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郡遗址，位于行唐县城之北十公里故郡村，自2015年开展考古工作以来，先后入选“2017年中国考古六大新发现”和“2021年河北六大考古新发现”。
故郡七年，是一段深美而异气的时空旅程。百卉千葩的文化信息蕴藉隽永。考古，凝眸故墟，透物见人。通过环环相扣的高难度技术流，让历史复活、智慧起舞。“故郡村”因北魏唐郡治所废迁而得名。村名镌刻着建制巅峰的荣耀，而那一品异情殊趣，何止一千五百年的老熟陈化？云雾雨露霜霞虹，野屋夕烟翰墨灯，思周礼，怀国风，捻土回金意纵横。田野考古，一铲一刷旋波回雪，一痕一影娓娓言说。那一件带有线刻的怪异铜器，虽不似鼎壶遍体生花，却依然令人情有独钟。它外表斑斓的锈彩薄如蝉翼，孔雀绿里氤氲靛蓝，鸡血斑下晕散锡光，弥散着悠远的年代质感；内里漫漶迷离的水银光，似碧潭雨霭，诡秘莫测。壁上缥缈的游丝线刻，搅动着《诗经》的流风余韵，铺展一场大争之世的列鼎飞觞。
铜鉴和铜匜。
鉴影度形
考古学意义上的器物定名是一场认知突围。这件编号为M53∶7的圆形容器，外形古朴，似不陌生。与之样貌近似的铜器好似龙生九子，有盆、鋗、洗、盂、杅、盌、铫、盘、鉴，名字五花八门，用途各有侧重。如何析分？需综合形制、用途、铭文、时代而深入对比。
今人把口大、腹深、底小，用来盛物或洗涤的圆形器皿叫作“盆”。东周时期（包括春秋和战国）自铭为盆的铜器，却并非如此，而是特指一种带盖双耳的盛食器，在祭祀时盛血。它始于西周中期，春秋晚期后消失。战国偶见一种无耳束颈之盆，西汉才演化出类似今天脸盆之形。它们的时序或器型与M53∶7各行其道。
“鋗”多见于汉代，是一种温煮器皿或制作面食的炊器。狮子山汉墓一件铜鋗盛着搓澡石，并有“沐浴”铭文，是用来加热洗澡水的。鋗与盆不易区分，满城汉墓的两件相同之器，竟至于分别铭曰盆和鋗。鋗常有刻铭，用作计量标准器，如海昏侯的“食官鋗”。而凡称鋗者似乎皆因自带铭文。
洗略似脸盆，战国晚期由鉴、盘分化而来，但并不能确定是盥洗专器。流行于汉代，应是俗化后改名，若把M53∶7称“洗”，不免随意。
另外，盂是盛饭的敞口器具，一般圈足深腹。杅形似盂，是和勺同出的盛浆汤器。盌是大口小腹的容器，主要盛饮食。铫敛口折沿、弧腹圜底、器深壁薄，用来熬水煎药煮东西。虽然它们均可盛水，但非专门水器，且腹之深，甚于M53∶7。
自成一格的M53∶7，圆口微敛、弧腹平底、双耳垂环。单凭形状从纷纭器类揪出它的名称，有似水底捞月。
“共生关系”是重要的考古视角。M53的礼器组合，有食器二鼎一敦，酒器两壶。而根据礼制，通常还要有青铜水器，不外乎承水器、注水器、盛水器和挹水器四种。商周时期贵族在祭神拜祖、宴飨之时，要行严格的“沃盥之礼”。“沃”即浇水，而“盥”，字面还带着甲骨文的形神，像水冲手后落入下面的器皿。这样的“洗手”十分讲究，年轻人捧着盘子在下面接水，年长者从上方浇水冲手，洗好之后，递上帕巾擦干。如此郑重之礼，稍不留神也会生祸。晋文公重耳流亡到秦国，秦穆公之女怀嬴，捧匜浇水让他洗手，他没接帕巾，随意甩手，惹来嗔责，慌忙解去衣冠、自囚谢罪。
盘作为礼器不可或缺。在西周中期以前，“沃盥”流行盉与盘配合，西周晚期后，匜和盘是绝佳拍档，即用匜倒水冲手，用盘承接洒落之水。战国以后，“沃盥之礼”渐渐废除，盘亦被“洗”替代。M53墓葬中恰有一件铜匜M53∶1，形如瓢，前有流，后有鋬，匹配之器就是M53∶7——所以M53∶7应是地地道道的水器。那么它会是盘吗？纵观春秋战国铜盘，均敞口、浅腹、圈足或三足或四足，口径与高之比大于3。而M53∶7敛口平底，口径与高之比小于3，腹比盘深，称之为盘很牵强。
灵感是志、精、勤碰撞的火花。细细清理保护，研思不怠。铜器内壁除去有害锈，需要用纯水浸泡，水中倒影令人顿然想到镜子。“镜”，古称“鉴”或“鑑”，字源为“监”，甲骨文写作一个人弯腰看盆照颜的模样。“鉴”作为以水照容的动作，后来引申为盛水器具。它早期为陶制，春秋时期有了铜鉴，因而“监”加了金字旁，在左为“鑑”，在下为“鉴”，二者通用。《说文解字》说“鉴，大盆也”。在铜镜普及之前，就是用“鉴”盛水当作镜子。“鉴”的形制一般为广口、深腹、双耳或四耳、平底或圈足。既然是水器，则以它盥洗承水，大者用来洗澡，入理切情。鉴还可用来温酒或冰酒。
铜鉴主要流行于东周时期，是高级贵族才有实力铸造的重器，不仅是生活用具，还是规范行为和秩序的礼器。青铜鉴始于春秋中期，盛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西汉仍有。灵寿穆家庄中山国墓葬水器M8101∶4，与M53∶7径高之比相似，发掘报告和考古学家朱凤瀚先生的《中国青铜器综论》，都称为“鉴”。M53∶7代替盘，而与鼎、敦、壶、匜成组，作为身份等级的标志。它正是一个既能照容又可与匜匹配行“沃盥之礼”的青铜鉴！
鉴和盘上常有铭文，如史墙盘、虢季子白盘、吴王光鉴等，故郡出土的这件铜鉴，去锈后会有奇迹出现吗？
披图识鹿
心有所向，路无迷惘。一遍遍检视，铜鉴M53∶7内壁闪着灰黑色泽，有似烟火微熏。凸起的几簇酥碱，像急雨滴落水面溅起的浮泡。待拭去绿尘样的粉锈，但见游丝袅娜，细绾秋蛇。是线刻吗？确是肉眼难辨。
科技赋予考古化腐成奇的功力。一束X射线打在内壁，幽蓝的光影里，迸现两只大角肥鹿！“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古时的故郡原野，许是《诗经》描绘的这般景象？
审视图景隐约可见：地平线横向延展，沙丘波浪起伏；鹿头高昂，腿肘屈曲，似在丘陵跳跃追奔……随着X光游移，一场宏大叙事徐徐拉开，图画竟然布满铜鉴的整个内壁和底面，笔画细入毫芒，虚无缥缈。
画家、研究员、电脑、X光机，踯躅数月，方才绘出展开图。然而，把两头鹿放到图像整体布局中，却发现鹿头向下，波浪线原来是绑腿细绳，地平线是吊挂绹索。当初，因视角局限，并带着对岁月静好的天然期盼，把一场僵冷杀戮，误作了温情戏逐——图中之鹿，竟是射获的猎物！
展开后的全部图像，上下三层。天空八只夔凤一顺飞翔；地面两处高台建筑，二十六人在装弓备箭、宰牲庖厨、射猎宴饮，树木猎车依稀掩映，清尊镬鼎酒肉飘香；鉴底腾蛇、双圈环绕，外周八条、雌雄勾连，内周四条、蜕故孳新，寓意生命繁息。这只是一场简单的狩猎和欢饮吗？不！联想到别处亦曾发现类似图像，它可能反映着传统“射礼”。这是一种以竞射、乐舞、宴饮为载体的重要礼仪，是生产、审美同儒家思想融为一体的特殊文化形态。
“射”即射箭，乃中国古代六艺之一。“射”是壳，“礼”是核，射手讲求修养、风度、礼节。射礼起源于原始狩猎，商周时期渐从军事训练性质，演化为“立德正己”之礼。今人陌生的射礼，清朝以前三千年绵延不衰。《诗经》里的猎手，个个都是勇武而谦逊的翩翩君子，就是“射礼”流行而潜移默化之功。春秋乱世，儒家铸剑为犁，将大杀器弓箭变成道德教化之具，指引平和之道，意味深长。射礼的奇特形式和德育功能，在中华诸多礼仪中，像一颗耀眼之星，绽放着动人魅力。盥洗水器之壁，是考古发现线刻最多之处，除了敞口便于作画，当有礼度劝化之意。此图就是活生生的“历史化石”，而猎鹿似有商周早期“射牲”（祭祀活动中射杀动物献给神灵祈福）遗影。它到底属于哪个具体时代？
青铜鼎。
望尘战国
壁龛是东周墓葬常见之制。拆掉封堵M53龛门的鹅卵石那一刻，墓葬的时代便锁定东周。建有酒池肉林的商代，酒器五花八门，随着一部禁酒令《酒诰》颁布，西周铜器种类出现淘汰和更新，以前风行的酒器觚、爵、角、斝、觯、觥、彝在西周中期渐趋消亡，在M53龛内一无所见。而映入眼帘的鼎、敦、壶，显然是春秋晚期—战国中期的流行风。细究器物，又缩小了断代区间。
先看铜鼎，蟠螭纹以单元图案模子连接压印，是东周铸造工艺改进的结果。圆腹、附耳、蹄足，盖似覆钵，有三环钮，乃中原东周特色。拱形盖是春秋中期以后铜鼎的显著变化，它是在经过编织茅草、竹、木当盖、再到模仿木盖的平顶铜盖之后，改进而成的顶盖形制。因立耳外移为附耳、腹呈子母口，所以扣合更加严密。由鼎的形制来看，其上限不会突破春秋中期。
再看青铜壶，其红铜铸镶纹饰，始于春秋中晚期，至少也把墓葬年代精确到春秋中期以后。敦，好似一个外星飞行器，穿越千年依旧银光闪闪，此类器物始于春秋中叶、兴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遽衰于战国晚期，特别是上下对称的椭球西瓜敦，乃战国标准敦形。铜匜，类似于瓢，其腹口椭圆、敞流上翘、弧壁平底、尾鋬圆环，正是楚文化扩张、取代北方传统的战国早期之匜的标准形制。
最终，铜鉴M53∶7的画风，将其时代锚定在战国早期。“铜器线刻”是春秋晚期创于南方吴越的新技术，与南方同时或略迟至战国早期，亦见于北方重要墓葬里，战国中期以后消亡。图像中举行飨礼之处，春秋末年为露天，而M53∶7移到建筑内，则为战国早期特征。
亮眼的文物总是受人青睐，但它们却不是考古全部。考古是要还原完整的社会生态系统，召唤遗失在历史烟云的古风，人畜骨骼封缄生命密码，蛛丝马迹皆是史河舟楫。铜鉴刻画的场景，一直在脑海回旋。天天行寻沃野，谁不期待邂逅一个贯通今古的“虫洞”！咯咯远飞的雉鸡扇起层层麦浪，烟霞里羊群咩咩牵走悠远遐想：两千年里是否每个初夏都会飘起麦花香？西坡牛羊还记得风吹草低？东皋兰芷可听过惊鹿幽鸣？
显然，仅靠“划地层、分器型”的传统考古方法回答不了这些问题，是多学科合作和科技介入，让行唐故郡遗址考古峰回路转。
白狄鲜虞
动植物考古，似有倒转时光的“还魂术”。
先看植物考古：从760升战国土样中，浮选出炭化植物种子420粒。其中，杂草种子占61.4%；粟、黍和小麦三种农作物占38.6%；还发现1粒稻米基盘遗存。
再看动物考古：鉴定了27匹马、38头黄牛、352只绵阳和山羊骨骼，还有兔子、鸡和鱼的骨骼。马的线粒体DNA及锶同位素测定，不仅显示这些马匹母系多源，还能重现动物毛色。殉牲坑尚存一块鹿的颌骨，灰坑内亦出有鹿角，更是野鹿栖息的明证。这些成果，令彼时故郡的农牧渔猎旧景重现：前见两条河流携手相拥，后有太行余脉三面环绕，蓝天白云，稻麦飘香，水草丰美，兔走雉飞，牛羊漫野，骏马奔腾，角鹿鸣野，鱼戏水流。
故郡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多属殉牲，提供了确定民族和文化属性的特殊证据。牛耕始于春秋末年，随着战国铁器时代到来，铁犁牛耕，犁出中原文明与游牧民族的分野，引发经济、文化、社会璀璨发展。牛从食用、祭祀、赏赐和交通工具，化作农事象征，和马一起渐渐成为绝对的国家战略物资。《礼记》立下规则，“诸侯无故不杀牛”；商鞅更是立法，“盗马者死，盗牛者枷”；《资治通鉴》曰：“牛乃农耕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为之强弱也。”杀殉大量牛马，绝非中原农耕文明的习尚。
“头蹄葬俗”，显示迥异于中原的经济生态和文化系统。牛和马，羊和鹿，只取头蹄殉葬，而躯干和四肢拿去食肉和制作骨器，畜牧业是其最基本、最重要的食物和大部分资料来源，狩猎作为补充，并以牲畜和猎物头蹄陪葬，形成特定而引人注目的葬俗——他们是游牧民族吗？
体质人类学为这些疑问打开了一扇窗口。人骨形态显示，故郡遗址人群具有北方和中原两种来源。从遗址提取的DNA及获得的线粒体DNA序列数据表明，北方群体从长城地带甚至以北地区南下而来，他们的DNA谱系单一，男性肢骨出现与骑乘等行为有关的“骑马人小平面”等特点，口腔状况普遍较好，少见典型农业人群常有的、食物结构引起的牙周炎、龋齿、牙结石等，女性个体的男性化特征明显，两性分工并不明确。从中原地区北上的群体，DNA谱系复杂，两性体质差异相对较大。文献与考古参照，留下殉牲的那些北方贵族，应是建立中山国的白狄别种——鲜虞。
丰富多元的信息，鲜活而立体地呈现出故郡遗址的族群来源、经济业态、饮食结构、风俗习惯、社会分工乃至文化信仰。白狄部落，从晋陕北部交界处的黄土高原，千里跋涉，穿越太行山，来到大沙河冲积扇的水岸东皋。他们可是为猎鹿而来？不是，也是！
铸镶红铜纹饰青铜壶。
和羹之美
鹿，美丽、敏捷、温顺，既肉味鲜嫩，又成为巫术、图腾、神道升仙的精神表达，还因谐音，而寓意富贵和通达，是历代喜爱的猎物。远在石器时代，人们以鹿角和骨骼制作武器，能否猎逐鹿群获取武器甚至成为战争决胜的砝码，进而由统治者对权力的追逐，演化出“鹿死谁手”“许田射鹿”“逐鹿中原”等喻含争夺天下的成语和典故。鹿，竟有了帝位、权力的文化意象。
M53墓葬中出土的龙虎纹胸甲弥散着铁血气氛，戈和剑是故郡墓主人身边最常见之物，流露枕戈寝甲和渴望功名之情。他们被时代卷入争雄的洪流，在中原北鄙，错处雄国燕赵齐魏之间，“封疆恢霸道，问鼎竞雄图”。他们追逐的，是那头最肥之鹿——天下。
春秋时期白狄东进太行山中段，建立以行唐、正定、平山、灵寿一带为腹心的“方五百里”的中山国。这个有农有牧的地方，四方冲衢的地理形势，也是强国觊觎的诱惑之“鹿”。《中山狼传》说晋国上卿赵简子曾经大猎于中山，《列子·黄帝篇》记载赵襄子更是率徒十万狩于中山。如此兴师动众，显然打猎只是幌子，实是借喻攻战。中山国先与晋国连年争战，后与赵魏齐燕兵火连天，虽公元前406年被魏国借道攻灭，竟于公元前381年神奇复国。因为占尽地利，中山国才能亡而复兴，纵横决荡，“五国相王”，在河冀地区同燕赵双雄鼎立分疆，成为战国兴衰的“枢辖”。
中山国地处赵国东北，横阻南部邯郸与北边代地的通道，恰似赵国虎口衔着一头“肥鹿”，垂涎百年，久吞不下。但实力决定一切，号称第八雄、兵车九千乘的中山国，终究与万乘之国力量悬殊，在公元前296年，被雄心万丈、“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收入囊中。
传奇是一轮心中月：“鹿千年化为苍，又五百年化为白，又五百年化为玄。”墟野含风、依稀玄鹿长鸣，考古为枕、梦回故国中山。行唐故郡遗址是解密中山国史和戎狄华夏化进程的一个关键链环。融合是其核心价值，突破和超越是其内在魅力。取代兽面纹而兴起的蟠螭纹，取象于龙，映射群雄逐鹿的雄心。射礼图像，人成主角，走向觉醒。基于铁器精进而兴盛的线刻，起于吴越；铸镶技艺和铜匜器型，播荡楚风；中原车马礼器制度同北方殉牲风俗，妙合奇俊。不同区域和族群交往互动，是文明蓬勃的沃土。中山国虽小，但合异包容，顽强进取，其积极精神和瑰丽气象，流漫在亘古依然的山河原野间，附着在古老器具及纹饰图像上，收藏在随风飘落的一粒种子里……而这一切，通过考古变得可以触摸和感知。白狄族群，突入诸夏文化圈，兼收并蓄四方文化精华，创造了骁悍和礼雅兼济的灿烂文化，绽放勃勃生命力和强大感召力。正是多种文明碰撞与融合，才使春秋战国成为中国原生文明的高原。 （张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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