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走访中独家获悉，作为代表广州城市核心的重要文物展示的镇海楼《广州历史陈列》预展，历经近两个月展出调整将在2月1日起正式开展。广州博物馆副馆长罗兴连今日（26日）接受广州日报独家采访时通报：
本次最后确定固定展出文物共933件，
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多达55件（套），
许多展品将为首次公开。
近千件广州历史文物，按照新石器时代、秦汉、唐宋、明清到近代，从镇海楼一楼到五楼的空间被清晰排列，细说2000多年广州城市发展变迁。据悉，配合每层楼展示的多媒体视频也在加紧制作中。
本报记者近日专访了多位广州文史专家，独家解密了镇海楼文物的重要密码：
文字史上首现“广州”一词的西晋“永嘉”铭文砖；生动体现2000多年前广州先民风土民情和生活百态的陶器；保存完好的我国现存最早最大最完整的元延祐浮箭漏；还有展示使用平衡舵比欧洲整整早出1000多年的东汉陶船……这些故事和解读，彰显了悠久灿烂的岭南文化，极富地方特色，同时也体现了广州外向包容的城市特性。
广州晋墓出土铭文砖是文字史第一次出现“广州”一词
广州晋墓出土众多铭文砖。记者见到四块，其中一块的侧面竖排刻有阳文：“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最引人注目的是上面所书“广州”二字。“这是广州历史上‘广州’一词的首次现身。”广州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陈鸿钧向记者解读了其中鲜为人知的细节。
△墓砖4件（晋代永嘉年间）。图中铭文砖左边一块侧面竖排刻有阳文：“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这是文字史上“广州”一词的第一次出现。
“吴黄武五年（226年），孙权为了便于统治岭南，将疆域辽阔的交州（辖域相当于今天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分为交州与广州两部分。大概以合浦为界，合浦以北以东区域划归广州，合浦以西以南区域划归交州。广州之名由此而来。当时的‘广州’概念与今天的‘广州’大不一样，是指一个大的行政区域，由原交州分出南海、苍梧、郁林、高粱4郡，设置广州，辖域相当于今之广东与广西东部。广州州治仍在番禺（即今之广州城）。广交分治，在岭南历史上是件大事。不仅‘广州’因此得名，乃至后来‘广东省’的出现也与此有密切之关系。这也是已知的‘广州’一词在出土文物中首次出现，可以证史。”陈鸿钧说。
另外三块铭文为：“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永嘉七年癸酉皆宜价市。”
根据陈鸿钧的考证，这些文字，反映了晋南朝时期中国北方动荡，南方稳定，北人南迁，人民安居的宏大史实。
▏“西晋末到东晋前期，中原人口续秦汉北人入粤之后，又掀起了一次入粤高潮。自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分立，进而‘永嘉之乱’，中原和西南都处于战火频仍，灾祸不迭，中原人民流离失所，纷纷渡过长江，继而逾岭入粤者颇多。相较于动乱多事的北方，而这时期的吴土（江南和岭南等地区），凭依广州晋代墓砖铭文昭示：‘永嘉中，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即谓当晋代天下正闹着兵灾与荒灾之时，唯独吴土这块地方，还仍然过着‘康平’的生活。而‘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说的是天下九州因动荡而出现空无人烟之时，而在东吴的土地上，还处于安定平和的丰盛年辰。
“上面的‘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从字面注解，即当四处战火连天，人心惶惶的时候，五岭以南的广州却处于‘平且康’的社会局面。那时的广州居民，可以开设集市，自由进行商品贸易。”
“中国漏刻”专家：“元延祐浮箭漏”型制在中国很少见
广州留传下来一件元代“铜壶滴漏”计时器，是展厅体形最大占位最多的物件。这件庞然大物学术界通常称其为“元延祐浮箭漏”，其构件包括日、月、星、箭四个铜壶，还外加一个龟蛇造型的玄武形铜盖。
记者了解到，1959年，国家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国家博物馆），向全国征调文物，广州特别将这件珍贵文物主动移交北京。目前展出的四个铜壶构件，是上世纪70年代复制。而其中龟蛇造型的玄武形铜盖为当年未能移交北京的原汁原味的原件。
△元代“延祐浮箭漏”全景图（其中日、月、星、箭四个铜壶为复制品，龟蛇造型的玄武形铜盖为原件）。
中国计时仪器史专家华同旭博士，1月25日接受广州日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广州这件计时器应当称做“元延祐浮箭漏”。该铜壶滴漏铸造于元延祐三年（1316），距今已近七百年。
▏“与一般漏刻比较有两个特别之处。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大、最完整的实际使用的多级浮箭漏。另外一个特点更加重要，它的形制与截面是平截头锥体形，这种器型在我国很少见。”
华同旭介绍，元代以前，中国漏刻器型主要包括上下直径相同的圆柱形和上大下小方斗形。与我国这两种传统漏刻器型截然不同的是，它的日、月、星三只播水壶，均做成平截头圆锥体。它与古代埃及漏壶的外形很相似。
▏“考虑到元代疆域辽阔，中外交流繁盛，该计时器是否受到西方技术的影响是很值得探讨的。”
日壶之侧铸有作头（即工匠）、监制官员姓名及制作时间。漏刻原置于广州拱北楼。清咸丰丁巳年（公元1857年）拱北楼火灾，漏刻为人携去，移置它所。庚申（公元1860年），两广总督劳崇光悬赏购得之。月壶略有损坏，其盖与日、星两壶盖均补铸，并于月壶上铸“大清咸丰十年冬月吉日，两广总督劳崇光重修”字样。“民国期间，政府为了全面展示这件浮箭漏，还曾经做过两次修复。”华同旭说。
▏“据广州博物馆馆员陈坚红发现的关于浮箭漏维修档案，其中包括1936年5月广州市政府《校正铜壶滴漏办法》案卷，还有一份1947年至1948年《广州市立博物馆三十六年度临时设备购置支付预算书》等，从中查出了这件浮箭漏曾经修理过两次。从中还发现，民国期间广州延祐浮箭漏在广州市博物馆的展示具备运转功能，说明当年广州市博物馆在展览中十分注重古物的运作功能与原理。”
据第一份份档案记载，1936年4月，时任广州市市长刘纪文要求市自来水总工程师金肇祖“将古物之铜壶滴漏施以研究，并设法改成自动式，无须每日人工添水卸水之烦。”针对有人建议在箭壶上侧凿孔打洞以便排水问题，金肇祖持“改善古物以保全古物之完整为原则”提出反对意见，最后修复采取了金肇祖的提议，“先将全套铜缸滴水咀加以修理，将脱落之咀焊回。”
另外抗日战争后的第二份档案记载，“查本馆所藏陈列品，有须特别装置以陈列之者，如所藏铜壶滴漏一项，为铜壶四具，其陈列必须依原装置办法，装置梯级座四座，自上而下以承之，注水其内，方能显示此古物之特点。……兹为使此为观众所极感兴趣之陈列品，能更显示其特点起见，拟仍依原计划加以特别装置，设置级座，并修复各壶龙头、浮器、标尺，计按时价格，估值共需国币四百三十万。”
广州东汉陶船：
最早掌握平衡舵造船技术领先欧洲逾千年
一只复制的东汉陶船，设有船前锚和船尾舵，与早期舵桨没有相似的地方，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轴转舵装置，说明当时广州造船技术的先进程度，比欧洲整整早出1000多年。
△东汉陶船（复制品），设有船前锚和船尾舵，最早掌握平衡舵造船技术领先欧洲逾千年。
广州博物馆退休的副研究馆员黄庆昌接受广州日报记者专访时，解读了这只东汉陶船的技术含量。
▏“东汉陶船1955年广州市区东汉墓出土，原件1959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调走，是一艘航行内河和浅海岸的客货两用船陶模。船分前中后三舱。船舱下面装货、舱室载客，船尾有望楼。船前系锚，后有舵。船头两边安插浆架三根，舱内横架梁担八条，以加强船体结构的牢固及加深吃水量。其中，‘舵’的发明是对世界造船史的一大贡献。有趣的是，在细节的塑造上还有姿态各异象征水手与乘客的6个陶俑。”
根据黄庆昌的研究，在船只行驶过程中，舵是用来掌控船舶航向的，在船只停泊时，锚是用来固定船只的。
▏“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轴转舵装置，阿拉伯人大约在10世纪才开始使用舵，而欧洲人使用平衡舵的时间，已经到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中国使用舵的时间比欧洲整整要早1000多年。”
黄庆昌还注意到一个重要细节：作为随葬船模，广州汉墓发现20多例，创下全国出土船模最多的省市。说明岭南交通“陆事寡而水事众”的特征，成为当时岭南地区造船和航运交通发达、商业贸易繁荣的反映。“由此推论，广州之所以在海上丝绸之路占有不可代替的地位，造船规模宏大、技术先进是一个重要因素。”
陶器体现2000多年前
广州先民风土民情和生活百态
展场文物中，记者特别注意到数十件造型特别的南越国与两汉时期陶器。
广州知名历史学者程存洁昨天接受广州日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指出：
▏“这批陶器多为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城市考古工作的成果，涉及有建筑、生产交通用具、百姓生活娱乐、海上贸易等多方面的模型，内容涉及我国古代经济史、科技史、建筑史、海外贸易史等。这批文物是反映汉代广州灿烂文明的重要见证，体现了两千多年前广州的风土民情和生活百态。”
△滑石买地券（南朝）。买地券为陪葬物，是购买“阴宅”的凭证。该买地券是广州首次发现的南朝时期有明确纪年的买地券，反映了当时的丧葬习俗，以及道教在民间的影响。
○陶城堡（东汉 1956年广州出土）反映了当时东汉时期岭南地区豪强地主拥有部曲家兵的情况。体呈方形结构，高墙围绕，四角都设一处角楼，可观察敌情。位于中轴线上的两座城楼也有瞭望功能，人们通过堡内一条固定的楼梯上下。前后门各有两名手持斧头和大刀的卫兵把守。
值得注意的是，陶屋是岭南地区汉越文化融合的见证物。广州汉墓出土的陶屋，包括干栏式、曲尺式、三合式、楼阁式和陶城堡等类型，其建筑形制和装饰体现着中原文化对岭南建筑的影响，同时融入岭南地区特色。
○陶灶 (东汉 1956年广州出土)：灶上置二釜一锅，两壁间各附三口水缸，可利用灶堂热力温水。此灶形制设计合理，是汉代岭南人注重环保，对热能充分利用的最好例证。
○陶井（东汉 1957年广州出土）：这是为数不多保存完整的陶井模型。井栏四角上立四根圆柱搭建井亭，其上有四坡式顶立一凤鸟的亭盖，以保护水源清洁。南方多雨，在井栏上加盖井亭以防止井水被污染。
○陶舞俑、陶乐俑（东汉 1955年广州出土）：舞俑身着长袖宽衣和长裙，束腰，衣饰华丽，头上结三丫髻，插五簪，贴花钿，右手置前，左手反旋于右，作歌舞姿态。乐俑中一人拨弦弹奏，二人击掌为节，似在为舞者伴奏。
○陶俑座灯（图左 西汉 图中和图右 东汉）：陶俑有明显的古西亚人种特征，深目高鼻，须冉浓密，极有可能是由印度洋海路抵达广州的外国商人随行侍从，转而赠送或卖给本地豪族为奴的。在广州，这种用奴隶形象为座的陶灯，从西汉武帝以后开始出现。早期，俑体消瘦；东汉晚期，俑多体态肥胖。
文/图：广州参考·广州日报记者 黄丹彤广州参考·广州日报编辑 程依伦
广州镇海楼简介，关于镇海楼的历史
福建是一个沿海省市，更是距离台湾最近的一个省市。中国的历史是悠久的，这些悠久的历史也为了之后的我们造福了不少。不过楼房若是能够保存至今是需要有着很多的维修以及保护措施的。
镇海楼的历史
镇海楼本名望海楼，在府城上北，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候朱亮祖扩建广州城，将宋三城（子城、东、西两城）合并，并开拓北城800余丈，城墙横跨越秀山，在上面建一座五层高楼以壮观瞻。建筑有雄镇海疆之意，故名镇海楼，复檐五层，高八丈余。(《大明一统志》)。在明朝初建成的。明朝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当时的两广军务提督韩雍重加修治，后来全楼竟被火焚毁了。明朝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提督蔡经(一名张经)与侍郎张岳重建镇海楼，因当时东南沿海常患倭寇，海疆不靖，需强化海防，于是张岳为之题名“镇海楼”，含“雄镇海疆”之意。这是第一次重建。经此次重建后，“规制如旧，而宏伟壮丽视旧有加。楼前为亭曰仰高，左右两端跨衢为华表，左曰驾螯，右曰飞蜃，旧所无也。”(张岳《镇海楼记碑》)。
明朝崇祯十年(1637)广东布政使姜一洪再次重新修缮。
清初，清军攻陷广州，镇海楼遭战火损坏。
1651年（顺治八年），平南王尚可喜在原楼基础上对镇海楼进行了始建后的第三次大修。因楼近王宫，禁止州人登临，驻军越秀山，设官守卫，楼上放鸽，楼前驯鹿。
清朝顺治十八年(1661)，李栖凤任两广总督时，在楼上祀文武帝君，镇海楼再次成为广州人登临览胜之地，“任人登眺”。一时之间，“咏觞茗麈，遂无虚日。”这是入清后第二次修葺。
清朝康熙十二年(1683)，由于“三藩之乱”，镇海楼再次被毁坏。
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二十六年(1687)，由两广总督吴兴祚及广东巡抚李士祯重建此建构。这是镇海楼的第四次大修，“计费巨万，壮丽坚致。”当时镇海楼“高计七丈五尺，广计九丈五尺，袤计五丈七尺。”
民国十七年(1928)，林云陔出任广州市长时，再度重修了镇海楼。重修工程是按明代旧基垒筑的。
新中国成立后，镇海楼为广州人民博物馆所在地。广州市人民政府于1954年拨专修款修缮了镇海楼，改名为广州博物馆。1963年又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晋升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古楼风貌依旧，而今陈列的一系列文物、资料，使广州城200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尽览于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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