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盐文化史,中美盐业谣言

盐业考古于20世纪初滥觞于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被引入日本，之后得到迅速发展。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盐业考古在我国却是个空白。

1999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四川成都平原及周边古代盐业的景观考古学研究”国际合作项目得以实施，这是首次在中国开展的一次重要的盐业考古实践，其历史作用不容低估。接下来，随着长江三峡忠县中坝遗址考古发掘的连续进行，中国的盐业考古终于拉开序幕，步入正轨。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忠县(洽甘)井河谷中坝遗址的发掘，揭示出一大批制盐遗迹，出土大批制盐遗物，展示了三峡地区上迄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20世纪，长达4500年的盐业发展编年史。其中，尤以先秦时期的制盐遗迹和遗物最为丰富。2006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举办的聚焦“四川盆地古代盐业的比较观察”国际学术会议上，著名的国际盐史专家傅汉斯教授强调：长江三峡(洽甘)井河谷的新发现填补了四川盆地史前盐业生产的资料空白，对于全面理解四川盐业的长期发展、特别是对了解史前时期的盐业考古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2000年，中美两国学者分别在美国加州大学和东亚考古学第二届年会上介绍了长江上游盐业考古调查和发掘的初步成果。当中坝遗址的田野工作结束以后，中外学者又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德国图宾根大学举办了两次有关中国盐业考古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其目的在于，希望研究世界其他区域制盐遗迹的考古专家能够关注中国的考古新发现，并尽快建立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合作群体，推进国际盐业考古与中国盐业考古进行比较研究。

可以说，“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古代盐业的景观考古学研究”奠定了中国盐业考古的第一块基石，其示范性效应引发了学界对盐业考古的兴趣和重视，从而让更多学者开始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领会到盐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由此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对盐业考古和盐史研究的全面推动。

2000年后，中国盐业考古的重心转向渤海湾南岸。2002年，北京大学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莱州湾和胶东半岛进行了全面的盐业考古调查，确认分布在莱州湾沿岸的大量遗址属于制盐产业性质，遗址中遗留的大量盔形器则是该地区一种特有的制盐器具。

接下来展开的一系列考古调查相继发现了大批先秦至宋元时期的制盐遗址群，每个遗址群又包含若干制盐作坊，从数十座到上百座不等，如此大规模的制盐遗址在世界范围内也极为罕见。通过对寿光、广饶、昌邑等地制盐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首次揭露出商代晚期、西周时期、东周时期和宋元时期的制盐作坊和大批制盐遗迹，研究者对商代晚期以来莱州湾地区的制盐作坊布局、制盐原料、制盐器具、工艺流程等有了深入的了解，该研究也因此荣获2009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进而引起中外学者对这一区域盐业考古的关注。

近些年来，中国的盐业考古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从东南沿海到华南地区，从西北、西南到长城沿线和东北地区，各地不断有新的发现，在很多方面填补了盐业考古的空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继长江三峡地区发现史前时期的制盐遗址后，在东南沿海的浙江宁波大榭岛再次发现属于钱山漾文化(距今4300—4000年)制作海盐的遗址，其成熟的工艺显示，当地的制盐产业很可能是从良渚文化(距今5300—4300年)延续发展下来的。这一新的发现彰显出盐业考古正在成为中国考古学中非常富有潜力的研究领域。

根据现有的考古证据，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在长江三峡、渤海湾沿岸和晋南解池等盐业资源丰饶之地就已经存在制盐产业和相关的贸易活动。但是，只有当盐业生产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才能被考古学家所观察到。也就是说，中国早期的盐业开发和利用可向前推进至更早的史前时期。

事实也确实如此，由于早年缺乏盐业考古知识，无法辨识制盐遗迹和遗物的特殊形态。如今，研究人员通过十余年盐业考古的实践、反思和比较研究，对以往一些考古发现的内涵有了新的理解，如广东珠海宝镜湾遗址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棍”、淇澳岛东澳湾商周时期的炉灶遗迹等应属于制盐产业的遗留；对香港海岸沙丘遗址早年发掘的一批南朝至唐代窑炉的再研究，也得出了新的认识。可以说，这些都是在长江三峡盐业考古示范效应下取得的研究成果。

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四川成都平原、四川盐源、云南滇池周边、江西清江盆地等显露出的一些蛛丝马迹，正亟待加强盐业考古调查研究加以证实。

可以说，短短20余年，中国的盐业考古展现出极为迅猛的发展势头，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不仅迅速填补了中国盐业考古的空白，创建了一个新的考古分支学科，也迅速弥补并缩短了我国与国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巨大差距。如果今天重新撰写一部中国盐业史，各地出土的大量实物资料将使这部著述更加鲜活、充实、生动和富有生命力。

(李水城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

来源： 科技日报

概述195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及现状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 ，仅裴文中于1947～1948年前往甘肃、青海进行过史前遗址的调查。从1928～1948年，经过20年的发展 ，中国考古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初具规模。尽管田野考古工作主要限于周口店、殷墟以及黄河流域和长江下游的史前遗址，未能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终于摸索出了一套适合中国特点的田野工作方法，积累了一批通过正规发掘获得的科学资料，并出版了《西阴村史前遗存》（李济）、《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裴文中） 、《城子崖》（梁思永等） 、《良渚》（施更昕）、《斗鸡台沟东区墓葬》（苏秉琦）、《罗布淖尔考古记》（黄文弼）等着作，以及《安阳发掘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等刊物 。尹达在延安期间 ，撰写了《中国原始社会》一书。这段时间，有些学者对甲骨、金文、简牍、墓志等铭刻资料进行了研究，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郭沫若旅居日本时所着《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书，为甲骨、金文的研究作出卓越贡献。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对甲骨学研究也有较大推进。
　　50和60年代前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黄河、长江流域的部分省级文物单位，对史前时期的半坡遗址、北首岭遗址、庙底沟遗址、大汶口墓地、屈家岭遗址、北阴阳营遗址，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郑州商代遗址、丰镐遗址、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以及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和其他重要遗址，分别进行规模较大的发掘。但大面积揭露的遗址尚不甚多，各地田野工作的发展不平衡。近年来，几乎每个省都曾选择保存较好的史前遗址进行重点发掘。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仍然较多，近年揭露面积一两千平方米以上的遗址不下10余处，其中姜寨遗址和大地湾遗址已发掘一两万平方米，分别发现一二百座房基。王因遗址和陶寺遗址则发掘了八九百座墓葬，柳湾墓地多达1500座 。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 ，也有多处遗址发掘，面积在数百平方米以上，关庙山遗址、河姆渡遗址、草鞋山遗址和石峡遗址曾发掘一两千平方米。工作量最薄弱的西南边疆和北方沙漠草原地带，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例如西藏昌都的卡若遗址就揭露了数十座房基。各地在此期间大面积发掘和勘察的重要遗址还有：登封王城岗城堡、淮阳平粮台城堡、二里头宫殿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黄陂盘龙城遗址、周原遗址、纪南城遗址、曲阜鲁城遗址、凤翔秦国宗庙遗址、居延烽燧遗址，以及汉唐两京的某些遗址。还发掘许多结构复杂、埋葬丰富的大型墓葬，例如随州曾侯乙墓、平山中山王墓、广州南越王墓、 马王堆汉墓、满城汉墓，以及范围很大的秦兵马俑坑等。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工作规模之大，都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田野考古更加完善，已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50年代初期，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第一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曾被西方考古学家誉为考古发掘方法的新进步。多年来，中国的细致考古发掘，一直得到国际考古学界的广泛好评。考古工作者进行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比较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进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它们的整体规划，先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再以城门为基点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至于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提供的线索，根据地面现存的古代建筑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也能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在清理许多大型墓葬的过程中，妥善地处理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较好地保存下来；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的矿场、铸铜和冶炼作坊、烧制砖瓦和陶瓷器的窑址，以及造船工场、沉船、桥梁等。这些情况说明，中国的田野考古已经真正成为科学化的学术研究工作。

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阶段

东汉（1～2世纪）时已有“古学”的名称。《后汉书》中说马融“传古学”，贾逵“为古学”，桓谭“好古学”，郑兴“长于古学”，这里所谓“古学”是专指研究古文经学，实际也包括古文字学。
北宋中叶(11世纪),“考古”一词最早见于宋代吕大临著《考古图》，收集了一些青铜器，画有器物形状，注明收藏者、出土地点及器物尺寸、铭文拓本等。后来还有一些书也按照这种模式编排。从而产生了“金石学”诞生,其研究对象限于古代的“吉金”（青铜彝器）和石刻。
清乾隆（1736）、嘉庆（1796）年间，由于帝王比较偏爱，“金石学”比较兴盛。这时的金石学已发展到了考证经史、注释说文的程度，并且出现了所谓的“乾嘉学派”。金石学的研究对象从铜器、石刻扩大到其他各种古物，所以有人主张将金石学改称为“古器物学”。
到了清末，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派人到中国搞考古调查，掠夺了中国的珍贵文物，也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考古学带到了中国。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仰韶村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次发掘使西方的考古方法传到了中国，从此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揭开了以田野考古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的新篇章。这样就打破了以往单一依据文献来研究历史的旧史学传统，打破了金石学传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1921年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开始。
到了1926年，中国人开始自己独立主持考古发掘工地（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的发掘）。
1931年和1938年出版的《辞源》和《辞海》里，出现了“考古”这个辞条。
一、考古学的诞生与初步发展（1921-1948）
1、1921年，安特生主持的仰韶村发掘；
1926年，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发掘。第一次由中国学者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
2、1931年，梁思永揭示出后岗三叠层；
3、1948年，苏秉琦发表《瓦鬲的研究》；
二、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建国后）
1、1959年，夏鼐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
2、1975年，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学术讲演；
3、1985年，苏秉琦发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试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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