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杰
1931年，吴金鼎著作《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七出版。著者在引言中说：“民国十六年(1927年)作者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蒙李济之先生授以人体测验之方法。”当时而言，此书乃是中国人类学家第一本以某地区人的体质为研究特征，以比较完整翔实的人体测量数据，在对比、分析、计算之后得出结论，专业性、实用性、理论性、参考价值都很高的人类学著作，尤其对研究山东人基本特点的认知，具有很强的专业指导作用。当下评估，如此细致、专业的测算工作，使之成为中国人种学扛鼎之作，《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出版近百年来，尚无与此媲美的著作问世，尤为值得珍视。
这是一本迟来的，也是被人忽略的人类学著作。
吴金鼎
1925年2月，清华研究院成立后，聘请吴宓为筹备处主任，同年6月改为研究院主任。研究院设立初衷，原本打算建立与大学本科相衔接的多科研究院，但因学校经费所限，根据当时文化事业的发展状况，考虑到国学研究尤为重要，因而先设国学门一科，慢慢地人们对其称呼，便由研究院惯称国学研究院。
研究院国学门网罗顶尖学术大师组建导师团队，著名学者有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号称清华研究院四大教授，以及考古学大师级人物特别讲师李济，面向全国有志国学研究的青年学子招生。入考范围包括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具有学识及经验的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或对经史小学等具有根基的各地自修人士。报考条件十分宽泛，兼有相当严格的考试程序。
获得第一期国学门研究生入学资格的共有30名，备取两名，正式注册为29人，开学时间是1925年9月。吴金鼎是1926年9月入学的第二期研究生，招考事宜始于1926年3月底，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拟就“本年招生各科命题及阅卷名单”。招生办法和手续与第一届基本相同，但在考生选考的学科方面更为广博繁杂，要求更加严格。列出23个学科，每个学科都有六门指定的必考题。第二届录取新生正取24名，备取2名，入学报到者24名，吴金鼎为其一。另有陆侃如、谢国桢、卫聚贤、王力等，后来成为一方学术大咖的国学大师级同学。吴金鼎入校时，正值留学德国的陈寅恪回国，四大教授加李济特别讲师团队正式组建完毕。
在齐鲁大学文理科本科专修历史及政治学专业的吴金鼎，毕业留校后在社会经济学系担任助教，但对于清华研究院专业攻读方向，吴金鼎选择的是自己更加偏好的中国人种考，因范围所及兼治人类学及考古学，导师为李济。李济虽然没有入列名显位尊的四大教授，但其学习经历与治学资本，是完全可以与四大教授相提并论的。李济毕业于清华学校，到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之后到哈佛大学研习人类学，分别师从虎藤、拖策和狄克森三位导师，涉猎体质人类学、考古学、人种学，于1923年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这是第一位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李济在研究院开设的第一门课程就是中国人种考，后开设人文学，又为吴金鼎入学的第二届研究生开设了普通人类学和人体测验。在当时的研究院，学生选定的专题研究科目，以名气更盛的王国维、梁启超指导范围的居多，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指导的论题相对小众，且资料难觅，不易下手，因而真正敢于下手研究这三位导师所指导专题的不过几人。吴金鼎是李济门下专题研究中国人种考的唯一学生。清华研究院开设四年，跟着李济读人类学、考古学的学生不过三五人，除吴金鼎外，还有徐中舒、吴其昌、余永梁、朱芳圃等，不过他们都是兼项，真正在日后的事业发展中一直坚持研究人类学、考古学尤其田野考古的就吴金鼎一人。因而流传甚广的一则故事是，清华研究院四届毕业生，李济只重点指导了一个半学生，一个吴金鼎、半个徐中舒。半个徐中舒是如何产生的，原因是他入校时报告的研究专题是跟随李济学习人类考古学，毕业时的论文题目是《殷周民族考》和《徐庵淮夷群舒考》，主要的指导老师是王国维，李济只是开始时挂了个名而已。
如此说来，依吴金鼎只在清华研究院就学半年，而且拿到毕业证是在1930年完成《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之后，他至多算是李济的三分之二个学生。1927年6月1日，清华研究院举行第二届毕业典礼。本届毕业生完成了各自选定的专门研究课题，其成绩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的审阅，提请教务会议审查。审查合格者有陆侃如、谢国桢、卫聚贤、王力等30人，均颁发毕业证书。吴金鼎因为没有完成论文写作，被准许待成绩补齐后予以毕业，这个需要补齐的成绩就是《山东人体质之研究》。
吴金鼎在《山东人体质之研究》第一章引言中，简要讲述了本书的起始与成书过程。1927年春，吴金鼎因为各种原因从清华研究院肄业，回到母校齐鲁大学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在清华研究院，吴金鼎跟随李济学习人体测验的方法，同时为了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在助教王以中的帮助下，用一个月的时间在清华学校对68人进行测验。这是吴金鼎对于人体测验工作的第一次尝试。正好到了放寒假之时，吴金鼎已经做好了放弃清华研究院学习的准备，把所有行李运回济南，回母校继续任教。李济听说后给予劝留，但吴金鼎决心笃定，“济之先生慨允以仪器借予，俾得带回山东作长期之测验，以完我未成之工作，所期望者尚远且大也。”
至于吴金鼎为什么放弃清华研究院的学习，说法不一。李济也知道自己实在没有多少时间去亲自指导吴金鼎的研究工作，就把人体测验用的仪器直接让吴金鼎带回济南，在工作中完成研究科目。吴金鼎回到齐鲁大学之后，教学工作非常繁忙，“逐日疲于校课”，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开展人体测验和研究。好在大学是有几个长短不齐的假期，吴金鼎就利用假期，并在妻子王介忱的帮助下，利用学校来自各地学生这一优势进行有针对性的测验。从1927年秋到1929年冬，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共对291人进行科学测量与统计。恰在工作接近尾声时，李济来信询问吴金鼎进展状况和所获成绩。吴金鼎把所有资料，经过核算整理后草成“山东人体之特质”一文，寄给了导师，李济看后非常满意，“极蒙嘉许”。
李济
李济之所以在1929年冬给吴金鼎写信问及研究课题人体测验进度，一是放心不下学生的学业，重要的是清华研究院已于当年7月关门，李济本人已经离开研究院到“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任组长，如果再不及时补交研究论文，吴金鼎就有可能永久拿不到研究院毕业证明了。看了吴金鼎的“山东人体之特质”初稿，李济很满意，给予学业通过，并交给已经改称清华大学的教务人员，这便是后来“吴金鼎待成绩补齐后，亦给予了毕业”说法的根据。在清华研究院半年时间，吴金鼎跟随导师的时间的确不多，但还是拿出了令李济满意的《山东人体质之研究》，既是对导师培养与希冀的回报，更是吴金鼎执着、坚韧性格的体现。也是替导师完成了立志去做却未能做成的志业——1924年李济赴湖北调查民众体质，1925年8月在北京中国科学社第十次年会上作《湖北人种测量之结果》，却未能成书。
《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出版时间在1930年之后。当年春，在老师李济的召唤下，酷爱田野考古的吴金鼎离开母校，加盟“史语所”考古组任助理员，从此走上田野考古这条艰辛之路。在与导师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吴金鼎得到更多提携与教诲，李济希望学生能够在田野考古的同时，对“山东人体之特质”进行修改、补充、润色，待时机成熟后正式出版。吴金鼎牢记导师的嘱托，在安阳殷墟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对原稿重新进行计算和润色，翌年完成，并在导师的推荐下以“中研院”史语所单刊之名出版发行。
吴金鼎和梁思永
吴金鼎认为，本书的写作目的，即如标题在于考究山东人的体质，换句话说，山东人体质之所以与其他地区、省份有差异的数据，在本书中得以表述。采用的方法就是比较研究法，以山东人体与全国人体比较，从而得出山东人的基本平均特质。然后再以山东境内不同地域人体加以比照，得出山东境内各区域人的不同体质。区域差异得出结论，又以区域为单位进行再核算，以求出构成山东人体特质的少数个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
依据书中表述，当时山东省有107个县，人口达三千多万，应该是人口大省了。因为《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专业性极强，一般读者无力从吴金鼎的著作中读出更多有效信息。如果能有人类学专业人士加以解读，就有可能为近百年来山东人体质变化提供更多的一手数据，验证《山东人体质之研究》的科学性和适用性。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出版以来，一直未能得到广泛认知和传播，以至于众人仅知吴金鼎是一位田野考古学家，却湮灭了吴金鼎这样一位国内为数不多的人类学家的贡献。
吴金鼎的成就贡献
吴金鼎一生中有著作《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平陵访古记》、《摘记小屯逸西之三处小发掘》、《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中国史前陶器》等等，其中1928-1929年的平陵考古可以说是吴金鼎田野考古的起点，此后他从1930年开始加入史语所工作，到1948年其不幸因病逝世的这十几年时间内，他的考古足迹遍及山东、河南、云南、和四川各省，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中国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的，主要有三大范畴：1、对龙山遗址的发现及城子崖的发掘；2、对中国史前陶器的认识和评价；3、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开拓。
1、龙山文化的发现及城子崖的发掘 一提到龙山文化，便能想到黑陶文化，他是吴金鼎先生在1928年于山东省章邱县进行调查时，发现这个遗址。随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及刘屿霞对城子崖进行了发掘，并编著了考古报告集《城子崖》。此书虽是众人合力之作，但是纵观全书。吴金鼎对这一报告有极大的贡献，此书共有七章，吴金鼎就独自撰写了第二章《城子崖地层之构成》及第四章《陶片》，与别人合写的有四章。
该书中的大部分初稿是由他所预备出来的，由于他是发现者，所以他的田野工作十分卖力，他对考古工作的专注、热诚和贡献是不能忽略的。正是他发现城子崖，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才得以正式出现在中国考古学的领域内。在城子崖的两次试掘中，吴金鼎采用了当时已经是很具水准的发掘技术，对现象的处理得非常精细。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城子崖黑陶文化层的发现更具有震撼的影响力。因为当时的中国的考古学界，正在为中国文化的起源及中国文化西来说争论不休。不少考古学者认为中国河南省发现的彩陶与西方古代文明所生产的陶器纹饰相似，便断定仰韶文化是源于西方或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而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也是由西至东传播而来的。这种说法虽然受到不少的质疑，但在没有考古证据支持下，中国文化西来说仍然十分流行。然而当吴金鼎在山东发现一个全新的文化遗迹后，发现该遗址的先民所能制造出来的精美的陶器，虽年代比彩陶要晚，但却与河南省小屯村发掘出土扩批殷商文化，在年代承传上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吴金鼎的发现，不但为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考古学者打了一支强心针，同时激励了更多考古学家探求中国文化的起源，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不可说没有吴金鼎就一定没有龙山文化的发现，但吴金鼎却是凭其丰富的考古知识及田野经验，成为发现龙山文化的第一人。
2、对中国史前陶器的认识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吴金鼎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贡献，是带着这些经验，为中国史前陶器及陶片作“每进一步”的研究。吴金鼎对中国史前陶器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中，《摘记小屯迄西之三处小发掘》和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两文中。而其中以《中国史前陶器》更为精辟。
《摘记小屯迄西之三处小发掘》为其1932年6月写成，是吴金鼎对自己在殷墟参加的两次发掘的初步体会，他在侯家庄高井台子发掘后，将仰韶期遗存与龙山期遗存进行比较，结果他认为仰韶期的彩陶极小，颜色单纯，形状简单。骨角器以天然材料略加磨修而成，没有蚌器，石器也极为单调。反观龙山期遗存有刻纹黑陶，骨、蚌、石器皆有之，形制也较复杂，并且有龙山式卜骨。吴金鼎由此推论，龙山文化校仰韶文化有进化。
英国留学期间，吴金鼎尝试从陶器生产的技术角度对高井台子的出土陶器进行比较。遗址所出的红陶对比仰韶陶器时，吴金鼎认识到：甘肃青海之彩陶其形制实与山西河南所出者不同。二者究竟是否一种文化，实尚有问题。遗址所出的黑陶对比龙山陶器时，吴金鼎又指出，高井台子之黑陶，即有数方面与山东龙山之黑陶不同。这些分析方法和宝贵经验，均为其撰写中的博士论文注入了新的元素。1938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在伦敦出版成书，这亦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研究中国史前各地区陶器的专书。此书虽然只是对陶片进行了分析，但其目的是要凭借实质的考古证据，解决当时考古学界争论不休的中国文化起源问题。
体质人类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的萌芽可以上溯到2500 年前战国时代的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该书记载了不同地域人类的体质特征，骨骼和内脏器官度量等方面的资料。汉代以后，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中国文献中对不同体质特征的人群记载也日益增多，反映了对人类体质特征的初步观察。北宋时期的王惟一（公元1026年）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其所铸造的经络铜人是世界上最早最精巧的人体模型。刘昉（公元1150年）等的《幼幼新书》最早记录了先天性畸形的资料。南宋末年，宋慈（约1247年）的《洗冤集录》包含有体质人类学的萌芽。明代的王圻、王思义编写的《三才图会》记载有对人类五官形态的分类。这些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但却是对人类体质研究的早期萌芽。
现代体质人类学是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从国外传入我国的。体质人类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历史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既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20 年代末的传入和接受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的本土化时期，1949年至1976年的曲折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纵深发展时期。 （19、20世纪之交至20世纪20年代末）
赫胥黎（T. Hexley,1825-1895）的《天演论》和达尔文（C. Darwin,1809-1882）的《物种起源》的中译本在1898年和1903年先后在中国出版。这两本著作对于进化论和体质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1918年，陈映璜的《人类学》一书出版。该书包括人种的特征分类、分布，人类的起源、进化及生物文化史等内容。1924年出版了顾寿白的《人类学大意》。该书包括人类概说、人类性质、人类由来、人种分类法与差别、古代居民的研究等内容。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曾开设人类学讲座。他在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设立人类学组，添设人类学科目。由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播下了人类学的种子，使得许多人到国外攻读人类学，成为我国最早期的人类学家。
1920年，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了中国人类学与解剖学会，同年7月出版了博医会报。在此期间，出版了许多人类学专著，如黄新民的《世界人种问题》（1927年），裴文中的《周口店成年猿人头盖骨发现之经过》（1929年）等。
在20世纪20年代末之前，中国的古人类学和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研究主要是由外国学者做的，同时也开始有中外合作研究。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on）在北京西南周口店村西的龙骨山一处50万年前的洞穴堆积物中发现几片石英片后，留下助手师丹斯基（Otto Zdensky）继续发掘，当年发现了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1926年夏，师丹斯基在瑞典的实验室中从由周口店运去的含化石的堆积物中又找到一枚古人类牙齿化石。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的加拿大人步达生（D. Black）将这些古人类化石命名为北京中国人（Sinanthropus pekinensis），一般称为中国猿人北京种。1927年起，步达生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在周口店进行发掘。1929年12月由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中国猿人头盖骨。
在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研究方面，最早的工作是布鲁门巴赫（F. Blumenback, 1752-1840）对一具中国人头骨的描述。据刘咸研究，在1902年以前，只有大约174具中国人头骨被人类学家研究过，这些工作都是外国学者做的。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人类学家A. Hrdlicka在北京的短期访问期间测量了700个中国学生。1920年，在博医会报中报道了300名中国人的颅骨测量数据和388例中国人的身高、体重、胸围等指标。1924年，G. M. Morant在研究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大量东方人头骨后得出结论，认为中国人构成蒙古人种或黄种人的大部分，虽然汉族、藏族、羌族以及中国的朝鲜族在头骨的构造上有所不同，但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完全的种族组。1929年，在协和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工作的P. H. Stevenson在生物问题统计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从长骨推测身高公式的人种差异。
在台湾，17世纪初随荷兰的殖民占领，荷兰军医曾对台湾原住民进行过身高测量。1895年日本统治台湾之后，有多位日本人类学家在台湾进行过体质人类学研究。鸟居龙藏在1896年至1899年在台湾做过四次体质人类学调查。他认为，台湾原住民是由菲律宾群岛、波里尼西亚群岛和马来半岛迁移而来。在此之后，日本学者津崎孝道、安达岛次等人陆续发表了有关台湾原住民头骨、椎骨、牙齿等的人类学研究报告。这些研究都对中国的体质人类学发展产生了影响。 （20世纪30年代至1949年）
在这段时期，中国第一代体质人类学家和古人类学学家已经成长起来，吴定良、李济、刘咸等体质人类学家开展了中国早期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古人类学家在周口店北京人猿的发掘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吴定良在英国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后于1935 年回国，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组主任兼研究员。他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期间，终年奔走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体质调查，并积极筹建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他发表了10多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论文，如1942年在英国皇家学会人类学杂志发表了中国南方坝苗的体质特征。另外，吴定良还创刊和主编了中国人类学杂志，对中国体质人类学的发展起了奠基性的作用。1940年吴定良在中国人类学杂志第二册报道了华北平原中国人之体质测量，测量了各种指数190项。 1947年9月浙江大学成立人类学系与人类学研究所，吴定良任系主任兼所长。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他还兼任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体质人类学科研人员和师资。1948年，吴定良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济在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攻读人类学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主要进行考古学研究，同时也进行过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1937年，刘咸根据体质特征将中国人分为三种类型，即华北人（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华中人（分布在长江流域）和华南人（分布在珠江流域，福建，海南和台湾）。刘咸还进行过海南岛黎族的体质研究。此外，吴金鼎进行过山东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
在古人类学研究方面，到1937年周口店由于日本侵略战争被迫停止为止，共发现了大约40个猿人个体的化石以及一大批石器、用火证据和一百多种脊椎动物化石，其中哺乳动物接近100种。魏敦瑞（F. Weidenreich）对已发现的所有北京猿人化石做了相当详细的研究。此外，1933年在周口店的山顶洞还发现了包括3具完整头骨在内的代表8-10 个个体的古人类骨骼化石。根据伴生动物化石推断，北京猿人（现称为北京直立人）和山顶洞的晚期智人的年代分别为大约50万年前和1万年前至3万年前。这些古人类化石除了在瑞典的乌普萨（Uppsala）保存的战前运去的3颗猿人牙齿外，都在1941年日美开战初期失踪。
在台湾，1936年设立了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的解剖学教室设有两个与体质人类学有关的讲座，分别由日本学者森於菟和金关丈夫任教。前者主要进行台湾各种族之皮肤色调及蒙古斑（儿斑）等研究，后者则从事活体测量、骨骼测量、血型、手足纹理、软部人类学和各种族学童身体发育等研究。
在此期间，中国的多所大学设立了人类学系，包括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培养了一批人类学方面的人才。同时出版了一批体质人类学的译著和专著，如日本学者鸟居龙藏的《化石人类学》，古屋芳雄的《民族生物学》，长谷部言的《自然人类学概论》，西村真次的《人类学泛论》等。专著有吴敬恒、蔡元培、王云五主编的《世界人种志》，叶为耽的《震旦人与周口店文化》，朱洗的《我们的祖先》等。 （1949年至1976年）
在这一阶段，古人类学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古人类学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受到一定的影响。对现代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非常少。
在古人类研究方面，发现了大量化石，包括有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直立人化石、早期智人化石和晚期智人化石。
古猿和早期人科化石有森林古猿、拉玛古猿和巨猿等。1956年2月地质工作者在云南开远发现五枚森林古猿牙齿。1957年在云南开远又发现五枚拉玛古猿牙齿，年代为中新世晚期。1976年在云南禄丰发现了拉玛古猿的一些上、下颌骨和40多枚单独的牙齿，年代为第三纪上新世早期。1956年在广西大新县一个山洞中发现了3枚巨猿牙齿。同年，在广西柳城的山洞中又发现了一个巨猿下颌骨，年代为更新世早期。另外，在广西和广东还发现了47枚巨猿的牙齿，但确切地点不明。1965年在广西武鸣一个山洞中发现了12枚巨猿牙齿。1968年和1970年在湖北建始发现了新的巨猿化石地点和250多枚巨猿牙齿，年代可能为早更新世晚期。1973年在广西巴马县又发现一个巨猿牙齿，大新、武鸣和巴马发现的巨猿化石的地质年代可能都是更新世中期。另外，在湖北建始发现的早更新世晚期的几枚牙齿，被认为是类似南方古猿的类型。
直立人阶段的古人类化石包括在云南元谋发现的元谋猿人，在陕西发现的蓝田猿人，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猿人新材料，以及在湖北郧县和郧西县发现的猿人牙齿。 1965年5月在云南发现的元谋猿人材料包括左右上内侧门齿各一枚，地质年代可能为早更新世晚期，绝对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前。蓝田猿人的材料包括 1963年在陕西蓝田陈家窝发现的下颌骨化石和1964年在蓝田公王岭发现的头盖骨和部分面骨化石。这些材料的年代可能为中更新世早期。1949年和 1950年在周口店发现了5枚猿人牙齿和2段肢骨。1958年，发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女性的下颌骨。1966年发现一个头盖骨的额骨和枕骨部分，与 1934年发现的2块头骨碎片可合拼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头盖骨。另外，在周口店还发现了单独的一枚猿人牙齿，大量旧石器，用火的证据和多种哺乳动物化石。
早期智人包括马坝人、长阳人、丁村人和许家窑人等。马坝人是1958年在广东曲江马坝狮子岩发现的一个头盖骨。长阳人是1956-1957年在湖北长阳发现的，是一块左侧上颌骨断片连同2枚牙齿。丁村人遗址是1954年在山西襄汾丁村附近发现的，材料包括三枚人牙化石，大量旧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三枚人牙是上内侧门齿，上外侧门齿和下第二臼齿，全是右侧的，同属于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1976年在丁村又发现了一块大约两岁幼儿的右顶骨的后上部。许家窑遗址在1976、1977年被大规模发掘，古人类化石包括较完整的顶骨三块，枕骨两块，左上颌骨一块（附连部分牙齿）和一些顶骨碎片和牙齿，分别属于十多个个体。
晚期智人包括柳江人、资阳人、河套人等。柳江人化石是1958年在广西柳江县的一个岩洞发现的，材料包括一个完整的头骨（缺下颌），两段股骨和一右髋骨、骶骨、椎骨，属于一个中年男人，股骨可能属于另一个女人。资阳人是1951年在四川资阳的一处桥墩工程中发现的一个老年妇人的头骨。河套人是1956年在内蒙古乌审旗发现的古人类左股骨下半段和一块右顶骨碎片。另外，1972年在台湾的台南县左镇发现了一些晚期智人的头骨碎片和牙齿，被称为左镇人。
这段时期现代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寥寥无几。在中国大陆，只有董悌忱的广西僮族体质的人类学研究。在台湾，1950年后开始有中国学者进行体质人类学研究。台湾大学医学院的蔡锡圭等在1960年进行过布农族人骨的测量研究。出版的与体质人类学有关的专著有方宗熙的《古猿怎样变成人》，贾兰坡的《北京人的故居》、《河套人》、《中国猿人》、《骨骼人类学纲要》、《中国猿人及其文化》，郭沫若、杨钟健等的《中国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刘咸的《猴与猿》、武况甫编译的《猿类的生活史》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体质人类学逐渐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古人类学、现代中国人的体质研究以及相关的应用学科取得了很大进步。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各省文管会、博物馆等相配合，成为中国古人类研究的主要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又有一批古人类化石出土。直立人阶段的化石有1980年在安徽和县发现的和县猿人，1993年在南京汤山发现的南京人，1994年在辽宁营口发现的金牛山人等。早期智人阶段的化石有 1978年在陕西大荔发现的大荔人，1982年在安徽巢县发现的巢县人等。这个阶段的古人类学研究较注意新理论和新技术的应用。在理论分析时广泛运用古生态学、埋藏学的研究成果来分析人类的进化过程。氨基酸年龄测定法、热释光断代法、石制品微磨痕分析法等新技术也在古人类研究中得到应用。
在这段时期，多所大学新设或重建了人类学系，成为体质人类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基地。1980年香港中文大学设立人类学系，主要研究文化人类学，但也介绍体质人类学的一些内容。1981年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1984年厦门大学成立人类学系，1999年云南大学成立人类学系。这些大学都开设有体质人类学方面的课程并进行相关研究。另外，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单位也进行体质人类学的教学或研究。1982年台湾大学的考古人类学系改名为人类学系。1999年台湾慈济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从事体质人类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另外，各医学院校人体解剖学和公共卫生学方面的学者也成为体质人类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段时期，现代中国人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方面的特点是研究范围扩大，注重应用性研究，研究技术向微观和分子水平发展。1979年和1986年分别在上海和北京举办了两期全国人体测量训练班，1984年和1985年先后出版了吴汝康等的《人体测量方法》和邵象清的《人体测量手册》。这些为中国各民族的人体测量和观察研究奠定了基础，因此，全国各少数民族的人体测量和观察研究大规模开展起来，到目前为止，已对全国43个少数民族的体质特征进行过测量和观察研究。人体测量学技术还被广泛应用于各民族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研究和体育运动的研究等。 Heath-Carter体型法也在少数民族、运动员的体质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还涉及灵长类的解剖和生态，人类生理特征的遗传与变异，各少数民族正常肤纹，各种遗传病患者的肤纹，各民族包括红细胞血型抗原、补体成分、各种酶、耵聍类型、苯硫脲尝味、色盲、结合珠蛋白等遗传性状在内的遗传多态性研究，墓葬出土人骨的研究等。DNA多态性，主要是线粒体 DNA和Y染色体DNA被用于人类群体的亲缘关系、进化和迁徙等研究。此外，人类工效学（human engineering,ergonomics）、法医人类学（forensic anthropology）、古病理学和医学人类学等与体质人类学关系密切的应用学科已经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中国的体质人类学在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后已经比较成熟，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在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体质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体质人类学的教育和研究一定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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