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
作者：王建新（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队长、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 唐云鹏（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研究生）
月氏是一个古代游牧人群，原生活在中国境内，后在匈奴的打击下，大部分月氏人迁往中亚，被称为大月氏。《史记》《汉书》等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了月氏的历史，但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确认。
西北大学考古学科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确立了“立足长安、面向西域，周秦汉唐、丝绸之路”的学科定位和发展方向。以寻找和确认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为切入点，重启丝绸之路考古工作。
2017年拉巴特遗址发掘现场 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供图
一、追迹西迁中亚的月氏
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在中国境内的甘肃、新疆等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开展了持续多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确认古代月氏人的故乡“敦煌、祁连间”不在河西走廊而在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进而在此基础上，确认东天山地区约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世纪期间分布的游牧文化遗存应该是古代月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从2009年起，该项研究工作从国内延伸到国外，从东天山延伸到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西天山。寻找和确认西天山地区分布的古代月氏文化遗存，厘清古代月氏与大夏（巴克特里亚）、贵霜、康居、粟特的关系成为新的课题。
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组成中乌、中塔联合考古队，在西天山地区开展了持续多年的大范围系统区域考古调查。在此基础上，选择若干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科学精准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突破和进展。
中乌联合考古队于2015年—2016年发掘了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西南的撒扎干（Sazagan）遗址，共发掘5座小型墓葬、一座大型墓葬和一处石构房址，确认其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游牧遗存。从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随葬品组合等方面看，撒扎干的发现与哈萨克斯坦西南部、乌兹别克斯坦北部和中部的锡尔河、泽拉夫善河流域过去发现的一批古代游牧人的墓葬文化特征基本相同，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从年代、分布区域和文化特征看，它们应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康居有关。撒扎干的考古发现还告诉我们，撒马尔罕盆地南缘、西天山北麓是古代康居的势力范围，古代月氏人的遗存应该在更南的区域寻找。
拉巴特M44费昂斯斯芬克斯坠饰 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供图
2016年秋，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西天山以南的阿姆河北侧支流苏尔汉河流域再次调查过程中，于乌兹别克斯坦苏尔汉河州拜松市拉巴特村发现一处被当地居民盖房取土破坏的墓地。
2017年—2018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对拉巴特1号墓地进行了发掘，共清理了94座小型墓葬。除被破坏较严重、无法辨识形制的6座墓葬外，其余为竖穴墓道偏室墓59座和竖穴土坑墓29座，并在一座墓的墓道内发现一具被肢解的女性骨骼。这批墓葬的葬式均为仰身直肢的单人一次葬；男性个体多随葬短剑、箭镞、削刀、带扣、牌饰等武器及工具，并有双耳罐、高足杯等陶器；女性个体多随葬具柄镜、手镯、戒指、耳环、发带等金银铜铁首饰，以及大量玻璃、费昂斯、蚌贝、玛瑙、水晶等组成的串饰，也有双耳罐、高足杯、单耳杯等陶器。
拉巴特M36金发带饰 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供图
拉巴特墓地的发现，与20世纪50—90年代苏联考古学家在塔吉克斯坦西南部的图尔哈（Turlhar）、阿鲁克陶（Aruktau）、贝希肯特Ⅳ～Ⅶ号（BeshkentⅣ～Ⅶ）、考库姆（Kokkum）、克希洛夫（Ksirov）等墓地，土库曼斯坦东南部的巴巴沙夫（Babashov）墓地，乌兹别克斯坦东南部的阿伊尔塔姆（Ayrtam）墓地等处发现的文化面貌相同。墓葬地表构筑圆形石围或封堆，以竖穴墓道偏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为主，多为仰身直肢的单人一次葬，均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结合碳十四测年数据，包括拉巴特墓地在内，这类遗存的年代范围可确认为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至公元1世纪前半叶。
谢尔哈拉卡特墓地出土金镶象牙耳坠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供图
这类遗存主要分布于包括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的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河谷平原周边的山前和丘陵地带，墓葬形制、埋葬习俗均不见于巴克特里亚地区公元前2世纪以前的考古学文化遗存，而与中国新疆东天山地区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2世纪期间的古代游牧文化遗存面貌相似。这类游牧遗存在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上，与中国古代文献所记大月氏西迁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历史相合，应该是大月氏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二、贵霜与月氏关系的考古学观察
确认了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所遗留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和分布范围后，厘清古代月氏与贵霜的关系就成为必须面对的新课题。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贵霜人是月氏人的分支，贵霜帝国是由月氏人建立的。但历史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
从已有的考古资料看，巴克特里亚地区在西方古代文献中被称为“千城之国”，仅在阿姆河北岸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苏尔汉河河谷平原区域，已发现的青铜时代至中世纪的城址就达百余座。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俄罗斯、法国、日本等国考古队在该区域围绕古代城址开展了大量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其中卡尔查延（Khalchayan）、达尔弗津特佩（Dalverzin-Tepa）、铁尔梅兹（Termez）等古城遗址的发掘，为研究苏尔汉河河谷平原区域早期贵霜（即月氏统治下的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特别是在卡尔查延遗址，发现了宫殿、神庙等高等级建筑遗迹，精美的建筑装饰构件，以及彩绘人物雕塑和表现战争、狩猎、王家生活场景的壁画等。发掘者认为，卡尔查延古城始建于希腊化时期，在早期贵霜时期进行大规模扩建并成为这一时期宗教、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苏尔汉河流域发现的从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文化遗存最为丰富，且两个时期文化连续发展的脉络清晰。因此，可以认为苏尔汉河流域是早期贵霜人的主要活动地域。
以往的考古工作侧重于古代城址遗存，与城址同时期的墓葬发现和发掘很少。在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考古发现中，目前仅在铁尔梅兹、卡姆普尔特佩、达尔弗津特佩、亚兰格杜什特佩（Yalangtush-Tepa）等古城遗址附近，发现了少量地面式龛室墓。这类墓葬被称为“纳乌斯（Nauc）”，分布于河谷平原农业区域内的古代城址和要塞附近，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晚期，部分沿用至公元4世纪。该类墓葬墓室为用泥砖构筑带券顶的龛室式，单室或多室。墓室内人骨凌乱缺失，埋葬形式应属多人二次迁入葬。随葬双耳罐、高足杯等陶器，以及少量贵霜钱币和装饰品。发掘者认为这种埋葬形式受到琐罗亚斯德教的影响，是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河谷平原农业区的典型墓葬之一。这类墓葬从早期贵霜时期沿用至贵霜帝国时期，代表了贵霜人长期沿袭的一种文化传统。
分布于河谷平原地区的这类地面式龛室墓遗存，与分布于山前、丘陵区域的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地下式偏室墓和竖穴墓遗存，在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1世纪同时存在，且随葬陶器的形式、组合基本一致。过去不少学者根据这两类遗存的共时性和陶器的相似性，将它们视为同一文化，认为它们都属于早期贵霜或贵霜人的墓葬。
在典型农业地区，古代农业人群大量使用陶器并普遍制作陶器。因此，将陶器作为区分和确认不同考古学文化和研究同一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的典型器物，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游牧人群不会像农业人群那样大量使用陶器，他们会更多地使用易携带和不易碎的金属器、皮具和木器。同时，由于技术和原料的限制，他们也很少制作陶器。游牧人群通常使用农业人群生产的陶器，这种现象已经被东天山、费尔干纳盆地等地区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这两类遗存在分布区域、墓葬形制、葬式葬俗、随葬品组合及其所反映出的经济形态、文化传统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结合历史文献可以认为，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应该属于以游牧为主的月氏人；而地面式龛室墓，则属于以灌溉农业为主的贵霜人。两者是同时存在、联系密切但又属于不同人群的文化遗存。从考古学文化上将月氏和贵霜的遗存区别开来，对于厘清月氏与贵霜的关系意义重大。
三、深掘贵霜文化的内涵
从已知的历史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看，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巴克特里亚地区人群构成复杂，河谷平原农业区至少存在巴克特里亚原住民、印度移民、波斯后裔和希腊后裔等来源不同的人群。除了反映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遗存外，还存在大量反映希腊宗教、印度宗教信仰的遗存。因此，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墓葬不应该只有地面式龛室一种形式，还应该有其他埋葬形式。
从巴克特里亚地区已有的考古资料可知，除了在青铜时代的遗址附近发现和发掘了同时期的大量墓葬外，河谷平原内分布的早期铁器时代、波斯帝国时期、希腊化时期、早期贵霜和贵霜帝国时期的墓葬均很少发现。
为填补这一空白，中乌联合考古队在过去很少做工作的苏尔汉河河旁二三级阶地上开展了持续的调查、勘探工作。2018年至2019年，在苏尔汉河上游东岸三级阶地上发现了一处古代大型公共墓地——谢尔哈拉卡特（Serkharakat）墓地。该墓地位于苏尔汉河州乌尊市谢尔哈拉卡特村，东距著名的卡尔查延古城遗址约2公里，经勘探确认该墓地现存分布面积约5万平方米，是目前在苏尔汉河流域发现的青铜时代以后规模最大的古代墓地。
考古队2019年春季对该墓地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共清理38座墓葬和15座灰坑。资料显示该墓地使用年代跨度较大，包含青铜时代直至中世纪的遗存，其中以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墓葬为主，包含15座竖穴墓道偏室墓、4座竖穴墓道端室墓和6座斜坡墓道端室墓。这批墓葬与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遗存相比，随葬品显得较为匮乏；陶器形式相同，但器形普遍偏小且多无使用痕迹，具有明显的明器特征。墓葬形式多样，葬式葬俗中单人一次葬、单人二次扰乱葬、双人一次和二次扰乱葬共存。这样的现象真实反映了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河谷平原区域多个人群、多元文化的历史，与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游牧人群的墓地内墓葬形式、葬式葬俗等相对单一的文化面貌形成鲜明对比。
2019年冬季，中乌联合考古队继续沿着苏尔汉河上游东岸进行系统考古调查，发现和确认了提什克特佩（Tishk-Tepa）、契纳尔特佩（Chinar-Tepa）、库尔干特佩（Kurgan-Tepa）、卡拉伊尔特佩（Karayl-Tepa）等包含贵霜时期遗存的遗址。其中库尔干特佩和契纳尔特佩属于首次发现。联合考古队对保存较好的契纳尔特佩进行了测绘、勘探和小规模发掘。
契纳尔特佩是位于苏尔汉河东岸河旁台地边缘的一座小型城址，中心为凸出地面的高台，顶部由两个平面呈矩形的台基组成。北侧台基略大，高约15米，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60余米。南侧台基较小，高约10米，东西长60米、南北宽50米。中心城址东、北侧的平台上有突出地表的房屋基址，初步判断整个遗址区面积约10万平方米。在遗址区内采集了早期贵霜和贵霜帝国时期的钱币以及大量高足杯、双耳罐、陶钵等早期贵霜至贵霜帝国时期的典型陶器标本。从居址采集的土样中浮选出稻米和葡萄种子碳化遗存，经加速质谱测年的年代范围分别在公元前45年—公元85年和公元前85年—公元75年。
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址南、北两侧的台地上发现两处公共墓地，已探明40余座墓葬。在北侧墓地发掘了一座残存的墓葬。该墓葬仅存墓室底部，四壁用泥砖平铺砌筑，墓室内散乱堆积大量人骨，出土了带有熏烧痕迹的陶片和少量玻璃珠饰。经鉴定墓室内至少埋葬了4个个体，并且人骨残缺不全，均为二次迁入葬。根据墓葬形制和埋葬习俗判断，该墓葬是被破坏的地面式龛室墓，为贵霜人的典型墓葬。采集自该墓葬内人骨标本的测年数据显示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0年—公元130年。调查勘探发现，墓地内除已经确认的地面式龛室墓外，还存在地下式的端室墓、竖穴土坑墓等形式的墓葬。
契纳尔特佩贵霜时期城址和多种类型墓葬的同时发现，在巴克特里亚早期贵霜和贵霜帝国时期考古的历史上尚属首次。这样的发现，为探讨贵霜聚落空间布局、墓葬特征及多元文化面貌提供了更全面的考古资料。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新资料，并参照东西方古代文献和考古出土文献的记载，可以认为：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至公元1世纪前半叶，北巴克特里亚地区河谷平原周边的丘陵、山前地带分布的以拉巴特墓地为代表的遗存，在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上，与中国古代文献所记大月氏西迁巴克特里亚地区的历史相合，应该是大月氏留下的考古学文化遗存。
同时期北巴克特里亚地区苏尔汉河流域河谷平原地区分布的以卡尔查延、达尔弗津特佩等遗址为代表的农业文化遗存，虽与周边的游牧文化遗存关系密切，但却是经济形态和文化特征完全不同的人群。这类遗存在经济、文化、政治方面都继承了希腊-巴克特里亚的传统。因此，可以认为，这类遗存是大月氏统治下的早期贵霜的考古学文化，贵霜人是希腊-巴克特里亚遗民的一部分，并不是月氏人的分支。其后的贵霜帝国延续的是早期贵霜的文化传统而不是月氏文化，建立贵霜帝国的应该是贵霜人而不是月氏人。
欧美各国以及俄罗斯、日本等国的学术界，长期以来对丝绸之路考古研究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学术成果，占有着丝绸之路考古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研究主导权。但是，西方学术界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关键区域中亚地区的考古研究，多站在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关注古代波斯、希腊、斯基泰等对中亚的影响。西北大学考古学术团队以古代月氏文化为切入点的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站在东方的视角研究古代中亚，并挑战国际学术界的一些主流观点。目前，他们正在通过多学科的方法和技术手段，完善证据链条，力求使全新的研究结论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光明日报》（ 2020年12月03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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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河南郑州张寨南街出土
杜岭方鼎是目前人类所能认知的年代最早、体量最大、铸造最为完美、保存最为完整的青铜重器
妇好鸮尊 商代晚期 高45.9厘米，口长16.4厘米
1976年安阳小屯妇豪墓出土
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一件鸟形铜尊 国宝级文物
跽坐人形玉佩 商代晚期 高5.6厘米，宽2.8厘米
1976年安阳小屯妇豪墓出土
司母辛觥 商代晚期 通高36.0厘米，长46.5厘米
1976年安阳小屯妇豪墓出土
金腰带饰 西周晚期 三角形1个：高8.3厘米；兽首形3个：边长2.0厘米；圆环形7个：外径约4.0厘米；方形环1个：外边约长2.0厘米，宽1.75厘米
1990年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
玉柄铁剑 西周晚期 通长34.2厘米，柄长12.2厘米，剑身长22厘米，叶宽3.8厘米，玉剑茎最大直径1.8厘米
1990年河南省三门峡市虢国墓地出土
莲鹤方壶 春秋时期 通高117厘米，口长30.5厘米，口宽24.9厘米
1923年河南省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
云纹铜禁 春秋时期 纵长131厘米，横长67.6厘米，高28.8厘米，身宽46厘米，重94.2千克
1978年河南省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
武则天金简 唐代 长36.2厘米，宽8厘米，厚约0.1厘米，重223.5克
1982年出土于河南省登封嵩山峻极峰北侧石缝中
汝官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北宋 高19.5厘米，口径5.6厘米，底径8.2厘米
1987年出土于河南省宝丰清凉寺村
郑州博物馆
位于郑州市嵩山南路168号，成立于1957年，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之一。目前有两处场馆同时开放，一个是1999年开放的嵩山路馆，另一个是2021年四月底开放的文翰街新馆。
白衣彩陶钵 仰韶文化 高21厘米 口径25.5厘米 郑州白庄采集
彩陶壶 仰韶文化 高20.0厘米 口径6.6厘米 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
青釉瓷尊 商代 高27厘米，口径27厘米 郑州十四中出土
饕餮乳钉纹铜方鼎 商代 高81厘米，口长55厘米，口宽53厘米，重75公斤
1982年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青铜器窖藏坑出土
"阝舌"铭凤纹提梁铜卣 西周 通高38.5厘米，口径15.5-12厘米，圈足径18.2-14.8厘米
1999年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洼刘出土
涡纹铜斝 商代 通高21.0厘米 口径17.5厘米 旧藏
举父丁鼎 商代晚期 高40.0厘米口径32.0厘米
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洼刘出土
云龙纹镜 唐代 直径19.6厘米 厚0.4厘米 郑州热电厂工地采集
蟠虺纹带盖铜盫 春秋 高18.0厘米 口径21.5厘米
尉氏河东公社周村沙岗出土
三彩镇墓兽 唐代 高37.0厘米 旧藏
菩萨石头像 唐代 残高42.0厘米
郑州荥阳大海寺遗址出土
扈文顋造石佛像 北魏 通高27.0厘米
郑州须水红石坡采集
花严菩萨石造像 唐代 通高185.0厘米 身高145.0厘米
郑州荥阳大海寺遗址出土
新郑市博物馆
位于新郑市区黄帝故里西侧300米处，是河南省县 （市）级规模最大、馆藏文物最多的博物馆。现存馆藏文物6万余件，其中三级以上文物4400余件。
裴李岗文化石磨盘、石磨棒 新石器时期 石磨盘长68厘米，高6厘米，石磨棒长58厘米
出土于新郑市裴里岗遗址
西周王作亲王铭铜鬲 西周 通高13.8厘米，口径18厘米
1977年新郑市唐户遗址出土
春秋铜列鼎 春秋 铜列鼎一套九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依次递减，谓之列鼎 出土于新郑市城市信用社
春秋铜列簋 春秋 铜列簋一套八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略有差别，谓之列簋 出土于新郑市城市信用社
春秋夔龙纹铜鬲 春秋 鬲一套九件 九件铜鬲扉棱分三类：
一类鸟首状，鸟冠偏上；
二类扉棱中间凸起尖棱；
三类扉棱竖边挺直。
除扉棱有别外，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略有差别
出土于新郑市城市信用社
春秋云雷纹龙形鋬四足铜匜 春秋
三彩牡丹枕 宋代
龙形谷纹佩 春秋 出土于新郑市岳庄村出土
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
位于郑州市金水区中州大道与连霍高速路交叉口东南角。大河村遗址博物馆是为保护大河村遗址而建立的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藏品中包括大量出土遗迹和遗物。
白衣彩陶盆，仰韶文化
白衣彩陶钵
砂质灰陶罐形鼎
鹿角刮削器
遗迹厅
展厅
河南自然博物馆
位于郑东新区金水东路18号。馆内收藏了省内外地质矿产、古生物、矿物标本3万多件。
“中华贝贝龙”恐龙化石产出自“西峡盆地”白垩系上白垩统高沟组地层中，距今约8600万年以前。
洛阳中原龙是我国目前唯一有确凿证据的结节龙类化石。复原后体长约5.6米。洛阳中原龙发现于河南省汝阳县刘店镇的上东沟组地层中，属于结节龙类甲龙。
河南栾川盗龙为中等大小的驰龙类恐龙，2007年发现于栾川县秋扒乡。肉食性，以小型动物如蜥蜴及哺乳动物为食。
河南发现最早的蜥蜴－郑氏天宇蜥
月氏人从何而来？大小月氏的区别是什么？月氏与贵霜帝国有何关系？
1982年，在甘肃省崇信县黄寨乡何湾村出土了一件新朝王莽时期的文物，名字是：“月氏”铭货泉铜母范，这是一件铸钱币的铜模具，模具底部刻了“月氏”二字，这个铜模具应该是王莽时期赐给月氏用来铸钱的模具。
1983年，在新疆巴里坤兰州湾发现了一处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些青铜器和陶器。
1991年，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樋口隆康来到西安西北大学作学术报告，其间樋口隆康问道：中国境内月氏的考古文化遗存在哪里？要知道，中国才是月氏的故乡。这一发问刺痛了西北大学的考古学家们。
2001年，西北大学考古学教授王建新率队再次来到新疆巴里坤兰州湾，经过研究专家推测这是一处月氏人的遗址。
2017年，王建新教授率队来到乌兹别克斯坦，与乌方组成联合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墓地发掘了52座古墓葬，出土了青铜器、陶器、铁器、海贝、串珠、骨器等文物，联合考古队认定遗址的时间在公元前2世纪末期至公元1世纪前期，并认定这批遗址属于西迁后的大月氏人的。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中国是月氏人的故乡，但是月氏人却一步步远离中原西迁到中亚一带，他们从何而来？又为何不断西迁呢？
一、月氏的来源
月氏是生活在中国西北的一支古老游牧民族，月氏没有文字，所以关于月氏的记载只能看中国的历史记载，根据中国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王国维的考证，月氏是《逸周书 王会》 中的记载的“禺氏”﹐西晋学者孔晁注解禺氏是生活在西北的戎夷。
《管子 揆度》中记载了禺氏产玉，而月氏传统的生活是在河西走廊、祁连山到敦煌以及新疆一带，所以被中原认为是产玉的地方，《周穆王游行记》中记载的“禺知”或“禺氏”，也通常被认为是月氏，月氏的拼音是yuè zhī或者ròu zhī，禺氏的拼音是yú zhī，上古读音有些类似，所以通常都被认为是月氏。
如果史记记载属实，那么从西周开始，月氏人就已经存在并生活在中国西北一带了，可能月氏人与华夏人一样古老，至少在西周时期就是华夏人一同生活了，由于月氏没有文字记载，没有人知道月氏人的准备来源。
根据出土在西域一带的木乃伊的DNA测试，也就是楼兰国附近的小河墓地中的古尸体检测所知，这些人大多是混血人，父系是欧洲人，母系是北亚人，因此推测月氏人也可能是混血人，毕竟古代不同族群之间早就产生了交流，还有不断的战争与不断的融合，基本上没有纯种人。
二、大月氏与小月氏的由来与区别
汉朝第一次听说月氏却是匈奴冒顿单于给汉文帝的信，冒顿单于在信中说匈奴已经灭亡了月氏，并且征服了西域包括楼兰、乌孙等26个国家。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最西边的疆域只到陇西郡一带，再往西就是河西走廊了，秦始皇没有向西扩张，反而把匈奴作为攻击的对象，命令大将蒙恬率领30万大军驱逐盘踞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匈奴，秦始皇肯定知道他的西边是有其他政权生存的，而这个政权就是月氏。
月氏最为强大的时候，是在秦末汉初，当时西北一带有三个最为强大的政权，分别是西边的月氏，盘踞在河西走廊及祁连山一带，东边的东胡，盘踞在山西、河北与内蒙古南部一带，中部的匈奴，盘踞在河套及蒙古高原一带。
匈奴还是头曼单于时期，月氏比匈奴还要强大，并且强迫匈奴头曼单于把儿子当人质送到月氏，头曼就把冒顿送到月氏，然后头曼发兵攻打月氏，月氏人很生气，就想杀了人质冒顿，结果冒顿自己找了匹马逃回了匈奴。
后来冒顿单于杀了自己的父亲头曼单于，成为匈奴新的单于，匈奴开始强大，冒顿单于以主动示弱的方法让东胡骄傲自大，首先向东灭亡了东胡，然后匈奴又向西打败了月氏，占据了河西走廊与祁连山，并且打通了西域，还臣服了26个西域国家。
月氏被打败后，其族人开始西迁，后来冒顿单于又派出右贤王攻打西迁的月氏，这个时候月氏人一分为二迁移了，第一部分向西迁移到伊犁河流域，这一部分被称为大月氏，另一部分向南迁移到今甘肃及青海一带，被称为小月氏，大、小月氏的区别就是迁移地不同，然后月氏就永久分裂了。
1、大月氏
大月氏因为打不过匈奴，又面对匈奴连年的战争威胁，只能一步步向西迁移，他们放弃河西走廊优良的牧场，经敦煌出玉门关向西，来到了伊犁河流域，并且打败了原本居住在此地的塞种人，塞种人属伊朗语支、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也就是白人的一种，月氏虽然打不过匈奴，但是打塞种人却是很轻松，然后大月氏占据了伊犁河流域。
伊犁河一半在中国，一半在哈萨克斯坦，当时的大月氏人就生活在这里，大月氏虽然打败了塞种人，迫使塞种人南迁，入侵了今印度与巴基斯坦，但仍然有一部分塞种人臣服月氏人仍然生活在伊犁河一带，双方进行了一次融合。
大月氏人在伊犁河居住后，匈奴并未放过月氏，后来匈奴联合乌孙人一起攻打大月氏，大月氏再一次被打败，于是伊犁河流域就被乌孙人占据，乌孙最早居住在敦煌与祁连山一带，被月氏人打败逃走，其首领的儿子被匈奴人收留，后来乌孙联合匈奴复仇，打败了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
大月氏人再次南迁，经过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交界地区费尔干纳盆地，来到了阿姆河北岸，到了公元前1世纪，大月氏继续向南迁移，并征服了阿姆河南岸的大夏，大夏就是巴克特里亚王国，也就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的部将的后裔所建立的国家，大夏是希腊化的白种人建立的国家。
之后大月氏人就在阿姆河流域一带建立了政权，其大致范围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南部以及阿富汗的北部，这里是中亚的咽喉地带，扼守南北，控制东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之后，大月氏人一直生活在这里，直到被后来的贵霜帝国所取代。关于大月氏人的故事，与汉朝、张骞及丝绸之路还有很重要的关系。
话说汉武帝准备与匈奴作战时，担心匈奴的强大，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盟友的原则，汉武帝从一个匈奴俘虏口中得知了大月氏是匈奴的敌人，匈奴抢了月氏的地盘，杀了月氏王，月氏被匈奴赶到西域一带，于是汉武帝派出了以张骞为首的使者团到西域寻找大月氏，并说服对方联合汉朝一起攻打匈奴。
张骞出发后，很快被匈奴俘虏，一关就是十年，后来张骞找机会逃走了，到达了大宛，大宛国王派人送张骞到达了康居，康居王又派出人送张骞到大月氏，张骞见到大月氏王，但是这个时候的大月氏生活在阿姆河一带，远离匈奴，不想再与匈奴为敌，只想安宁地生活。
张骞出使西域的目的是说服月氏与汉朝一起联合对付匈奴，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却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惊喜。这个惊喜就是：得知了西域广阔的世界，开拓了视野，并开辟了丝绸之路。也因为张骞的遭遇，让汉朝的史书详细地记载了西域的情况，包括大月氏的迁移史，否则后人都不知道大月氏人去了哪里。
2、小月氏
居然在河西走廊与祁连山一带的月氏人被匈奴打败后，一部分月氏投降了匈奴，成为匈奴的别部卢水胡的一部分，一部分月氏人投降了汉朝，与汉人交错居住，当时月氏的服装、饮食、语言与羌人差不多，《后汉书》对此有记载，更有一部分月氏人继续向南迁到了今甘肃及青海一带，这里属于羌人的生活区。
《后汉书 西羌传》：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
这里申明一点，匈奴也不是纯种民族，很多臣服于匈奴的其他民族，也被称为匈奴别部，比如东胡、鲜卑，都曾经是匈奴的别部，卢水胡的组成也非常复杂，有羌族、匈奴族、月氏族、羯族、氐族等等。
小月氏人在当地不断与其他民族混居，不断地混血，后来就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其他民族，比如《隋书》记载，昭武九姓就是小月氏人的后裔，昭武九姓分别是：康、安、曹、石、米、史、何、穆，昭武九姓在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带建立了很多政权，比如康国、曹国、石国等。
昭武九姓在隋唐时期非常活跃，唐朝后期逐渐消亡，融入了其他民族，小月氏的名字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并不是消亡了，而是融入了其他民族，比如汉族、匈奴族。
三、大月氏与贵霜帝国的关系
大月氏征服了大夏后，统治了阿姆河流域，为了方便统治，大月氏王分封了五个翕侯分管国事，分别是：休密翕侯、双靡翕侯、贵霜翕侯、肸顿翕侯、高附翕侯。
《后汉书 西域传》：初，月氏为匈奴所灭，遂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高附，凡五部翕侯。后百余岁，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又灭濮达、罽宾，悉有其国......月氏自此之后，最为富盛，诸国称之皆曰贵霜王。
从这段记载来，五翕侯是原大夏国贵族，不是月氏人，大月氏王把原来的大夏分为五个翕侯来管理，最后，贵霜翕侯强大起来，不仅兼并了其他四部，也把大月氏给吞并了，到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翕侯兼并其他四部，建立贵霜帝国，鼎盛时期，贵霜与大汉、安息、罗马并称世界四大帝国，其势力可见强大。
从这些记载来看，大月氏与贵霜帝国的关系应该是彼此融合了，也可以理解为大月氏与大夏融合了，双方通婚混血，形成利益共同体，贵霜严格来说，是大月氏与大夏的混血后裔，大月氏作为统治者，而五翕侯共同统治，后期贵霜强大起来，又取代了大月氏，但还是那群人，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到了东汉时期，班超征服西域的时候，贵霜帝国派出使者见到班超，向汉朝进献珍宝，并请求与汉朝和亲，结果被班超一口回绝，贵霜王很生气，于是派出大将率军七万攻打班超，班超避而不战，以消耗战来面对贵霜大军，结果没多久，贵霜将领顶不住，大败而回，而班超则威名大震。
中国考古学家在哪里发现了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
中国考古学家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拉巴特发现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
1月18日，新华社记者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了解到，以王建新教授为首的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2017年在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墓地发掘了52座墓葬，根据史料记载及墓葬文化特征专家初步判断，此处应为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文化遗存。图为2017年6月15日拍摄的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拉巴特一号墓地遗址区（资料照片）。
2017年7月1日拍摄的墓地出土的铁箭镞（资料照片）。
2016年6月3日，在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墓地，考古人员在现场发掘（资料照片）。
2016年5月20日，在乌兹别克斯坦拜松市拉巴特墓地，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考古人员在考古现场讨论（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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