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介中国考古学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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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把我国的考古工作从“一项重要文化事业”提升到了“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这样一个崭新的高度。
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项目中方执行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贾笑冰认为，这一提升，是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的深化和具体化，指出了考古工作在加强文化自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入进行理论探索，增强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的影响力、话语权。要运用我国考古成果和历史研究成果，通过交流研讨等方式，向国际社会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讲清楚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
贾笑冰表示，作为中国考古界第一支在另外一个古老文明中心埃及做发掘研究的考古队成员，他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有感触，也深受鼓舞。
把中国考古学和重大考古成果推向世界
由于安全局势混乱，埃及考古发掘曾一度遭受了忽视、掠夺和侵占。直到2013年之后，随着埃及局势逐渐恢复稳定，埃及的考古发掘重新步入正轨，并同世界各国拓展了考古合作，其中就有与中国考古队的密切合作。中埃同为文明古国，两国考古合作不仅有助于埃及古代文明的发掘，也成为推介中国考古学成就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平台。
2018年11月，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一期工程开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贾笑冰介绍，到目前为止，中埃联合孟图神庙区考古发掘项目已经进行了两个工作季度的清理和发掘工作。在两年多的联合考古工作中，双方考古队共同合作，相互介绍对方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增进了相互了解，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贾笑冰认为，在同国际学术界交流的过程中，需要从两个方面着力。首先要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考古学推向世界，使之成为世界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中国从考古大国到考古强国的转变，争取在世界考古学界中的话语权，构建话语体系。同时更要把中国重大考古成果推向世界，让世界上更多的学者、更多的人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了解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具体到正在从事的中埃合作发掘与研究古代埃及文明的工作，贾笑冰认为，从认识客体角度讲，中埃两国均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其文明的特征、起源与发展的道路、机制又有所不同。加强、加深古代文明的相互了解和对比研究，才能够做到文明互鉴，总结历史经验，借以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从认识主体角度看，从事两大古文明发掘与研究工作的学者在理念、方法和范式上也存在区别，更需要尝试把中国考古学的理念、方法用于埃及考古学的研究中，产生新的切入点、新的研究角度，从而推动埃及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以文明交流互鉴加深世界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
埃及文物部部长哈立德·阿纳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埃及的考古任务进展顺利，“我希望这只是大量类似的中埃考古合作的开始。”阿纳尼强调说，开罗欢迎更多的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该国开展工作，两国的考古专家可以借此机会增进了解，促进两国文明交流互鉴。
埃及主流媒体《财经新闻》刊文表示，首次与中国考古代表团在埃及进行的考古合作获得了成功，为中东其他国家同中国开展考古合作提供了很好的榜样。文章称，中国在资金、技术、考古人文等领域具有优势，中阿考古合作前景广阔。
近几十年来，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中，中东地区遭受了连续的动荡、冲突和战争。由于中东地区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持，许多古迹都遭到了自然或人为破坏，面临严重危机。伊拉克旅游和文物事务部副部长盖斯·侯赛因·拉希德曾表示，希望与中方在考古合作领域取得进展，特别是恐怖分子在摩苏尔炸毁数座古迹后，中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修复方面的丰富经验是两国合作的天然优势。
此外，中国和包括埃及在内的阿拉伯国家在博物馆交流方面也成果丰硕。2018年年底，沙特利雅得国家博物馆举办了“中国的宝藏”展览，展品包括200件中国文物，向阿拉伯世界展示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古老遗产，其中包括多件在中国境外首次展出的稀有珍品。中沙双方还共同签署了合作协议，包括考古研究合作、文物展览和博物馆合作等内容。
贾笑冰指出，下一步的工作是要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除加强中埃双方合作，做好埃及古代文明的发掘与研究之外，还要重点推动在埃及设立“中国埃及考古学研究中心”，把中心打造成中国埃及考古学研究的前沿基地，打造成向埃及以及世界考古学推介中国考古学重大成果和中华文明的重要窗口，并以该中心为依托，不定期开展“世界古代文明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不断加深对当今中国的认知和理解。
埃及新近重大考古发现引关注
中埃考古合作项目位于埃及南部的卢克索，卢克索是世界上闻名遐迩的历史古城，享有“世界上最大露天博物馆”的美誉，它拥有卡尔纳克神庙、卢克索神庙以及帝王谷、王后谷等考古资源，堪称埃及古文明的精华所在，也被媒体誉为全球考古学的“前沿”。
除了卢克索，埃及北部尼罗河三角洲地带的古埃及首都孟菲斯也是古埃及文明灿烂、考古资源十分丰富的地方。埃及旅游和文物部近日宣布，埃及考古队在孟菲斯遗址的一个单独墓穴中发掘出59具距今约2500年的木棺，其外表的彩绘依然鲜艳，成为埃及近几十年来最重大的考古成果之一。
9月初，埃及考古队在吉萨省塞加拉地区地下约10米深处发现了一座从未遭破坏的墓穴。负责考古发掘的总干事萨布里·法拉格介绍，考古队首先清除了瓦砾，然后将竖井放置在地下10、12和13米处，最终确定棺材的具体位置。考古专家表示，据推测，该墓穴建于普萨美提克一世开创的古埃及第二十六王朝时期，是公元前525年古埃及被波斯帝国征服之前统治埃及的最后一个王朝。在普萨美提克一世统治期间，埃及第二十六王朝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他鼓励在埃及复兴旧王国(公元前2575年至公元前2130年)的宗教和艺术，因此其墓葬品精致优雅，体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
塞加拉地区遗址是古埃及首都孟菲斯的一部分。孟菲斯遗址包括吉萨、塞加拉、阿布西尔等38个金字塔遗址，也是从古埃及第一王朝至古罗马时期共9000多个纪念碑和墓穴的所在地。孟菲斯遗址及其墓地于197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近一年间，塞加拉地区遗址出土了一些非凡的瑰宝，包括石灰石和木制棺材、稀有木乃伊猫和木乃伊甲虫。最近还发现了古埃及神奈弗勒姆的雕像和装饰有象形文字的木制方尖碑。
根据埃及旅游和文物部官方声明，出土棺材状况良好，保留了其原始颜色。根据初步研究，这些棺材属于牧师、政界高层人物和当时社会的杰出人物。到目前为止，考古队仅发现了30%的塞加拉文物，其余70%仍被掩埋。埃及科学技术大学考古与旅游指导学院副院长易卜拉欣·艾德表示，塞加拉地区的这一巨大发现将吸引全世界对埃及的关注，这不仅是因为发现了珍贵的棺材和雕像，也是因为这将揭开神秘埃及文明的面纱。
(本报开罗10月19日电 本报驻开罗记者 肖天祎)
来源：光明日报
走进陕西考古博物馆：探寻陕西考古事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新建成的陕西考古博物馆门前，有一座特殊的桥梁，被称为“考古桥”。在桥面上，每走几步，便会看到几行文字，记录着陕西考古界的重大事件。公元前58年，美阳得鼎，张敞释文。陕西考古的历史从这里开始——
陕西考古博物馆是全国首座考古学科专题博物馆，不仅展示了考古学的相关知识，还追溯了陕西考古事业的历史。
在《汉书·郊祀志》中记载：西汉宣帝神爵四年（公元前58年），在美阳（宝鸡市扶风县）出土了一件铜鼎。此鼎被献入宫中，无人能够辨识鼎内的铭文。最后，太中大夫张敞将这些铭文释读出来，可见他有扎实的青铜器鉴定和金文识读能力，成为古代正史中记录不多的金石学人才。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金石学形成于北宋时期，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他的学生曾巩在《金石录》中最早提出“金石”一词。清代，王鸣盛等人正式提出“金石之学”的名称。
古代，陕西省内的吕大临是金石学的集大成者，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的鼻祖”。元祐七年（1092），吕大临编著《考古图》成书，系统地著录了当时宫廷和私家收藏的古代铜器和玉器，对每件器物都精细地摹绘图形和款识，记录尺寸、容量、重量等信息，并尽可能注明出土地和收藏处。
2006年3月至2009年12月，考古工作者对西安市蓝田县五里头村北宋吕氏家族墓地进行发掘，总共清理墓葬29座，出土遗物700余件。基本可以确定，吕大临的墓也在其中。
二十世纪初期，欧美、东亚和我国学者在陕西省境内开展一系列早期考古游历和探险活动。1898年，意大利人吉利欧里在延安采集长方形有孔石刀，日本人关野贞、冢本靖、桑原骘藏、宇野哲人、足立喜六和法国人沙畹、色伽兰、德日进、桑志华等人曾经在陕西省开展考古调查，留下大量珍贵的文字和图像资料。
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进行地质调查期间，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文化层、彩陶片和石器等历史遗存，拉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随后，国内学术团体纷纷成立，陆续来到陕西省开展考古工作，为这里的考古学发展积累经验。民国期间，西京筹备委员会、国立北平研究院、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陕西考古学会、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育部艺术文化考察团、西北史地考察团等机构和团体先后在陕西开展文物调查工作。
1940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部组建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艺术文物考察团，运用摄影、临摹、拓印、复制、测绘、记录、模铸等较为完备的方式收集陕西省在内的西北地区文物古迹资料。
从1934年至1937年，在陕西考古会徐旭生等人的带领之下，对宝鸡斗鸡台遗址进行三次考古发掘，清理周、秦、西汉等时期的墓葬45座、车马坑1座和新石器时代居住遗址等，不仅是中国考古学初步发展时期最重要的发掘项目之一，也是陕西现代考古的开端，培养一批优秀的考古学者。
在斗鸡台的考古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采用分区“探方式”发掘法、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编号法撰写发掘日志、规范记录等手段，并且确立以探沟西南角为度量标点测量遗址三维坐标的做法。后来，参加第二、三次考古发掘的苏秉琦，整理出版《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和《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图说》。
在《斗鸡台沟东区墓葬》附录《瓦鬲的研究》一文，苏秉琦从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出土的陶鬲中，总结出来了一套器物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标志着现代考古的类型学方法在中国正式起步。因此，苏秉琦被称为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战争中断多年的考古学逐渐恢复，国家非常重视治水修路、建厂立校、农田水利等基础工程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同时，国家文物保护法令陆续颁布，各级考古科研机构和高校考古专业相继设立，持续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成为常态，追溯远古氏族部落社会的基本形态，史学视野下的科研性考古全面启动。
1954年至1957年，在石兴邦负责下，对西安市半坡遗址进行五次考古发掘，通过大面积揭露和仔细研究分析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发现环壕、房屋、窖穴、陶窑、墓葬等丰富的遗迹，出土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上万件。同时，确认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半坡晚期类型，构成渭水流域和陕晋豫地区仰韶文化从早到晚的基本序列：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半坡晚期类型。
1974年3月，临潼县村民在打井的时候，在秦始皇陵东侧偶然发现兵马俑坑。随后，考古工作者对这里的三座兵马俑坑进行发掘，出土大量秦代的陶俑、陶马、战车和兵器等，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在西安召开，陕西考古学和中国考古学迎来崭新的春天。改革开放以来，陕西考古事业快速发展，重大考古发现不断涌现，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乾陵博物馆、法门寺博物馆、耀州窑博物馆、汉阳陵博物院、梁带村芮国博物馆等博物馆成为展现陕西历史文化的窗口。
1982年，陕西考古学会在西安成立并举办首届年会，参加大会的有省内从事考古研究、教学和文物工作的会员102名。同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主办的《考古与文物》、半坡博物馆主办的《史前研究》、陕西省文物局主办的《文博》等学术期刊先后创办，成为陕西省内外文博考古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
进入21世纪，中国考古事业肩负起“文化强国”的使命，以“大遗址考古引领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为契机，陕西考古事业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目前，陕西省推进15处大遗址考古，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推动考古学科向着理论多元化、方法多样化、技术现代化发展，先后有40余个考古项目获“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田野考古奖”“中国考古新发现”“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等荣誉。
近年，陕西考古事业向国际化发展，秉承“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合作原则，在文物保护科技和考古合作发掘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成为中国文明史、东方社会史和世界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阵地。
目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积极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先后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瑞士、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知名高校与文博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化因互鉴而丰富。
从公元前58年，美阳得鼎，张敞释文；到1934年，陕西现代考古事业在宝鸡斗鸡台遗址起步；再到2022年，陕西考古博物馆在秦岭山脚下对外开放。陕西考古事业积淀2000多年的文化底蕴，传承将近100年的科研精神，开启未来考古学的新篇章。
中国考古学的介绍
中国作为世界上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 ，很早就有学者注意进行古代遗迹的考察和古代遗物的研究。具有一定学术系统的金石学，产生于1000年前的北宋，到清代更为发达，形成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较迟。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和30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的探险家、考察队，潜入中国边疆地区活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各个地区，逐步建立起中国考古学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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