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记载，唐代渤海靺鞨首领大祚荣在契丹营州之乱后，率众东奔，在东牟山筑城居之。传世文献对相关史事的记述极为简略，且歧异别出。《旧唐书》《册府元龟》等书称东牟山在桂娄故地；《新唐书》《五代会要》称东牟山在挹娄故地。此外，再无其他可以直接判断两说是非的资料。尽管如此，这也成为历史学和考古学界思考渤海政权早期政治中心的唯一文献线索，相关研究都无法回避对东牟山地望的讨论，多各依《新唐书》《旧唐书》立论，诸说并存，皆无法证实。考古新发现在东牟山地望与渤海政权早期政治中心的探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断揭示新线索，引发新的争论。
首先，关于东牟山地望的记述，最早见于元明《一统志》。元明《一统志》系统采信《新唐书》“挹娄故地”说，并受《辽史·地理志》渤海侨置州县记述的影响，认为东牟山就在沈阳（元称沈阳路，明称沈阳卫）。《满洲源流考》卷一一引《元一统志》：“沈阳路，本挹娄故地。渤海建定理府，都督沈、定二州。此为沈州地……沈州为兴辽军，又更昭德”，“东牟山在沈阳路挹娄故地”。《明一统志》称“东牟山在沈阳卫东二十里，唐高宗平高丽，渤海大氏以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即此”。杨保隆《新旧唐书“渤海传”考辨》（《学习与探索》1984年第2期）认为大祚荣部众先东保桂娄故地，据东牟山；其后才于牡丹江上游的挹娄故地建立震国。他认为沈阳东郊的天柱山在明以前就叫做东牟山，当是大祚荣“分王高丽故地”的东牟山。
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发展，传世元明《一统志》的古典论说成为少数派，近代以来形成了以敦化龙头山为中心的考古—文献二重证据链，敦化地区牡丹江上游诸说渐居主流。
其次，东牟山在敦化地区牡丹江上游诸说。经过考古—文献二重证据结合的推进，该说成为目前较为主流的说法。该说多采信“挹娄故地”之说进行史地的推断，形成不同的观点。
其一，李氏朝鲜实学家丁若镛在《我邦疆域考》卷五中提出：“中京者，所谓旧国也，在上京之南三百里，东牟山之下……今镜泊湖之南二百里有额敦山，其高六十里，正在虎儿哈河之西，此域是东牟山也……此或是奥娄河树壁之处也，中京在此地。”其附《渤海国图》将东牟山标注在今敦化西南牡丹岭一带，大致与清代额敦山的位置相合。丁若镛之说流传不广，在敦化与牡丹江上游诸说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敖东城—六顶山说。
其二，东牟山在敦化敖东城之说。曹廷杰在《东三省舆地图说·渤海建国地方考》中云：“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则徙至挹娄国境内，在今奉天界。……自万岁通天丙申至先天壬子，共十七年。舍利齐齐克仲象父子渡辽水，辟地五千里，以所统为呼尔罕州，应由今奉天渡东辽水至吉林鄂多哩城（敖东城）建国。”曹廷杰仍承袭“沈阳”为东牟山之说，但他关于渤海立国之地在敦化的观点影响极大。后世多据此在敦化敖东城附近寻找东牟山，甚至有学者误认为曹廷杰首倡东牟山在敖东城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敦化敖东城附近的六顶山古墓群发现了渤海早期贵族墓群，出土了贞惠公主墓志铭（王承礼、曹正榕《吉林敦化六顶山渤海古墓》，《考古》1961年第6期），对牡丹江上游考古遗址进行了初步调查（如王承礼《吉林敦化牡丹江上游渤海遗址调查记》，《考古》1962年第11期等）。这些都使得学界认为六顶山及其附近地区是渤海早期政治中心，进一步巩固了曹廷杰观点的考古资料基础，此后的研究几乎都是在探讨这一地区的哪座遗址所在地是东牟山。《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据考古发现，认定东牟山就是六顶山和敦化城附近的某座山城。20世纪80年代，刘忠义《东牟山城在哪里》（《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4期）和刘忠义、冯庆余《渤海东牟山考》（《松辽学刊》1984年第1期）两文结合方位、里程、自然环境与文献记述、实地调查，提出敦化城山子山城是东牟山，这一观点一度被学界普遍接受。
最后，采信《旧唐书》系统“桂娄故地”说，认为东牟山在延吉盆地。这种说法在早期并不占优势。随着近年东北图们江流域考古的深入发展，逐渐在解构先前敦化说的二重证据链，东牟山在延吉盆地说再次受到关注，相关争论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早年历史学者曾提出相关假说。鸟山喜一《渤海史上诸问题》（《渤海史上の諸問題》，風間書房1968年版）结合“桂娄”历史地理渊源，与“太白山东北”等文献记述，认为渤海政权早期的政治中心当在延吉盆地海浪河的西古城子，东牟山也应在其附近寻找。王禹浪、都永浩《渤海东牟山考辨》（《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2期）认为东牟山在今吉林延边磨盘村山城（旧称城子山山城），并提出忽汗水、奥娄河分别是今延边的布尔哈通河与海兰江。此说多据文献记述大胆假设，并未动摇东牟山在挹娄故地敦化之说。
21世纪以来，随着渤海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日益深入，发现延吉盆地及周边地区渤海早期历史遗迹远较敦化“渤海遗址”更为丰富，尤其是和龙西古城遗址、延边磨盘村山城遗址先后于2002年、2020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才真正动摇东牟山及渤海早期政治中心在敦化的普遍认识。
这种转变也经历了一个认知的过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2002—2003年对敦化敖东城与永胜遗址进行发掘，发现这些“渤海遗址”实际与渤海早期都城没有关系，它们更多是金代遗迹。（《吉林敦化敖东城及永胜遗址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004—2005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在延吉盆地范围内和龙市龙海王室贵族墓区发掘（《吉林和龙市龙海渤海王室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6期）。2010年，吉林省文物局组织对延边地区古代边墙遗址进行发掘，认为其形成于渤海政权早期，是为对抗靺鞨部族而修建的。（吉林省文物局《吉林省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版）更为重要的是，2013—2020年，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延吉与图们交界处的磨盘村山城进行连续8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确认该遗址早期文化阶段大致在7—8世纪，且遗存规格等级高，年代与城墙始建年代相当。推测该地与大祚荣东奔，据东牟山居之的立国之地有关。（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文荣、徐廷执笔）：《吉林省图们市磨盘村山城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20年12月4日第7版）
王培新近年充分关注到延吉盆地渤海文化遗址新发现，认为学界普遍认可的渤海早期王城在敦化之说，主要是文献记载简略导致的误解，并受到当时渤海考古研究水平局限造成的遗存误判影响。在吉林敦化一带寻找渤海早期王城缺乏考古学证据支持，渤海前期政治中心可能在和龙西古城一带。（王培新《渤海早期王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2期）此后他结合磨盘村山城渤海初期文化遗址与延吉盆地、海兰江河谷盆地等相似文化遗址综合考虑，提出“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居之”的渤海早期王城在磨盘村山城假说。（王培新《磨盘村山城为渤海早期王城假说》，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新果集（二）：庆祝林沄先生八十华诞文集》），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
综而观之，关于唐代东北渤海政权早期立国之地东牟山地望的探索一直都面临文献不足征的情况。早年乡土文献与史地学者多默认19—20世纪之交东北市镇、交通格局承自古代渤海地理，并无多大变化，把古代文献的只言片语和清末东北市镇、交通布局进行对照推定，没有可靠实证的基础，以至于歧见频出而无定论。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推进，揭示出渤海古代文化遗存分布格局与清末民初史地学的地理格局存在极大差异，原来看似妥帖的说法也在不断受到挑战，启发学者去探索新的可能。由此可见，自古至今关于古代渤海国史地认知的视野与方法在不断发展，知识持续更新，相关研究与认识仍在路上。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昊
渤海国的历史
渤海国的缔造者大祚荣，史书记载是出自依附高句丽的粟末靺鞨部 ，此说也是在中国一般采用的说法。粟末靺鞨部本是公元7世纪东北地区古代民族靺鞨族（肃慎后裔，满族祖先）最南方的一个强大部落集团，因生活于粟末水流域，因之得名“粟末靺鞨”。“靺鞨”二字是古代通假用法本字应作靺羯，实自汉魏史书中“勿吉”音转而来，“勿吉”则是古代通古斯语“waijoi”的音译，本意为“山林部落”，今天赫哲语与满语中仍在使用这个词读作（weji）。粟末二字至辽金时期转写为“宋瓦”，到明清时期又转写为“松花”，粟末水就是今天的松花江。粟末靺鞨实际意思就是“松花江流域的山林部落”。
大祚荣所属的部族与当时的东北亚强国高句丽关系很深。据史料记载，靺鞨族分为七部，而这七部中与高句丽有关系的只有两个，即粟末靺鞨和白山靺鞨。5世纪后期，粟末靺鞨刚从北方迁移至粟末水流域，与高句丽政权因争夺土地而逐渐产生冲突，史书谓其“每寇高丽”。 至隋朝前期，粟末靺鞨在与高句丽的战争中逐渐处于劣势，8个粟末部落在首领突地稽的率领下逃往辽河以西，隋朝为安置他们，特地设置了辽西郡。 而白山靺鞨则是“素附于高丽”。
到了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唐朝派兵与新罗联合灭高句丽，此后为了防止高句丽政权复辟并有效控制高句丽遗民与临近靺鞨、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唐朝又强行将“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徙居辽西营州（今辽宁朝阳），而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当时即为部落酋长）就在这部分粟末靺鞨人当中。乞乞仲象一家自668年被迁到营州到698年大祚荣率部众从新迁回“粟末故地”期间，在营州生活了近30年，乞乞仲象之子大祚荣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生并长大成人。
但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中国学者李健才等认为大祚荣实为白山靺鞨出身。大祚荣出身于依附高句丽的靺鞨部落，这一点没有问题，但并未有任何史料显示粟末靺鞨有过依附高句丽的史实，而大祚荣所属的部族只可能是“素附于高丽”的白山靺鞨。 不管怎样，大祚荣及其父乞乞仲象是依附于高句丽的靺鞨人，高句丽灭亡后被唐朝迁入营州，而武周时期的“营州之乱”则使渤海国登上了历史舞台。 主词条：营州之乱、天门岭之战
营州是当时唐朝（武周）东北的中枢重镇，除了大祚荣所属的靺鞨人以外，还生活着高句丽人、契丹人、奚人、突厥人等，民族问题突出，极易发生动乱。696年（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叛周，杀营州都督赵文翙，是为“营州之乱”。事发后，武周女皇武则天派曹仁师统率大军前去镇压，被击败，其后周军联合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南北夹攻营州叛军，李尽忠战死。697年，周军又联合奚人剿灭李尽忠残余势力孙万荣部，李楷固等投降，营州之乱平定，武则天改元“神功”，以示庆贺。
当时，居住在营州的靺鞨人加入了反周行列，大祚荣的父亲乞乞仲象还被李尽忠授予“大舍利”的官职。李尽忠失败后，靺鞨人首领乞四比羽与乞乞仲象率营州靺鞨部众东奔辽东。武则天对他们采取招抚政策，分别封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为“许国公”和“震国公”，赦免他们参与叛乱的罪行。但乞四比羽明确表示拒绝接受，于是武则天命令契丹降将李楷固等追击，斩了乞四比羽。此时乞乞仲象在奔亡中病故，大祚荣代父而立，率所部继续东逃。武则天派李楷固前往讨伐穷追不舍。697年（神功元年）九月，周军追大祚荣至天门岭，善于用兵的大祚荣借助天门岭的复杂地形，“合高丽、靺鞨之众”，大败周军，李楷固仅以身还。 天门岭之战为大祚荣率领的东奔队伍赢得喘息时间。 698年（圣历元年），突厥默啜可汗与武周反目，攻入妫州、檀州、定州、赵州等地（今河北中西部），契丹与奚又依附于突厥，于是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道路被阻隔。大祚荣审时度势，在东牟山旧国（今吉林敦化县敖东城）建立政权，并以尊称“da（古通古斯语，即酋长）”，自创其姓大氏，自称“震国王”（一作振），是为渤海开国之始。
从大祚荣建国的过程来看，自营州东奔是最重要的环节，而其东奔队伍的构成则是以靺鞨人为主，高句丽人次之，并夹杂有少量的汉人、契丹人等。 这些人就是渤海立国的基础。
大祚荣为了巩固震国政权，不但在建国之后便立即遣使与突厥结盟，而且又通好南面的新罗，巧妙地在强权林立的四邻之间斡旋，故在数年之间，势力得到了迅速发展。其疆域南接新罗，北邻黑水靺鞨，西连契丹、突厥，所属人民囊括了了靺鞨、高句丽、汉、契丹、奚、突厥、室韦等民族，有户10余万，胜兵数万，地方5000（一说2000）里 ，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705年，唐中宗复位，派侍御史张行岌招抚大祚荣。大祚荣接受招抚，向唐朝称臣，并遣次子大门艺随张行岌入侍，留为宿卫。唐朝准备进一步册封大祚荣，但“会契丹与突厥连岁寇边，使命不达” ，故册封一事暂时搁置。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于公元713年（先天二年）遣郎将崔忻摄鸿胪寺卿，前往震国，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并且以其所统为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此后“渤海”遂成为其新国号。崔忻将其册封大祚荣的事迹刻在都里镇（今辽宁旅顺）的一块石碑上，即“唐鸿胪井碑”，成为见证唐渤关系的重要物证。
随着大祚荣受到册封、成为唐朝辖下的羁縻政权，新生的渤海国的安全得到保障，唐朝也缓解了东北的压力。大祚荣在位期间，先后6次派儿子或臣僚入唐朝拜，中原文明开始源源不断地输入渤海，促进了渤海经济社会的发展。719年，大祚荣去世，“其国私谥曰高王”。 唐玄宗追赠其为特进，并遣使吊祭。 大祚荣死后，其长子大武艺继位，是为渤海武王。大武艺虽然也接受了唐朝的册封，但更注重自主性，不用唐朝年号而“私改年曰仁安” ，并且“斥大土宇，东北诸夷畏臣之”。 由此可见，大武艺即位发动一系列对外战争，征服了铁利、拂捏、越喜、虞娄等“东北诸夷”，特别是他对黑水靺鞨的战争。黑水靺鞨自722年开始归顺唐朝，726年唐玄宗以其地设立黑水都督府，并派遣长史兼领之。大武艺闻之大怒，认为黑水靺鞨私自通唐是要与唐夹攻自己，于是派弟弟大门艺与舅父任雅发兵征讨黑水靺鞨。 大门艺害怕得罪唐朝，反对出兵，但大武艺一意孤行，演变成一场冲突，最后大门艺出走唐朝避难。
此后围绕大门艺事件，唐渤矛盾逐渐加深。727年，大武艺派人东渡日本，试图结援日本以对抗唐朝、确保安全，此外与契丹亦进行结盟。 完成准备后，大武艺于732年水陆并进，侵犯唐朝。水路由张文休率海盗直取登州，杀死刺史韦俊 ；陆路由大武艺亲率大军至马都山（今河北东部）一带，屠戮百姓。 唐朝将领乌承玼、盖福顺等奋力抗击渤海入侵，新罗、黑水靺鞨、室韦亦发兵助唐，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在此期间，大武艺为打开局面，曾派人至洛阳行刺大门艺，但未能得逞。大武艺也意识到不能继续对抗唐朝，于是派大诚庆赴唐谢罪，唐玄宗下敕书予以赦免。 其后大武艺撤兵，并送还唐朝俘虏，唐朝亦对其进行赏赐，唐渤关系终于恢复。 737年，大武艺去世，谥号“武王”，其子大钦茂继位，是为渤海文王。大钦茂在位56年之久，期间渤海国势蒸蒸日上，对中原文化的吸收也进入了高峰阶段。大钦茂大兴文治，模仿唐朝典章制度，在中央设立三省六部，在地方设五京及府、州、县的建制，完善了渤海国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大钦茂在位时，渤海农耕经济发展，并加强了与唐朝和日本的商业贸易，其间遣使入唐49次，出使日本12次，访问使团不仅次数多，规模也大。在文化上，大钦茂在即位第二年就派人入唐抄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典籍，其后又多次派子弟前往唐朝学习。
对外方面，大钦茂继续保持与唐朝的宗藩关系，在安史之乱期间未贸然卷入，而是采取迁都上京以防叛军侵入、加强与日本联系等措施。762年，刚平定安史之乱的唐代宗便下诏升格渤海为国，册封大钦茂为渤海国王，加授正一品检校太尉，作为对渤海的褒奖，使渤海的地位得到提高。同时，大钦茂与日本亦往来频繁，不仅12次派使访日，而且日本也在758年首次派小野田守等人出使渤海。大钦茂虽对唐称臣，但对内使用自己的年号（大兴、宝历），甚至使用“皇上”、“圣人”等称呼。 大武艺以来的自主政策得以继续维持下去。 793年，渤海文王大钦茂去世。其后20多年间，渤海一度进入中衰时期，先后更换了废王大元艺、成王大华玙、康王大嵩璘、定王大元瑜、僖王大言义、简王大明忠等六代国王，其间政局动荡，屡有宫廷政变发生，废王大元艺即为国人废黜并杀死，大华玙、大元瑜、大明忠等亦可能因政变而即位或死亡。 818年，大祚荣之弟大野勃的玄孙大仁秀即位，是为渤海宣王。大仁秀以后，渤海国势中兴，并步入全盛时期。宣王大仁秀重在武功，他曾大破新罗，迫使新罗退至浿江（今大同江）筑长城三百里；同时向北征服其他靺鞨部落如拂涅、虞娄、越喜等部，并打败了素称强悍的黑水靺鞨，将兴凯湖、乌苏里江流域直至三江平原置于渤海国的控制之下，于其地设怀远府、安远府，故史书记载“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有功”。
830年，大仁秀去世，其孙大彝震继位。大彝震时期进一步营建上京宫阙，并发展与唐朝和日本的经济文化关系。尤其与唐朝往来最为频繁，大彝震不仅14次派使入唐朝贡，并派遣许多留学生学习唐朝文化。唐朝也派张建章访问渤海，张建章受到大彝震的款待，回国后著有《渤海记》，详细记录了渤海诸王谥号、年号、官制、地理、交通、物产、风俗等情况，成为研究渤海国的珍贵史料。 虽然当今该书已亡佚，但宋朝欧阳修编的《新唐书》内容多参照该书，使渤海的状况能较详细地被记载下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渤海诸王的谥号、年号仅在大彝震之前保留，而大彝震以后则失传了。大彝震于857年去世，以后又经历了大虔晃、大玄锡两代王，渤海国的文化日臻成熟，被高度评价为“海东盛国”。 895年，大玄锡去世，渤海国又经历了大玮瑎、大諲撰两代国王，直至926年被契丹灭亡。其间关于渤海的史事及社会状况的记载语焉不详，主要事件有897年渤海与新罗在对唐朝贡时的“争长”事件（崔致远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即作于此时）及906年渤海国相乌炤度与其子光赞与新罗人争夺宾贡名次等事。而在920年，发生了渤海赴日裴颋使团中4名成员“遁留”日本不归的事件，925年后又频繁发生渤海贵族南投高丽（新罗末期朝鲜后三国之一）的事件，可知渤海已陷入分崩离析的危机之中，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亦到了十分尖锐的地步。 这也给窥伺已久的强邻——契丹国以可乘之机。10世纪初，契丹即攻陷了渤海控制的辽东 ；925年末，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率大军亲征渤海，次年春攻陷上京龙泉府，大諲撰投降，渤海灭亡。
阿保机灭渤海以后，改渤海国为东丹国，以长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作为由渤海国到契丹直接统治的过渡阶段。982年，辽国（契丹）撤销东丹国，改隶东京道（一说东丹国还继续维持了一段时间）。渤海灭亡后，遗民不愿接受契丹统治，一方面进行激烈抗争，建立了定安国、兴辽国、大元国等反抗政权，但都被镇压，并且渤海故地也在战乱中遭到极大破坏，使渤海文明遭遇毁灭性的的浩劫；一方面则大批外逃或被强制迁移，渤海遗民的迁移大致有四个方面，占人口一半左右的人留居故地和亡入女真地区，金朝时期对他们的同化政策使其融入女真族之中；被辽国强迁到契丹内地和辽东地区的遗民，人数在100万以内，后来一部分融入到的蒙古族，大部分融入到汉民族。投奔到高丽的遗民，人数在30万以上，都融入到现在的朝鲜民族中，朝鲜半岛的陕溪太氏据说就是渤海王室大氏的后裔。投奔到中原内地的遗民数量很少，很快都融入到汉民族中。
古代的渤海国，这个地方是现在的哪里？
古代的渤海国，范围是如今的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部分。
渤海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以靺鞨族为主体的政权，其范围相当于今中国东北地区、朝鲜半岛东北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一部分。
698年，粟末靺鞨首领大祚荣在东牟山，称“震国王”，建立政权。713年，唐玄宗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并加授忽汗州都督，始以“渤海”为号。762年，唐朝诏令将渤海升格为国。此外还有“靺鞨国”、“渤海靺鞨”、“高丽国”等别称。
扩展资料：
渤海国的政治体制采取的是以国王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渤海国“大抵宪象中国制度” ，渤海灭亡后，契丹“治渤海人一依汉法”，可知渤海国的典章法律皆依中原唐制。
渤海国王处于渤海社会的最顶端，虽然接受唐朝的册封，但对内不奉大唐正朔，而拥有自己的谥号、年号，甚至被尊称为“皇上”、“圣人”，君主的配偶亦被尊称为皇后。
内政外交均由国王自主处理，可见渤海国虽为唐朝藩属国，却在事实上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颇有“外王内帝”的色彩。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渤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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