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15日电 题：王巍：最近10年，中国考古学迎来真正的黄金时代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倪伟
“五千年中华文明”在中国人的认知里根深蒂固。从孙中山时代就提出的五千年文明之说，到1979年出版的国民儿童读物《上下五千年》，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种观念的塑造。
国民儿童读物《上下五千年》自1979年首次出版以来风靡了近半个世纪，促进了“五千年中华文明”观念的塑造。苏楷泽 摄
然而一百年来，“五千年中华文明”始终面临着科学的审视。寻找切实可信的中华文明之源，成为数代学人的情结和使命。19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文明起源就是最为关键的课题之一。后来不断出现的远古遗迹，持续为这个问题提供论据，一步步催生中华文明起源的理论。中国考古百年，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三代考古由此成为最迷人战场之一，造就了几代大师。
世纪之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以前所未有的20个学科、400多位学者的力量，研究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大脉络。这一迄今中国考古领域规模最大、参与学科最多的综合研究工程启动至今的20年，恰好覆盖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考古生涯的后一半。
“我觉得这20年，尤其最近10年，应该说中国考古学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王巍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时表示，真的是很幸运，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20年文明探源工程在整个中国考古行业发展中有怎样的重要性？
王巍：探源工程20年是中国考古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也是一个最好的时期。我们的目标聚焦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这个超大型的课题，聚焦在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基础。原来往往是一个遗址、一类器物的研究，但有一个大的工程引领之后，每个遗址都有一个共同的大目标，也有自己的小目标。
我觉得工程最大的意义所在，就是形成了集群力量，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学中广泛应用。另外一点，我们进行文明研究，不能不研究外来文明因素，这就要关注其他文明。我们试图提出中国方案的时候，要兼顾其他文明；我们与世界文明进行比较研究的时候，更要了解其他文明。所以我们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世界，也推动了中国考古“走出去”。最近10年，中国已有30多支队伍到20多个国家开展考古，大大扩展了国际视野，提升了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影响力。
这20年，尤其最近10年，中国考古学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我的40年考古经历中，后20年集中在文明探源工程，最近10年又带了几次考古队到国外，真的是很幸运，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蓬勃发展。
入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河南西坡遗址考古发掘。孙猛 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你在总结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形成的认识时，区分了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阶段，认为中华文明起源在8000年前，形成于5000多年前。这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说法做了新的阐释和补充，8000年前发生了什么？
王巍：距今8000年到6000年是全球范围的气候大暖期。古环境研究表明，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的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的华南。这个时期农业促使人口增长、村落增加、手工业发展和社会进步。距今8000年前淮河上游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先民已经掌握了种植水稻、饲养家猪、酿酒、制作绿松石器的技术，还发明了可以演奏乐曲的七孔骨笛。在贾湖和内蒙古赤峰兴隆洼等遗址，出现极少数规模较大、随葬玉器或绿松石器的墓葬，说明社会已经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开启了文明起源的进程。
8000多岁的贾湖骨笛。王中举 摄
这次我们提出一对重要的概念，就是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中华5000年文明并非虚言，是历史的真实，但一些学者和社会人士也提出，中华文明不止5000年，8000年前贾湖遗址的龟甲上已经有契刻符号，还用骨笛演奏音乐，这难道不是文明吗？我们意识到，必须澄清模糊认识。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把“形成”专门提出来，就是5000年前。相对来说，大家对起源阶段的认识比较模糊，但把形成阶段单独区分出来就比较明确了。
探源工程目前为止聚焦的还是距今5500年至3500年时间段，最重要的观点，就是5000多年前进入文明社会，这是关键的关键。但文明不是某一天突然形成的，是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逐步发展的结果。未来文明探源继续开展下去，我们也希望能够把上限提前到8000年，对前面这3000年也开展研究。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两千年范围里，还有什么你觉得需要继续去探索的问题？
王巍：太多了，还有很多历史谜团。比如文字的问题，夏代到底有没有文字，甚至夏王朝历史的确认。还有没有更早期的文字，比如说8000年前贾湖遗址龟甲上刻画的符号，跟甲骨文同属方块符号系统，中间5000年的间隔到底怎么来看？还有像红山文化，还欠缺一些诸如都城、宫殿等其他关键证据，是不是能够填补起来？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努力的空间。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的红山文化重要遗址——兴隆沟遗址“中华祖神”出土地，出土原址立有1：1比例复制的敖汉整身陶人像。孙自法 摄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长远来看，你觉得文明探源工程还有哪些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强？
王巍：第一是拓展研究范围。原来是距今5500年至3500年，建议拓展到接近8000年开始，因为8000年确实是文化发展、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的时期。下限从距今3500年延伸到2800年，延伸到西周晚期，因为我们多元一体的格局和周代礼制的形成，在那时才应该说到了基本完备的阶段。空间上继续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主，但建议东北、西北、东南、西南都应该扩展进来。因为等到商周时期，这些区域陆陆续续都融入以中原王朝为引领的大格局之中，再后面到秦汉时期就完成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2022年6月28日，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8号坑考古发掘工作正有序开展。图为8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张浪 摄
再一个建议，就是大大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度。自然科学已经大力推动了工程进展，但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还不够。未来研究任务绝不只是考古学和自然科学结合就能够解决，包括文明的特质、文明的路向等等。所以各种人文社科的参与势在必行。
第三个建议是要加强世界文明的比较研究。没有充分的比较，我们自己的文明特质很难准确全面地概括。
最后就是成果的转化和转播，让我们的成果为国际学界接受认可，为炎黄子孙增强民族自信。这几个方面是当务之急。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某些地方一直以来有一种趋势，把一些考古遗址与神话传说对应起来。比如三皇五帝、尧舜禹的传说，为他们寻找故乡、传说地点等等，将这种非学术的比附也当作对文明的探寻，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王巍：应该从考古的实际资料出发，做好本地文化发展的序列，以及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进程的研究。
但与此同时，古史传说、民间传说应该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比如说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在4300年至4100年前的晋南，出现了一系列王权的证据，甚至有观测时令节气的观象台。这跟《尚书·尧典》的记载是十分吻合的。所以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就是尧的都城，因为时间、空间、规模、性质、内涵等方面都高度吻合。再比如山西运城夏县师村遗址，发现了6000多年前石雕和陶制的蚕蛹，非常形象。当地有很多嫘祖的传说，传说嫘祖是黄帝的妻子，发明了养蚕缫丝。在嫘祖传说非常盛行的地方，确实出现了6000多年前的石雕、陶制蚕蛹，恐怕不能完全用偶然来解释，最起码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山西陶寺遗址上复原的观象台。孙自法 摄
师村遗址出土的石制与陶制蚕蛹。(拼接图片)国家文物局供图
所以五帝时代绝不是虚无缥缈的，我们的任务就是通过考古发掘来验证、辨析。不能一概以古史传说代替历史，但也不能一概否认，尤其是后者。现在有了大量的发现，我们的任务不是用考古发现去“证实”古史传说，是要以考古发现去“检验”古史传说，分析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完)
王巍的研究经历
1982年3月至1987年6月，参加并参与主持北京郊区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和墓地的发掘。 1988年至1990年，先后参加了日本奈良市平城京奈良时代贵族邸宅──长屋王邸宅、奈良县藤之木古坟和里山遗址、千叶县于下贝丘遗址等考古发掘。
1996年至2000年，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克商”及“西周各王在位年数”课题中“琉璃河西周都城和墓葬的年代学研究”的专题研究。
1996年～1998年主持河南偃师商城宫城的发掘。首次发现了商代前期的前后三进院落的宫殿建筑，被评为国家文物局优秀发掘工地二等奖。与同志们一道，在该商城中新发现了一座内城，将中国古代择中立宫和中轴线的制度上溯了数百年。该发现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考古学界一致认为，偃师商城的一系列新发现为夏商文化和年代分界提供了可靠的界标。该发现被评为1997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2000年，主持陕西周原西周宫殿基址的发掘，首次发现一组东西对称的西周宗庙建筑，为研究西周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新资料。被评为国家文物局优秀发掘工地三等奖 2000年9月起，作为第一主持人，主持院重大课题“黄河中下游古代生态环境与人类生活方式和文明演进关系研究”。这是我国首次系统地多学科结合研究古代人类生活和历史的发展与环境变迁关系的项目，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
2001年，主持院重大课题“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2002年4月，被任命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的课题组长。 王巍曾先后于1987年10月～1990年9月、1995年4月～1996年3月两次赴日本留学，共计四年：先后在日本奈良县立僵原考古研究所、日本茨城大学人文学部考古研究室、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考古研究室作研修生、客座研究员或访问学者。
在日本期间，参加过日本奈良县藤之木古坟、奈良平城京遗址等在日本考古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墓葬和都城的发掘。王巍在国际考古学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他曾先后十余次应邀参加在德国、日本、韩国召开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他还先后应邀在日本、韩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的二十多所大学或研究机构作过学术讲演，讲演的内容主要有：中国乃至东亚地区古代文明的起源、东亚地区古代王权与国家的形成过程、东亚地区史前时期环境的变迁与稻作、粟作农业的起源、中国商周时期的环境变化与北方部族的南下的关系、东亚地区古代文明重要载体的青铜器和铁器传播与交流等等。听众最多时达1000多人。国内外新闻媒体曾多次对他进行专访。
王巍的个人履历
1954年5月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1970至1977年，先后在吉林省农安县农村插队，长春市锅炉厂当工人，长春市基层机关当干部。
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78年3月，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1982年2月，由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被分配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工作。
1995年1月以《从中国看邪马台国和倭政权》一书获得日本九州大学文学（人文）博士学位。
1995年4月至1996年3月，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作访问学者，撰写第2个博士学位论文——《东亚地区古代铁器和冶铁术的传播与交流》。
1996年7月，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第一个获得中日两个博士学位的考古学家。
1992年，晋升为副研究员。
1997年晋升为研究员。
1999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专家，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还分别于2001被授予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2006年被授予美洲考古学会终身外籍院士。
2011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2013年2月，当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是本届全国人大近三千位人大代表中唯一的考古学家，也是继夏鼐先生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产生的第二位成为人大代表的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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