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组织专家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国际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相关项目进行了项目结题综合绩效评价，由西北大学承担的“天山地区古代人类遗传演化研究”项目经专家组讨论评议，顺利通过综合绩效评估，并被评价“以高水平成果达到预期目标”，“在填补古基因组信息缺环及演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都体现出创新性，带来许多此前未发现的新证据，重塑对天山地区古人群演化过程的新认识”。
拉巴特一号墓地遗址区地形
项目聚焦“天山地区不同文化人群的遗传特点和相互关系”这一关键科学问题，以古基因组学研究为重点，结合考古学研究和国际合作，在解析天山沿线不同文化人群遗传特点及绘制天山地区古人群遗传演化图谱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该项目由西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研究员的分子古生物学研究团队与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队长、文化遗产学院王建新教授研究团队联合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完成。
2017--2018年西天山拉巴特遗址发掘区出土遗物
天山廊道作为连通东西方文化与人群交流的重要通道，其沿线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存下人群的形成特点和遗传关系一直所知甚少。
项目自2017年11月正式启动实施以来，研究团队通力协作，深度融合团队成员多学科融合研究优势，在天山东西部考古调查发掘与人群遗传演化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与外方合作单位合作展开境外考古调查，项目团队在天山西部地区古代月氏、贵霜、康居等文化遗存的识别与确认上取得重要进展。
进一步的古DNA分析研究表明月氏与贵霜人群之间有密切互动，证实乌兹别克斯坦是人群迁徙交流的活跃区，且自青铜至铁器时代呈现增强趋势。这是我国团队首次主导开展国外区域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系统揭示出乌兹别克斯坦人群自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的遗传结构与遗传连续性，为进一步理解天山东西部以至欧亚大陆东西部人群的迁徙与融合历史提供重要遗传学证据。
在天山东部，项目团队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碳14测年、同位素分析、古基因组捕获测序等）对东天山40多处遗址的人骨样本展开研究，尤其通过直接获取东西天山自青铜时代至历史时期人群的数百例线粒体和核基因组数据，填补相关时间和区域的人类古基因组空白，尤其是核基因组研究发现东天山新疆西北部青铜时代早期人群已经显示出本地塔里木盆地古人群和多种周边人群遗传成分融合的特征；不同聚居地人群间的高度流动性和互动性，形成现今新疆人群的遗传结构。
总体上，项目基于获取的考古新资料与丰富遗传学数据，取得了一些列重要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论文25篇，出版学术专著1部，高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为科学阐释天山沿线文化与人群的多元性和融合性提供了重要依据，进一步明确丝绸之路在东西天山相关人
群互动融合与文化交流互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项目的国际合作模式体现出多元性和创新性，中方团队与乌斯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所、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历史考古研究所等单位不仅在中亚联合考古发掘和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如在西天山中亚地区进行大量联合考古调查，新发现聚落、城址30余处；确认古代月氏、康居等文化的特征和分布等。
项目还在国际学术会议、高层次人才培养、科研平台共建等方面展开密切合作，包括通过与国际团队、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合作举办国际联合考古成果展3场、召开国际学术会议2场、开办2期“丝绸之路世界遗产申报与管理国际培训研讨班”、共建“中国-中亚人类与环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丝绸之路人与动物骨化学及DNA考古国际联合实验室”等5个科研合作平台，以科技交流促进成果共享、技术推广，以深度合作促进人才培养、平台共建，以遗产保护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生态建设，加强了我国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科技交流与文明互动，为提升我国在丝绸之路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获得国际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发挥积极作用。
四国联合考古
本项目是西北大学“十三五”期间承担的首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也是西北大学中亚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实施得到了科技部国际合作司、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陕西省科学技术厅以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中心、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历史考古研究所、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西北大学将进一步与相关单位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加强合作，推进现有高层次国际合作平台建设，为后续更大规模、更多元化的国际合作奠定基础。
（中国日报陕西记者站）
来源：中国日报网
近几年有哪些著名的中亚考古成果？
近年来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丝路考古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考古工作也逐渐走出国门。
2018年3月23日我国正式启动中国—沙特塞林港遗址考古项目。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选派的5名中方队员将于2018年3月26日奔赴沙特阿拉伯，开展为期20天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2018年4月5日，中沙联合考古队对塞林港遗址有了初步的了解。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已发现建筑基址多处、墓地两处，并发现了疑似水井、围墙墙体等遗迹，初步判断塞林港遗址存在明显的功能化分区。从建筑技术的考察来看，地表建筑物多用砖块、土坯和珊瑚石垒砌。两处墓地中已发现墓葬超过百座，并发现碑刻数十块，部分碑刻还可见清晰的碑铭，记述了墓主的身份信息。
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镇红河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
2018年9月3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外公布，该院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方面合作推进的联合考古取得阶段性成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镇的红河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考古人员首次对整个红河古城遗址进行了比较精确的测绘，并在古城西侧发掘了一个佛寺遗址。
2016年9月26日丝路考古成果发布：发现古代游牧文化大型聚落遗址中外考古人员深入西天山西端地区开展系统考古研究，全面了解古代游牧文化遗存的分布状况，新发现大批遗址，包括一些古代游牧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填补了学术空白。2013年12月，中国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撒马尔罕签署了关于“西天山西端区域古代游牧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的合作协议。经过多年调查、发掘和研究，在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流域及周边山地的考古调查和已有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公元前1世纪，在阿姆河以北的苏尔汉河两岸分布的一批古代城址为代表的农耕文化，应属早期贵霜文化，与其后的贵霜帝国文化关系密切。在苏尔汉河周边的山前地带，分布有同时期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这些遗存可能与古代月氏有关。在萨扎干遗址所获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撒马尔罕盆地南缘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分布的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应属古代康居文化，这与《汉书》等古代文献的记载是相合的。这一发现为确认古代月氏文化的分布范围提供了新资料。
三星堆遗址后面藏着什么秘密？
出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三星堆铜人面具!三星堆青铜人首鸟身像!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青铜神树!摇钱树，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出土陶器上的符号有什么含义?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数以亿计的陶器残片，足可说明当时陶器的种类已颇为丰富。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证明，诸如炊器、酒器、饮用器、食用器等生活用器以及少量的礼器和生产工具，在三星堆古蜀国曾被大量而普遍地使用。古朴的蜀陶向我们展示了古蜀先民日常生活中一幕生动的生活画卷。考古工作者正在对陶器进行挖。在这些陶器上可以找到一些不规则的图形符号，即所谓“巴蜀图语”。
出土的“三星堆人”
战争说。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应证了这一解释。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
三星堆里的神奇需要考古学家去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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