策和旅游局局长罗珊娜·罗玛洛、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等文博大咖齐齐上阵，用学术观点、现实案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活动现场
李光涵：
中国乡村村落遗产逐渐受重视
研讨会上，李光涵以《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以乡村遗产保护为例》为题，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表示，在中国，“活化利用”是近几年的热门话题。从遗产角度而言，目前已经从过去专注于考古遗址、古迹的概念，认可了“活态遗产”这样的新兴遗产，认为其是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在中国，我们过去习惯用‘文物’的概念，但‘文物’可能更多还是指对应的古迹。现在讲到文化遗产，它可能有一种更多元的社会视角，包括乡村、文旅发展等。”
李光涵还提到了该如何看待在中国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和社会价值的乡村村落遗产，“在中国有乡村保护的官方名录，从2003年到现在数量越来越多，关注度也在增高，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乡土类遗产比例变化也是逐批上升的。”他认为正因如此，我国有很多保护乡村的实践经验，以及如何兼具正式和非正式、官方和民间的力量，去实现它的保护和发展。
罗珊娜·罗玛洛：
运用高新科技保护文物值得借鉴
《坎帕尼亚大区文化遗产数字生态体系》是罗珊娜·罗玛洛的发言主题，她主要针对坎帕尼亚大区关于文化遗产数字化发展的方向做了相关表述。
罗珊娜·罗玛洛表示，过去两年，当地也受到了疫情的阻碍，但他们的数字化一直在不断前进。坎帕尼亚大区文化遗产的数字生态应用，出现在图书馆、考古、档案学及剧院等，“这些都是我们的文化遗产可以进行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领域。我们关于数字化发展的策略，包括了考古目录，中央目录和文件检索的目录等。同时，对超过100万页的古书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包括一些纸张、旧的唱片等。”她表示，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文化信息体系，将文化遗产、戏剧、视觉艺术档案进行数字化档案的储存。
“给大家介绍坎帕尼亚档案馆和图书馆的架构。”罗珊娜·罗玛洛表示，有超过84万的纸质档案文件，如今都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他们还对公元8世纪的碑文，进行了3D复制；此外，他们还采取3D重构方式进行存储，如在博物馆中，将黑白照片转成彩色照片，将文件和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等，她认为，运用高新科技保护文物，是一件很值得借鉴的事情。
朱章义发言
朱章义：
“数据采集”是智慧博物馆最重要的内容
“金沙遗址发现于2001年2月，它的分布面积大概是5平方公里，出土了各种珍贵文物大概有1万件左右……”朱章义从金沙遗址的发掘，说到博物馆的建设以及如今的现状。他认为，中国智慧博物馆的建设是很值得学习的。2012年，金沙遗址博物馆作为国家文物局关于中国智慧博物馆可行性研究的试点单位，在馆内搭建了基础层、数据层、服务层、应用层和展示层，同时把所有的藏品数据、展览数据、观众数据、研究数据以及保护数据，通过物联网的模式，应用到手机端、PC端，展示一体机、大屏等，“这样我们就把整个金沙的智慧博物馆搭建了一个大的体系。”
对于金沙遗址博物馆而言，“数据采集”是智慧博物馆最重要的内容，对此，馆内首先对金沙遗址的发掘资料、图纸、图片进行了数字化；其次，对馆藏文物全部进行了高清拍摄数字化，部分文物进行了三维采集；第三，对考古发掘现场展示的遗迹馆，进行了三维数据扫描。此外，还对博物馆内采取了360度全数据采集。朱章义说，“我们建立了金沙遗址博物馆文物环境检测数据，对文物展示区、货柜、库房都进行了监测。监测内容包括温度、湿度、光照、紫外、二氧化碳、挥发性化合物等，同时在考古现场还增加了土壤含水率、地铁振动等。同时，搭建了文保环境综合管理平台，这个平台可以实时进行信息的监测、储存、分析、评估、预警、查询和管理决策，这些都可以进行远程监控。”
此外，朱章义还讲到，金沙遗址博物馆搭建了智慧金沙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文物三维模型自动建模系统、数字资源系统等，他认为，智慧博物馆是非常复杂的、庞大的系统工程，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我们还是会以创新开放、合作共享的理念，当然也希望和意大利方面专家能够有效结合，开发更多的文创产品，在数字化、智慧化、博物馆建设方面有更多的联系。”
红星新闻记者 乔雪阳 曾琦
编辑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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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国喜欢研究古代历史和考古？
中国人喜欢研究历史，并且这个兴趣贯穿了整个文明过程。有时候甚至到了“爱史如命”的程度。追根溯源，约略有如下原因：
1.中国有漫长的历史可以研究。如果从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算起，中国可考的一体多元历史，至少有5000年左右。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中国可以考证的遗址，犹如满天星斗，重瓣花朵，星罗棋布于中国各地。
2.中国有未曾间断的掌史机构和职官设置。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就有了掌管巫、卜、祝、史的官员。相传，黄帝的史官就是那个让天雨粟，夜鬼哭的会造字的仓颉。
此后历朝历代，不断设立、完善记史的专门机构和职官体系。太史掌管全面，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内史记起居，外史记征伐等等。直至清朝灭亡，这个记史系统一直延续下来。
3.中国有专职且可继承的家族性史官队伍。这支史官队伍有着超强的职业精神，而且总体上社会地位较高。在中国，史官一般是有专门的家族成员来担任。一位史官死了，经常会子承父职，兄终弟及，如此往复。例如西汉史家大咖司马迁，他自己是太史令，其父亦为太史令。由于有超高的职业壁垒，外人一般不得其门而入。
中国史官有异乎寻常的职业精神。甚至因为如实记录历史事件而忤逆君王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其中，董狐因书赵盾弑晋灵公而名垂青史；齐国崔杼谋杀齐庄公而杀掉三个太史，而第四个仍然坚持“崔杼弑其君”的表述。最后，崔杼只好妥协。有以上史官作为榜样，后世许多史官也大体上坚持了专业精神。
4.中国有后代修前史的史学传统。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国天下。对祖先的源流记述、祭祀的先后顺序，都是史官的重要功能。如果一个朝代灭亡了，产生一个新的朝代。如无特殊原因，新的朝代哪怕和旧朝代有深仇大恨，也会为灭亡的朝代修史。这是一个朝代统治正当性的重要证明。通过辑修史书，实现收民心，考得失，知兴替、得正朔的现实政治目的。从公认的第一本史书《史记》到最后一部官修史书《明史》，合称二十四史。如果加上清史稿，则为二十五史。此外，再加上其他未列入上述统计范围官修、民修的史学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
5.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史观和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促进了中国史、政一体化。中国自周代以来，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五行相继的哲学思想和君权神授、华夏一统的政治观念。统治者及其继承者通过史官的记述，以向人民表明自己政权得国的合法性、君主得位的正当性、国家治理的正确性、自身修养的崇高性，从而实现国家统治的稳定性。统治者以名垂青史为荣，以史官记其恶为耻。甚至有皇帝为在史书上留个好名声，而向史官“行贿”的可笑故事发生。
6.中国古代史、学、官一体模式促进了史学研究发展。史学的本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资于治道。归根结底，是一个关于研究“人”的科学。史学这个本质，和儒家“仁”的思想不谋而合。而中国汉以后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派就是儒家。
春秋时代，大教育家孔夫子厄而作《春秋》，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史学家左丘失明而作《春秋左氏传》，以为孔子《春秋》作注。老师传授知识的重要媒介就是史；史官从事记史工作、编修史书过程中，也体现了文以载道的教育思想。专职史官有固定收入，可以专业从事史学工作而无衣食之忧。因此，三位一体的治史模式，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研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和广泛性。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喜欢读史、论史、用史。
囿于篇幅，还有许多重要原因不再展开。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认识到，我国的史学记述代代相传，史学典籍、著作、文献层出不穷。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史学居功甚伟。我们因有如此伟大且传承有序的历史而自豪。同时，也应该向那些为坚持真实书写历史而付出重大代价的，以太史公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学家们致敬。
为什么我国喜欢研究古代历史和考古？
中国人喜欢研究历史，并且这个兴趣贯穿了整个文明过程。有时候甚至到了“爱史如命”的程度。追根溯源，约略有如下原因：
1.中国有漫长的历史可以研究。如果从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算起，中国可考的一体多元历史，至少有5000年左右。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中国可以考证的遗址，犹如满天星斗，重瓣花朵，星罗棋布于中国各地。
2.中国有未曾间断的掌史机构和职官设置。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就有了掌管巫、卜、祝、史的官员。相传，黄帝的史官就是那个让天雨粟，夜鬼哭的会造字的仓颉。
此后历朝历代，不断设立、完善记史的专门机构和职官体系。太史掌管全面，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内史记起居，外史记征伐等等。直至清朝灭亡，这个记史系统一直延续下来。
3.中国有专职且可继承的家族性史官队伍。这支史官队伍有着超强的职业精神，而且总体上社会地位较高。在中国，史官一般是有专门的家族成员来担任。一位史官死了，经常会子承父职，兄终弟及，如此往复。例如西汉史家大咖司马迁，他自己是太史令，其父亦为太史令。由于有超高的职业壁垒，外人一般不得其门而入。
中国史官有异乎寻常的职业精神。甚至因为如实记录历史事件而忤逆君王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其中，董狐因书赵盾弑晋灵公而名垂青史；齐国崔杼谋杀齐庄公而杀掉三个太史，而第四个仍然坚持“崔杼弑其君”的表述。最后，崔杼只好妥协。有以上史官作为榜样，后世许多史官也大体上坚持了专业精神。
4.中国有后代修前史的史学传统。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国天下。对祖先的源流记述、祭祀的先后顺序，都是史官的重要功能。如果一个朝代灭亡了，产生一个新的朝代。如无特殊原因，新的朝代哪怕和旧朝代有深仇大恨，也会为灭亡的朝代修史。这是一个朝代统治正当性的重要证明。通过辑修史书，实现收民心，考得失，知兴替、得正朔的现实政治目的。从公认的第一本史书《史记》到最后一部官修史书《明史》，合称二十四史。如果加上清史稿，则为二十五史。此外，再加上其他未列入上述统计范围官修、民修的史学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
5.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史观和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促进了中国史、政一体化。中国自周代以来，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五行相继的哲学思想和君权神授、华夏一统的政治观念。统治者及其继承者通过史官的记述，以向人民表明自己政权得国的合法性、君主得位的正当性、国家治理的正确性、自身修养的崇高性，从而实现国家统治的稳定性。统治者以名垂青史为荣，以史官记其恶为耻。甚至有皇帝为在史书上留个好名声，而向史官“行贿”的可笑故事发生。
6.中国古代史、学、官一体模式促进了史学研究发展。史学的本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资于治道。归根结底，是一个关于研究“人”的科学。史学这个本质，和儒家“仁”的思想不谋而合。而中国汉以后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派就是儒家。
春秋时代，大教育家孔夫子厄而作《春秋》，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史学家左丘失明而作《春秋左氏传》，以为孔子《春秋》作注。老师传授知识的重要媒介就是史；史官从事记史工作、编修史书过程中，也体现了文以载道的教育思想。专职史官有固定收入，可以专业从事史学工作而无衣食之忧。因此，三位一体的治史模式，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研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和广泛性。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喜欢读史、论史、用史。
囿于篇幅，还有许多重要原因不再展开。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认识到，我国的史学记述代代相传，史学典籍、著作、文献层出不穷。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史学居功甚伟。我们因有如此伟大且传承有序的历史而自豪。同时，也应该向那些为坚持真实书写历史而付出重大代价的，以太史公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学家们致敬。
为什么我国喜欢研究古代历史和考古？
中国人喜欢研究历史，并且这个兴趣贯穿了整个文明过程。有时候甚至到了“爱史如命”的程度。追根溯源，约略有如下原因：
1.中国有漫长的历史可以研究。如果从传说的三皇五帝时代算起，中国可考的一体多元历史，至少有5000年左右。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积累，中国可以考证的遗址，犹如满天星斗，重瓣花朵，星罗棋布于中国各地。
2.中国有未曾间断的掌史机构和职官设置。自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就有了掌管巫、卜、祝、史的官员。相传，黄帝的史官就是那个让天雨粟，夜鬼哭的会造字的仓颉。
此后历朝历代，不断设立、完善记史的专门机构和职官体系。太史掌管全面，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内史记起居，外史记征伐等等。直至清朝灭亡，这个记史系统一直延续下来。
3.中国有专职且可继承的家族性史官队伍。这支史官队伍有着超强的职业精神，而且总体上社会地位较高。在中国，史官一般是有专门的家族成员来担任。一位史官死了，经常会子承父职，兄终弟及，如此往复。例如西汉史家大咖司马迁，他自己是太史令，其父亦为太史令。由于有超高的职业壁垒，外人一般不得其门而入。
中国史官有异乎寻常的职业精神。甚至因为如实记录历史事件而忤逆君王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其中，董狐因书赵盾弑晋灵公而名垂青史；齐国崔杼谋杀齐庄公而杀掉三个太史，而第四个仍然坚持“崔杼弑其君”的表述。最后，崔杼只好妥协。有以上史官作为榜样，后世许多史官也大体上坚持了专业精神。
4.中国有后代修前史的史学传统。古代中国是一个家国天下。对祖先的源流记述、祭祀的先后顺序，都是史官的重要功能。如果一个朝代灭亡了，产生一个新的朝代。如无特殊原因，新的朝代哪怕和旧朝代有深仇大恨，也会为灭亡的朝代修史。这是一个朝代统治正当性的重要证明。通过辑修史书，实现收民心，考得失，知兴替、得正朔的现实政治目的。从公认的第一本史书《史记》到最后一部官修史书《明史》，合称二十四史。如果加上清史稿，则为二十五史。此外，再加上其他未列入上述统计范围官修、民修的史学著作，更是汗牛充栋，不可胜数。
5.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史观和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促进了中国史、政一体化。中国自周代以来，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五行相继的哲学思想和君权神授、华夏一统的政治观念。统治者及其继承者通过史官的记述，以向人民表明自己政权得国的合法性、君主得位的正当性、国家治理的正确性、自身修养的崇高性，从而实现国家统治的稳定性。统治者以名垂青史为荣，以史官记其恶为耻。甚至有皇帝为在史书上留个好名声，而向史官“行贿”的可笑故事发生。
6.中国古代史、学、官一体模式促进了史学研究发展。史学的本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资于治道。归根结底，是一个关于研究“人”的科学。史学这个本质，和儒家“仁”的思想不谋而合。而中国汉以后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学派就是儒家。
春秋时代，大教育家孔夫子厄而作《春秋》，成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史学家左丘失明而作《春秋左氏传》，以为孔子《春秋》作注。老师传授知识的重要媒介就是史；史官从事记史工作、编修史书过程中，也体现了文以载道的教育思想。专职史官有固定收入，可以专业从事史学工作而无衣食之忧。因此，三位一体的治史模式，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研究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和广泛性。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喜欢读史、论史、用史。
囿于篇幅，还有许多重要原因不再展开。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认识到，我国的史学记述代代相传，史学典籍、著作、文献层出不穷。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史学居功甚伟。我们因有如此伟大且传承有序的历史而自豪。同时，也应该向那些为坚持真实书写历史而付出重大代价的，以太史公司马迁为代表的史学家们致敬。
我国将举办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举办这样的活动，对我国有何意义？
我国将举办亚洲文化遗产保护对话会，举办这样的活动，对我国有何意义？使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发挥文化遗产不可估量的价值，同时加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国，目前世界文化遗产位居世界前列。从世界文化的角度看，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遗产，是人类文明的体现。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有限，既不可再生，也不可替代。
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国、地区和社区的文化传统，在人类创造的卓越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和进步世界。对现代社会来说，人类所处的环境不仅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文化环境。因此，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还必须保护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和战略眼光，这将有助于提高公众对保护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并提高整个社会对保护文化遗产的认识。
文化遗产日是中国内地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旨在为保护文化遗产创造有利条件，提高公众对保护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动员全社会参与、关心和保护文化遗产。强调其精神意义，努力让民众成为这一天的主人和积极参与者，使全国文化遗产日成为人人享有文化遗产的日子并将全国性的主动行动转化为每个公民的自觉文化行为。文化遗产日是一个纯粹的文化日，所有的活动都必须是公共的，而文化文化机构的工作应该在文化遗产日充分发挥作用，积极参与文化遗产内容的普及和保护.教育界利用这一天来培育下一代的中国文化意识。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总的来说，文化遗产作为人类自然史和社会活动的遗产，无论是精神的、物质的、先进的还是反动的，各方面、各领域都揭示了这一历史现象，体现了古代人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水平，其价值观和作用是永恒的。
文化遗产可以帮助各国人民广泛利用民族精神和养分；开展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传统教育，文化古迹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遗产在对外交流以及保护旅游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历史文化保护再引热议，该如何助力让更多的历史遗产“活起来”呢？
历史遗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藏，是维系民族精神的纽带。让更多的历史遗产“活起来”，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1.让历史遗产“活”起来，要注重将现代化高科技技术融入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中。通过高科技的加持让过于的历史在现在重现。历史文化遗产所属地方文化局所可以与企业共同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通过“数字化+云化+AI化”建设“数字历史文化遗产”。利用“数字体验展”等展览用技术手段，打造乐园式的超时空文化博物场景，让人能够自由穿梭在历史长河中，实现与传统文明的隔空对话。目前可借鉴的案例有“威尼斯时光机”，“数字故宫”，“东方之谜”等。
2.让历史遗产“活”起来，要注重在不断挖掘遗产的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实现与现代生活的交融。通过歌舞表演、文创产品等方式让历史遗产焕发出新的生机。舞起来的唐俑，是国内近几年各大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守正创新的缩影。此外，以故宫和三星堆为首的景点打造了口红、咖啡、香膏、雪糕、面膜等“新文创”，拍摄相关纪录片等影视作品，让几百岁的文物古迹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3.让历史遗产“活起来”，就要让文物走出博物馆，带上感情色彩。历史遗产不应该冷冰冰躺在博物馆里。我们可以通过查阅档案资料、走访历史学者，充分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历史价值，历史地位，做好相应的记录。之后请专业的人员进行整理，比如制作成影像资料、绘画等形式，并注以文字说明，让群众感受到文物不是冷冰冰的物件，而是具有历史人文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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