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上午，在国家文物局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上，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布了河泊所遗址最新考古成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增添了重要实证。中国民族报微信公众号“道中华”对考古领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进行了专访。
记者：这次考古发掘有哪些新发现？
蒋志龙：河泊所遗址前后发掘了七个地点，发掘面积7000余平方米，这个地方既是古滇国的都邑，其东部就可能是西汉益州郡郡治。这次考古发现非常丰富，就汉代文化遗物而言，大家关注最多的是封泥和简牍，此外还有大型建筑基址和宽阔道路等。
从空中俯瞰云南河泊所遗址发掘现场（无人机照片，2022年9月21日摄）。（图片来自新华社 江文耀摄）
早在2019年，这里就发现了“滇国相印”封泥，目前封泥共发现500余枚，主要包括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官印封泥包括“益州太守章”，以及益州郡下辖24县中的18县长官封泥。私印封泥有“宋虞之印”“君冯私印”等。
大量简牍出土是中国南方继“里耶秦简”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字迹清晰明显的简牍残片有200余片，字迹不明显的简牍残片有千余片。目前仅清理了一小部分简牍，已辨识出“滇池以亭行”“罪当死”“建伶长”“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等文字。
考古工作者在云南河泊所遗址现场检查出土的封泥（2022年9月21日摄）。（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考古工作者在清理云南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2022年9月21日摄）。（图片来自新华社）
记者：这些文化遗物的发现有着怎样的学术价值？
蒋志龙：古滇国是从战国延续至汉代的地方政权，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开拓西南，滇王降附，汉朝在此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但由于史料缺乏，这个神秘王国一度距离我们很远。
1956年“滇王之印”的出土轰动了考古界。在国家文物部门支持下，云南关于古滇国及其滇文化的考古工作持续开展。2019年“滇国相印”封泥的发现，表明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印的同时，也设立了“滇相”，建立了一套行政管理体系。
本次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宽达12米的道路、长达48厘米的筒瓦和铺地砖等，为寻找西汉所置益州郡的郡治提供了线索，表明益州郡郡治就在发掘现场附近。而大量简牍与数百枚封泥相互印证，是反映西汉益州郡行政司法制度的物证，也是中央行使治权的证据，证明西汉中期中央政府对云南进行了有效的管辖，这也是云南跨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实证。
西汉设置益州郡示意图。（《中国民族报》翻拍自云南省博物馆滇文化分布示意图）
记者：这次在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与此前该地区的文化发掘有什么联系？
蒋志龙：云南与中国其他地区很早就存在经济文化往来，特别是滇蜀地域相邻，很早已有民族迁徙与贸易往来，古滇国的青铜文化就是在本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来技术而发展起来的。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石寨山墓地发现“滇王之印”，文献史料与出土文物实现双重互证，石寨山文化由此被世人所知。石寨山墓地是滇王及其亲属的墓地，而本次所关注的河泊所遗址距离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墓地大概只有700米左右。早在2019年，河泊所遗址已经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还发现了早于石寨山文化的重要遗存。
金质“滇王之印”。（新华网微信公众号）
可以这么说，通过对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掘，我们发现了从新石器晚期经商周至秦汉的完整过程，建立了这一地区的文化序列，弄清了它们之间的文化关系。这次考古发现是从多元到一体过程中云贵高原的关键节点，是从西南夷到汉朝益州郡的考古实证。
河泊所遗址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昆明古滇文化的“最老代言人”。河泊所遗址于1958年被发现，2008至2010年中美联合考古调查再次认定，2014年开始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志龙带队对该片区进行调查发掘。已探明的河泊所遗址分布总面积约400万平方米，核心范围约100万平方米，其主要年代为战国至汉代。2019年10月7日，河泊所遗址入选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受访者简介：
蒋志龙，四川安岳人，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获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曾主持完成了会泽水城墓地、昆明西园贝丘遗址、晋宁小平山贝丘遗址、景谷南北渡遗址等发掘以及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澄江金莲山古墓群第二次发掘工作。已发表报告、论文60余篇，其代表作有《釜形斝研究》《再论石寨山文化》《滇国探秘》《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第五次发掘报告》《云南晋宁石寨山M71出土的叠鼓形贮贝器》《云南晋宁县小平山遗址试掘简报》等。
出土大量封泥、简牍，云南晋宁古滇国考古取得重大突破！有何意义？
在云南昆明市晋宁区发现的河泊所遗址，是被列入日前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的新发现之一。考古过程中发现的大量封泥、简牍等文物，为汉益州郡的存在和细节提供了重要线索，是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云南行使治权的直接体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增添了考古实证。
河泊所遗址发掘现状据当地考古部门介绍，河泊所遗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推测属新石器时代。后经2008年滇池盆地调查，进一步明确其属于青铜时代，是滇文化的核心居住区之一。
该遗址实际上由相距不远的大大小小数十处遗址组成，统称为河泊所遗址群。
该地以北约700米处的石寨山滇文化墓群与遗址关联密切，2019年时曾出土一枚“滇国相印”封泥。同年10月，该遗址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入2021年之后，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云南省考古机构对遗址群的上西河村西南地点、上蒜第一小学北侧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
截止目前，已经陆续揭露出主体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发现了建筑遗址、灰坑、墓葬、水井等生活遗迹，以及封泥、简牍、金属器具、骨器玉石等各类文物合计2000多件。
最具价值的封泥简牍等文物专家认为在这些发现当中价值最高的，是携带着文字信息的封泥、简牍类文物，以及能够佐证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建筑基址、道路水井等遗迹。
目前该遗址发现的封泥已经超过500枚，既有官印，也有私印。其中官印包括“益州太守章”，以及益州郡下辖24个县中18个县的长官封泥，例如“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私印封泥上的人名则有宋虞、王福、君冯等，由于多为公私印同时发现，这些人名很有可能是官员的姓名。
为什么此地会发现如此大量而集中的封泥实物？专家推测，出土地点极可能是当时文书资料的销毁场所。
而出土的上千片简牍残片中，字迹明显的有超过两百片，目前仅清理出一部分，已经辨认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等文字。这些简牍的用途有可能是官方文书。
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河泊所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发现，首先证实了古代史籍中“古滇”的存在。
云南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而古滇国则是从战国时就存在的古国名之一，在当时归属于“西南夷”。汉武帝时代，滇王向汉王朝投降，随后在该地设置了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大量封泥、简牍的发现提供了文字证据，印证了古籍中关于古滇国与益州郡的记载，也是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治权的体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之一，因此被认为具有重大考古意义。
古滇国考古重大突破发现大量简牍封泥，这在当时有何作用？
云南河博所遗址出土的大量汉代泥简和竹简，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证明。河博所基地位于昆明市晋宁区香蒜镇河博所村附近。它是古滇文化的核心居住区。东北方向约一公里处是石寨山墓葬，出土了金“滇王印”。考古发掘揭示了汉代文化的积累，发现了建筑基地、灰坑、墓葬、河流、水井等重要文物，出土泥印、竹信、青铜、铁、骨、玉、石器等文物2000余件。挖掘现场还发现了大型建筑物的地基、宽达12米的道路、长达48厘米的瓦片、瓦片、地砖等，表明西汉时期建立的邺州郡就在附近。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古滇国是战国至汉代的地区政权，是西南彝的一部分。汉武帝进军滇国，楚王投降了。汉朝不仅设益州郡，而且“赐滇王印，复其民”。在这次挖掘中，考古学家发现了500多块印章泥，包括官方印章泥和私人印章泥。益州府和益州府辖24个县中的18个县均有公章印章，如“益州府章”、“建陵令章”、“通老城章”。私印印章涉及宋玉、王府、钧锋等文字内容，多以公章印章印章为主，专家怀疑是公章之名。
泥简、竹简等相关文献的发现，是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对云南行使权力的直接体现，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增添了考古证据。大部分封条是在挖掘区北面河道的废弃填土沉积物中发现的。灰桩混杂在河流废弃物堆积中，碳层与红壤层交错，封土集中在灰桩中。因此，推测该堆可能是集中销毁文件和泥浆的地方。考古学家还初步清理了200多张竹简，能辨认出“滇池带亭”、“嘉陵县”、石元四年等文字，主要反映了当时的行政和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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